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
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揭穿敌人假和平阴谋
1949年1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3月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1949年的任务是：“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党中央还指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成为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呼声和响亮口号。
从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两个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对“全面和平”喊得越来越热闹了。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离开南京，抬出了“代总统”李宗仁应付政局。
实际上，蒋介石只是退居幕后，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而且他还在秘密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
同时，在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还建立了7座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名义指挥军队，“以党控政”，构筑长江防线，企图以“和谈”为幌子，“划江而治”。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正规军还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为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为146万人。
不过，国民党的这些部队，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
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方面宣布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
蒋介石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
李宗仁在蒋介石“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
看起来，李宗仁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实，他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国共产党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们配合解决蒋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李宗仁代总统后，便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去南京，又派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罗隆基、张澜等。
李宗仁认为，自己若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一定能造成第三种力量，制造反共舆论。他以为这样我党就会不得不停止解放战争。
对李宗仁的活动，我党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
1月25日即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对国民党的伪善，人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同日，党中央发电指示上海、香港党组织，要求迅即将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的声明及我党上述谈话，连同我党1月14日的声明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帝及国民党的欺骗。尤其要注意争取中间分子。
1月28日，党中央又致电上海党组织，要他们同尚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交换意见。
电文中大意是：如果南京反动政府及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群等接受毛主席的“八项条件”，并即逮捕各主要战犯，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如果只提出要南京反动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恢复民主同盟活动及容许被封的报纸，杂志复刊等，那就是很危险的。”
“因为对各项要求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不一定肯提出，而对后项要求既易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赞同，又易为南京在形式上接受，结果转使民主人士陷入被动，而且有承认反动统治之嫌。”
要求着重说服他们坚持李济深等55人声明的立场。
已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周建人、翦伯赞、田汉、胡愈之、韩兆鹗、严信民、吴晗、楚图南等联名致电张澜、黄炎培、史良、陈铭枢、罗隆基等人。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也致电香港的民主人士，请他们坚持正确的立场。
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向上海等地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配合这一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运动。
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工会、学生会等团体可公开活动，被启封的报纸可自动复刊，并注意使中间阶层人士的民主运动和群众运动相配合，以揭露李宗仁和平谈判的欺骗性。
实际上，李宗仁虽然想采取一些旨在争取中间力量的做法，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抵制下，所谓“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等命令，多未兑现。
这样，李宗仁就在广大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并无和平诚意，反使自己处于政治上更加被动的地位。在上海、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也没有受其蒙骗，李宗仁争取第三方面的企图基本失败。
李宗仁这时仍未放弃假和谈的基本立场，但迫于形势，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在此前后，为了试探共产党方面的反应，李宗仁还安排了一些人士，直接与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接洽。
1月12日，白崇禧派黄绍竑飞抵香港，想托李济深帮忙，促成桂系方面单独与我党和谈。
但此时李济深已来解放区了，黄绍竑即通过我党在港负责干部，致电李济深，表示为促蒋介石下野，“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
李宗仁代总统后，派黄启汉、刘仲华为代表到达北平，叶剑英接待了他们。黄启汉、刘仲华转达李宗仁的话说：“李宗仁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具体办法是：实现局部和平；切实在‘八项条件’之上内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
叶剑英答应将其谈话内容转给党中央。
2月1日，党中央致电彭真、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指出：黄启汉、刘仲华的谈话“是有政治内容的，而且有文章可做”，“如刘仲华尚在北平，望令其迅速返宁，面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泽东‘八条条件’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
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在河南信阳接见了白崇禧派来的私人代表李书城。李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受托了解我方对白崇禧及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张笃伦、河南省主席张轸的态度。
刘伯承、陈毅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立场，并以傅作义为例，反复说明了如果白崇禧能以实际行动作出贡献，我们将欢迎和优待，张轸、张笃伦也是这样。
