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下县城后，我军立即对被围困的求雨山守敌展开攻势。守敌凭借坚固工事拼命顽抗，但在得知县城被攻下时，立即弃堡向西南西江口方向逃去，在朱家店被第一零三师侦察连截获，只有少数残敌逃往江南。
上新河守敌在夜间逃入圩里，七坝据点的敌人在战斗发起前就自动撤离。
上午8时，江浦县城宣告解放。
战斗中，第一零三师伤亡500多人，歼敌500多人、俘敌1000多人。战斗结束后，第一零三师向浦口进军。江浦县城的攻克，使浦镇之敌受到我军三面包围。
20日晚，战斗在浦镇地区也激烈展开。据守浦镇地区的是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另一个团。这个团利用山头构筑了许多钢筋水泥工事。它的任务除为浦口作为警戒外，主要是作为“三浦”防御体系中心的一个支点，多方牵制我军的进击。
为拔除这个钉子，我军先在浦镇以西、以北地区的山头进行激烈的争夺战。我军多次发起冲锋，但敌人凭借坚固的水泥工事负隅顽抗。
停泊在长江里的国民党军舰艇也不断用排炮向我阵地轰击，妄图配合敌军固守江北战略要点。
我第一零五师第三一五团在江浦、浦镇北面的山头上与敌人进行了反复激烈的争夺。
21日白天，第三十五军决定重新调整部署，以一部分兵力从左翼威胁敌人的侧背，以主力部队集中兵力从正面向敌人控制的主要阵地发起猛攻。第一零三师在打下江浦后也协同第一零四、一零五师攻击浦镇。
21日晚，战事在浦镇东部、北部丘陵山地再次激烈展开。我军无数发炮弹倾泻在敌人的暗堡上、战壕里，满山遍野烟尘滚滚。
爆破手迅速摧毁敌防御工事，碉堡、暗垒纷纷倒塌。我军英勇的战士以攻无不克的英雄精神，冲上敌人的制高点。
经过彻夜战斗，我军攻克了敌人在浦镇以北的主要据点大顶山、二顶山、三顶山。设在浦口扶轮小学旧址的国民党第二十八军军部已乱作一团。为避免被歼，守敌慌忙向江南撤退。
22日晨，浦镇解放。随后我各师部队迅速向浦口挺进。敌人在公路转弯处布满了地雷和各种障碍物，企图延缓我军的前进速度。
我军扫除各种障碍继续向浦口进击。浦镇、浦口既是江北繁荣的城镇，浦口还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的终点站和长江渡口，如今已被国民党军队破坏得满目疮痍。
22日，国民党第二十八军见我大军已接近浦口就星夜缩回南京。
23日上午，我第三十五军各师先后到达浦口。江浦、浦镇、浦口的解放，打开了南京的北大门，南京市区已处在我军的直接攻击之下。
22日黄昏，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等得知，在我东西两翼渡江部队胜利进军江南之后，南京守敌万分紧张恐慌，似有撤离的征候，而我原定进攻南京的部队尚远。
根据敌情变化，陈士榘等随即电示与南京仅一江之隔的第三十五军严密监视南京之敌，如发现敌人确已撤退，应不失时机地渡江，占领南京，切实维持治安秩序；如少数敌人负隅顽抗，应予包围并相机歼灭；如敌大部固守，即予包围，待主力到达后协同歼灭之。
23日晚，总前委鉴于南京守敌已经撤退，遂由第八兵团两个军就近入城，并担任南京警备。
据此，第三十五军先头部队于当夜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后续部队源源跟进，同时，从镇江方向渡江的第三十四军主力也星夜开往南京，两支部队密切协同，迅速控制了全城，从而促成南京提前获得解放。
红旗插上总统府
按照总前委4月份的部署，以第八兵团所属4个军，从正面强攻南京，以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
在渡江前夕，在前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粟裕指出：根据党中央指示，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南下，全线突破千里江防。
现在前委决心：第八兵团率3个军从南京东、西过江，向纵深挺进；第三十五军从正面夺取浦口，相机进占南京，以配合整个战役。
从指挥部开会回来，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政治委员何克希和兵团何以祥参谋长一道进行实地勘察，定下战役决心。
伟大的渡江战役开始了，好消息不断传来，在攻占江浦县城的同时，我军渡江部队30万大军，已经在中路首先突破了芜湖、安庆一线。
形势的发展，充分说明百万大军一定能突破敌人所吹嘘的千里江防，并将形成秋风扫落叶之势，完成全国的解放。
何克希放下了电报，立即以电话通知各师，要求各部**浦镇、浦口，争取以最快速度，打过长江，解放南京！
22日夜，“三浦”地区的敌人害怕被我军全歼，慌忙渡江南逃，何克希一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电告各师，迅速猛追，并纵马奔向浦口。
从浦镇通往浦口的公路上，到处躺着敌人的尸体；公路拐弯的地方，遍布着地雷；新架的公路桥，正燃着熊熊大火；一堆堆的石头、鹿砦拦阻着道路。
但是我们的追击部队，正像潮水一样，势不可挡，沿着大路小道，拥向浦口，我纵马疾驰，先行到达浦口江边。
隔江眺望，南京城历历在目，紫金色的钟山，雄伟的城墙，汹涌澎湃的大江……真是所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不愧为古今历史上的一座名城。
但是现在的南京城，却冒着冲天火光，爆炸声频传不绝，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把它变成了人间地狱。在这王朝末日的时候，又想把它毁为一片瓦砾，“坚决打过长江去！”战士们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在浦口车站，一位年老的铁路工人，以非常激动的心情说：“南京国民党反动派，乱得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伪代总统李宗仁已坐飞机逃往上海，各部、院的那些贼头贼脑的，也都夹着尾巴逃跑啦……”
接着他以颤抖的手指着南京，愤怒地说：“那城里冲天的烟火，那‘噼噼啪啪’的爆炸声，都是那些畜生们干的，他们想毁灭南京！……”
当全军到达浦口一线，敌人又利用其海空军的优势，向浦口发动了疯狂的反击，把成批的炮弹抛向江北。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命运已是危在旦夕了。
这时南京地下党发来情报，说迹象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在作逃离准备，现在南京城内兵荒马乱，建议立即渡江。占领浦口的部队，再次研究了强渡长江的部署，准备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强渡过江！
“早一分钟进南京，早一分钟结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早进南京一分钟，早使南京人民少受一分钟的损失！”这已成为全军的战斗口号，紧扣着每个指战员的心弦。
但是敌人为了迟滞我军的进攻，在溃退的时候，把江北的船只全部掳掠一空。我军整整找了一个下午，找遍了浦口，也找不到一艘船。南岸的船只也都被封锁在内河河汊中。
最后经过部队到处动员，群众捐献出来两艘小船，一只可载8个人，一艘可载10个人，其中一艘还没有橹。
4月23日黄昏，彩色的信号弹刚刚升起，摇曳着火磷的炮弹飞向了江南敌人的阵地。
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我们在全军中挑选了18个精悍的侦察兵，每人带着一支汤姆枪、一支手枪和4个手榴弹，驾着两艘小船首先过江。
这18个勇士，横越了2000米左右宽的江面，约20分钟后，搞来了一艘可载30余人的小汽船；第二批30余人过江，又搞来了一艘可载300余人的大汽船；第三批300余人过江……这时，下关的工人，听到我军从浦口过江，也立即撑着木船，纷纷来到江北迎接自己的队伍。
南京电厂的值班人员调来6名船工，驾驶着他们藏匿在运煤码头的“京电号”小火轮，驶往浦口，帮助我军运输。
“解放军同志，你们辛苦了！”“工人兄弟们，谢谢你们的支援。”工人和战士们的欢呼声融成了一片。
工人们又找来一艘可载运二三百人的趸船，载运解放军渡江。第一零四师的侦察员与南京木船船主童达兴等接上头后，童达兴不顾个人安危，往返6次，将一个连的解放军接运南岸。
23日晚，浦口车站轮渡所工人王德太等人，将保护下来的渡轮“浦口号”及拖船“凌平号”、“沧平号”驶往北岸。
在宽阔的江面上，浪花飞溅、舟楫如梭，装备坦克、汽车、重武器的大部队得以顺利过江，向南京挺进。
这时，南京已经变成了一座无军警守备的空城。内战初期，南京的国民党军警宪特约有11万人。后因战线越来越长，兵力日趋分散。
