南北宽15千米、东西长30千米的东山地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其主峰罗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可俯瞰整个市区。
阎锡山深知东山对于太原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过：“东山一失，太原即失。”
因此，阎锡山军在东山防线内精心修筑了各类碉堡3000余座，坐落在东山西麓顶端的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是东山防线的四大要塞，长达8000米，距城三五千米，高出太原城300米，可以俯瞰控制城垣、城北工业区和城北飞机场。
四大要塞之间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结，分别由3至15座小山头或村落构成集团阵地，数十座碉堡组成防御要塞，辅以野战工事、鹿砦、铁丝网、劈坡和坑道，防御物少则3层，多则13层。
阎锡山因此而吹嘘说“城东四要点，是塞中塞，堡中堡，足抵精兵10万”，“共产党部队根本不敢打，也没有力量能把它打下来。”
中期作战战斗发起前，兵团做出这样的部署：一、以彭绍辉、孙志远、张祖谅、张达志组成太北指挥所，指挥第七纵队4个旅、陕甘宁警备旅、第八纵队的第二十四旅及晋中一分区的一个团，炮二旅。
以一部攻占前后李家山、凤阁梁阵地，以野炮控制北机场，坚决消灭敌向风阁梁、李家山阵地的反扑，伺机占领西岗、麦坪、西沟煤窑、此为北线作战之首要任务。
得手后，留足够兵力巩固风阁梁、李家山阵地，主力攻取榆林坪，插入牛驼寨东南之1282高地，相机攻占黄家坟，尔后准备由城东北角登城。
另一部与插入牛驼寨同时袭占大北尖与第十五纵队取得联系，切断孟家井放归路，以政治攻势瓦解解决孟家井以东之敌。如不投诚则消灭之。一分区一个团又一个支队，则由思西向阳店方向积极活动。
二、第十五纵队并指挥一分区一个团，攻取石咀子、山头、黑驼后，续取淖马，得手后，由大东门以南地区登城。另以一部向大窑头方向攻击，迅速与第七纵队打通，配合第七纵队解决孟家井及其以东之敌。
三、第十三纵队并指挥二、三分区部队，首先夺取南坪头、马庄续攻双塔寺。得手后，准备由城东南角登城。晋中二、三分区部队，以一部于汾河西积极活动，主力于太原以南，汾河以东地区，积极向黄家坟、杨家堡间作牵制性的攻击，并以野炮、山炮控制王村机场及太原施袭击性的射击。
四、第八纵队为兵团总预备队，位小店以南待机于第十五纵队与解决东山之敌后，即投入战斗，由小东门至大东门之间登城。
太原战役中期作战，将完全进攻碉堡阶段。也是攻打太原的最艰苦、最残酷的阶段。
对攻占太原东山的作战，其所以做出这样的作战部署，徐向前早在他指挥晋中战役前，就在调查了解太原城防工事状况以及太原为中心的兵力部署情况。
那时，他就在考虑攻打太原的问题。
现在，太原初期外围机动作战告一段落之后，部署中期攻取东山各要点阵地之前，徐向前在谋划攻击太原这座华北要塞，碉堡城市，该从哪个方向开刀？就是打攻坚战，也还有个战略战术，而且应该有独创的打法，不能墨守成规，照别人的老路子走。
历史上，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起义军于1644年2月攻太原，还有1937年11月9日，日寇入侵，太原失守，都是由城东，以东山为依托，用“平推”战术打进太原的。
太原前委总结历史经验与现实条件，放弃了以城东南为主攻方向的计划，知难而上，决定首先攻占东山，从东北、东南及正东方向逼近太原，相机攻城。
在战术的制订上，则放弃“平推”，而决定南北穿插，不顾敌人东山主峰的干扰，直接插入东山四大要塞。
徐向前说：“李自成也好，日本鬼子也好，他们都是采取‘平推’的战法。而阎锡山的防御设施和兵力配备，火力配备，对付你也是采取‘平推’战法，向太原城垣攻来。他与你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拼’，利用坚固工事，强有力的火力，把我们的主力消耗于太原城外，失去总攻城垣的能力。”
这是徐向前在前委扩大会部署太原战役中期作战时讲的一番话。
他解释中期作战方案时说：“现在做出这个部署，是避免在东山与敌人顶牛，应了敌人的愿。”
“我们要识破阎锡山的阴谋，利用敌人东山主峰一线阵地与第二线‘四大要点’阵地相距较远这样的情况，由城东南和城东北两个方向，插入大窑头，大小北尖，完全切断东山敌之退路。”
“第七纵队主力一部袭占牛驼寨要点，以火力控制城北新城机场。阎锡山不是把太原东山比作一个人的头嘛，那我们先把他的脖子卡住，不是就可以去掏他的心脏了吗？”
徐向前说：“这是太原中期作战第一步设想；第二步，那大家就要准备啃骨头，与敌人打硬仗攻碉堡阵地了。”
为达成战斗发起前突然性，第七纵队于11日开始，由小店以北经榆次秘密向太原城东北移动，15日进到石河头，16日抵达上下杨寨、汉岭、王心坪地区。
侦察掌握了解敌人牛驼寨阵地防御情况后，决定以熟悉当地情况的地下党员赵炳玉为向导，从隐蔽的小路接近牛驼寨阵地，实施突然进攻。
太原战役初期外围作战时，当我配合城南围歼战的陕甘宁警备二旅部于城东北袭击占领敌风阁梁，掩护炮兵在李家山以火力控制城北机场，遭到敌主力第三十师猛烈反击。
敌人夺回所失阵地后，以为牛驼寨阵地要比风阁梁降地坚固得多，而且守备兵力多、火力强，只相距太原5000米，增兵随时可援。所以守备牛驼寨阵地的敌人很麻痹，没想到给他个突然袭击。
攻击牛驼寨阵地的部队，动作勇猛迅速，经一个夜晚的激烈战斗，敌人坚固设防的牛驼寨阵地，除以旧庙为基础构筑的指挥庙碉，全部被我夺取。第七纵队另一旅攻克榆林。
但是，由于第十五纵队攻击部队动作迟缓，未能按时抵达大窑头，致使守备罕山一线阵地的敌史泽波率部2000人逃回太原城郊。
尽管东山主峰一线守敌未能全歼，我军已占领城东北敌人主要阵地，敌人的空中交通要地——城北机场亦为我炮火所控制。
阎锡山深知失去牛驼寨阵地的意义。于是，在我攻占牛驼寨的当天和第二天，敌人以1500人以上的兵力，在西岭、丈子头、黄家坟、杨家峪、山庄头等几面炮火袭击掩护下，对我牛驼寨连续进行10余次攻击，均被我击退。
从18日起，阎锡山军在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连续组织反扑，一天冲锋10多次之多，并发射了“联二苯”毒气弹。
21日，阎锡山军最精锐的第三十军一个团和以日本人为骨干的第十总队再次发起猛攻，连续反扑7次，4架敌机轮番扫射轰炸.