李宗仁还直接、间接地安排了一些人士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来洽谈，我方都采取了积极接待的态度。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邱致中、吴裕后等于2月6日抵平。叶剑英接待了他们，并说明了和平必须是在“八项条件”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和平。经过交谈，他们表示认识到共产党是要和平的，战争贩子在南方。
2月14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随团前来。对于这个代表团，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热情、诚恳坦白的方针，由叶剑英负责接谈。还邀请傅作义、邓宝珊等同他们接触。
翌日，叶剑英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会晤，并于当晚设宴招待代表团一行，傅作义、邓宝珊也应邀赴宴。初晤结果表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对我党是友好的，向我党表示了敬佩之意，也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某些建议。
但他们此次的目的，是想国共两党以对等身份实行南北议和。
叶剑英坦率地指出：“实现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从我们的愿望讲希望北平方式，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害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希望李宗仁认清形势，按照‘八项条件’，同蒋介石真正决裂。”
2月17日，我方召开欢迎“上海人民和平和代表团”大会，北平市副市长徐冰讲了话。会后，叶剑英又分别与代表团成员晤谈。
第二天，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宴请颜惠庆一行进行了深入的谈话。
2月20日，还邀请他们参加招待民主人士的400人的大宴会。
22日，上海人民和平和代表团飞抵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
李维汉去石家庄迎接他们，陪同他们抵达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4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这样就为正式和谈铺平了道路。
他们也充分地了解了解放区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对他们回去后向李宗仁做工作以及后来参加新政协是有重要作用的。
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国共产党14日声明及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叶剑英曾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挽留邵力子。
邵力子答道：“此次恐怕仍需要回去，不过，下次可以再来。”
2月17日，他们带了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一封信离北平返南京。
就在这一天，李宗仁正在广州劝说迁往那里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迁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长孙科的坚拒。
一听到新华社广播愿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在2月25日从广州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他们的“对共和谈三项原则”：一是，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产党方面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二是，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产党方提议划疆而治；三是，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这个“三原则”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的那一套。
李宗仁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后来说：“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产党方面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国共北平和平谈判
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在3月23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
3月26日，即他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4月1日；谈判地点为北平；共产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1月14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31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
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的和谈代表团抵平。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成员有邵力子、刘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等组成。我方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有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等，后来又加派聂荣臻。
李宗仁虽然公开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这是假的。实际上是想保存国民党的政府与军队，占有江南数省，以待东山再起。
李宗仁在台上进行和谈活动，蒋介石在台下则加紧实施在3至6个月内完成大规模扩军的计划。
其备战计划包括：重建400个师；征募250万新兵；重新召集退役军官；编制新的装甲兵团；扩充空军。
这是我们和广大人民完全不能同意的。因此，谈判的焦点是：南京政府是真接受“八项条件条”还是假接受“八项条件”。
谈判前夕，张治中曾去溪口见蒋介石。对此，我党是有警惕的。
张治中抵北平后，周恩来即当面质问他，指出这显然是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并质询南京“四一惨案”事件真相。
张治中作了一些解释。
4月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尖锐地指出：“虽然李宗仁政府表示希望参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但是他们和继续主战的蒋介石及其死党一样，反对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反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他们要把反动势力保存下来，作为卷土重来的资本。”
社论指出这是一种极荒谬、极反动的态度，是与立功赎罪的态度完全不相容的。社论严肃地表明了我方的态度，打破了南京代表团的幻想。
为了充分交换意见，从2日至12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南京代表们一方面与我方代表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一方面还与李济深、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等多方面交谈。
4月8日上午，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
毛泽东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
毛泽东又说：“和谈方案先由共产党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
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毛泽东同张治中长谈了4个小时，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辞而归。
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竑、刘斐谈。
毛泽东在询问了黄绍竑、刘斐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我是醴陵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接着，刘斐话题一转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顿了一下，毛泽东接着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