南京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使蒋政权完全孤立。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这些军警不愿为蒋政权当陪葬，海陆空军纷纷起义，南京已无力守备。
蒋介石布置总退却后，剩下的防守南京的军警，纷纷出中山门，沿京杭公路溃逃。
过江以后，我军迅速地控制了南京周围的狮子山、紫金山等高地，第三十五军第一零四师第三一二团第二营奉命占领总统府，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至此正式宣告灭亡。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就这样没有打一枪一炮，回归到人民手中了。
南京的和平解放，是里应外合的成功范例。外合，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陈兵江北，大军压境。
里应，是南京地下党成功地策动反动政府的党政军警起义，众叛亲离，使蒋介石无可用之军；地下党又派人打入国民党的军事核心机关，取得核心的军事情报，使蒋介石无可守之险。
1948年2月26日，国民党空军俞勃驾B-24重轰炸机起义。俞勃原是个大学生，家贫。考入空军后，曾赴美受训。回国后，不满国民党打内战。
在空军医院的地下党员林诚的启蒙和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他又在空军中发展了两名党员。他们几人趁空军召开会议之机，驾机起义。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接到命令从吴淞口开赴江阴对解放军作战时，舰长邓兆祥率领600官兵起义，指挥“重庆号”高速驶往青岛，转往烟台解放区。
1949年3月24日，担任南京至当涂一线和南京近郊防卫的第九十七师师长王宴清率部起义，在蒋军中引起强烈的震动。
1949年4月22日，南京飞机场431电台和指挥塔台30余人，在台长地下党员罗贤朴率领下起义。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第二舰队少将司令员林遵在南京燕子矶芭斗山率舰长9人、舰队队长两人,25艘舰艇及全部官兵起义，加入解放军海军行列。第二舰队的起义，使国民党海军失去控制长江江防的能力。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下关狮子山炮台，在地下党员、少校台长胡念恭的领导下，在解放军渡江时，一炮未发，按照党的指示在佯装撤退途中，将人员和武器装备交给解放军。
1949年4月23日，驻马鞍山的国民党第六十六军第五十三团第三营营长戚超人率部起义，连同收容的散兵游勇约20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
党的上海局和南京市委为这一决战性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
1948年10月，南京市委设立了情报部，派党员和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庭、保密局、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联勤总部、美军顾问团、青年部学运小组等机构，获得了国民党在华东地区调防和驻扎情况的情报，特别是长江沿岸桥头堡布防的情报。
1949年3月，南京地下党市委派人将上海局提供的军事地图、“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交给总前委。
他们向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汇报了南京市人民反搬迁、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情况，为接管南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同时，国统区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配合解放战场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5月20日，京沪苏杭5000多学生在南京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反内战反饥饿的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打伤100多人，逮捕28人。
南京“五?二○”血案，得到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几十万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声援，并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
“五?二○“运动后，南京的工人、教师、新闻工作者、公务员，警察等在地下党领导下，以不同形式开展了争生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
7月，两浦铁路职工在地下党领导下举行“七?二大罢工”，铁路瘫痪、军运停运。全市小学教师为抗议美国教士和士兵殴打小学生，举行全市总罢教。
通过这些斗争，扩大了进步分子的队伍，在许多基层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约2000人成为我党秘密党员。
实际上，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逐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同情，以至接受。南京市人民渴望解放。这就是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南京的大背景。
24日上午，我随军司令部从浦口渡江。下关码头的墙壁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我军的标语，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也用彩色粉笔写着大幅的欢迎标语。
码头的里里外外，拥满了欢迎的人群。穿着各式服装的工人与市民、男男女女的大中学生，还有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迎着我们夹道欢呼：“欢迎解放军解放南京！”“解放军同志们辛苦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军司令部的汽车行列，在不绝的鞭炮声中，通过了雄伟的挹江门，行经宽广的中山北路，转过繁华的新街口广场，直向励志社驶去，沿路两侧的市民，很多已打开了店门，热烈地向我们招呼，到处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一些外国人也拥在马路上向解放军招手致意。特别有趣的是亲自帮助国民党策划打内战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厚颜无耻地留在南京。
后来我军的一位营长和一位教导员带着一个通信员去使馆调查房屋时，司徒雷登一面表现得惶惶不安，一面又装腔作势，诬蔑我军不懂礼貌，拒绝调查。
在励志社门前，几个刚进城的炊事员同志，被欢迎的群众围住了。他们挑着箩筐，敞着衣襟，一边用军用毛巾不停地擦着头上的汗水，一边憨直地谢绝着人们给他们的糖果、香烟等慰问品。
双方僵持不下，引得群众带着惊奇的口吻说：“你们解放军同志为什么不接受人民的慰问品呢？”
励志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招待所，这里房屋宽敞，设备齐全，军司令部暂时设在这里。
前线不断传来报告：
“我军已经占领了蒋介石官邸，标示着淮海战役形势的巨幅地图还完整地挂在墙上……”
“我军已经占领了总统府，总统府的日历只翻到四月二十二日……”
司令部的指战员们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这时，有一位参谋拿起桌上的电话，非常激动地问道：“能不能给我们接北京？接新华社？我们要把南京解放的消息迅速告诉全国人民！”
电话局清楚地回答：“可以。”
电话里传来了新华社负责同志的声音：“南京解放了！我恭喜你们……”
1949年4月23日上午，新华社向世界发布消息，长江天险已被我军突破，南京已被我军占领，宣告蒋家王朝灭亡。
当天，我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几个战士走上门楼，降下青天白日旗，把鲜艳的红旗升了上去。