我军集中炮火轰击3个多小时，阵地上落弹10000余发，山体为之变形，除了钢筋水泥堡垒外，所有地面工事全部被摧毁，焦土厚达两尺，遍地弹片碎屑。
持行爆破任务的战士在匍匐前进的过程中，浮土中锋利的弹片划破棉衣在战士们身上留下了道道鲜血淋漓的伤口，一些陷入浮土的战士至死仍端枪挺立，死不瞑目，第十九团第二营指挥所的坑道口被敌机炸塌，营部指挥员一度被困在地下坑道中。
经过4天你死我活的残酷厮杀之后，敌我双方都伤亡惨重，当天下午，我军放弃牛驼寨。在牛驼寨弃守的同时，其他几个纵队在进攻中也都进展不大。
我军解决孟家井以东之守敌，东山为我全部控制后，与我广大的解放区后方连接起来了，解放区人民支援太原前线的物资、弹药、作战器材，即可源源不断畅通无阻地运到前线。
现在，摆在太原前线全体指战员面前的是，再攻牛驼寨，还要攻占小窑头、淖马、山头要塞阵地。
太原城东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大要点一道防线，为城东屏障，是阎锡山军在太原外围主要支撑点。
徐向前认为，只有攻下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大支撑点，我军才能依托东山，造成攻取城垣的有利形势。
于是，徐向前定下决心，开始部署兵力：以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攻击牛驼寨，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八纵队攻击小窑头。
徐向前要求各纵队同时发起突然攻击，使四大支撑点之敌各自穷于应付，无力互相支援而成孤军，以利我军各个歼灭之。
10月26日，各部队遵照统一号令，分别向四大支撑点发起攻击。对敌人四大支撑点的攻击，是太原战役中期作战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
敌我双方都将主力投入到这个长不过8000米的阵地上，双方动用火炮800余门。
由于敌炮火猛烈，守军集团工事纵深较大而又坚固和敌人拼命顽抗，加上我攻击战术上的缺点，致使第八纵队攻小窑头、第十三纵队攻山头，各两次受挫。
而第七纵队在26日、27日两次强攻失利之后，以独三旅、独十二旅再次向牛驼寨的10个主碉发起猛攻，至31日，第七纵队攻占6座主碉，迫降一个主碉守敌。
11月1日，庙碉守军在持法队的督战下5次反扑，均被击退，第七纵队在这一天以警备二旅接替独三旅投入战斗，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夺取了除庙碉外的大部分阵地。
双方相持对峙了10天之后，随着兄弟部队的推进，牛驼寨已经是三面受敌，成为一个孤岛.
12日，第七纵队以独七旅接替独十二旅，向庙碉发动了最后的猛攻。
庙碉此时还有敌军精锐1000余人，其中包括一支由残留日军组成的部队，他们在信奉日莲宗的团长的指挥下，敲打着腰鼓，诵读着《南无妙法莲华经》负隅顽抗。
庙碉是敌人的指挥碉，也是牛驼寨的核心工事，壁厚超过一米，榴弹炮在它的坚固外壁上也只能留下一个白色印迹。
13日，独七旅先后进行9次爆破、5次攻击，在耗用了1000余千克炸药之后终于炸开庙碉，全歼守军，夺取了牛驼寨。
第十五纵队攻淖马，半日时间，攻击3次，才把淖马2500米长的阵地完全夺取。
攻击争夺战中，阎锡山先后出动几个师接替防守和进行反扑。
我军先后出动10个旅23个团进行连续攻击。
解放军一次又一次攻上阵地，敌人一次又一次反扑。各主要阵地上，焦土三尺，弹痕累累，敌尸成堆。阵地上焦土不能筑垒，战士们即以敌尸堆积成墙防御作战。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徐向前来到前沿阵地指挥。他给部队讲战术，告诉部队，要强攻、猛攻、还得巧攻。在正面进攻的同时，派个别小部队钻到敌人阵地后面打进去！
后来，在攻取敌人阵地时，便是采取徐向前说的“巧”攻战法取胜的。徐向前号召部队“坚持最后5分钟，胜利属于我们”。
兵团政治部胡耀邦主任，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来到最前线，把《人民子弟兵》报，送到战士手里，在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
徐向前和胡耀邦在前沿阵地炮火下的活动，给攻击“四大支撑点”阵地部队极大鼓励。前线广大指战员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行为，受到太原前线总指挥徐向前的嘉奖。
对于攻占“四大支撑点”的胜利，徐向前说：“我军已完全占领城东之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诸要点，敌五六次反扑都被我打下去，死伤甚重，但阎锡山尚有力量挣扎一下，我们尚必须作更艰巨的斗争，只能最后歼灭之，估计大约在阳历年前可以进太原！打进太原过新年！”
太原战役胜利结束
1949年1月，辽沈战役后，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均告胜利结束。自此，长江以北的华北地区，除了太原孤城等极少据点，大半个中国境内的敌人基本肃清。
决心与“太原共存亡”，并且准备了毒药和棺材的阎锡山，带了500多箱金银财宝，于1949年3月29日，坐飞机逃跑南京了。
在此情况下，我对太原守敌，一再劝告放下武器，同解决北平问题一样，和平解决太原问题。
但是，太原守敌之首领，决心与人民为敌，于是，中央军委决定原华北野战军第二、三兵团与第一兵团及其他兄弟部队会师，共同战斗，攻取太原。
2月，遵照军委统一全国解放军番号的命令，华北野战军一、二、三兵团，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编为第七军。参加总攻太原战的还有第四野战军炮一师部队。
3月中旬，第十九兵团部队和第四野战军炮兵一师，经石家庄、娘子关向太原开进；第二十兵团经大同向太原开进。太原前线各部队，莫不欢欣鼓舞。
为了欢迎兄弟兵团会师太原前线，并肩作战解放太原，第十八兵团组织了两个欢迎慰问团，分赴忻县、寿阳迎接。
3月底，各兄弟兵团和部队抵达集结地域，受热情接待，表示决心：“团结一致，为攻下太原，解放太原民，共同战斗！”
华北野战军3个兵团会师太原前线，这时，我军总兵力已达25万，守城敌军总兵力约70000多人。我军重火器也比敌人强大。
各种重型火炮，敌与我为1：1.27，弹药1：4。重要的是，我军是胜利之师，士气大振，而守城放军长期被围困，粮尽弹绝，士兵不愿再战。
