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6日，刚刚进入初冬的晋察冀边区还不太冷，晋西北的新第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带领护送弹药的第七一四团两个营到达了晋察冀边区平山回口村，向贺龙、关向应报告山西局势。
听完彭绍辉的汇报后，贺龙一脸严肃地对彭绍辉说：“晋西北阎军眼前没有行动，不过是他们的策略，用以麻痹晋西北新军。晋西北阎军不会无所作为。要记住，赵承绶曾经收买暂编第一师第四十四团团长冀聘之叛变。因此，新第三五八旅不能掉以轻心。”
贺龙说完之后，政委关向应说：“中央军委指示，要坚决反击阎军的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新第三五八旅应迅速备战，支援新军。”
一二零师回师晋西北
1939年12月6日，刚刚进入初冬的晋察冀边区还不太冷，晋西北的新第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带领护送弹药的第七一四团两个营到达了晋察冀边区平山回口村，向贺龙、关向应报告山西局势。
在略显简陋的第一二零师师部里，贺龙在耐心地听彭绍辉的汇报。很快，贺龙的眉头皱了起来，从彭绍辉的汇报内容，贺龙清醒地估计到阎锡山可能企图先将晋西南新军摧毁，然后进攻晋西北新军。
听完彭绍辉的汇报后，贺龙一脸严肃地对彭绍辉说：“晋西北阎军眼前没有行动，不过是他们的策略，用以麻痹晋西北新军。晋西北阎军不会无所作为。要记住，赵承绶曾经收买暂编第一师第四十四团团长冀聘之叛变。因此，新第三五八旅不能掉以轻心。”
贺龙说完之后，政委关向应说：“中央军委指示，要坚决反击阎军的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新第三五八旅应迅速备战，支援新军。”
为此，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建议彭绍辉尽速返回晋西北，准备反顽斗争。
贺龙、关向应两人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盘踞在山西的军阀阎锡山一直把山西视作他的地盘，不容他人染指。
随着我山西新军、牺牲会工作的逐步开展，北方局曾一再提醒我党同志：阎锡山老于世故，惯于在政治上翻云覆雨，我党同志要准备两手，既要积极争取他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又要防备他在形势逆转的时候可能反水。
太原失守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阎锡山为了扭转危局，积极支持新军和牺盟会，我党同志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大力开展工作。
当新军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打击并钳制敌人，稳定了山西局势之后，阎锡山看到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新军、牺盟会逐渐形成独立力量，他不把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认为超越了他所许可的范围，难以控制了，便开始从合作抗日的立场上倒退。
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到吉县。他进一步意识到借共产党的力量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控制新军的办法失败了，新军即将被共产党全部掌握，于是，他加快倒退步伐，决心取消决死队又牺盟会以及战动总会和进步群众团体，重整旧军。
至1939年1月，反共投降的逆流在全国酝酿着、发展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订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
国际方面，英美正在加紧策划“东方慕尼黑”。日本公开扬言如阎停止抗日，积极反共，可以发还阎锡山集团资产的49%，对阎锡山进行诱降。
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反共的步伐加快了。阎锡山的反动态度引起了我党的高度重视。
1939年9月2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10月初，北方局对山西反逆流反投降的斗争作了具体部署。10月10日，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
新军的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积极展开反对妥协投降、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
1939年12月3日，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部奉阎锡山密令，突然以重兵围攻晋西南新军决死第二纵队、政卫第二零九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
同时，他们还摧毁我晋西南各抗日县政府和抗日救亡团体，大肆屠杀县政府和牺盟会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
面对阎锡山军的进攻，晋西南新军于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协同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苦战10多天，击溃陈长捷部两个旅，突围到达晋西北。
接着，阎锡山又令其第七集团军等部进行拦阻。阎锡山在晋西南、晋西北挑起武装冲突的同时，还令其第八集团军在晋东南进攻新军决死第一、第三纵队。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