这一伟大进军，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又一个辉煌胜利，为解放上海及江南诸省，以及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4月27日夜，渡江统帅邓小平和陈毅赶到南京，两个四川老乡走进了总统府，走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
在蒋介石的办公桌前，邓小平风趣地说：“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了！”
南京解放时，毛泽东欣喜地看了《南京解放》的号外，立即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接着挥笔疾书，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豪情入云的著名诗章《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五。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喜讯传至合肥东郊瑶岗村，陈毅对能亲自指挥渡江作战埋葬蒋家王朝，感到无比兴奋，他心潮澎湃，诗情大发，挥毫在卧室的墙壁上题诗一首：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古老的杭州迎新生
对杭州人来说，1949年5月3日是一个永远值得铭记和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古老的杭州迎来了新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在我党杭州地下市委、地方游击队和杭州人民的密切配合下，解放了杭州。从此，杭州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初，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挽救彻底失败的命运，在政治上玩弄和平谈判阴谋拖延时间，在军事上积极布防做垂死挣扎，企图将南京、上海、杭州一带的重要工厂、学校、科研机构迁往台湾和华南，破坏重要设施，以阻止我军的进军和接管。
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自然是敌人搬迁和破坏的重点之一。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1949年1月底，党中央上海局发出了《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和我们的具体工作》的指示，要求杭州地下党组织“密切注意和有力制止敌人撤退前对工厂、铁路、桥梁的破坏，特别要保护好钱塘江大桥，迎接解放大军，配合接管城市。”
大规模的护厂、护校、护桥斗争在全市展开。
由于党的领导和广大工人的积极参与，新中国成立前夕，杭州先后有30余家工厂成立了群众性的护厂组织，同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取得了护厂斗争的胜利。
1949年1至4月，全市计有艺专、杭高、杭师等30多所学校建立了以地下党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员为核心的护校组织应变会，与国民党当局企图搬迁学校、诱骗青年学生参军等阴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使全市各大中学校完整地迎来了杭州的解放。
钱塘江大桥是南北交通枢纽，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国民党破坏的重点。我党在了解敌人的破坏计划后，把护桥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确保了这一重要枢纽的安全。
同时，通过分布在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以及国民党政府机关、铁路系统的党员，开展了一系列诸如保护科研单位、保护报社、保护图籍档案资料和机车车辆等斗争，对国民党的部分重要单位进行了策反工作，从而为确保杭州胜利解放奠定了基础。
根据《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和党中央、毛泽东在纲要上批示：渡江后，第三野战军主力切断宁沪铁路、宁杭公路，围歼南京、镇江、杭州之敌。
4月20日，我军突破长江“天险”后，每天以50千米速度向南进军。
4月23日，南京、镇江及芜湖一带的国民党7个军，分别沿宁杭公路和宁沪铁路，向杭州、上海方向撤逃。
4月24日，我军快速展开追击战，敌人改由宜兴以西山区直奔郎溪、广德，妄图突出重围，退守杭州。我军以吴兴、长兴地区为目标，展开强大的钳形攻势，包围南逃之敌，截断其向杭州的退路。
4月26日，第二兵团第二十八军在军长朱治清的指挥下，首先占领浙江长兴。第二天，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在军长聂凤智的指挥下，占领吴兴等地，两军会师。
在25日至29日的苏浙皖边围歼战中，共歼敌10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打乱了敌军退守杭州的部署，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指战员的士气，为解放杭州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4月28日，在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下的第七兵团两个军，经安徽郎溪广德地区占领孝丰县城，进入莫干山与天目山等地。由于连续下雨，山高路泥泞，后勤辎重一时赶不上来，部队暂时休息。
短暂休息后，负责攻取杭州的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前线指挥部，根据杭州敌人有弃城南逃的迹象，命令所属第二十一、二十三军必须以最快速度向杭州急进，第二十二军则进至杭州以北，为兵团预备队。
攻取杭州，是京沪杭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夺取钱塘江大桥，保证我军顺利南下，解放浙江全省，又是解放杭州战斗的重中之重。
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挥师南下之时，国民党行政院长何应钦匆匆飞至杭州密谋炸毁大桥，以图阻滞人民解放军南进。
为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担负解放杭州主攻任务的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越过层林叠嶂、道路陡峭的天目山区，以强行军的速度，分两路昼夜兼程，直插杭州。
5月2日，军部到达余杭县城，兵临杭州城下，各师负责人会议对解放杭州的战斗作出具体部署，决定由第六十一师攻取市区，第六十二师由市区西侧直插钱江大桥，第六十三师占领萧山，保证杭州侧翼安全。
5月3日上午，解放杭州的战斗打响。拂晓时分，第六十二师第一八五团翻越五云山，占领二龙山北侧高地。
此后，担任主攻大桥任务的第二营五连向六和塔的国民党守军发起了进攻，控制了这个可以俯瞰大桥全貌的制高点。
接着，在火力的支援和四连的配合下，又向大桥北端桥头堡发起攻击，一鼓作气拿下了北桥头堡，控制了大桥北端，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通道。
随后，四连和五连立即向桥南之敌发起进攻，充分利用双层桥的特点，采取上下掩护、分组前进的战术，迅速向南端桥头堡前进，顺利地占领了钱塘江大桥。
与此同时，第三营从二龙山东北侧南插玉皇山。全营进至距玉皇山200米处展开成战斗队形，由七连和九连从西南面向敌发起攻击，吸引敌人火力，八连则绕到玉皇山东南侧攀登上山，从背后袭击敌人。
经过半小时激战，全歼山上守敌26人，占领玉皇山，控制了这一城南制高点。占领玉皇山后，部队一面观察地形一面布置警戒。
突然，从市区方向开来了一支敌人的车队。团首长立即命令七连、九连从玉皇山半腰撤回来，同时，已占领虎跑山的第二营六连也主动从西边拦截，在玉皇山和虎跑山之间的谷地里，形成了一个“口袋”。
当敌人进至口袋中，3个连同时开火，先击毁最前和最后的汽车，使敌人进退不得。最后，我军将敌全歼。
接着，第一营沿江北岸向发电厂和渡口进攻，先后占领了闸口电厂和渡口。尔后，第六十二师主力即沿玉皇山、二龙山、六和塔和大桥一线，向杭州市区发起进攻。
