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白雪覆盖了苍茫的大青山，大青山地区天寒地冻，朔风吹来，寒风刺骨。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在这种天气里，都喜欢躲在家避寒，村落里显得冷冷清清。然而，一天清晨，各村的老乡却起了个大早，纷纷来到我大青山支队的驻地，对我军战士表示感谢：“感谢八路军打败了土匪啊，感谢你们解救了我的亲人！”
看着鼻子冻的通红的当地民众大清早来到支队驻地，姚喆参谋长也很高兴，他对对群众说：“消灭土匪，解救妇女是八路军的责任，大家把亲人领回去吧。”
中央命令进军大青山
1838年3月下旬，虽然已经进入春天，但此时的晋西北依然处于寒冬，塞北寒风刺骨，冰天雪地。
一天，正在指挥晋西北反围攻作战的第一二零师师部，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
这是一封来自党中央的电报，电报的大致内容是，毛泽东、滕代远参谋长电询第一二零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萧克，能否沿大青山组织一支游击性质的骑兵支队。此时，第一二零师的反围攻战斗虽然已经进入尾声，但还没有全部结束，负隅顽抗的敌人在飞机的配合下，依然顽固地与第一二零师周旋。在这种紧急时刻，党中央为何会格外关注组建大青山支队呢？
党中央这份电文中提到的大青山，指的是位于内蒙古阴山山脉的中段，它东西长350余千米，南北宽四五十千米。大青山地区包括原绥远省的16个市、县、旗和原察哈尔省的5个旗，面积93000多平方千米，人口140多万，除汉族外，多是蒙古族和回族等少数民族。
抗战时期，大青山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南麓平原上有连接当时三大重镇集宁、归绥、包头的交通命脉平绥铁路和公路；北麓与蒙古接壤，东南与晋西北相连，是沟通中国华北和西北的重要纽带。
大青山地区位置非常重要，但“七?七事变”后，这里的形势却不容乐观。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除常驻张家口1600余人外，大部分沿平绥路驻扎在大同、集宁、归绥、包头及其附近的城镇和火车站。
同时，由日军扶植起来的伪蒙古军20000余人，也大部分驻守在大青山地区。
当时，日军对大青山地区的统治非常严密，在伪蒙古军内设有“顾问”和“指导官”，直接指挥其行动，在伪“蒙疆政府”内设置了日本“参事”、“顾问”、“次长”等，掌握着军事、经济、政治、人事等各项实权。
此外，敌人还通过办学校、训练班等方式，实行以亲日防共为基本内容的奴化教育。
在抗战方面，1937年8月，国民党绥远驻军曾在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等将领的指挥下，在商都、化德一带抵抗日军。
但当9月日军沿平绥铁路向西发动进攻时，国民党驻绥远部队主力却奉阎锡山之命仓皇撤到山西，以致归绥沦陷。
此时，绥远地方势力将各县保安队和土匪流氓凑起一支“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共十路近万人马，主力驻在大青山。
这支部队虽然挂着“抗日”的牌子，并属国民党中央及绥远当局管辖，但根本不敢和日军交锋，相反却经常骚扰百姓，使群众大失所望。
此外，大批土匪流窜山中，无恶不作，使大青山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政治上，“恐日病”和“亡国论”蔓延于各界，群众对国家前途十分忧虑。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认为，日军战略部署中把大青山地区作为重要的军事枢纽，东与伪满洲国相连，西可进军中国大西北，向北形成军事进攻蒙古和苏联的前沿阵地，向南则可对中国共产党晋西北根据地包围夹击，威胁陕甘宁边区。
因此，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能够牵制日军兵力，阻止其西进南下，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还能成为晋西北根据地的外翼，推动整个晋绥抗日战争的发展，保卫陕甘宁边区，并能形成广阔的敌后战场。
此外，对于打通国际交通线、沟通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系，加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也具有重要意义。
正因为这个原因，党中央非常重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1938年初，八路军第一二零师从日军手中收复了岢岚、五寨、偏关等7座县城，这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基于这个战略考虑，党中央提出了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相关问题。于是，在晋西北反围攻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才发电给第一二零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萧克，询问建立大青山支队问题。
4月18日，毛泽东又致电贺龙、关向应、萧克并转宋时轮：关于平绥线路以北包括丰镇、集宁、天镇、阳高之北部及兴和、尚义、商都、康保、新民、陶林、武川诸县直至东边张北县这一广大地区，能否创建游击根据地，请你调查见告并转宋时轮同志调查见告。