在十二月事变前后，为促使阎锡山悬崖勒马，继续抗日，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奉党中央指示，曾经仁至义尽地对他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1939年12月中旬，彭德怀副总司令从延安来到秋林，当面告诫阎锡山：如果想搞垮牺盟会、决死队，那与共产党、八路军就做不成朋友了，蒋介石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可是，阎执迷不悟，继续扩大事态。
12月下旬，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联名致电阎锡山，指出：在抗战处于危难之际，陈长捷、王靖国、孙楚等指挥所部“向决死队猛攻，解散牺盟组织，摧残抗日政权，大举搜村，迫害志士，牺盟同志之惨遭屠杀者达2000有余扣无辜民众之被殃及者，尤不可胜计。民族元气，由是大丧，山西阵地，顿呈混乱，寇奸拊掌，国人见笑，此诚意想不到之奇祸，实也山西莫大之不幸。”
同时，电文还表示：“虽牺盟会决死队同志惨摧浩劫，惨痛牺牲，心有不喻之隐，难言之痛。唯念死者已矣，苟能挽国运于垂危，扶山西于将倾，决仍本我不牺牲、谁去栖牲之旨愿，忍痛不咎既往，再申和议，俘保团结，加强进步，继续抗战。”
虽然我党为了统一抗战大业，这样一再委曲求全，但阎锡山仍未置复，继续一意孤行。
面对阎锡山的倒行逆施，党中央、军委发出反顽斗争指示，指出：“胜利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是目前的中心问题。”
谁来担此重任？毛泽东再次想到贺龙，再次想到了在晋察冀作战的第一二零师。
于是，中央军委命令：
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越快越好。
根据中央军委的这个指示，彭德怀下达命令：第一二零师主力紧急回师晋西北。
晋西北是延安的门户，因此，接到上级指示后，第一二零师的两位首长贺龙、关向应，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命令全面抓紧回师准备。
就在第一二零师准备回师晋西北的时候，山西新军及其他部队一起发动了对阎锡山叛逆行动的讨伐。
1939年12月23日，也就是晋西新军反击旧军进攻的战斗打响以后，党中央发出对时局的指示，号召全党“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局部的突然事变，”“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节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
同日，中央军委也明确指示晋西北新军：“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
于是，在中央的指示下，活动于晋西北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决死第四纵队，工卫旅、暂编第一师等部，以及彭绍辉率领的第一二零师新三五八旅，先后投入了反对顽固派的战斗。
当时，旧军在晋西北的力量超过我军，而且多半驻在远离日军的各县。
12月27日晚，旧军高级将领赵承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临县为中心集中兵力，阻止决死第二纵队等部与晋西北我军会合。
参加会议的爱国将领续范亭得知后，不顾个人安危连夜赶回，向我党委报告后，亲自率领暂第一师两个团，抢占赤坚岭的重要阵地，使我军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1940年1月2日至12日，决死第四纵队等部经过连续作战，击溃赵承绶统率的骑第一军，将顽军压缩于临县县城附近。
正当第四纵队与第二纵队等部合攻临县县城及其周围顽军的时候，中央军委派滕代远参谋长到达晋西北，统一指挥八路军和新军。
滕代远传达了中央指示：接应第二纵队等部北上，驱逐赵承绶等部，以汾离公路为界，完全控制晋西北；晋西南留给阎锡山，给他个出路。
1月13日夜，旧军在顽抗失利后放弃临县县城仓皇逃走。新军又向盘踞在河曲、保德、岢岚等县的旧军进攻。
经过3天战斗，旧军不支，向西渡过黄柯逃至陕西榆林地区。至此，晋西北地区的顽固派势力被我军肃清，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连成一片。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压制新军、排挤八路军的目的未能达到。
尽管阎锡山已经遭到打击，但是党中央依然希望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零师主力早日回师。因为晋西北顽固派武装尚未全部肃清，由同蒲路以东跑来的阎锡山第十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白志沂、第十一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杨集贤部尚盘踞在晋西北部。
同时，山西新军、牺盟会经过这次事变，亟待整顿和补充，各级政权尚须改造或重建，以及准备向晋西南阎军实施反攻等。
1940年1月中旬，党中央要求：“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
贺龙明白，这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晋绥地区不仅是党中央与各根据地联系的交通枢纽，而且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地位重要，把它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意义重大。
1月24日，贺龙、关向应终于率第一二零师主力返回晋西北。在岚县史家庄，贺龙、关向应与滕代远、林枫、赵林、彭绍辉、罗贵波等人会面。
