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即开至安阳、新乡休整，提前南下，担任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渡江时即行包围汉口，钳制白崇禧使其不敢他调，似更有助于我们渡江和夺取京沪。”
“预计林罗部抽调5个军，6个纵队，提前南下，部队必然略带疲困。但其目的，只在迫近武汉及长江中段，初步起钳制作用。”
“当地如鄂豫、江汉、桐柏均有地方党政及群众作为依靠，仍可进行休整，等林罗大部南下到齐再转入大举进攻仍属有利；而于下游夺取京沪则更加稳妥。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考虑，见示。”
中央军委经过与东北野战军首领们沟通，最终致电林彪、罗荣桓：“你们仍按你们丑微电计划进行整训，至3月下旬时可考虑派两三个军先行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即可配合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夺取南京之任务。至于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行动，我们虽已令其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但实际上仍以2月3月两月休整4月渡江为宜。”
1949年2月5日，中央军委的指令，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中央军委决定从1949年2月至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为第一副政委。这时，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共计86万兵力，装备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从组织上保证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有一个坚强、团结、多谋的领导核心，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作出新的决定。
按照中央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由于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作战重心移向华东，根据中央指示，邓小平又被受命兼任党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被委以重任的邓小平等深知：虽然经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在长江以北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主力，但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并未甘心失败。
敌军在蒋介石“下野”、国共“和谈”烟幕掩护下，采取“直接配备”，以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重点防御集团守备的京沪杭地区和武汉地区为要点，在1800多千米的长江沿线布防。
敌军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然后以江为界，制造“南北朝”。而长江自古以来被视为天堑，江宽水深。四五月间水位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江水猛涨，风大浪高。
1949年2月中旬，邓小平在商丘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具体研究渡江战役。
邓小平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这些‘英雄好汉们’非常迷信武力，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刀兵再起。他们玩弄和谈，实则准备大打！列宁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在战争中继续着。国民党玩弄和谈阴谋，实则扩充200个师！我们要积极准备船只，开展水上练兵活动，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会后，准备参加渡江作战的两大野战部队开始了各种渡江训练和准备工作。
就在总前委为渡江战役积极进行准备时，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了。
1949年3月5日，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职工食堂里。正面几张长桌，桌上铺着白桌布。桌后的靠背椅，摆得整整齐齐。正面墙上并排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画像，两侧分别有鲜红党旗。
会场不算宽敞，却布置得整洁、朴素、庄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创建新中国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会场。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
邓小平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作了几次发言。
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是在2月28日一起来到西柏坡的，另两位总前委委员刘伯承、粟裕在前方主持战事未能到会。
邓小平身穿棉衣，头戴棉帽，上衣兜里插着支钢笔，站在发言位置，眼睛不断地扫视着会场。身后的党旗和窗户的半面依稀可见。
邓小平主要谈到几点：一是对毛泽东在会上报告表示完全同意；二是对目前形势分析；三是关于全会上提出的城乡问题、战斗队、工作队等问题；四是关于华东军管固定范围和人事安排。
讨论人事安排时，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并谈了部队渡江、新区筹粮、城市筹款、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接管上海的工作。
对这些，毛泽东表示赞同：“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有变动再说。”
几天里，邓小平经常思考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几个重大问题，关于城乡问题，他觉得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不要农村，而又没把城市搞好。
现在即将进入城市，执掌全国政权，这就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切实做到城市领导乡村，搞好工农联盟。总之，城市领导乡村，有了城市，工作重点应转到城市。这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战略问题。
会后，毛泽东又召集邓小平和陈毅等具体商谈渡江作战问题。
打过长江去，这是解放全中国决定性的一役。在西柏坡，毛泽东与邓小平数次长谈，商讨渡江计划。他拉着邓小平的手，郑重地对邓小平说：“这次渡江战役就交给你指挥了！”
毛泽东在淮海战役时就对邓小平说过此话：“我把指挥交给你”，现在他又将渡江战役的指挥权交给了邓小平，足见党中央对邓小平的信任。
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同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一起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决定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4月10日开始发起渡江战役。