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以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为副书记的党的太原前线总前委，陈漫远、杨得志、杨成武、胡耀邦、李天焕为委员，其中，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为常委。
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陈漫远为参谋长、胡耀邦为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会攻太原的部队作战。
4月3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徐向前等：”同意3月30日电所述太原作战方案。”同一电示中又指示：”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
此时太原守敌有6个军计17个师，约72000人，并重新调整部署，划分为北，西，南，东北，东南5个防御地域。
眼见失败已成定局，阎锡山于3月29日偷偷坐飞机离开太原，逃到南京，将“誓死保卫太原”的任务交给他的亲信将领王靖国，孙楚，梁化之等。
这时，国民党南京政府表示“求和”，愿意和谈，我党也很希望谈判成功。
4月5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再电徐向前等：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意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的代表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允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阎锡山军出城两三星期后开始改编。你们应即派人进城试行接洽。
4月11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一次致电徐向前等，指示：请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到4月22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这些指示充分说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准备武力夺取太原，但首先对和平解决又抱着殷切的希望。虽经我军多次向敌人劝告，按照“北平方式”解决太原问题，但均被守敌拒绝。
4月5日至7日，总前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总攻太原，各军、师领导150人参加了会议。
这时，彭德怀副总司令由党中央驻地返回西北战场，途中停留太原前线，参加了前委扩大会议。徐向前因生病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彭总便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
彭德怀召集了一次干部座谈会，到前沿阵地察看了地形，看望了作战部队，指挥了最后攻克太原的作战，直至太原解放，检阅了部队入城式，离开太原，又赴西北战场。
总攻太原的基本作战部署是：
第二十兵团附第一野战军第七军一个师及第四野战军炮兵师一部，由城东北及城西北攻击突破；第十九兵团附晋中军区3个独立旅及第四野战军炮兵师一部，分由城西、城南攻击，得手后，由城南首义门以东攻城。
第十八兵团附七军主力及第四野战军炮兵师一部，分组两个集团，第六十军、七军为右集团，司令员??新亭、政治委员彭绍辉；第六十一军、六十二军为左集团，第一司令员刘忠，第二司令员韦杰，第一政治委员徐子荣，第二政治委员袁子钦，由大东门以南和以北攻。
总攻击时间：4月15日。
当时，正与南京李宗仁政府和平谈判，奉命暂缓攻击，如有可能，还是不动武力，避免伤亡，争取太原和平解放。
但是，被围困于太原的阎锡山军败将代理山西省主席、特务头子梁化之、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官王靖国，日本战犯、太原绥靖公署总顾问兼炮兵副总指挥岩田，向阎锡山告密、破坏黄樵松起义的现任第三十军军长戴炳南等，依然不顾我方的多次警告和最后通牒，坚持负隅顽抗，不肯投降。
我太原前线总指挥部发布政治命令，宣布他们为战争罪犯，命令部队捉拿归案。
4月1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徐向前等：“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4月20日，解放军发起对大原总攻击的外围作战。第十八兵团分左右两路插入敌阵地，第十九兵团从南向北，第二十兵团从北向南展开南北对攻。
太原前线全体指战员抱定“团结同心，勇往直前，解放太原”的决心，只用了两天时间，便扫除了敌人太原外围全部据点，占领敌人5个防区，歼灭敌人12个师40000多人，逼近太原城垣。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月23日我军攻克南京的消息使太原守敌惊恐万状，我军最后一次劝告守敌和平解决太原问题，但再次被拒绝。
同一天，我南进作战的野战大军胜利地渡过长江，向国民党首府南京进击。这一切，激励太原前线全体指战员，迎接4月24日向太原城总攻击。
1949年4月24日，这是山西和太原人民值得纪念的日子。
清晨5时30分，在太原前线司令部统一号令之下，全线1300门大炮，从四面八方，一齐向太原城墙猛烈轰击。
顷刻间，雷霆万钧，震撼山河，经一个半小时火炮摧毁，城墙倒塌，6时3分，我军12个突击部队，先后突破太原城垣，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
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守护太原城的敌军30000余名，全部被消灭，敌军头目梁化之自杀，孙楚、王靖国、岩田、戴炳南等全部活捉。