时任党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高兴地对贺龙说：“终于把你们盼回来了。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一二零师返回晋西北，这里的一切问题都好解决了。”
全面进行根据地建设
1940年初，晋西北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师主力回到晋西北后，大大地加强了抗日进步力量。
同时，第一二零师主力的到来，也引起了日军对这一地区的更加重视，加紧准备大举进攻。
此外，我晋西北根据地内部，由于阎锡山的长期盘剥与日军的烧杀抢掠，社会秩序混乱，军政经费和吃穿都非常困难。因此，加紧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已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
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一再来电指示，要求晋西北迅速完成政权改造，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并颁布具体的施政纲领，制订全区的财政经济计划。积极帮助新军巩固内部和提高战斗力。
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指示着重指出：牺盟会、新军与新政权，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尊重阎锡山的领导，拥护其进步的纲领、口号与命令，以利于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部，避免其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
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月26日，贺龙、关向应回到晋西北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着重讨论了成立晋西北政权机构及制订施政纲领问题。
2月，根据党中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滕代远负责，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由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记，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的工作。
同时，党中央批准由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周士第、王震、萧克、林枫、赵林、陈士渠、罗贵波、张宗逊、李井泉、彭绍辉13人组成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
为了统一晋西北新军的领导，成立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以续范亨为司令员，罗贵波为政治委员。同时确定，新军在作战时受第一二零师统一指挥。
随即又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以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林枫、续范亭、牛荫冠、罗贵波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委员。
2月1日，由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人主持，在兴县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
此次会议通过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并决定正式成立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作为新政权的领导机关，推举续范亭为行署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
各专员公署、县政府及部分区村政权，早在“十二月事变”中已被进步势力所掌握，随着行署的成立，各级政权在组织上工作上迅速建立与健全起来。
新政权成立之后，立即着手进行财政经济的恢复工作，确定“开源节流，自方更生”的财经工作方针，颁发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减租减息、公粮政策等进步法令。
为保障我军的给养供应和迫切的战备需要，实行了钱、粮、鞋、兵的四大动员。
为此，第一二零师抽调300余名干部，组成了10个工作团，分赴各地参加根据地建设和扩兵工作。
四大动员是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进行的，一般是动员地主老财出钱、出粮、出鞋，基本群众参军参战。
由于四大动员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大部地区，迅速形成了献金、献粮、献鞋和参军的群众热潮，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新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为根据地地方武装的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此，晋西区党委于1940年3月9日发出了《地方武装的两个月整军计划》；10月又发出《关于群众武装工作的指示》。
各地在我第一二零师派出的地方工作团的协助下，根据一面整顿，一面大量发展的方针，积极整顿了地方武装与群众武装。
至6月止，游击队共扩大到3200余人，枪1000余支。