毛泽东说：“打败蒋介石，不需要费多大力气了，不要花更多的时间了。现在部队要休整一下，然后准备渡江。要研究分几路大军，如何前进。”
邓小平说：“前一个时期，在多个战场有力的配合下，淮海前线把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那真是一大块很难啃的骨头啊！大军渡江还需要多路野战军的有力配合。”
毛泽东又说：“现在蒋介石和李宗仁要求和谈，企图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在100万的基础上扩充为300万，以长江天险为界线，继续统治中国南部。我们要抢在敌人前面，打过长江去，向东南、中南和西南大进军。”
会议期间，摄影师给他们留下了一张合影，只见陈毅左手持烟，右手抄在上衣兜中，满面笑容地面向邓小平。邓小平则站在陈毅旁边，两人似乎在商量着问题。他们的身后站着张鼎丞、张际春。
会上，大政方针已定，渡江战役也大致商定，大部分部队进入休整时期。所以邓小平、陈毅心情轻松，会后返回前线途中，顺便去爬了泰山，还到曲阜看了孔庙，然后一道返回前线，传达会议精神，研究渡江方案。
制订渡江作战方案
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中的第五条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规模空前的大兵团作战。准备工作紧张、繁重、艰巨，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作战。
部队的休整、补充、整编计划要进行，全军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渡江前的军事训练要一一安排，中原局、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工作部署，渡江作战计划及有关具体问题要研究。而刘伯承、陈毅又远在西柏坡未归，这一切都要邓小平这个总前委书记亲自过问，亲自安排。
这段日子，总前委指挥部和中原野战军指挥部，忙得不可开交，但在邓小平的运筹和指挥下，虽然紧张繁忙，却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1月29日，邓小平在商丘市城里圣公会礼拜堂主持召开了中原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中原局秘书长杜润生具体组织会议。
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学习了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总结了淮海战役和中原解放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讨论了关于准备渡江作战的一些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邓小平于2月9日向毛泽东写了《在华东野战军中原高干会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经过情形》的报告。
关于渡江作战的具体方案，邓小平于2月8日在商丘主持召开了由总前委全体委员及党中央中原局、华东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
这是继1948年12月16日总前委全体成员会议后的又一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具体讨论、决定了南下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及部队政治教育等问题。
会议开始，由邓小平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提出了渡江战役的要求。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第二、第三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华东、华南，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的指示，会议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
会后，总前委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的报告》，提出了“关于渡江作战的8个问题”，请中央军委考虑速示。
报告中写道：我们召开总前委会议，中原局负责同志均参加，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问题。
一、关于渡江时间。
我们一致认为，以在3月中旬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
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水小雨少，更便于作战。在准备工作上，确较仓促。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
有些准备工作，即再推迟一个月，也难办到。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则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更多准备。
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仅在准备方面略较充分。如提早在3月初出动，3月中旬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更属有利，但许多切要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
二、关于战役部署。
依现态势及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具体准备情况，确定以华东野战军4个兵团，中原野战军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华东野战军之4个兵团，一个任江阴、扬州段，一个任南京东西段，一个任芜湖东西段，一个任铜陵、贵池段。
中原野战军一个兵团则任安庆东西段。中原野战军另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以便紧随首先突破的部队之后，适机渡江钳制。而我们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至于突破江防之后的作战，则视当时情况决定。
三、关于开进。
华东野战军两个兵团，已在两淮及蚌埠以南。其余两个兵团，当在宿县东西地区。拟先移一个兵团至合肥；另一兵团则于3月中旬移动，以半月行程到达江边。
中原野战军各部路程较远，拟于3月初旬移至潢川、固始、六安之线休息，待机即向指定位置开进。
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并各派先遣部队迫近江边了解情况，并作准备。
五、为适应紧迫的作战要求，安徽省委必须立即建立。宋任穷、曾希圣等应即到职，使有所依托。否则，江淮、皖西不能统一，妨害极大。
对建立皖豫鄂三省委事，前曾数次电报，究应如何，恳早示复。如中央认为此时尚非建立省委时机，而为作战需要，我们建议，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领导皖西、江淮两区及豫皖苏之安徽部分，而将豫皖苏之河南部分，交由中原局另组区党委管辖。究应如何，请早示复。
六、关于出动准备。
部队思想渡江无大问题，具体准备则有许多事项尚无着落，务请军委、华东局予以解决。其最重要者有：1.弹药。华东野战军仅有携行基数，中原野战军则连携行基数均无，所缺详数前已电报，务恳赶运。
2.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药品及电讯材料均未解决。中原野战军已派齐仲桓部长、叶云章副局长来军委请示，亦恳迅速批发赶运。
3.现洋及人民钞票。3月初就要用，应携带数亦应赶运。
4.地图。华东野战军已有者不足自用，中原野战军一份没有，应到何处领取，请示。
5.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现共有汽车约千辆，汽油很少，而汽车又是我们的主要运输工具，务恳从速批发足够量，否则一切辎重都动不了。