统治山西人民38年的阎锡山反动政权，终被推翻。当时，华北野战部队刚进行了晋中战役，极需要进行休整。如何解决休整与夺取太原的矛盾？“在休整中完成攻击太原之准备。”这实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在我歼敌两个师后，“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这样就陷太原残敌于绝境。
在我大军兵临城下，太原能迅速攻克的情况下，毛泽东又电令我军拖后攻击太原，这是因为“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向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因此，毛泽东命令太原前线待“东北我军人关攻击平津时”，再攻太原。
提前包围太原，是为了及时捕捉战机；拖后攻取太原，又是为了照应平津战役。
这一个提前，又一个拖后，是太原战役中毛泽东为关照解放战争全局而作出的战略指导，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
太原解放了，党中央发来庆贺电，向太原前线全体指战员、山西人民及华北各省全体军民祝贺胜利。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祝华北全境解放”。
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经初期作战、中期作战和最后会攻太原作战，在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统一指挥下，坚决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战略部署，和太原前线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华北各省，尤其山西人民全力支援前线，终于攻克，太原于1949年4月24日获得解放，并且取得辉煌的胜利。
解放太原战役的巨大胜利，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太原是敌人在华北残留的一个据点。阎锡山及其反动集团以为经过10余年经营的要塞工事是不可摧毁的，他们的这个“固若金汤”的“钢铁堡垒”是攻不破的。
事实证明，当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发布攻击命令后，仅4天时间，便肃清了太原外围之敌。紧接着发起总攻，只有5个小时，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太原守敌。
晋中战役刚刚结束，太原战役前委就组建了太原战役联勤指挥部，由裴丽生担任司令员，负责指挥太行、太岳、晋中、晋察冀、冀鲁豫各解放区有关支持太原战役的后勤工作。
整个太原战役中，华北和晋绥等解放区广大人民支援参战民工达1000万人以上，运送的弹药及作战器材达3000多万千克。军民合作，共同开辟与修补了300千米公路。
战役期间，民兵主要负责看管粮食仓库和军用物资，并按部队的作战需要，担任必要的看管俘虏、运送弹药工作，有时还直接参战。
民工主要负责运输工作。寿阳、阳曲等距太原百里以内地区的群众全体动员，无论青壮年男女、老人、少年，几乎全部参加了支前运输工作。
有的民工一夜之间在3500米的运输线上往返9次，去时扛器材，返回时抬伤员，行程50多千米。四大支撑点争夺战期间，民工们不仅运送物资，还需要开山辟路、就地开采煤碳，关键时刻就留在阵地上参加战斗。
太原战役中人民群众的贡献，正如徐向前所说：“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那第一功就该归功于后方的供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前线。”
太原的解放，标志着华北地区的彻底解放，推动了全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太原解放3天后，解放军正式举行入城仪式，彭德怀在原太原绥靖公署门前检阅了入城军队。
5月初，彭德怀对第十八、十九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之后回到陕北。
古城大同和平解放
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1948年初，大同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蒋阎锡山军的全面进攻。到1948年5月，大同外围的雁北13县全部解放。
1948年11月，为了配合平津战役，华北解放军迅速组成北岳兵团，与晋绥解放军一起，将山西北部重镇大同团团围住，防止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向绥远或张家口方向集结。
不到20天工夫，天津、北平、张家口、大同——长城沿线的国民党据点，统统被我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
大同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军事重镇，地处京绥铁路和同蒲铁路的连接点上，向西直通集宁、绥远，向南直通山西省省会太原进入中原，向东直通张家口、北京，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战略枢纽之一。
1948年，大同国民党守军约17000人，总指挥是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副总司令于镇河，副总指挥是国民党大同行署主任孟祥祉。
军事主力是国民党第三十八师，师长田尚志。另外还有保安团、特警队、宪兵队和原雁北13个县的爱乡团，策动团、宪警队以及日军投降后被阎锡山收编起来的教导总队等。
大同城东五六十千米的阳高县境内有一个村子，叫小白登。这里是党的大同市委的驻地，是大同市人民政府的驻地，解放大同的前线指挥部也设立在这里。
为了配合平津战役并相机解放大同，为了解放后迅速地重建新大同，1948年11月，大同市委、大同市人民政府在浑源县解放区宣告成立，并很快驻扎到大同前线，配合解放军围城部队解放大同。
11月29日，小白登村里开着一个重要的会议，解放大同围城部队的首长们齐集在这里，讨论研究解放大同的战略、策略。
大同前线总指挥、北岳兵团司令员王平将军主持了会议，大同市委书记赵汉参加了会议。
大同怎么解放？