每个专区编一个独立营，共编为5个独立营，辖32个连。在根据地各县、区的中心区和有党的基础的地区，建立模范自卫队，在敌占区和游击区，除建立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外，并建立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游击小组。
同时，根据地还整顿自卫队员7600余人，行署颁布了自卫队组织条例。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晋西区党委根据党中央3月6日《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及毛泽东3月11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精神，于5月中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检查与总结了反顽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中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上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成绩，检查纠正了某些“左”的倾向，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和扩大。
2月1O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要求晋西北“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之间的地区，化为巩固的根据地，以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
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上述指示，确定了晋西北我军的任务是：开展文水、交城、孝义、太原、阳曲、平遥的游击战争，与晋东南相呼应，发展绥远的游击战争，并加强地方工作，以切实掌握绥远。
2月26日，在临县窑头村召开了第一二零师和新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根据晋西北的战略任务，对军事工作作了统一部署。
3月10日至19日，第一二零师召开了参谋会议，总结了1939年的整军经验，制订了1940年的整军计划。第一二零师经过动员及各部开展的扩军运动，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升级，共补充主力部队12000余名新战士。经补充后，第一二零师驻晋绥部队共达39400余人。
4月，第一二零师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全师的政治工作经验，决定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并颁发了《政治工作条例》。
新军的整顿工作，从当年的3月份开始进行，以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保证党对新军的领导，提高政治质量与战斗力，整顿组织与建立制度为中心，达到巩固新军的目的。
为加强对新军整军工作的领导，八路军政治部考察团以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帮助新军整训，共派出5个工作队，分赴新军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工卫旅、暂编第一师、总指挥部的特务团等部，具体帮助工作。
经过整编，晋西北新军共编为7个大团和4个小团，大团辖3个营，每营辖3个连，小团直辖5个连。作战连队由40至50人增加至90人左右。
以连为单位统一调整了武器，每连均有轻机枪五六挺。总计晋西北新军共有12000多人，长短枪5500余支，轻机枪215挺，重机枪14挺，迫击炮6门。
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各项建设工作都取得了明界的成绩，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10月间，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根据地来往人员、物资、经费的护送任务，根据军委指示，成立了晋西北交通司令部，并由3个旅和决死第二纵队各组织了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的交通大队，担负护送任务。
“百团大战”后，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成立一个领导全区武装力量的军事领导机关，以便使武装建设、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
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晋西北军区，并于1940年11月7日，在兴县李家湾举行了晋西北军区成立典礼大会。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由第一二零师领导机关兼晋西北军区的领导机关，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续范亭为副司令员，周士第为参谋长，甘思琪为政治部主任。
又依据行政区划、地理条件与作战需要，把晋西北军区划分为6个军分区。由各旅或纵队之领导机关兼军分区领导机关。
晋西北军区所辖范围，北起大青山，南起汾离公路，东至同蒲路，西至黄河。总面积约13万平方千米，人口250余万。