据绥远来人谈该地一带都是山地，民间枪支颇多，铁道在山沟中行，铁道南部凉城一带也是山地，枪支也多，游击队可跨铁道发展，并往来穿插铁道都不成问题等。究竟情况如何望速告。
5月14日，毛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萧克：“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
6月7日，贺龙、关向应、萧克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三同志来此传达军委会关于派宋时轮支队到大青山建立游击根据地问题，我们研究这地区的地形、粮食及群众条件，在该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可能的；宋时轮支队现到昌平地区，转到大青山可经宣化、兴和沿山脉西进。该支队的调动请你们指挥。”
6月1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萧克：“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应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依据情况处理之。唯开始建立根据地时，敌人知其重要意义，必多方破坏，故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必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而且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陕北骑团现控制河套蒙古广大区域，在定、盐以北五百里之杭锦旗一带，配合蒙民抗御敌军南下，故不能调动。”
上述往返电文，表明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创建大青山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已定，只是在用兵遗将问题上作出原则性指示，而将具体事宜交由第一二零师“独立自主”解决。
6月26日，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我们决定第七一五团去大青山，但中央派来之干部何时可到，如部队先走，则将来干部不易送去，是否可延期出发等候到来一同走；大青山最近来了一两个人接头，有一人刘洪雄，据他说是老党员，过去与王若飞同志有关系，曾参加过东北义勇军，请查明电告。此三人系杨植霖同志派来的，过去确与我们接洽过；大青山尚有同志以八路军面目组织一个游击队，共40余人。群众很信仰八路军。山内土匪甚多。”
在这份电文上毛泽东批示：“令其等候干部一并出发，胡谭催干部、电台等速往第一二零师—毛”。
至此，创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就绪。
根据中央关于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策和具体部署，1938年6月下旬，第一二零师抽调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了八路军大青山支队。
新组建的大青山支队，由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委，所以大青山支队也称“李支队”；姚喆任支队参谋长，彭德大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组建为大青山支队的主力之一——第七一五团战斗力很强，该团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参加过长征，战斗经验丰富，实战能力强，是一支装备强、政治军事素质高的军队。
大青山支队在山西五寨举行誓师大会后，从五寨出发进至平鲁、左云、右玉、怀仁、大同及长城沿线开展游击战，准备挺进大青山。
这一时期，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岢岚县城组建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也决定随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开展创建根据地、组织各级动委会、发动群众等工作。
为了加强对总动委会工作的领导，党的晋西北临时区委组织了大青山特委，武新宇任书记。他们带六七十名干部随军北上，主要是进行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工作。
当时，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建的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也准备北上大青山抗日。
第四支队约300人，这是一支主要由太原成成中学爱国师生组成的知识分子抗日武装。太原成成中学是在我党影响下的一所进步学校。抗战初期，成成中学组织了抗日义勇队，后改为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
1937年12月，在党的领导下改编为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刘镛如任队长。第四支队经过整训，与大青山支队一起开赴大青山地区。
这样一来，将要开赴大青山地区的大青山支队、第四支队和战动总会工作人员，总人数就达到了2300多人。这2000多人成为了开辟大青山根据地的主力，有了这支队伍的出现，大青山根据地的开展工作终于拉开了帷幕。