有的同志认为：大同已被我们团团围住，城内的敌人犹如瓮中之鳖，插翅难逃。所以，我们应该马上发起攻击，把敌人一举歼灭。
更多的同志则认为：大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城内有不少珍贵的文物古迹。战火一起，不仅战斗双方都将付出相当代价，而且大同城内的数万居民和城内的文物古迹都将遭到极大的损失和破坏。
正确的军事策略来自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充分的军事民主。小白登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又一直开至深夜。
会上王平司令员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惊弓之鸟，围而不打”的重要指示。参会人员热烈地展开了讨论。大家争论着，统一着；统一着，又争论着。
大同历来是军事重镇，古老的城墙高耸而坚固，多年修筑起来的明碉暗堡火力点密集而隐蔽。
火力点之间又架起了电网，这电网24小时通电。城墙脚下还挖了壕沟，壕沟里安插着竹桩，壕沟以外又布置了大面积的地雷阵。里三层，外三层，真可谓“武装到了牙齿！”
解放军大同前线总指挥王平司令员，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经历过八年抗战。多年的革命生涯，历练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
在大家充分讨论和发表意见后，王平深沉的目光打量着大家。
他说：“大同不仅是一座军事重镇，同时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云冈石窟、华严寺、九龙壁等，都是举世罕见的文物古迹。大同城内的国民党守军虽然已陷入重重包围，但其主力远远没有受到重创，所以，还不能说是‘强弩之末’。”
“如果我们强攻，对方势必困兽犹斗，负隅顽抗。那么，城内的数万居民和千年文物古迹都会受到巨大损失。所以，我们应该坚决遵循中央的战略意图，尽最大努力，采用一切手段，坚持到最后一刻争取和平解决！”
“围而不打”，发挥政治优势争取和平解决的正确决策，很快成为前线将士上下一致的共识，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大同前线展开。
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参战部队发动人民群众向大同城内散发了成千上万的传单和其他宣传品，通过守城敌军的家人、亲属、老乡和同学等关系，开展了写一封信、探一次亲、捎一句话的“三一”活动和前沿喊话活动。
宣传革命形势和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出现了父母劝儿子脱离内战、妻子叫丈夫逃出虎口、哥哥劝弟弟弃暗投明的动人情景。
政治攻势展开后，城内的大街小巷和交通要道随处可以见到传单，甚至兵营内部也经常发现解放军的宣传标语。解放军阵地前沿的“土广播”也昼夜不停地向城内守军喊话。
政治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不时可以听到人们议论说：“共产党的大炮已经对准大同了，解放军的士气锐不可当，守城国军岌岌可危！”
守军中的下层官兵也有议论说：“人家当官的既保财、又保命，我们一无所有，何必为他们卖命？与其打，不如降！”
广大居民看到和听到解放军的消息，则奔走相告，盼望着早日解放。
大同开始变化，大同前线指挥部开会分析这种变化。决定面向守城部队的上层人士加强政治攻势。
说来也巧，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接到一个报告：大同城里出来一名骑马的便衣，被我军抓获后，自称是城内国民党第三十八师师长田尚志的副官，叫苏克勤。
解放军北岳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王宪奉命了解情况。
据苏克勤供认，他是奉于镇河和田尚志的命令，化装出城去见一个叫薄一峰的人。
薄一峰是民主人士，阳高县人，早年和于镇河一起在军校读书，后来做过阎锡山的高级参谋。大同解放时期，薄一峰已经告老还乡，赋闲在家。
于镇河、田尚志想通过薄一峰探听解放军在大同的作战意图，并打听解放军对投诚的国民党将领的待遇情况。
苏克勤还带着于镇河与田尚志写给薄一峰的亲笔信。信里表示，请薄一峰先生想办法向解放军靠近，并作为第三方代他们斡旋。
王平司令员听了王宪科长的汇报，当即指示：第一、优待来人，解除其顾虑。第二、继续了解情况，弄清楚大同城内的动态。第三、拜访薄一峰先生，请他随苏克勤副官进城，向城内守军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希望守军将领出城面谈，解放军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如果他们不方便，也可以由苏克勤副官充当信使。
苏克勤副官没有想到解放军会如此诚恳地期望和平。自己被解放军查获，不但没有受到为难，反而得到了信任，还可以做传递和平的信使。感慨之下，苏克勤副官又主动提供了城内国民党守军3位主要人物的重要情况。
他说：“于镇河是个比较识时务的人，希望落得一个体面的结果，所以愿意争取谈判，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但他又非常犹豫，他是浑源县贾庄村人，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干部发动群众分了他家的田产。于镇河带着自己的部队回去报仇，杀了共产党干部20多人。所以，他非常担心解放后会清算他的这一笔旧账。”
“孟祥祉是阎锡山在大同的代理人，掌握着国民党在大同的党政机关和地方游杂部队。1946年3月军调小组来大同调处时，共产党代表李波提出要面见监狱里关押的共产党干部，孟祥祉白天答应办理，夜里却把10多名共产党干部拉到城外的兴国寺暗杀了。所以，他最害怕解放，主张不到万不得已不投降。”
“田尚志是个少壮派，掌握着大同城内的军事主力。自己觉得军权在握，羽翼丰满，因而并不完全听从于镇河的命令，与孟祥祉也是若即若离。虽然他也知道硬撑撑不了多久，但又不甘心无条件投降。他对突围还抱有侥幸和幻想。”
果然，苏克勤回城的第二天，田尚志试探着突围了。他派一个加强团向大同城北的孤山地区出击。
解放军且战且退，田尚志的部队如入无人之境，**。结果很快钻进了解放军的包围圈，被全部歼灭。