下午14时许，攻占了中山桥、电灯公司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与第六十一师胜利会师。
同日凌晨，当第六十二师向钱塘江大桥急速挺进的时候，负责攻占市区的第六十一师由余杭出发，急行军20余千米，分头向杭城挺进。
第一八二团沿灵隐附近的山地展开，经岳坟、北山，首先突入市区，在歼灭几小股敌人后，于上午9时占领了杭州火车站，10时控制了东南部市区；第一八一团在古**、董家地区展开，经松木场、昭庆寺进入市区，午前占领了艮山门火车站，控制了杭州东北部市区。
不久，第一八三团也进占杭城西部地区，师直属队则直插以国民党省党部为中心的市中心地区。
此时，由于国民党军主力已经撤逃，我解放大军在市区的战斗进展非常顺利，但零星的战斗仍不时发生。
5月3日上午，第一八二团在向杭州火车站进军途中，五连留下一个班在湖滨担任警戒，防止有来自北面的敌军通过此路南逃。
该班来到一公园，正准备在草地上构筑简单工事，忽然从西大街方向开来一辆大客车。由于看不清车里坐的是什么人，该班即示意让其停车检查。
不料车内突然向外射击，该班猝不及防，一名战士中弹牺牲。全班立即卧倒，猛烈还击。不到半分钟，战斗结束，汽车被击毁，10多个敌人被打死，其余的敌人都举手投降。
下午14时许，第一八一团正在向杭州东南方向发展，突然接到群众报告，醋坊巷里集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第一八一团第二营立即前进。
在稍事侦察、布置后，立即把这条巷从南北两头封锁包围起来，四连从南，六连从北分别向巷内的敌人发起攻击。慌乱的敌人见解放军冲过来，挤作一团，互相吵骂，甚至互相残杀。战斗很快结束，敌副团长和300多名敌人成了我军的俘虏。
5月3日下午15时许，以抢占钱塘江大桥为中心的解放杭州的战斗全部结束，我军在群众热烈的夹道欢迎下，列队进入杭州市区，杭州宣布解放。
第二天兵团主要领导谭震林、王建安等以及团部机关人员陆续进入杭州，主要住在松木场、保俶路一带，开始杭州的接管工作。驻在舟山的国民党军飞机几次在杭州上空投弹，想炸毁大桥和国民党省政府驻地梅花碑大楼及闸口电厂等，终究未能得逞。
由于我军进军神速，杭州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名胜古迹、西湖美景、交通要道保存完好，人民生活正常，接管工作比较顺利。
解放早已是人心所向，杭州市区的形势迅速稳定下来。
解放第二天，学校照常上课，商店开门营业，工厂正常生产，甚至电影院正在上映的影片也没有中断售票。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在一派和平安定的气象中跨过新旧两个世界。
几天后，杭州地下党员、接管杭州的南下干部、萧绍地区金萧支队队员以及第二十一军留驻杭州的同志举行了会师大会。人们怀着胜利的喜悦，热情地拥抱握手。
第二十三军作为参加郎广战役的部队，在歼灭准备退守杭州的国民党军队一部之后，也于当日黄昏进入杭州。第二十二军也进驻武康、安吉。
在南下大军解放杭州市区的同时，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也以最快的速度，向杭州周边各县发起了进攻。
从4月30日至5月6日，相继解放了分水、新登、桐庐、临安等县城，并配合大军解放了富阳。
5月5日，奉命进军萧山，保障杭州侧冀安全的第六十三师，在花家店附近歼敌一部，俘敌千余人后，进入萧山县城。
与此同时，渡江后经浙西山区直出浙赣线，千里追击国民党残部的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十二军，于5月上旬，解放了淳安、遂安、寿昌和建德4县。
到5月29日，随着昌化的解放，杭州的周边各县全部解放。
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上海战役，又称“淞沪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中一次相对独立的战役，也是战略追击中的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役。
渡江以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根据渡江战役的发展情况，决定以第三野战军夺取上海，以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线休整，作为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濒临长江出海处，是当时我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又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郊区地形平坦，村庄稠密，河流沟渠纵横。守军以水泥地堡为核心，构筑大量集团工事，形成了面的防御体系，不便于大兵团机动和近迫作业。
市内高大建筑物多而坚固，主要市区傍黄浦江西岸，市北吴淞位于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点，是上海市区出海的交通咽喉。
蒋介石奉行不守长江守上海的方针。汤恩伯凭借长期修筑的4000余座钢筋混凝土工事和20万守军，扬言要把上海变成“伏尔加格勒第二”。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后，其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部队5个军在郎广山区被歼灭，其余大部退据上海，连同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所辖部队，共8个军25个师20余万人。
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直接部署下，企图依靠上海的丰富资财和长期筑成的永备工事继续顽抗，争取时间，抢运物资，掩护战略撤退；并准备大肆破坏城市，阴谋挑起国际事端，促使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以6个军共20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守备黄浦江以西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以5个师，守备黄浦江以东地区。另以海军第一军区和驻上海空军协同防守。
其防御重点置于浦西市郊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和浦东高行、高桥等地区，借以屏障吴淞和市区，保障其出海通路。
人民解放军攻取上海的决心与部署在渡江战役的进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于4月底5月初向总前委、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既要歼灭守军，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尔后建设，并保护外国侨民。
在军事部署上，要先占领吴淞、嘉兴，封锁吴淞口和乍浦海口，断敌海上退路，防止大批物资从海上运走。
1949年5月8日夜23时许，一支解放军正在悄然进入苏州城，这是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他的指挥部进城了。
渡江以后，担负渡江作战华东集团指挥任务的粟裕以及参谋长张震，已指挥大军在广德、郎溪地区歼灭南逃的国民党5个军80000余人，正要沿着太湖南北走廊猛追穷寇，乘胜一举攻占上海时，党中央、中央军委鉴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为了避免仓促进城陷于混乱，果断命令“不要过于迫近上海”。
于是，第三野战军的数十万大军，在苏州勒住缰绳，暂不东进。
至5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三野战军占领吴淞、嘉兴两地区，粟裕才率第三野战军指挥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决心指挥主力攻取上海。
粟裕、张震和司令部在5月8日夜到苏州后，即驻金城新村及大公园一带。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率机关先住乐乡饭店，11日又迁至木渎镇下塘街几户民宅内。