七、粮食是最困难的问题。
主要是就地筹集，但仍需后方准备大量接济。除华东外，我们意见，中原局亦应予准备，以豫皖苏及鄂豫力量支持中原野战军一个时期，直至过江为止。
八、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行动，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运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
九、以上均带有时间性，请考虑电示。
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决定淮海战役总前委对渡江战役照旧行使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2月12日，总前委移驻徐州，随第三野战军行动，党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的首长及机关也奉命南移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
此时，徐州这个战略要地又成了渡江战役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心，而这个中心的核心就是大北望。
随后，党中央华东局领导饶漱石、曾山、张际春也来到大北望，共商渡江战役的大计。至此，第三野战军、华东局、华东军区、渡江战役总前委四大机构齐集大北望，开始在这里研究和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即著名的渡江战役作战方案。
后来，邓小平曾对毛泽东说，1949年二三月间，是自己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这时先后召开了总前委、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前委扩大会等重要会议，具体研究渡江战役的有关事宜，并进行了部署。
2月18日至21日，为了传达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总前委会议精神，第三野战军在第七兵团驻地贾汪再次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即第二次“贾汪会议”，具体部署渡江作战任务。
第三野战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和国民党江防态势，听取了各兵团和部分军级指挥员意见。
2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渡江战役总前委于大北望精心制订的由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签发的《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即“京字第一号命令”。
随即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分别下发《向江南大进军的政治工作指示》和《关于京沪杭战役后勤工作的通知》。
会议结束后，总前委成员在大北望会合，继续就有关渡江战役事宜进行商讨。
2月25日，一封电报从西柏坡发至大北望，要求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3月中旬或下旬应准备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此项准备工作限于3月10日以前完成，待命行动。
中央军委提出这个作战任务的目的，是因为南京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我方为了促成有利于人民的谈判而采取的军事行动。
军委指出，如谈判顺利解决，则不攻浦口；如谈判不顺利，必须以压力才能解决，到时则应攻占浦口。
此时，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曾山已按党中央通知于2月24日晚乘车北上，前往西柏坡代表华东局出席3月5日至1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前委成员中只有粟裕因要到济南治病尚未离开。
于是粟裕就占领浦口、炮击南京的任务向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作了交代后，于3月1日才离开大北望前往济南就医。
张震、唐亮立即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着手准备。此后，西柏坡中央军委与大北望总前委及第三野战军指挥部之间电报往复不断，反复商讨攻占浦口、浦镇及炮击南京的必要性和时间。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中央军委就渡江的兵力部署和准备及在4月份进行渡江作战事宜，与陈毅、邓小平、谭震林、饶漱石进行了会商。
结束西柏坡会议后，陈毅、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曾山返回徐州。
3月17日，路过济南时，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特地去看望粟裕，向他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又共同商讨渡江作战问题。
3月18日，邓小平在徐州和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张震致电党中央、中央军委，建议推迟攻击浦口作战，以便与渡江作战相衔接。
电报说：“我们再三考虑结果，认为攻击浦口及炮击南京与夺取一切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施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其中间隙不宜超过7天以上，以三四天为最好。”
“否则，既可使敌人的战役战术上能做比较从容的部署，又会使我江南可靠关系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会丧失可能的战役战术的突然性，增加渡江的困难。因此建议：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4月1日开始，以便与10日渡江作战相衔接。”
19日，中央军委复电：“是否攻占两浦，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浦口、江浦，以利和平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占之；如无此种必须，则可置之不理。”
3月20日，回到总部的前委成员针对中央军委所提出的“两浦”即浦口、浦镇问题，经过缜密的分析和研究后，向军委报告：浦口攻占与否，对整个渡江作战无重大关系。
对于“两浦”问题，3月26日，已南下至蚌埠的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又在会议上提出讨论，最后作出了不攻两浦的决定。
总前委这项决定于3月27日10时获得中央军委批准，使得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幸免于炮火之灾。
3月18日，指挥渡江作战的5位总前委成员，除刘伯承随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行动、粟裕在济南治病外，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都在大北望。
18日上午，召开总前委、华东局、中原局、华东军区、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等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从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协调人员，组成总前委精干指挥机构，具体指挥渡江战役。