成功挺进大青山地区
1938年7月，大青山支队在五寨举行了挺进敌后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全副武装，在红色军旗引导下，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接受师旅首长检阅。
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支队司令员李井泉先后讲话，表达了开辟新战场的决心。
7月15日，朱德总司令发出进军大青山的命令，就这样，大青山支队开始向大青山地区挺进。
从晋西北腹地到大青山，虽然只有400千米，但沿途多是山区，道路崎岖，加之敌人不断袭击，大青山支队的挺进过程真可谓困难重重。
当时，王尚荣带领第七一五团第三营由晋西北出发，率先从杀虎口越过长城，进到绥远省凉城县的厂汉营。
接着，在8月2日，战动总会和第四支队也从晋西北相继北上，到了右玉、平鲁县一带。
在挺进大青山的路上，李井泉、姚喆等人带领八路军指战员翻山越岭、跨过长城。一路上，姚喆感慨万千，吟诵古诗，凸显出将军的诗人气质：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
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有桃杏花。
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
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我军的北上行动使敌人恐慌万状，他们急调5000余兵力，分七路向我军扑来，企图消灭我军于长城脚下。
为了摆脱敌人包围，寻机再进，我军在给敌以严重打击后，撤回偏关县贾堡一带休整。
一周之后，我大青山支队再次向右玉县方向进发。为了隐蔽，部队白天休息，夜间行军。沿途克服山岳、河流等种种困难，经杀虎口越过长城，跨入凉城县境，再次到达厂汉营集结。
先头部队第七一五团第三营在营长陈刚的率领下，直捣岱海滩以南天城村敌据点，出其不意地消灭了据点内的大部分敌人，吸引了敌人的视线。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大部队乘机分路从岱海滩直抵蛮汗山中心地带的太平寨，为继续北上开辟了一个落脚点，取得了进军大青山的第一个胜利。
此时，部队接到第一二零师师部指示，命令他们派遣精干力量返回晋西北平鲁县接运过冬用的皮衣。
当时，敌伪军已完全摸清部队挺进大青山的行动方向，正疯狂地向部队发起围追堵截。这个时候要杀回马枪去接运皮衣，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为了顺利地将皮衣接运到大青山，姚喆打算亲自出马。
为此，经大青山支队研究决定，由姚喆参谋长带第七一五团第一营留在蛮汗山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并负责与雁北联系，准备接运冬装；由李井泉、武新宇、王尚荣率大青山支队、战动总会和第四支队继续北上大青山腹地。
9月1日夜，李井泉率领着大队人马，神速地从旗下营车站与三道营车站之间越过铁路，天亮前到达预定地点——武川县内的大滩、甘沟子一带。
在李井泉率领大部队向纵深挺进之时，姚喆参谋长则率领小分队指战员，在蛮汗山和长城附近兜了好几个圈子，以迷惑敌人。
不料，当姚喆带领小分队行进到大榆树、韭菜沟地段时，驻扎在归绥的日寇后宫步联队“嗅”到了八路军的行踪，立即调集好几百人的兵力，向我军小分队猛扑过来，企图将我一个营和一个连围歼在韭菜沟一带。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姚喆当机立断，决定停止前进，抢占有利地形，就地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战斗打响前，姚喆来到三连阵地马鞍山麓。他匍匐在前沿草丛中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后，走进工事，拍着一名学生兵的肩膀问：“小鬼们，你们打过仗没有，怕不怕打仗？”
“不怕！”望着参谋长坚毅的目光，这些十七八岁的小战士们，一个个斩钉截铁地说：“日本兵胆敢爬上来，我们就狠狠地揍他，叫他们脑袋开花回老家。”
姚喆高兴地说：“对待敌人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子狠劲，要勇敢，不怕死。但也不能蛮干哟！你们要听指挥，要机动灵活，才能打胜仗。”
战斗打响后，小分队的指战员们在姚喆等的指挥下，英勇顽强，从上午至下午，与敌人激战了六七个小时，一连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最后迫使敌人丢下20多具尸体，灰溜溜地缩回了归绥。
时间就是胜利。
打退日本鬼子的进攻后，姚喆指挥战士们连夜赶往接运皮衣的平鲁。
在路上，当他们见到第一二零师警备六团团长孙超群和政委张达志带领部队护送着100多头毛驴驮着的1400多件皮大衣走来时，小分队的指战员们傻了眼，姚喆更是犯了愁。这百十头毛驴一溜儿排开，每头毛驴分别驮着10多件皮大衣，那场景着实壮观。可是目标这么大，怎样才能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将这些东西完好无损地运到大青山去呢？
为此，姚喆倒背着双手，独自绕着这毛驴队转悠起来。忽然，他停住了脚步，叫来了第一营营长傅传作和三连连长梁劲秀。他们3个人“嘀嘀咕咕”一阵商量后，决定让小分队的指战员每人穿一件皮大衣，剩下的再用毛驴驮运。
这办法当然好，毛驴队一下子精简了2／3，可就是苦了战士们。当时，正值盛夏季节，战士们全都身着单衣薄裤，脚穿草鞋，但没有一个不是汗流浃背的。