毛泽东还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踱了几步。然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做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4月2日至11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
毛泽东告诉他们：“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目前数日内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
4月13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
当时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
我方提出了在“八项条件”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周恩来对草案的各条作了说明，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我党的态度是，如南京政府真正接受“八项条件”，那一切都好商量。而是否接受“八项条件”，主要集中在“接收和改编”两个根本问题上。
关于我军渡江接收国民党军队问题。
南京方面企图划江而治。何应钦曾在12日电示南京代表团说：“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防地，渡江问题要严加拒绝。”
我方则指明，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国民党政权。周恩来说：“今天的革命，再不能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因此，要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
南京代表团虽然不能反对渡江，但总希望慢一点。我方指出：“慢一点渡江，无异给广州、溪口以掩护，使之获得喘息之机。同时我方也向他们表示，在谈判期间可暂不渡江。”
关于改编国民党军队问题。
南京代表团希望双方军队分期分批各就驻在区域内自行改编，这实质上是要保留其军队。
我方则坚决主张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至于改编方法，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的出路，提出先依照原编制集中整理，然后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后来，南京代表团同意改编，但希望将改编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国民党所统辖的部队由他们自己处理；联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
我方不同意这样办。
以上两条是关系到人民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让步的。但是为了尽量争取以和平方法解决问题，我党在其他问题上做了许多让步。
在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草案提出了40余条意见，我方接受了20余条。例如战犯问题，南京方面是很关心的。
毛泽东在4月8日致李宗仁电中就谈道：“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条件’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
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战犯问题争得很厉害，主张不要将战犯问题写入协定。
我方照顾他们的意见，将战犯分为两类，对其中怙恶不悛者，应于从严惩办；而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除战犯外，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决议修正案也表示了予以宽大处理的精神，其他各项问题也在认真听取南京代表团的意见后，做了适当的解决。
谈判中，我方代表团还主动向他们保证，若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将负责同各民主党派协商，接受他们以及南京政府方面若干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参加联合政府。
4月14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受周恩来之托向在北平的部分民主人士报告第一次谈判的经过以及南京代表团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并广泛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
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人先后发了言。
他们的意见很集中，认为我方已作出了不小的让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之宽大已出乎意料，在渡江接收国民党反动政权、改编其军队及战犯这些根本问题上，不应该再让步。
最后，李维汉将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20余条意见后修改过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修正案稿向大家宣读，大家均表同意，并认为不需要逐条讨论了。
当天，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并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唯南京李宗仁、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
毛泽东要求他们做好多种准备。
4月15日晚，国共双方召开了第二次正式谈判会议。会上宣布了协定的修正案。
周恩来说：“这是定稿了。我们总是尽量求取原则上的同意和实施技术上的合理，以便南京代表团说服南京政府，使协定很快签字，从而推动和平事业的进行。”
最后，周恩来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需在20日以前表态。”
4月16日，南京代表团派出黄绍竑、屈武两人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飞回南京请示，希望南京政府能接受这一协定。
当天，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4月20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
毛泽东历来主张遇事要做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
4月20日晚，我方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他们不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并反对渡江。这样，国共谈判最终没有达成一致协议。
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命令：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
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
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国共产党8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
命令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全面渡江。
这次和谈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和谈斗争揭穿了美国和国民党假和谈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及为此而制订的实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包括一部分曾经幻想走中间道路的同盟者，从政治上提高和加强了统一战线。
同时，在和谈斗争中，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对于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局部和平解放，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在反动统治行将崩溃之时，其内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士气沮丧，充满了失败的情绪，许多人急于找出路。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向他们指明了出路。
这样，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力，另一方面是“八项条件”及《国内和平协定》强大的政治威力，这就加速了反动营垒的崩溃。当“八项条件”发表时，党中央即指示将“八项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泛宣传。
谈判破裂后，毛泽东、朱德又在渡江命令中指示：“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