普西北军区的成立，对加张这个地区人民武装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1942年5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根据地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撤销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党中央晋绥分局，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三个地区的党政军民各项工作。
当年8月，晋绥分局成立。晋西北军区也改为晋绥军区。从此，晋绥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做好根据地医疗保障
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时，曾经担任第一二零师卫士部长的贺彪，被任命为军区卫生部部长。当时，军区所辖部队除第一二零师的6个旅外，还有山西新军的两个纵队、一个师、一个旅和6个军分区。从这个时候开始，贺彪开始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卫士工作的负责人，领导全区的卫士工作。
刚一上任，贺彪部长就感到晋绥根据地卫士部长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好干。晋绥抗日根据地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之日伪军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端困难。部队长期用不足量的黑豆和野菜等充饥。
寒冬季节，被服供应难以为继，往往一个班只能发两条被子，全班合盖。
有一年冬天，由于棉衣不足，有的部队只好两人发一套，你穿上身，他穿下身。在大青山地区的骑兵部队，因皮衣鞋帽难以解决，每年冬季都有不少人冻坏耳、鼻、手、脚。指战员普遍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有个时期，部队中患夜盲症的高达30％，患肠胃病的人就更多了。
不仅当地卫士条件差，当时贺彪部长手下的兵也严重不足。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只有三四十人，医疗卫生材料只有两副药驮。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完成这么多部队的医疗卫生保障任务，真是困难重重啊!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面前，一个个的困难都被克服了。办法和途径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军区首长贺龙是一位勇于克服困难，又善于在危难面前创造奇迹的人。他深知医疗卫生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指示贺彪等人，要克服困难，自力更生，首先要设法给伤病员创造一个安定的治疗环境，使伤病员感到有个“安全窝”；同时要逐步解决医药和医疗器材不足等问题。
根据贺龙的指示，卫生部首先着手建设后方医院。为此，贺彪部长带人到黄河边上访问察看了一个多星期，找到紧靠晋绥边区的黄河对岸，有一块长期进行过革命斗争的神府苏区，党的力量很强，群众基础很好。于是，卫生部准备在那里建设比较安定的后方医院。
当卫生部向贺师长汇报这个设想时，贺龙非常高兴，并亲自带领贺彪等人到神府县委和县政府，请求当地领导给予支持和援助。
神府县的领导同志听了贺彪等人的设想，都表示积极支持，并当即将自己住的窑洞全部让出来作为医院用房，他们搬到另一个小村去办公。
贺龙还到贺彪等人选定的盘塘、贺家川等地的医疗网点进行视察，并指导贺彪等人制订了筹建计划，同时下令要供给部想办法保证各项卫生建设所需的物资和经费。
贺龙等军区首长的热情关怀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大大地激发了贺彪等全体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神府后方医院和贺家川中心医院医疗机构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1940年夏、冬，卫生部先后在兴县黄河边的黑峪口、碧村召开了两次晋西北军区卫生干部会议，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改进措施。
为了解决战场救护和群众性的防病问题，贺彪等人提出了从速增建医疗机构和培训医务干部等几项带根本性的任务。贺龙听了贺彪等人的汇报，鼓励说：“你们的会开得很好，决定要进行的各项卫生事业建设都符合中央的指示，也符合敌后持久抗战的需要。”
为了加强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中央军委卫生部还给军区派来一个由戴正华、祁开仁带领的10余人的手术队。他们大多数经过专业训练，技术水平较高，经验也较丰富。
于是，贺彪等人把这个手术队和军区原有的中心医院合并，命名为和平医院，设在贺家川。在原有基础上，新修了一些窑洞，建成一个以外科为重点，并包括内科、妇产科、儿科的综合医院，为提高根据地的医疗水平创造了条件。
此外，贺彪等人还在临县的青塘设立了一个民众医院，在黄河沿岸的柴园沟、魏家滩、万户峪、刘家湾等地，设立了五六个直属医疗所。这些院、所平时可收治伤病员2000多人，紧急时还可增加收治量。同时，各部队和各军分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卫生机构和医疗所。
为了加快伤病员的转运，贺彪等人从偏关、保德，南到佳县，在沿黄河数百里的两岸，设置了10多处接送伤病员的渡口，使许多伤病员得以及时转送到后方医院治疗。据不完全统计，军区卫生部所属医院，在6年内共收治重伤病员20000余名，对保障部队战斗力和提高部队健康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解决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1940年冬，军区卫生部把原军医处直属医训队改为卫生学校。校址设在贺家川，校长由和平医院院长祁开仁兼任。教员由该院各科医生兼任。