这下好了，除了要背着原来的武器、弹药、干粮和背包外，还要穿一件几斤重的皮大衣，那闷热劲，就别提有多难受了。
见战士们满脸难色，姚喆抓起一件皮大衣就往身上穿。在他的带动下，战士们再也没有多讲一句话，几百件皮大衣全都上了身。
当接运皮大衣的小分队来到平绥铁路附近时，姚喆从抓获的“舌头”口中得知，日伪军已在铁路沿线设下重兵埋伏，企图截取部队的皮大衣。
事不宜迟，姚喆命令护送他们的孙超群和张达志，率领警备六团从侧后包抄过去，奔袭日伪军的老巢红沙坝车站，以牵制敌人。
一时间，红沙坝车站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埋伏在铁路旁的敌兵哪还顾得了抢八路军的皮大衣，一个个抱头鼠窜，没命似的跑回车站，去保他们的窝点。
说时迟，那时快，姚喆率领身穿皮大衣的小分队，赶着几十头毛驴，前后不到半小时，不折一兵一卒，全部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平绥铁路。
接下来，全营战士背着沉重的皮大衣迅速向大青山进发。在团长孙超群、政委张达志领导的警备第六团的掩护下，第一营于10月初越过平绥铁路抵达速勒图一带，与了第七一五团参谋长李文清率领接应的部队会合。
至此，大青山支队全部到达大青山腹地的绥中地区。不久，挺进大青山地区的大青山支队，在面铺窑子与杨植霖等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胜利会师。就这样，历时数月、跋山涉水千余里的抗日健儿，终于把抗日的红旗插上了大青山。
三大游击区正式形成
1938年9月，以往在别处尚属初秋时节，只是微有凉意，而在大青山一带却已经是寒气逼人了。
然而，与大青山的复杂局面相比，初秋的寒意已经算不上什么困难了。
当时，在大青山地区，就武装力量而言，公开的敌人有日本侵略军及其控制下的伪蒙古军，以及伪政府操纵的伪警察和地方保安队；隐蔽的敌人有大小数十股土匪，他们抢掠百姓，无所不为，四处造谣侮蔑共产党，说什么“八路军共产共妻，杀人如麻”，遇到机会还袭击、杀害抗日军民；还有打着抗日旗号的隶属国民党的“自卫军”。
就地方政权来说，当时的武川县管辖十大区，总面积20000多平方千米，日伪期间将原有184个乡合并为46个，设可可以力更、乌兰花、大滩、旗下营4个镇，每个镇都派驻日军和伪军。此外，交通要道如蜈蚣坝等地派驻伪警察。
作为大青山支队的负责人，李井泉、姚喆等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地区要打开局面，最有效的举措是打击日寇，以实际行动唤醒民众。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支队领导决定积极开展游击战，尽快打几个胜仗，煞煞敌人的嚣张气焰，扫除群众心头的阴云，并确定首先攻打陶林县城。
陶林城即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中旗政府所在地科布尔镇，这是一个有千余户居民的大集镇，有各种商号50多家，是集宁以北最大的贸易集散地。
当时，陶林城城内驻扎日军一个中队，伪军3个中队，共约500余人。
大青山支队到大滩后的第三天，第七一五团第二营、第三营即从大滩出发，傍晚到达陶林城西南5000米处的山地隐蔽。
深夜时分，攻城开始。第三营十连在营长陈刚的带领下首破北门，攻入城内，很快西门也被攻破。
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伪军被消灭一部，其余四散逃命。狡猾的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抗。这时，驻集宁之敌闻讯乘汽车前来增援，为避免腹背受敌，我军即撤出战斗。
这一仗我军虽来全歼敌人，但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大大振奋了民心，一时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消息迅速传遍阴山南北。
接着，我军又奔袭了乌兰花镇。乌兰花位于陶林县城西北50千米，驻有伪蒙军一个加强连，装备全系日式武器，并受驻武川的日军平和中队指挥。
此外，镇内还驻扎着四子王旗保安队，共180余人。
9月10日，我第二、第三营和骑兵连在李井泉和王尚荣团长率领下，从大滩出发，天黑前到达乌兰花镇，并很快把镇子包围。
次日凌晨，我军采取突袭手段，冲入镇内，将伪蒙军和四子王旗保安队全部俘虏，缴获机枪9挺，长短枪80余支和战马100多匹。
部队进城后，通过张贴布告、标语，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对俘虏，我军则阐明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和抗日主张，讲述中国人不应该自己打自己，应该团结协作一致，共同对日的道理。
当天王爷派二喇嘛与李井泉谈判，说明保安队与伪蒙古军不同，他们保证严守中立，不打八路军，并要求释放保安队。
为了抗战大局，八路军当即释放保安队官兵并退还全部枪支马匹。对伪蒙古军则没收其枪弹马匹，人员全部遣散。
此外，我军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无犯，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各族群众深受感动。
支队撤出乌兰花后，国民党“自卫军”第十四团进驻乌兰花，他们抢掠**无所不为，群众派代表赶到大滩请求八路军的支援，八路军对其提出撤出乌兰花的要求。
慑于八路军的声威和统战政策的影响，第十四团当晚撤出了乌兰花。群众感激对他们的再次解救，从所见军队的对比中看清了是非善恶。
陶林和乌兰花之战，使日军极为惊慌，他们急忙向武川、陶林、乌兰花、百灵庙等地增调兵力，以图加强大青山北麓的布防。