18日中午，在听取了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汇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各机关移驻蚌埠以南地区。
当日晚，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会议通知，出席人员是各处处长，时间是19日下午13时，地点在作战室，内容是要求各部门做好出发准备，同时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员统计好本单位的人员、马匹和车辆等带到会上，以便统一安排。
在19日召开的司令部部务会上，行动时间确定为21日，并发出行动命令。20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将南行的移驻点电告了前方各兵团。
3月2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率总前委和华东局、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指挥机关分批由大北望到徐州然后乘火车南下。
总前委研究作战部署
初春江淮，乍暖还寒。
3月22日凌晨，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率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机关冒着霏霏雨雪，乘火车由徐州抵达淮河北岸的小蚌埠。
因淮河铁桥被炸毁，他们徒步通过淮河上搭建的浮桥，到市委稍事休息后，到达蚌埠市区东郊孙家圩子村，进一步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战略方针。
接着，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率领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也由山东移此。四大机构云集，众多风云人物汇聚，孙家圩子由此成为渡江战役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枢。
3月25至26日，在这大半是土墙茅舍的孙家圩子，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室，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主持的总前委会议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对第三野战军渡江准备工作汇报，具体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部署问题。
会上，邓小平通报了第二野战军各部和归第二野战军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的军政动向。在谈到作战计划时，他说，拟以第三兵团附第十五、十六军肃清渡江地段枞阳至望江国民党军，攻击目标首为安庆。
邓小平提醒道，负责固守安庆的是桂系白崇禧部，要注意利用汤恩伯、白崇禧之间的矛盾。
继而，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汇报了第三野战军渡江准备工作的总体情况，第七、八、九兵团司令员王建安、陈士榘、宋时轮分别汇报了各部的战前准备情况。
会间，值班参谋送来两份电报。邓小平看后，眉头一扬，说：“党中央、毛主席进北平了！”
继而又风趣地说：“以后到中央见毛主席不能马马虎虎，恐怕要行三跪九叩行大礼了。”
一句幽默话活跃了原本严肃的会场气氛。张震说：“搞不好，要推出午门斩首呢！”
陈毅哈哈大笑道：“同志哥，可要刀下留人啊！”
一段插曲过后，会议转入讨论渡江作战的部署上，研究了渡江作战的许多重大事项。
邓小平说：“陈老总、谭震林和我这次去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渡江问题特别关心，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从今天起，我们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一下渡江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在民主、活跃的气氛中，与会人员讨论了长江与黄河的不同，对长江的汛情、两岸的民俗、国民党军的江防要塞等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如何渡、在哪渡还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
邓小平指出：“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于能不能登上对岸，首先可以不进攻这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矾至当涂间为宜。”
陈毅同意小平的建议，并提出，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千米的正面，是守不住的。
为了渡江的成功，我军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将部队开到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会议讨论了渡江时间问题，建议15日黄昏发起渡江。会议决定，不攻占浦口、炮击南京。为配合即将举行的国共和谈，第三野战军已完成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准备。
会议认为，南京政府已有溃逃的迹象，若炮击势必加剧；战术上，炮击南京必须将炮拉至江边，不利于隐蔽，而且是否炮击对渡江作战无大影响。因此，会议决定取消此计划，将承担此项任务的第二十六军东移，加强东集团的兵力配备。
会议确定了处置国民党军江北桥头堡方案。会议认为，为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攻取江北桥头堡的时间可由各部视攻取对象的难易程度自行决定。
会议讨论确定渡江作战方案。会议认为，在掌握战略主动权情况下，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打法，使国民党军防不胜防。
“宽正面”，就是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江面上，不分主渡、佯渡，分路突击强渡；“有重点”，就是中集团利用长江地形向北凸出的条件提前一天发起攻击，过江后迅速东进，以减轻东集团压力。
会议决定，粟裕、张震指挥由第八、十兵团组成的东集团，谭震林指挥由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由第三、四、五兵团组成的西集团。
而邓小平、陈毅则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分开行动，成立总前委精干机关，和华东局、华东军区一起，位于合肥附近主持全局。
会后，邓小平还分别与第七、八、九兵团司令员谈话，明确任务，叮嘱注意事项。
3月28日晨，在济南养病的粟裕到达孙家圩子。
下午15时至19时时，渡江战役的前方决策者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张震、张爱萍等，再次对渡江作战部署进行了缜密研究，决心“放弃攻浦，大力渡江，有力配合和谈，北平式地解决南京问题”。
根据党中央“第二野战军负责南京、第三野战军负责沪杭”的接管方针，要求中集团过江后做好与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的衔接。
会议认为，渡江作战的重心在宁沪沿线。为此，决定中集团过江后统一归粟裕、张震指挥。
中央军委获悉总前委会议已经结束，电示总前委“将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尽快拟定电告”。
当日邓小平他们就将会议结论上报中央军委，这份电报也成为日后诞生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雏形。
会后，邓小平要陈毅拟草作战计划，陈毅遂告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渡江作战命令。
形成初稿后，呈总前委书记审阅。