倏然间，苏州的天空，无数道的电波，南来北往。飞向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党中央、中央军委驻地，飞向丹阳戴家花园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陈毅身旁；一道道命令下达浦江两岸。
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依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关于夺取上海的历次指示精神，结合上海的敌情，认真研究了攻占上海的作战方案。
从当时的情况考虑，攻打上海有3种作战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围困战法。上海有400多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长期围困，人民生活将陷入绝境。这种战法不可取。
二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因此也不可取。
三是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口，暂不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
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通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口周围与解放军决战。如出现这一情况，就可以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
但吴淞周围是敌人防御的强点，因此，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人民解放军部队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为了完整地接管这座最大的城市，第三野战军领导明确提出，就是付出重大的代价，也是必要的、值得的，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5月6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张震：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运）走。
军委的这一指示，与第三野战军领导设想的第三种打法不谋而合。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报告了上述夺取上海的第三种作战方案。
次日，中央军委即复电批准。
据此，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3号）。
命令由张震在10日晨草拟，以第三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兼第二副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张震的名义签发。这是粟裕、张震来到苏州后向两个兵团近40万大军发出的第一道命令。
标志着上海战役正式拉开战幕。
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上海战役总方针是，既要歼灭国民党守军，又要保全市区，免遭破坏。
陈毅曾幽默地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
为此，第三野战军前委拟定了从黄浦江两岸钳击吴淞口，封锁海上退路，迫使守军投降、起义或诱歼其主力于市郊的作战方案。
这是扼其咽喉，攻其必救，将“老鼠”引出“瓷器店”消灭的一着妙招。但是，吴淞口是国民党重点筑垒地域，预示着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即将开始。
命令以预案为基础拟就，具体部署是：由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指挥第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军及特种兵纵队一部，首先以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阻截敌军的船舰运输，其余部队分割歼灭昆山、安亭、太仓、嘉定地区之敌，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九兵团会攻市区；由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指挥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军及特种兵纵队一部，首先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上海向东南逃窜的退路，其余主力视机控制青浦、松江以西地区，尔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十兵团会攻市区。
整个上海战役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扫清外围，钳击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第二阶段是总攻市区，全歼守敌。
一声令下，各部迅速越过苏州一线，占领进攻出发阵地。5月12日，人民解放军打响了解放上海之战。
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主要在上海外围和市郊主阵地前沿展开。第九、第十兵团按照既定部署，各以两个军分别进击浦东的高桥和浦西的吴淞，协力封锁黄浦江；其余各军在横扫上海外围警戒阵地之敌军后，进逼市区，待命对市区发起总攻。
12日晚，第十兵团的第二十九、二十八军分别攻克浏河、太仓、嘉定，进逼月浦、杨行、刘行一线；第二十六军占领昆山，直取南翔。
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于12日至14日先后解放平湖、金山卫、奉贤的南桥镇；第二十七军于12日至14日晨分别进占嘉兴、嘉善、松江、青浦等县城；第三十军沿杭州湾北岸向浦东高桥挺进，于14日占领奉贤旧城、南汇，进逼川沙。
月浦、刘行、杨行位于吴淞口西侧，北濒长江，东临黄浦江，是国民党军屏障吴淞、宝山的主要阵地，由国民党第五十二军重点设防，被视为淞沪防御阵地的西大门。
这一地区，国民党军筑有密集的钢骨水泥的地堡群，构成面的纵深防御体系，并得到飞机、舰炮和要塞炮火的支援。
13日黄昏，担任主攻的我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七师第二六零团和助攻的第二五三团向月浦街区前沿阵地发起冲击。
这时，守敌依托主堡与小堡、暴露与隐蔽相结合的碉堡群，在炮兵和海、空军火力支援下，以密集的炮火封锁道路。
解放军部队仍然毫不畏惧地冲锋陷阵，攻占了前沿阵地。守敌死伤惨重，退守街区。
次日傍晚，人民解放军又以第二六零团、第二五三团和第二六一团分别从月浦镇的正北、正西、东北三个方向发起猛攻，于15日拂晓攻占街区。
国民党守军退至东南角的小高地，依托集团堡垒继续顽抗，并在坦克和海、空军火力的掩护下，反复向月浦街区发起反冲击。
我军攻克一个地堡群，往往要作出重大牺牲，歼灭一个营，需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在战斗中，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七师伤亡较大，仍牢牢坚守已占阵地。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三师和第八十二师一个团攻占了刘行。该军其余部队包围了刘行国民党国际无线电台及杨行守军。
汤恩伯因月浦、刘行失守，杨行告急，吴淞受威胁，急调扼守市区的第二十一军和第九十九师增援，企图夺回月浦、刘行，确保其海上通道。
当时，国民党军多次轮番反扑，战斗异常激烈，形成敌我反复争夺状态。
粟裕、张震在苏州已经几夜没有合眼，密切地关注着淞沪战役。他们认真分析了战况，于5月15日上午7时作出加速浦东进攻节奏，为西线兵团减压的决策，同时决定下发淞沪战役的战术指示，指导前线将士破堡良策。
当天上午9时，即由张震草拟，经粟裕审定后发出。指示内容：强调进攻时必须周密组织，选择突出部、薄弱部和结合部，楔入纵深，从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轰击一点，挖交通壕接近碉堡，以炸药包开路，以小群动作，轮番攻击，尽量减少伤亡。