学员是由部队选调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战士和连队卫生员。每年开办两个班，每班40人左右，学制为一年。教学课程有外科学、内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药理学，以及英语、日语、拉丁语、政治课和大众哲学等，教学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学员既能在课堂上学到医药基础理论，又能到医院实习，掌握一些临床经验。这些学员毕业后，都能胜任连、营卫生工作。
贺彪等人还办了两期一年制的团卫生队长以上人员参加的高级班，培训较高级的卫生干部。卫生学校开办时，设备只有一台显微镜、一个血压计，条件很差。
由于教员和学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教的认真，学的刻苦，学校办得很有成效，学员们毕业后到工作岗位上，大都是很得力的卫生干部。在5年内，卫校共办了10个班，培养了350多名各类卫生干部。
与此同时，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和第二、第四军分区等单位的卫生机构，也都与他们所属的医院、医疗所相结合，开办了医训队，培训医生、护士和司药。各团卫生队使用卫校编印的统一教材，开办连、营卫生员轮训班，使基层的医疗卫生水平也有所提高。
总之，通过不同层次和多种形式的培训，较好地解决了医务人员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较低的问题，保证了部队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
1940年冬，百团大战过后，敌人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实行最残酷的“三光”政策，给我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极大的损害；加上敌人严密封锁，使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最主要是药品和医疗器材严重不足。
怎么办呢？还是要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是派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占区的城市，购买一些必需的麻醉药、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和听诊器、血压计、手术刀具等医疗器械；二是发动敌占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商人等，帮助军区卫生部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三是自力更生办药厂。
贺彪等人克服种种困难，首先在神府县的盘塘办起了一个制药厂，由许允安任厂长。制药厂发动医务人员上山采集中草药，请当地一些有名的中医议定配方，用锅、罐、盆、勺、铁碾、石磨等土办法，制成各种膏、丹、丸，散。这些自制药品，经临床应用，效果很好，颇受欢迎。
于是，军区卫生部很快把制药厂的规模扩大，由6人增至60多人，设立了制造股、材料股、采药队、采购组等，并陆续增添了3台压片机和压水机，搞起了压棉床、干燥箱、升华炉等设备，修建了10多间厂房。
药厂除生产几十种中成药外，还配制了部分西药片和针剂，生产了精制纱布，脱脂棉、石膏绷带和肥皂等。
后来，军区卫生部还成立了卫生实验所，由李志中、姜恒明等负责，研究制造了破伤风抗毒素和类毒素，以及牛痘疫苗等。
当时，破伤风和天花传染病对军民的威胁很大，自制的这类药品对防治传染病，保障军民的健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除了积极发展根据地卫士事业之外，贺彪等人明白军区卫生部的最重要工作是服务前线，服务抗战。“一切为了伤病员”，是军区医护人员的共同口号。
战斗一打响，无论是卫生员、护士、医生、所长、队长、科长，都和指战员们一起奔赴前线，战士们冲锋陷阵，勇敢杀敌，广大医护人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
1940年春天，第一二零师独立第三支队返回晋西北的途中，突遭日军袭击，在同蒲路边上的黄土坡村打了一场恶仗，有200多人受伤。
支队司令员贺炳炎和政治委员余秋里指示，务必把伤病员全部抬回来，并派一个团负责掩护。支队卫生部长章德炎率领全体卫生人员，会同当地群众，迅速组成许多个抢救伤员小分队，对近百名轻伤员做好包扎、止血、固定等工作，护送他们随各团卫生队行动，并把100多名重伤员，连夜用担架抬送到静乐县民众医院。
当时，敌人就在近旁，情况危急，时间紧迫，我军民合作，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夜之间，圆满完成了200多名伤员的抢救和转送任务，受到支队首长的热情赞扬。
当年7月5日，在山西兴县二十里铺战斗中，我军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我军伤亡也较大。第七一四团团长顿星云也负了重伤，子弹从左肩脚部进，从中腰部出，是斜长线的大贯通伤，进口小，出口大，失血多，伤情严重。
医护人员克服困难，日夜守护，积极抢救。待顿星云脱离危险后，又将他安全转谈到后方医院治疗。
这年秋天，在百团大战中，第一二零师和晋西北部队共歼敌3500余人，我军的伤亡也较大，仅伤员就有1200余人。
当时，根据地各医院床位短缺，收治全部伤员有困难。同时，由于营养不良，部队中患夜盲症的人很多。
对此，军区卫生部采取了三条应急措施：一是发动群众收集含维生素的食品发给部队；二是将后方医疗力量统一编成若干接收站，配置在几条交通线上，负责接收各部队的伤员；三是要求各单位卫生部门尽可能多留治轻伤员，并加强抢救医治、转送重伤员等各项工作。
这样一来，虽然此次战役有战线长、时间久、伤员多、物质条件差、医疗力量薄弱等困难，但由于各级卫生人员夜以继日地努力，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战场救护和收治全部伤员的医疗保障任务。