可邓小平对这个方案不太满意，认为写得太具体了，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主要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即可，要给指挥员留有机动的余地。
张震后来回忆说：
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最后作了结论，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
会后，3月29日，小平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
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写了以后送小平。
小平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
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要原则一些，要给指战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所以他就自己写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949年3月3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根据讨论情况，集中众人的智慧，亲自执笔，重新着手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1日，他又召集有关同志，逐段讨论，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野战军各兵团以上单位。
《纲要》全文共有8个部分，对渡江战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部署，判断了蒋军兵力，指明了渡江目的，制定了作战纲领，提出了应变方略，规定了渡江地段、展开方向及有关作战联络方式。
《纲要》中这样写道：
一、蒋介石军队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4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18个军49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金、衢、徽地区者计有6个军23个师。可作机动使用者，大约有四五个军。
二、我第二、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
三、判断于我渡江成功之后，可能产生的敌军变化是：1.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2.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3.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4.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5.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形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四、我军的作战纲领：
1.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2.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第三项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计算到我东线兵团渡江成功之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故西线兵团应给以及时有力之支援。
3.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第三野战军第七、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第二野战军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第三野战军之第八、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
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4.如敌实行第一方案，则应集结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全力于京沪线上的决战方面，而以第二野战军的一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第二野战军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敌实行第二方案，则可改以第二野战军主力出浙赣线，余同第一方案。
5.如敌实行第三方案，则以第二野战军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第三野战军全力负责解决沪、杭、无锡地带之敌。
6.如敌实行第四方案，则以第二野战军解决南京，第三野战军解决沪、杭。在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
7.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五、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1.由粟裕、张震率第三野战军统率机构，直接指挥第三野战军第八、十两兵团之主力，共6个军及3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
另以第八兵团之第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
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第七、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2.由谭震林指挥第三野战军第七、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段实行渡江。
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第八、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并协同第八、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
以上两路4个兵团，归粟裕、张震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第三野战军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3.第二野战军由枞阳镇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第二野战军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第三野战军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第二野战军各兵团之具体作战部署，由第二野战军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4.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六、总前委使用华东局电台，与两个野战军及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联络。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凡有关作战事宜的电报，除发给粟裕、张震外，应同时发给总前委。
七、有关作战的战术、技术、通信联络、后勤工作诸事宜，由两野战军自行命令规定之。