我大青山支队得知敌人意图后，决定利用归武公路之间蜈蚣坝一带的险峻地形，打一场伏击战。
娱蛤坝坐落在归绥以北17千米处，归武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两侧是悬崖陡壁，地势十分险要。
9月下旬的一天，我大青山支队派第二营营长唐金龙率队乘夜包围了娱蛤坝附近的伪警察小分队，迫使小分队长给归绥日军打电话，报告有八路军活动，请求派队搜剿。
尔后，我第二营将公路上的一座桥梁破坏，又加以伪装，部队设伏在娱蛤坝周围。
次日凌晨，敌人果然派出满载日军的4辆汽车，爬上娱蛤坝来。第一辆汽车刚开上被破坏伪装的桥梁，便一头栽了下去。后面3辆车顿时拥挤在狭窄的公路上。
这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我军部队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开火。很快，我军将大部分敌人击毙。残敌纷纷钻到车底下或石头后面顽抗。
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我军指战员向敌人猛扑过去，一阵白刃格斗，将敌全歼。
战斗仅进行了25分钟，共消灭日军80多人，其中少佐军官一人；缴获机枪9挺、掷弹筒5具和一批枪支弹药。蜈蚣坝伏击战打得干净利落，影响很大，使我八路军在大青山地区声威大振。
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根据地，10月下旬，支队在武川县井儿沟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决定由姚喆、武新宇、朱辉照、唐金龙带领大青山支队第一、第二营的3个连、骑兵连、第四支队三、四连和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以大滩为中心，坚持和发展绥中的游击战争。
第一营副营长邹凤山带三连和第四支队一连及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回师蛮汗山，开辟绥南游击区。
李井泉、彭德大、王尚荣、杨植霖、李维中、陈刚、宁德青等同志，率领第三营和第二营五连、第四支队二连、绥蒙游击队及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挺进绥西，开辟绥西游击区。
会后，各部队便整装出发。西进部队从井儿沟直达武川、萨拉齐、固阳3县交界处的后脑包、官地一带。
这一带地理位置较好，南面出沟可直入土默川平原，西经山地能抵包头，北可进入达尔罕旗大草原，东南有大青山主峰——九峰山。
敌人得知我军主力西进后，便从包头、固阳等地抽调37辆汽车，满载日军向后脑包、官地一带扑来。我军沉着应战，一举歼敌100余人，挺进绥西首战告捷。
接着，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王尚荣率队奔袭了归绥、包头之间的陶思浩火车站，消灭日伪军几十名，还活捉了伪镇长。
经我军宣传教育，伪镇长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并将聚敛的银元数千元，伪钞数万元交给我军。
不久，王尚荣带第三营3个连，又趁雨夜奔袭了离包头东北45千米处的石拐镇。该镇驻伪蒙古军第四师一个团，我军一枪未放，即将睡梦中的伪团长俘获，仅用半小时就歼敌近100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子弹数万枚，战马200余匹，还缴获电台一部。
伪团长原系张学良部的一个连长，经宣传教育，他痛哭流涕，申明愿意改恶从善。
为团结抗日，我军将俘虏的伪军全部释放，并将缴获的武器和部分战马发还他们。对此，伪军官兵感激万分，纷纷表示以后要支持八路军抗日。
八路军挺进绥西三战三捷，打开了局面：首先，群众看到或听到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纪律严明敢打必胜，他们由此感到抗战胜利的希望。其次，支队官兵对大青山区的自然和社会情况有了具体的认识，坚定了建立根据地的信心；第三，伪军政人员中产生动摇思想，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汉奸走狗只是极少数。
在进军绥南方面，重返蛮汗山的第一营三连、第四支队一连及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在第一营副营长邹凤山带领下，在太平寨西北的碾房窑子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扩大队伍。
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大青山支队在战动总会和第四支队的协同配合下，横扫阴山几百里，在铁路以南建立了以蛮汗山为中心的绥南游击区；在铁路以北，归武公路以东，以大滩一带为中心建立了绥中游击区；在归武公路以西，从归绥到包头西接河套地区建立了绥西游击区。
绥南、绥中、绥西这三大片游击区共包括18个市县，构成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积极进行根据地建设
1938年底，随同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到大青山的“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队及游击四支队，一直跟随主力部队行动。
在抗日民主政权尚未建立以前，大青山一带属于无政府状态的过渡时期，此时的动委会代行政权职能，动员、组织并武装群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动员、征集财力物力供应八路军。