1941年秋天，日军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反复“扫**”，企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日军的攻势首先指向我第八军分区。敌人兵力多，来势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抓夫抢粮，并强行并村，增设据点。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我第八分区全体军民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分区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在部长张汉斌的率领下，积极投入了战斗。
张汉斌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红军老战士，也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老医务工作者。在这次反“扫**”作战中，他不怕牺牲，不畏劳累，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以熟练的技术和满腔的热情为伤病员服务。
在一次危急战斗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前线，将一名身负重伤的副连长背下阵地。这位副连长得救了，但张汉斌却不幸中弹牺牲。
在绥西武川县土城子战斗中，我大青山骑兵支队直属政治处总支书记颜青云，被敌子弹打穿了右腿膝关节，伤势严重，血流如注。
为了抢救颜青云，支队卫生部派卫生员乔福专门护理他，依靠当地群众，设法自救自治。乔福背着颜青云先到一个叫骆驼场的小村里，通过一位裁缝师傅的帮助，在村外山沟的一孔土窑里住下。
后来敌情紧张了，乔福又背着颜青云在山里打游击.以后又转到乌素图一个喇嘛庙的佛像后面藏了许多天。就这样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辗转，使颜青云伤愈归队。
在“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下，军区部队还形成了一套传统的医疗救护制度。连队副指导员在作战时，领导并协助卫生员救治和后送伤员，必要时组织专门救护组和担架队转运伤员。战斗结束后负责打扫战场，找寻遗留伤员，掩埋阵亡的同志。
连的专职卫生员负责连队的日常饮食卫生、环境卫生，检查督促战士洗脚洗澡、晒衣服、剪指甲、灭虱子等个人卫生，并教会战士包扎、止血、固定等自救互救常识。
营卫生所负责检查各连的救护工作，组织力量加强重点战场连队的救护，对集中到营救护所的伤员进行救治，并配有一个担架班，及时把重伤员后送到团卫生队。
团卫生队在战时任务很重，既要组织手术队、治疗组或临时医院，保证伤员的救治，又要进行前接后送、检查整复等一系列医疗工作，务必使伤员在6小时内得到治疗。
师军医处和野战医院伤员收容所等，在战时也组织救护组，伸向二线，协助二线进行战地手术治疗。与此同时，师军医处还要负责组织当地群众抬担架运送和隐蔽伤员等工作。
这些制度，对于搞好战场救护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遵照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军区卫生部还多次设法救治过友军的伤病员。
1940年夏天，米峪镇歼灭战之后，我军民在打扫战场时，发现山沟里有一名半死不活的日军伤员，马上用担架送过黄河，安排到柴园沟医疗所进行治疗。
这名伤员伤愈后十分感动，痛哭流涕地说：“我本来是替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人，做梦也未想到八路军不但不杀我，反而把我当朋友看待。我发誓，今后决不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军区卫士人员在完成战场救护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了防病治病工作当时，由于营养不良，肠胃病、皮肤病、夜盲症等疾病，成了部队的常见病、多发病。
为了尽量减少非战斗减员，军区卫士人员坚持开展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的讲卫生运动，并逐步建立起群众性的卫生防病制度。
1940年秋，我晋西北根据地的《抗战日报》专门开辟了卫生专栏，晋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发刊词，为开展群众性的讲卫生运动进行大力宣传。
当时，各部队也通过黑板报、墙报和口头讲解，向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要求大家经常理发、洗澡、剪指甲，勤洗勤晒衣被，吃熟食，喝开水，用自己的毛巾和碗筷；部队营地住房、厕所周围要经常打扫、清理，搞好室内卫生和环境卫生。
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对防止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在完成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基础上，军区卫士人员还积极协助根据地当地民众地开展防病治病工作。
当时，晋绥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又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加之敌寇铁蹄践踏，烧杀**掠，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霍乱、伤寒、痢疾、天花、疟疾等瘟疫不断流行传播，严重地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一旦发现疫情，我根据地各级卫生部门立即派出医疗小组前去调查，积极治疗、扑灭。