浩浩****几千人开出去，却没有几个能回来。面对这种情况，田尚志倒吸了一口冷气，不得不放弃突围的企图。
于镇河也告诫田尚志：“再不要轻举妄动！”
田尚志想来想去，开始筹划自己的退路。
12月10日下午，田尚志的副官苏克勤再次出城。这次出城带了两个大木箱子，都是田尚志的个人托付。结果，一出城就被解放军查获了。
前线哨兵把苏克勤副官带到司令部。经初步检查，箱子里装着绸缎、狐皮、珍珠、玛瑙等细软，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
哨兵用手拽了拽，觉得两个木箱都很重。心想，这些衣料和玩物怎么这么重呢？
于是把箱子倒扣过来，隐约听到了“咕咚咕咚”的声音。拆开一看，原来这木箱的底部有一个夹层，夹层里面装得全是黄澄澄的金条。
这个发现可以表明，刚愎自用的田尚志思想开始松动，城内守军的上层人士思想开始分化。
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迅速做出反应，军区首长亲自写信，让苏克勤副官带回大同城，劝说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希望他们早下决心，出城谈判，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苏克勤副官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临走的时候说：“上司交代的事没办呢，回去不好交代。”他试探着询问：“那些黄金怎么办？”
解放军回答，“只要谈判成功，你们的黄金一两也不会少。”
苏克勤副官又一次带去了解放军和平解放大同的衷心劝告，希望守城官兵放下武器，接受谈判，走向光明。
正在这时候，党中央、军委命令大同的围城部队，开赴绥东、察北的兴和、尚义、张北、集宁一线，阻绝张家口的国民党部队向绥远方向集结，配合华北野战军第二十兵团解放张家口。
平津战役打响了，山西军阀阎锡山趁解放军北岳兵团转战平津之际，向大同国民党守军发来急电，命令于镇河赶紧率部向太原集结。
于镇河回电假托说，共产党在大同城南的怀仁、山阴一带布防了两个旅的兵力，很难闯得过去。而且自己所率官兵大多数是大同地区的当地人，守土观念很重。如果向南远征，即使侥幸不被打垮，也有可能自行瓦解。所以，还是应该坚守待援。并且表示“愿与守城共存亡！”
于镇河这样说，实际上是婉转地拒绝了阎锡山的命令。
没过多久，国民党中央顾祝同打电报给绥远，通过傅作义部队转达他们的命令，让大同的于镇河率部向绥远方面转移。
于镇河不愿意到那里反主为客寄人篱下，所以也没有执行命令。
就在国民党的电报在天上来回传递的时候，张家口解放了。解放军北岳部队和晋绥部队共10000人马，又以摧枯拉朽之势重返大同前线，再一次把大同包围起来。
这次围城，又增加了绥蒙军区两个骑兵师。作战的方针仍然是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放。东西南北，重重合围，兵临城下，围而不打。
这是一种战术，也是一种艺术。军队并不是一定要打仗的，仁义之师，热爱和平。
面对国民党守城部队紧闭的城门，解放军指战员把劝降信系在和平鸽的身上，放飞到城里。这和平的呼唤越过高高的城墙，飞进大同城。期盼和平的解放军等待着和平的回应！
自从“小白登会议”以来，解放大同的围城部队围而撤，撤而又围，剑拔弩张，但引而不发。
大同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搞不清楚解放军究竟是要攻城，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惊惶之中出动了一个步兵营和山炮营，又向孤山地区的解放军发起攻击。
解放军判断，对方这是搞火力侦察。为了和平，解放军只是做了必要的自卫还击，就放这支部队回城去了。
国民党守军为什么选择孤山进行火力侦察呢？
孤山位于大同城北20多千米处，是大同的北部屏障。解放军第一次围城的时候，我北岳兵团纪亭榭旅的第七团就是在孤山与国民党保安团交锋的。结果，保安团溃退，解放军掌握了孤山据点。
后来，田尚志试探突围的时候，选择孤山进行出击，试图夺回孤山向于镇河证明突围的可能性。结果，被解放军全部歼灭。
这次，守军又是出击孤山。可见，孤山是大同战事的敏感区，寒暑表。
对于国民党守军的火力侦察，解放军没有穷追猛打，更没有乘势攻城。这样做，再一次表达了和平的诚意。
与此同时，一位身份特殊的人带着解放军的委托秘密走进了大同城，走进了于镇河的指挥部，进一步转达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希望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
这个人就是于镇河的表弟：杨怀春。
杨怀春和于镇河是表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以后又一起当兵，彼此感情非同一般。杨怀春曾经在国民党孙楚集团担任军需科长，晋中战役中被解放军解放。
经过教育，愿意协助解放军劝说他的表哥于镇河放下武器，与共产党谈判，和平解放大同。
杨怀春进城带着共产党的谈判条件，直接面见大同守军最高指挥官于镇河，这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守军第一次实质性接触，风险是很大的。
大同城里错综复杂，各种特务有恃无恐，和平谈判遭到搁浅。
情急之中，一位地下工作者只身闯进国民党军事指挥部，要把一封劝降信直接交给他们的指挥官，结果被特警大队当场抓捕，而且引起了一次全城大搜捕。大同城内黑云压城，形势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这次行动是绥蒙军区城工部第五十三大队组织的。第五十三大队是党设在大同铁路系统的秘密组织。
主要任务是组织铁路工人护路，保证大同解放后能够及时通车。同时，第五十三大队也配合围城部队的军事行动，收集情报，瓦解敌军。
当时，上级转来一封信，是被解放军解放过来的前国民党军长赵承绶写给田尚志的劝降信。这封信关系到大同和平解放的大局。
为了完成好上级交给的重要任务，第五十三大队选派了城内秘密情报站的冯子秀。
这位年轻人直接闯进第三十八师司令部，要求面见田尚志，要把信亲手交给他。
冯子秀是很英勇的，结果被宪警队当场抓获。大队设在城里的一个情报站也不得不撤出城外。
杨怀春送信被扣留，冯子秀送信遭逮捕，和谈的大门刚刚打开一条缝隙，很快就被关上了。围城部队指战员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发起攻击，打进城去。