各部接到指示电后，及时总结攻打碉堡群的经验，调整攻击战术，变急袭猛扑的运动战术为“夺取一点，巩固一点，逐步推进，相机出击”的攻坚战术。
同时，第十兵团调整了攻击部署，以第二十九军集中兵力攻取月浦地区，第二十八军主力攻取刘行国际无线电台和杨行，并调第三十三军两个师加入战斗。
5月17日，歼灭刘行周围守敌残部，19日晚占领国际无线电台，20日晨攻克顾家桥。
在浦东地区，人民解放军进展较快，直接威胁国民党军的侧背。
5月14日，汤恩伯急调第五十一军至川沙白龙港地区，以增强浦东地区的防守力量。
15日，又指派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为浦东兵团司令，统一指挥浦东地区的国民党第十二军、三十七军、五十一军和保安部队。
15日晨，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第三十军先头部队越过川沙，插入敌后，占领顾家路镇，截断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与高桥地区第十二军之间的联系，并于当天中午攻占川沙，对白龙港地区形成了包围。
16日晚发起总攻，全歼国民党五十一军和暂八师，俘获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以下8000余人。
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的第三十一军也于16日全歼周浦镇守敌，接着，于17日傍晚攻占高桥以南的新陆车站，割断了国民党第十二军与浦东市区第三十七军的联系。
18日，第三十军占领高桥附近的严家桥等地。这时，汤恩伯由于海上退路受到严重威胁，再次从市区抽调第九十五师增援高桥。
高桥地区濒江临海，三面环水，地形狭窄，河沟港汊纵横交错，公路桥梁大部被破坏，人民解放军部队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大口径火炮跟不上，弹药输送、物资补给等都遇到困难。
加上阴雨连绵，地下水位上升，不便土工作业，而国民党守军依托工事，并得到海军舰炮和飞机、坦克的支援，不断向人民解放军阵地反击，双方展开了连续5昼夜的激烈争夺战。
22日拂晓，汤恩伯又调原来守备市区和西南近郊的第七十五军主力到这一带增防。
次日下午，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的炮兵赶到，占领了王家湾附近阵地，对高桥东北海面30余艘敌舰进行猛烈轰击，当即击中7艘。
敌舰遭此突然袭击，纷纷逃窜。解放军终于封锁了高桥以东海面，部分达到了封锁黄浦江的目的。
至此，解放军完全击破了国民党淞沪外围的防御体系，部分突破了主阵地，歼灭敌第五十一军、暂八师、第二十三军等部，俘敌20000多人。
当时，除吴淞口尚未完全封闭外，第九、十兵团已从东、南、西三面紧紧地包围了上海，迫使汤恩伯将其主力集中于吴淞口两侧地区，市区兵力空虚。这为解放军攻城部队攻占市区并歼敌主力于市郊创造了条件。
这时，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攻打市区的条件也已逐步成熟。
5月19日、20日，中央军委连续电示粟裕、张震和总前委：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
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也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
总前委也曾在5月17日指示，在敌固守上海的情况下，在部署上，似应同时由南向北实行攻击，因苏州河南为敌防御守备较弱部分，且多面攻击才能分敌之势，使我易于奏效。
第三野战军前委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依据战况的发展及市区国民党军队设防情况，做了慎重研究，决定先占苏州河以南市区和浦东、吴淞、宝山地区，尔后攻占苏州河以北市区，最后聚歼可能退到江湾地区的汤恩伯集团残部。
同时，决定增调第七兵团的第二十三军、第八兵团的第二十五军和特种兵纵队部分炮兵及战车团参战。此方案经中央军委批准。
5月21日12时，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攻击命令》，仍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4位野战军首长名义在苏州发出。上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展开了。张震即组织参谋人员拟制攻击命令，经粟裕审定后于21日，总攻具体部署分为3步：第一步全歼浦东守军；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之包围；第三步聚歼溃缩在苏州河以北、江湾地区之守军。
22日，解放军侦知敌守军拟从海上撤逃，其第五十四军已从真如地区撤走，苏州河以南市区仅有敌交警总队守备。粟裕当即命令各部同时实施攻击，迅速全歼上海市国民党守军，并决定提前于23日夜发起总攻。
第二十九军首先向月浦东南角的小高地发起攻击。这个高地不仅居高临下地控制月浦镇，而且是屏障吴淞、宝山和江湾机场的门户。
担任主攻的第八十五师和第八十七师一部先以炮火轰击，随后由步兵直插敌守军阵地，攻占高地，全歼敌军。江湾、吴淞的门户被打开了。
25日，人民解放军各部全线出击。
第二十五军于拂晓沿月浦、吴淞公路南侧向东进击，于晨8时插至吴淞。此时，猬集在江边码头的国民党军争相上船逃窜。
解放军立即发起攻击，全歼敌军，俘8000余人。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军第九十九师于25日17时全力向宝山攻击，次日拂晓占领宝山县城。
同时，第三十、三十一军向高桥发起攻击，第二十六日晨全部肃清了高桥及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守军。
接着，两军主力向西北**，占领了三岔港，控制吴淞口东岸。第三十三军的第九十七、九十八师，在第八十四师一部配合下，25日突破杨行西北外围阵地，于26日攻占杨行，随即向东追击，直扑吴淞，上午11时与兄弟部队会师。
参加攻击市区的人民解放军共4个军。第二十七军于22日占领虹桥机场，24日占领虹桥镇、龙华镇和龙华机场，控制了苏州河以南市区边缘。
第二十军主力于22日向浦东市区及其附近地区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守军仓皇渡江西逃。24日拂晓，第二十军占领浦东市区。
同日，第二十三军先头部队进抵漕河泾、龙华地区。第二十六军自南翔向市区逼近，于23日占领纪家巷、沈家桥等地，并向绿杨桥、塘桥前进。
这时，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查明，汤恩伯、陈大庆等已乘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挥撤退。
粟裕当即命令各部发起追击。第二十七军于24日晚沿苏州河以南、徐家汇以北地区，由西向东攻击前进，25日上午8时到达跑马厅及以东地区。
该军第七十九、八十一师继续向苏州河以北的杨树浦和江湾地区攻击前进。第二十军除第五十八师负责警备浦东市区外，主力于25日拂晓由高昌庙西渡黄浦江，进入南市区。该军第六十师配合第二十七军向苏州河以北进攻。
第二十三军于25日晨进入徐家汇、上海铁路西站一带市区，当晚从曹家渡到周家桥地段强渡苏州河，向真如、江湾攻击前进。第二十六军于25日攻占真如、大场，继续向江湾进击。
进入市区作战的各军，严格执行不使用火炮等重兵器射击的规定，而采取多路攻击，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打了一场“瓷器店里捉老鼠”的战斗。
在市区战斗时，我党上海地下组织主动与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介绍情况，并派出向导带路，对孤立的小股国民党军进行劝降。
25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苏州河以南市区。此时，国民党守军已极度混乱。两日前刚被汤恩伯任命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的刘昌义，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经我党上海地下组织的争取，于25日下午来到解放军第二十七军指挥部，同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等谈判，表示愿意放下武器，率部投诚。
当时，刘昌义名义上是残存敌军的最高指挥官，但国民党的第三十七军、交警总队并不听从他的指挥，仍凭借苏州河北岸的高大建筑负隅顽抗。