因此，动委会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前驱和基础，是联结军队与民众的纽带和桥梁。
大青山支队到达大滩之后，立即分组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9月21日，武川县三区动委会在大滩宣告成立，吸纳方方面面的代表，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选举产生领导机构，主任一人，副主任3人，下设组织、宣传、分配、武装、总务各部。
总务部长刘钰出身于开明地主家庭，本人是学生，曾在北平读书，思想进步，热心抗日，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开明士绅和上层人士积极赞助抗日，支持动委会的工作。
武三区动委会成为大青山根据地创建初期模范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寒冬渐至，为部队征集冬衣和粮食是最紧迫的任务，动委会按照“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马出马，有力出力，有粮拿粮”的原则，在短短数月之内，动员征集到一批冬衣、粮食、靴子、马匹等，解决了绥中部队的供给问题。
支队主力挺进绥西的过程中，10月间，绥西动委会成立，由晋察绥边区工委武装部长李维中兼主任，成为大青山最早的地区级动委会组织。
12月，武归县八区动委会在玻璃哈达隆重成立。选举地方开明人士王景堂任主任，“战动总会”干部李奇任副主任，郝秀山任分配部长，刘永福任总务部长，曹文玉任武装部长，任德仲任游击队长。
动委会在此后的工作中形成功能比较健全的抗战动员基层机构，是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形。
在动员物资的同时，各区动委会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协助动委会开展工作，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他们传递情报、转运和保存物资，发挥了熟悉地理环境和社情民意的特长，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大青山抗日游击区开辟初期建立的动委会，在动员群众、筹集军需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许多时候代行行政职权，但它毕竟不是政权组织。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在动委会的基础上建立各级党组织领导根据地建设，以利于巩固、发展游击根据地，已是大势所趋的重要任务。
1938年11月22日，党中央专门作出《党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决定》中确定：以李支队的活动为中心，将大同至包头铁路沿线和大青山后直至后套一带，设立绥远省委，受北方局领导，省委委员暂决定白如冰、武新宇、刘遂生（即刘瑞森）、李井泉、赵通儒、于占彪、白成铭七人，以白如冰为书记。
在具体分工方面，白如冰书记兼蒙民部长，李井泉兼军事部长，于占彪任副部长，武新宇任宣传部长，白成铭任组织部长，刘瑞森任河套特委书记。
省委的第一项工作是发展党组织，按地域区划，建立绥中、绥西、绥东特委或地委，下面分别有县委乃至区委。
除了进行根据地的党政机构建设外，如何与当地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和平相处，也成为大青山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当时，大青山地区有蒙古族10多万人，其中土默特旗、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等旗县是蒙古族聚居区，其他地方则是蒙汉杂居区。
长期以来，清朝、北洋军阀及国民党政府，对蒙古民族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使蒙古族群众处于苦难深渊之中。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绥远当局实行“抗日灭蒙”政策，其部队对蒙古人民肆意打骂欺侮、抢劫财产、焚烧房屋，更加深了蒙汉民族问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利用蒙古民族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政策的不满，加紧挑拨离间，激化民族矛盾，并欺骗、笼络一部分蒙古王公上层分子，打着民族旗号，大搞“独立”、“自治”等妄图分裂中国的活动，以达“分而治之”的目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复兴蒙古”、“抑汉扬蒙”、“民族协和”、“日蒙联合”、“帮助蒙古独立自治”等口号的欺骗下，相当一部分蒙古上层分子和蒙古人民，对日军扶植起来的伪“蒙疆政府”存有幻想。因此，能否团结广大蒙古人民抗日，是关系到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能否发展和长期坚持的重要问题。
当时，党中央对于团结蒙古民族共同抗日的问题非常重视，毛泽东就曾经多次作过重要指示。