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受和平条件和率部起义者极多，最著名的有傅作义率部20万在北平接受改编；程潜、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在湖南起义；陶峙岳、包尔汉率新疆10万军政人员归向人民等。
这些与“八项条件”和《国内和平协定》的政治作用是分不开的。记得当年有个说法：“八项条件”抵得上百万军队。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谈判破裂后，李维汉陪同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集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南京政府拒绝和谈及时局的发展》的报告。
与会的冯友兰等一批教授会后向表示：“中国共产党所提和平方案，条件非常宽大，南方人民将更清楚地看到谁是谁非。”
冯友兰等还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全中国，相信中国共产党今后能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
对于南京代表团的大多数人，我党都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同情中国共产党，如章士钊；有的人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属于地方派系，在国民党政府中并不得势，如刘斐、黄绍竑，他们一般是有和平愿望的。
我党既把他们作为谈判的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并通过他们争取李宗仁真正同蒋介石决裂，按照“八项条件”达成协议。因此他们来北平后，党中央除热情接待外，还对他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正式谈判前，我方代表多次与他们个别谈话，交换意见。
特别是毛泽东，从4月8日起，分别邀请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谈话，使他们思想有了转变。
见了毛泽东后，张治中很兴奋。吃饭时，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种种美德。
张治中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在这一期间里，国民党的代表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人民当家做主的情形及中国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传统，很为感动。
4月7日晚，党中央专门为南京代表们安排了一场晚会，演出了秧歌剧。
演出完后，张治中对我方人员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观点，我始终是在笑着。我衷心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
南京代表中有人还与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大学生、中学生谈话，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大有前途的。
他们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承认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同意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并表示愿意说服李宗仁接受这一协定。
在谈判桌上，张治中坦然地表示：“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段落了，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积极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谈开始前，毛泽东接见李济深、沈钧儒等多人，并将我方的具体方案、文件先与民主人士商量。
会议开始后，也将情况向他们通报。李济深、谭平山、王昆仑、陈此生、陈邵先、朱学范、许宝驹等也多次与南京代表谈话。
如4月2日，张治中等6人去见李济深，李济深向他们说：“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始终未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都做到了。他们与孙总理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
张治中等就“中国共产党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等问题提出询问，李济深一一作了解释。这些谈话，对南京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李济深还派私人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同刘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我方考虑他们回去后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们。
周恩来曾于20日夜打电话给张治中、邵力子，请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请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全部留下；对已协议的《国内和平协定》，日后还会起作用；代表团各位今后还会有贡献，请他们考虑。
任命邓小平为总指挥
淮海战役的胜利，把蒋家王朝推向了覆灭的边缘，对全国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南线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
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直指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中心城市武汉等地，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政权，国民党蒋介石调集约70万兵力，构筑了一道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
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约45万人，布防在上海到江西湖口地段；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约25万人，布防在湖口至宜昌一线；另以海军舰艇120余艘、空军飞机280多架协同作战。
蒋氏政权幻想凭借长江天险和海空优势，阻滞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1948年12月上旬，在淮海战役尚在进行的时候，党中央、中央军委就初步酝酿了“渡江作战计划”。
1949年1月12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电报《中央军委关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进行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准备工作致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电》：粟、陈、张并告邓、张：
同意华东野战军以一个兵团进驻蚌埠地区，其余各兵团分驻陇海南北适当地点。
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休整时间现定两个半月，由子删（1月15日）至寅世（3月1日）止，每半月为一期，共为5期。
望按此部署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详由刘、陈面告。
邓、张，即邓小平、张际春。
张际春，当时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陈，即正在西柏坡开会的刘伯承、陈毅。
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在总前委的领导下立即转入部队整训、整编工作。同时，总前委致电党中央，希望提前调动东北野战军。
电文中说：“丑江电奉悉。经初步研究，为适应形势发展，我军提前于3月初行动，向南进军。虽然整补略嫌不够，但仍然是能胜任执行作战任务的。因此，我们对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当加紧进行，以便3月初待命行动。”
“唯照丑江电部署计算，林罗部整训至3月上旬为止，于3月10日以后行动，则与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出动距离会相距一个月以上。如此会给敌人以抽调武汉兵力转用于京沪的机会。如果发生此种情况，对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渡江作战是不利的。”
“据现有材料，敌方除武汉兵力外，现在苏南，皖南可集结55个师。我们考虑，为求渡江作战更加稳妥，且不妨害林罗休整及改编伪军，建议先抽派林罗部5个军、6个纵队，计4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