对此，粟裕一面要第二十七军命令刘昌义部迅速按指定地区集结、缴械受降，一面命令攻入市区的解放军部队迅速肃清残敌。
5月26日，粟裕签发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后，即于当夜率指挥机关离开苏州，经南翔于27日晨抵达上海市区。
5月27日15时，第二十七军在杨树浦地区接受国民党最后一股守军第二十一军残部投降。至此，上海全部解放，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上海战役指挥部整整驻守苏州18个昼夜，粟裕、唐亮、张震、钟期光、刘瑞龙等一批名将云集苏州，运筹古城内外，决胜浦江两岸。
整个上海战役，从外围战斗打响到全市解放，历时16天。蒋介石严令“坚持上海6个月”的梦想化为泡影。在整个战役中，除汤恩伯率第五十四军等约50000人先期登舰逃窜外，解放军共歼敌15.3万余人，缴获大量物资装备。
上海的解放，是人民解放军正确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英勇战斗所创造的丰功伟绩，也是上海人民革命力量里应外合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伟大胜利。
上海的解放，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利用上海继续顽抗、抢夺资财及挑起国际事件的阴谋，为继续肃清华东国民党军余部，保卫国防，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开创城市接管新局面
随着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顺利进行，城市接管工作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发出了明确的指示。
1949年2月8日，中央军委复电第二、第三野战军：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
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
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
此电，简称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指示。
遵照中央指示，陈毅找到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的曹漫之谈话，交代他一项重要任务，起草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陈毅说：“自古以来，军队进入城内，住进民房，干好事的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里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我军很不了解，我们进城以后一定要严守纪律，给他们一个好的‘见面礼’。”
“因为老百姓接触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军队的纪律，所以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纪律搞不好，以后影响很难挽回。你要好好把这份文件起草好，提请总前委领导讨论。”
曹漫之接受任务后刚要出门，陈老总又把他喊回来，特别交代说：“你去找些历史书查一查，看上面有没有军队进城‘不入民宅’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于是，曹漫之一方面抓紧时间着手起草《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文件；另一方面，每到一处就去地方图书馆查看古书。谁知查来查去没有“不入民宅”这句话，他只好又去请示陈老总。
陈毅笑着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书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能写吗？反正军队进城后，在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否则那么多人一下子涌进老百姓家里肯定要出问题的，弄不好会天下大乱。”
这份《入城公约守则》写好后，陈毅让军队及接管干部都参加讨论。接管干部这一边大多赞成这个文件，可一放到军队讨论，顿时炸开了锅。
有的同志不理解：“从红军时代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住进民房要‘上门板、捆稻草’这一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都是住到老百姓家的，为什么进入大城市就不能住民房呢？”
有的同志质问：“不住民房睡在马路的水泥地上，早晚天气凉，要是战士受寒生病了，怎么打仗呀！战士睡马路，师、军指挥所也放在马路上吗？”
还有的同志担心：“下大雨怎么办？难道要我们的战士躺在水里睡觉吗？还有伤病员，在马路上怎么医治呀？！”
总之是不赞成之声居多，不仅有战士、基层干部，还有营团一级干部，都对进城睡马路表示想不通。
这些意见使曹漫之很为难，他只得向陈老总如实汇报。陈毅听后很生气，口气坚决地说：“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想方设法克服的，但军队不入民宅睡马路这一条要坚决执行。就这么定了，天王老子也不能改！”
于是在上报总前委得到邓小平、刘伯承同意后，上报党中央。很快就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批示，主要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8个大字。
就这样，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战军颁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其中10项守则第二条，白纸黑字写着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
4月，中原野战军前委在桐城又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指示。
邓小平强调指出：越接近胜利，情况越复杂，任务越繁重，在胜利面前，要立场坚定，不受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邓小平号召全军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指示，尽快掌握党的新区政策，学会接管城市；并在渡江后搞好与地下党、游击队的会师等工作。
会议指出，要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首先，善于抓关键，打好接管南京的开局仗。南京解放后，百废待兴，如何接管好这个城市，成为渡江以后面临的重大难题。
针对当时情况，邓小平把南下干部与地下党的会师当做“第一关键的工作”来抓，力求从组织上会师达到思想上、政策上会师。他认为，只有统一意志，统一步调，才能担负起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与此同时，党中央投入了很大力量，并指定刘伯承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宋任穷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在党中央华东局直接领导下组织了3000余人的接收机构，第二野战军也派出大批干部参加了该市的接管。
可以说，接管南京是党城市政策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对接管北方城市不足之处的缝补，为以后接管上海、南昌、武汉、广州、重庆等南方大城市提供了新鲜宝贵的经验。
4月27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给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就指出：“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促进去，陷于被动。”