王平司令员引用《孙子兵法》中的道理说服大家，“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要求部队干部战士防止急躁情绪，提高军事艺术，继续争取和平解放。
大同的形势再一次表明斗争是复杂的，和平解放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为了使一个完整的大同回到人民手中，城内的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围城部队里应外合，依靠工人阶级秘密开展护厂、护矿，保护交通干线，迎接和平解放。
大同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大同御河铁路桥是平绥线上最大的桥梁，对于解放后恢复交通、建设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可是，驻扎在桥头的守军连长是个顽固分子，准备形势吃紧时炸毁桥梁去当土匪。根据这个严重情况，绥蒙军区第五十三大队想方设法保护御河大桥。
第五十三大队的主要成员都有国民党铁路警察身份作为掩护，队长刘达宸，是大同铁路警务段段长，副队长刘品贤是警备股股长，其他队员也有警长、警士等头衔。
刘达宸队长以铁路警务段段长的身份对守桥连长说：“我们警务段派些弟兄帮助你们守桥，人手多些力量大。”
守桥连长见铁路警力主动帮助守桥，非常乐意。于是，第五十三大队队员们顺利地进驻到了御河桥头。
名义上是与国民党守军一起守桥，实际上控制了守军的动向。在最紧要的关头当机立断解决了顽固分子，使御河大桥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这是一次不小的成功，这是一次巧妙的周旋。不仅如此，第五十三大队还组织地下工人纠察队，把火车头和车辆全部集中到专用线内，把铁路通讯器材和重要物资都封存起来，并日夜监护水塔等固定设施，使大同铁路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全部回到了人民手中。
平旺电厂是大同地区唯一的电厂。地下党组织组织骨干力量分布到厂里的各个要害部门，防止发生破坏活动，成功地保护了电厂。
大同煤矿绵延数百千米，是全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1948年，后山各矿获得解放，口泉地区也再次解放。东西策应，与和平解放大同互相支援。
人民解放军和地下党组织努力保护大同，促进和平解放。国民党守军战不能战，走不能走，蜷缩在城内作茧自缚，日暮途穷。
这时候，阎锡山又一次发来电报，敦促于镇河全力突围。否则，按违抗命令论处。
于镇河明明知道以卵击石无济于事，但不敢违抗命令。为了向阎锡山证明突围的不可能，于镇河选择了与解放军对峙的正面方向出击。
这时，大同城内的地下党组织已经把触角伸入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核心情报部门。所以，阎锡山敦促的这次军事行动，早有我们的内线传出情报。
为了彻底打掉国民党突围的幻想，当出城的部队进入城东的三十里铺、王千户庄、牛家堡一带时，解放军围城部队奋起反击。
对方见势不妙，丢盔卸甲地往回逃跑。解放军一直追到御河东岸，俘获了200多名俘虏。经过这次打击，国民党部队再也不敢出来了。
战略上“围而不打”是为了争取和平，战术上必要的战斗也是为了争取和平。三十里铺战斗中，解放军又俘获了200多名俘虏，其中有国民党第三十八师的一名副团长。
战斗结束后，围城部队把这名副团长遣返回去，并且又一次带信给守军将领于镇河、孟祥祉，敦促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和平谈判。
紧接着，解放军又把全部俘虏都遣返回城，有些负了伤的俘虏行动不方便，解放军雇用马车把他们送了回去。把俘虏遣返回城，一轮特殊的政治攻势又不可阻挡地形成了。
战俘被释放回去不久，就听到城内守军的反应。他们说：“共产党把俘虏了的人再放回来，这对我们很不利！共产党的这一着，比飞机、大炮还要厉害！”
为什么会有这样剧烈的反应呢？因为俘虏们亲身感受到了解放军的宽大，他们的经历成了最好的宣传品。把俘虏放回去，对于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作用很大。守军内部一片惊慌！
与此同时，解放军大同前线又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大同城内的街头巷尾、兵营内外，随处可以看到解放军的宣传品。
有反映全国各地解放的《捷报》，有迎接大同解放的《公开信》，还有给国民党官兵印发的《解放通证》。《解放通行证》上面印着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印章，告诉守城官兵，只要捡到这样的通行证投奔解放区，就可以得到安全保证。
而且解放区为他们设有专门的招待所，沿途可以受到接待。守军官兵惊奇地看到，做了俘虏还能来去自由，捡到通行证出城也能保证安全，所以纷纷觉悟起来，弃暗投明。
大同在变化，大同守城的基层官兵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化，但守城将领还是没有公开的和平响应。为了争取和平，解放军保持了极大的耐心。
正在这时，传来了北平解放的消息。
北平和平解放之际，大同前线王平司令员向华北军区首长聂荣臻、薄一波发出请示电，对大同前线的形势提出了新的估计和判断。
电文说：“北平国民党军和平改编后，大同耕地面积可能以阎锡山态度而表示，现在，我已派人进入大同与于镇河、田尚志谈判，尚无回音。估计大同国民党军有两种可能：一是看阎锡山态度，依然固守；二是北平既已解决，大势所趋，在我攻势与争取下，有可能走傅作义道路。”
王平司令员的分析果然不错。北平和平解放后，大同守军将领们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在“守”与“降”之间剧烈徘徊。
北平和平解放震惊了大同，也震惊了阎锡山。他深知，大同比太原更接近北平，所以非常担心大同受北平的影响，不战而降。
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阎锡山高频率地发电报给于镇河。这一封封电报，既是命令，又是威胁；既是恐吓，又是欺骗。