八、这是战役的基本纲要，所有规定执行事宜，及随着战役发展之各项处置，随时由总前委以单个命令规定之。
可以看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认真贯彻了毛泽东“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的指示精神，提纲挈领地分析了斗争形势和任务，确定了战役的目的和总的部署，充分预计到战役发起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了各种强有力的对策和掌握的重点，并规定了各个作战集团的任务和基本动作。
《纲要》把敌我力量的精确对比作为渡江战役兵力部署的基本依据，准确判断敌情可能出现的4种变化，提出了4种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务求全胜。
在战役计划上，预定战役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完成渡江、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包围敌人，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后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在兵力部署上，分东、西、中突击集团，沿江分段实施强渡。
整个《纲要》高屋建瓴，稳妥周密，切合实际，机动灵活。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军队政治主官，文武兼备、高屋建瓴、抓住关键、宏观决策的鲜明特点和指挥艺术。
邓小平拟好《纲要》，3月31日由总前委电报中央军委。
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实践证明，《纲要》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体现了总前委和邓小平的雄才大略和科学判断形势、英明决策的能力，是指导渡江战役取得全胜的纲领性文件，渡江战役的展开基本按照《纲要》的规划实施，敌情变化及各种应对方案也均未超出《纲要》的范围。
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这个《纲要》，是对渡江作战的宏观决策，为渡江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个《纲要》于1949年4月1日上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4月3日就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刘伯承也称赞这个《纲要》说：稳健！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制定，充分显示了邓小平卓越的宏观决策能力和军事指挥才干！人民解放军正是按照邓小平的这个《纲要》，实施渡江战役取得胜利的。
从1949年4月20日夜百万雄师渡江，至５月27日京沪杭战役结束，整个战役基本上是按照实施纲要展开并取得了辉煌胜利。
正如刘伯承所说，敌人摆的是一条“死蛇阵”，而破阵的法宝之一，便是《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实践证明，《纲要》是我军作战指导宏观决策的范例。
4月8日，刘伯承等致电中央军委：“我们接到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后，即按照此纲要精神及当前情况，确定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基本部署。”
与此同时，第三野战军也下达了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下达后，鉴于各渡江部队纷纷南下待命渡江，总前委决定继续南移，靠前指挥。对于南移的具体位置，当时考虑移至合肥及附近地区。
此前，总前委曾派侦察参谋李伏仇从孙家圩子专程赶到合肥打前站，并找到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征求意见。
此时，曾希圣来到孙家圩子。
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曾在红军长征途中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电码，被毛泽东喻为“识得天书的人”。抗日战争时期又率新四军第七师多年战斗在皖中地区，对合肥及皖中地区的地情、水情、敌情十分了解。
邓小平问曾希圣：“我和陈毅准备进驻皖中一带，你看指挥部放在合肥怎么样？”
曾希圣向邓小平等总前委领导提出，移驻合肥目标太大，不利于防空；合肥刚解放，政治情况复杂，不利于安全保卫。
顿了一下，曾希圣接着说：“前段时间我们已做过侦察，认为总前委指挥部放在肥东瑶岗村比较合适。”
说起肥东瑶岗村的好处，曾希圣还扳着手指一一道来：“一是第三野战军渡江先遣纵队的侦察部队曾驻过瑶岗，社会情况比较清楚，群众基础好；二是位置比较适中，距合肥只有二三十里，交通便利，而且又靠近第七、九两兵团驻地，便于联络指挥；三是离开合肥，利于防备敌人空袭。”
听到这里，邓小平点点头，站起身握住曾希圣的手说：“好，就这么定了!”
曾希圣考虑问题非常细致、周到，对瑶岗驻地的选择独具慧眼，体现了很高的情报工作水准和政策水平。总前委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采纳了曾希圣的意见。
4月初的一个黄昏，渡江战役总前委及其部分工作人员在陈毅、邓小平的率领下，乘一列闷罐车到达合肥。第二天一早，就在曾希圣和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曹荻秋的引导下进驻肥东瑶岗村，统一指挥第二、三野战军，主持渡江全局。
果然，这里地形非常有利，东边有店埠河作为屏障，西边岗地高耸，南边有淮南铁路，北边有合店公路，附近村庄稠密，古树参天，遮天蔽日，是一块比较理想的驻地。
进驻瑶岗的总前委机关十分精干，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几位首长外，工作和服务人员总共只有八九十人，分设参谋处、机要处、通信处和秘书处。
邓小平、陈毅常驻瑶岗坐镇指挥，刘伯承、粟裕、谭震林在渡江前线现场指导，遇有紧急公务，随时回到瑶岗村。
此外，党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的领导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魏文伯等人，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等也先后应召到过瑶岗。
担任警卫任务的是第三野战军特务团第二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侦察科副科长刘志平带来的一个侦察连及华东军区的一个内线警卫排。
邓小平、陈毅住所是当地地主王世新家的一座四合院。头路、二路为邓小平、陈毅的卧室和办公室兼会议室，厢房住随从人员，后路房屋为王世新自住。
参谋处设在旁边的一座张家祠堂。就是在这样一片极其普通而又简陋的清末民宅内，总前委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
总前委在这里指挥了整个渡江作战，直至渡江胜利后进军江南。军情似火，大战在即，一日不联络可谓“如隔三秋”。
4月5日，在合肥东郊瑶岗刚刚安顿下来，邓小平便指示通信部门迅速与各部建立联系。
当日，第二野战军《各部队逐日位置及动向登记》记载：“总前委今已进至合肥东卅里之撮镇，店埠。”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阵中日记》记载：“总前委5日到达合肥东撮镇。”由此可见一斑。
6日，党中央华东局、总前委发出指示，指出他们对从蚌埠至合肥沿途发现所写标语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各部整饬宣传纪律，严格和中央保持一致。
7日，饶漱石按党中央要求准备前往北平，邓小平亲笔致函周恩来，汇报3月30日后的敌我两方面的军政动态，并报告了在蚌埠组成的总前委工作机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