战局发展确实很快，为了赶紧完成攻占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邓小平同陈毅商量把总前委移驻在丹阳。
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工作可谓是千头万绪，作为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及第二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此时肩上的担子分量可想而知。
而此时，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第二、第三野战军的主要领导成员，除陈毅、邓小平在丹阳外，其余大都在外地。
在借鉴接管南京工作的基础上，总前委曾向中央军委建议推迟进入上海的时间。
他们在给中央军委和粟裕、张震的电报中说：“根据南京的经验，我党我军未做适当准备就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因此，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人上海为好。”
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毛泽东在后来一份电报中又指出：“你们的准备工作越快越好。”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接管干部和部队进行形势任务和政策纪律教育。
他要求部队认真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布告、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以及入城纪律、外交纪律等具体规定。
正是通过这些学习教育，使数千名接管干部在丹阳通过训练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做到了人人熟记，为未来接管上海的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外，还过细抓好接管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草拟接管上海各种组织机构的命令、军管会命令和军管会代表的任命书、刻制和盖印各种接管印章、印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市军管会人员的胸、臂章等，邓小平都亲自过问。
5月15日，在上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时，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3个接管委员会：陈毅兼主任的文教接管委员会，曾山任主任的财经接管委员会和粟裕兼主任的军事接管委员会。
4月30日和5月4日，该会曾在常州、武进开过两次会议，对军事接管有关事宜做了部署。
随着战场不断东移，日益迫近上海之时，第三次会议就在木渎的第三野战军政治部驻地召开，这也是入城前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接管会议。
木渎是苏州城西南重镇。政治部下榻的下塘街，倚傍胥江，由翠坊桥直通镇北的苏锡公路。远山近水，树影婆娑，环境幽雅，交通便捷。
粟裕因忙于战役指挥未能与会，由军管会副主任唐亮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委员会所属正、副部长、处长，如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的军事部长陈锐霆，政工部长钟期光，华东海军司令兼政委的海军部长张爱萍等负责同志。
会议共作出了19项决议：
进一步调整了各部的接管任务，建立报告制度，规定通讯联络、经费支出和车辆、油料筹措办法，统筹被接管军事系统之人、财、物的安置和安排；对接管人员的生活起居、车辆乘坐、家属来队，因公招待等事宜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特别强调要对每个接管人员进行个人财物登记，定期核查。
这就和3年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到上海“劫收”形成鲜明对照。
５月26日、27日，解放军接管上海。
接管当天，经过连日的战斗、追击，战士们没有得到一宿的安眠，战斗下来的部队都悄悄地坐在马路边上休息。在蒙蒙细雨当中，大家和衣熟睡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不惊扰市民，不跨进民房。
上海党组织领导的护厂队和护校队立即把部队接到厂内校内，旅店也敞开大门让部队进去休息。此情此景迅速传遍上海，传遍世界。
上海解放后，入城部队严格遵守入城纪律，露宿街头，谢绝馈赠，保护外侨，以实际行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和政治影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
上海几百万人民同声称赞这是“仁义之师”。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各界群众涌上街头，载歌载舞热情欢迎解放军。
企业家荣毅仁看到了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这动人一幕，下决心要他的工厂赶快复工。一些公署职员听到我军“约法八章”的广播，又亲眼看到解放军进入市区不住民房睡马路，也下决心留下来为人民政府服务。
在邓小平的科学指导下，上海接管工作分为接收、管理、改造三个大步骤，并成立军事、政务、财经、文教4个接管部门。
他不断接见各方面的干部，出席各种会议，并亲自深入各界做调查研究，解决问题。邓小平总是深谋远虑，他在上海建设大厦主持的华东局会议，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对上海的恢复和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在渡江战役的始终，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举重若轻，文武并举，挥洒自如地驾驭全局，为解放江南和接管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久，他和刘伯承开始了挥师大西南的征伐。
渡江战役的胜利，正如战役的指挥者邓小平所指出的：军事上，标志着“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政治上，标志着“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经济上，则标志着铲除了蒋家王朝赖以继续战争的基础，从而从根本上和形式上都推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这场战役是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统一指挥的。
战役期间，集总前委书记、党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以及第二野战军政委等数个重要职务于一身的邓小平，全面主持渡江作战主战场华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统筹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所透视出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卓越军事才能和政治风范，和渡江战役一起，在中国革命的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邓小平到上海后，专程拜访了孙中山的遗孀、共产党挚友宋庆龄女士等。
1949年8月4日，邓小平奉命抵京参加开国大典时，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作了一个《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工作报告。
邓小平在报告中，纵谈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南进战况，深得北平各界人士、社会贤达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