阎锡山的控制越来越森严，大同城内的形势也越来越恐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性的突变。已经打算走向光明的于镇河、田尚志不得不韬光养晦，摆出一副“反共到底”的架势，高喊“不成功便成仁”，效忠党国！
每年的一月份，是大同最寒冷的季节。呼啸的西北风卷起漫天大雪，气温降到了零下30多度，滴水成冰，寒气逼人！
大同城里缺粮缺煤，米珠薪桂，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1000多元钱才能兑换一块银元，12000多元钱才能买到一斤莜面。
兵无斗志，将无良策，市面上盗窃、抢劫、斗殴、火并的现象屡见不鲜，银行、店铺纷纷停业。
为了减轻粮食压力，孟祥祉下令驱赶军政人员的家属出城，更搞得怨声载道，啼号连天。曾经剑拔弩张的国民党守军龟缩在大同城里，度日如年，前途渺茫，不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建议：放下武器，和平解决！
2月中旬，我军又派出秦车同、李又唐来到大同，两人都是晋中战役被解放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他们带了解放军华北军区的信。于镇河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特务连住下，每天与自己同桌吃饭，研究和平解放的事。
3月中旬，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给于镇河、国民党大同行署主任孟祥祉写信，规劝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信的大意是：希望我们靠近人民，早日行动，党和人民对我们的生命财产，绝对保障，我们将来愿意为工为农由他完全负责。
戎子和还派于镇河的儿子于润沧，孟祥祉的弟孟祥祚及张乃臣、王达三等数人来到大同，当面商谈。
于镇河与孟祥祉对这次派来的人和带来的信以及他们所说的话，有了信多于疑的看法，比前顾虑小了，他们即下定决心，投靠共产党，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希望将来得到宽大待遇，保全生命财产。
但究竟采取什么步骤，从哪里着手去办呢？于镇河与孟祥祉商量，研究怎样给戎子和回信。
孟祥祉说：“不要着急，搁置一下，过个时期再说。”
于镇河又和自己的参谋长陈泮喜谈，他很赞同投降。两人通过努力，初步取得了一部分负责人员和大部分人赞成后，便正式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孟祥祉也出席参加。
于镇河说：“察哈尔、北平都已先后解放，大同城外解放军日渐增多，我们粮食缺乏，后援不继。”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第一条路，继续守卫大同，但战不胜，打不赢，势难持久，终将溃败；第二条路，退往西走，以图将来，可是突围战斗，牺牲重大，能否如愿，不能预料；第三条路，趁早仿照北平，和平解放大同，还可以提出相当条件，求得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各人发表意见，共同商定今后的行动。”
顿时，会场空气严肃，寂然无声，好像与连日以来交谈的情况相反，不赞成走第三条道路的样子。于镇河便托词叫陈泮喜主持会议，然后和孟祥祉一道走进自己的卧室。
于镇河说：“事已到此，无路可走，唯有和平解放了。”
孟祥祉没有表态，只很沉重地说了一句：“可以同大家商量。”
而陈泮喜主持的会议，东拉西扯，各说不一，没有得出结论。于是，于镇河让陈泮喜让大家去侦察一下走的路线和考虑一下走的办法，另定时间，再行开会决定。
散会后，因为事已公开，所以议论纷纭，有人主张打，有人赞成走，但愿意和平解放的人还是占多数。于镇河复告陈泮喜、田尚志等抓紧时间，去说服那些意志不定、左右徘徊、甚至不愿意和解的人。
1949年4月，南京、太原相继解放。4月25日，杨成武率第二十兵团挥师北上，开赴大同，绥远军区和察哈尔军区部队也都迅速向大同集结。
于镇河又召集开会，分析当时情况，说明大同四周已被解放军紧紧围住，各交通要道，都有重兵扼守。为大同全体军民计，他打算和平解放。
当时有人发言赞同，有人主张顽抗。
于镇河怕事情闹翻，不好收拾，便表示大家说怎么办，自己就怎么办，早做总比迟做好。
经过互相酝酿，会议得出的结论是：既然打和走两条路都不行，那就只有投降一条路，别无其他办法了。
会后，于镇河和孟祥祉电复戎子和，表示竭诚拥护共产党，愿意和平解放大同。
戎子和回电，嘱他们就近与王平司令员接洽办理。
于镇河派人送信给王平。
两天后，王平司令员复信，要大同守军负责人出城接谈。
孟祥祉率领陈泮喜、田尚志连同到大同做解放工作的10多人，一同乘车前往城东陈家庄附近，进行联系。
孟祥祉、陈泮喜、田尚志三人见了王平司令员、赵汉政委、詹大南副司令员和叶修直科长，把他们的决心和准备和平解决的情况谈了一下。
王平司令员指示他们，要切实掌握所有部队，爱护士兵；要加意保护各种物资，不得稍有破坏；要尽力维持地方秩序，以免发生意外。并要于镇河去具体商谈一切，便于实行。
第三天，于镇河和孟祥祉、田尚志三人去城东田家坊会见我军谈判代表詹大南副司令员和叶修直科长。
在讲解了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外，我军代表还一再征询对方的意见，最后同意不算旧账，发3个月饷，回家的发路费和护照。
同时又商定了怎样收缴部队枪支和开出城外指定地点改编的手续，谈判圆满结束而回。
谈判刚刚结束，北岳前指即以“号外”快讯在大同城内群众、敌军中广为散发，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谈判成功。
5月1日，山西省北部重镇大同和平解放。大同守敌总指挥于镇河率部缴械，开赴城外指定地点接受解放军的改编。我方共接收敌军10000余人，以及各种枪支、火炮、手榴弹、坦克、汽车等军用物资。
5月2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分四路纵队开进大同城内。古城大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城人民欢欣鼓舞，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共庆大同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