1941年2月，敌人在山西河曲县地区用飞机撒下带有鼠疫杆菌的老鼠，我军区卫士人员立即派卫生学校高级班学员和教员奔赴疫区，指导当地群众捕灭老鼠。
1942年3月，又是河曲县巡镇一带瘟疫流行，每天都有不少人死亡，有的在几天内全家丧命。临县一区流行斑疹伤寒，死亡率比较高。驻当地部队各级卫生单位都急速派出防疫小组，下乡诊断防治，很快扑灭了疫情。
为了加强群众性的卫生防病工作，军区卫士部门还抽调得力干部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建立卫生机构。1940年夏，师卫生部派秦雄等到晋西北行署建立起卫生科；1941年春，又派人到兴县、保德等县政府建立起小卫生院；1942年秋，又派罗享洲等到晋绥中央分局建立起卫生所。
这样，在部队各级卫生部门的帮助下，根据地各县都有了自己的卫生机构。同时，部队医院也担负地方群众医伤治病的工作，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走访群众，遇到病人就积极诊治，部队转移时，还去复诊送药。
在战斗中群众遇难受伤，军区卫士人员更是积极进行抢救，受到群众的热诚爱戴。
在抗战的这个大的背景下，我抗日根据地的每一个人都有抗战之责，军区卫士人员也不例外。为了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军区卫生部要求部队的卫生工作人员，不仅要做救死扶伤的医疗救护能手，而且还要做勇敢顽强的战斗员和指挥员。
当时，我军部队的医务工作人员，大多是红军时期的干部战士，不仅有丰富的战场救护经验，而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在战场上，他们既是卫生人员，又能当冲锋陷阵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同军事斗争、政治工作、供给工作一样，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情况极其复杂、物质供应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贺龙、关向应等军区首长首长的重视下，在八路军总部卫生部的积极的帮助和具体指导下，在根据地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根据地卫士人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成功地完成了军区的医疗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军区广大医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疗卫生工作宗旨，面对现实，积极创造医疗条件，深入战场救护，为保障战斗的胜利，为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打赢米峪镇歼灭战
1940年春，日军先后出动5000人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扫**”，目的在于侦查我军情况，为进一步的大“扫**”做准备。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我晋西北抗日军民先后开展了50多场战斗，收复了被敌人占领的3座县城和11个集镇。
敌人对晋西北发起的春季反“扫**”失败之后，敌人对晋西北的“扫**”并没有放弃，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晋西北地区一直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
至1940年春、夏，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西起黄河，东近同蒲铁路，南抵汾离公路，北临长城，远到内蒙古大青山，统辖着49个县。
这块根据地，既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要阵地之一，又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同时也是连接党中央所在地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枢纽通道，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正因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如此重要，所以，敌人的春季“扫**”失败之后，他们不仅没有放弃“扫**”，而且又开始筹划一次更大规模的“扫**”，于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摆在了晋西北抗日军民面前。
1940年5月下旬至6月初，日军为夏季大“扫**”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先是从我根据地周围加修公路，增设据点，刺探情报。
随后，敌人又集结重兵，从东、北、南三面对我根据地形成进攻态势：东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由崞县、代县等地向五寨、神池、宁武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由文水、交城、忻县、太原等地向静乐，河口、古交地区集结；北面，驻蒙军第二十六师团一部由大同、平鲁、朔县等地向偏关地区集结。
南面，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在离石、大武、柳林等地集结。为了加强南面的进攻力量，敌人还从晋南抽调了第41师团一部，集结于离石、柳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