在我军挺进大青山，开辟扰日游击根据地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又曾再三强调：在绥远敌占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改变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伪蒙疆政权的反动实质，使蒙古民族尽快地有扰日的觉醒，发挥其抗日的巨大作用。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又把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和蒙古民族工作摆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把“唤起和团结蒙汉一切力量，一致联合抗日”作为绥蒙工作的总任务和总要求，明确指出：“以我们正确的扶助境内少数民族解放政策，去帮助各方消除蒙汉间的对立。”
1940年4月，《党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又把做好蒙古民族工作作为绥远敌占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特别强调要加强蒙古民族工作。
当时，第一二零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在对大青山抗日斗争的许多指示中，也反复强调了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和蒙古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并针对当时斗争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
根据党中央和第一二零师师部的指示，在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为了加强对蒙古民族工作的领导，我大青山根据地还专门设立了从事蒙古民族工作的机构。
当时，中共绥远省委设立了蒙民部，省委书记白如冰亲自兼任了蒙民部长，在蒙古族较集中的绥西、绥中的地委和县委也设立了蒙民部，在战动总会中设立了蒙民工作委员会；绥察行政办事处及绥察行政公署下设了蒙政处，在专署和县的抗日民主政府中也分别设立了蒙民部或科。
这样做，有力地体现了我党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主张。它不仅与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成为争取蒙古民族抗日，瓦解伪蒙疆政权的旗帜，对于密切党与蒙古民族的养系，唤起蒙古民族的觉醒，消除蒙汉对立，实现平等联合，共同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开辟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大青山支队广大指战员，利那各种机会，采用多种形式，热情地向蒙古族各阶层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运用历史资料和现实材料，充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挑拨民族仇恨，实施民族分裂的罪恶阴谋，讲述只有赶走日本侵略者，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道理。
李井泉，武新宇、白如冰、姚喆、杨植霖等领导同志，也都深入下去，和蒙民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宣传教育，使受骗的蒙民很快觉悟过来。
与此同时，我党同志还经常教育部队：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在与蒙民接触中，坚持平等相待，兄弟相处，并尽可能帮助蒙民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等。
蒙古族人民是善良、纯朴、热情的。在我军大力宣传和影响下，广大蒙民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正确的认识，纷纷参加抗日的行列，有的青年还骑着自家的马来参加八路军。
当时，我军每到一地，都受到蒙民的拥护和爱戴，有的主动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有的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我们，有的为我军保存物品，掩护伤病员。
1940年冬，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患了斑疹伤寒病，高烧达41度多。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经常转移，只得将他安置在陶林北区大土城子一家蒙古包休养。
当时群众的生活极端困难，为了让姚喆早日恢复健康，蒙古族群众把自家最好的油茶面、奶皮子给他吃。他们还自动侦察敌情，冒死转移保护。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照料、调养，姚喆的病好了。临走时，群众依依不舍，挥泪相送，还送给他许多奶制品补养身体。
帮助建立抗日武装是坚定蒙古民族抗日信心的重要途径。1939年夏，在共产党员贾力更等同志的组织、动员下，一支蒙古抗日游击队在土默川建立起来。
为了加强对这支蒙古民族抗日武装的领导，根据地的党组织先后派经历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蒙古族同志李森和高凤英担任队长，并从大青山骑兵支队调老红军许秉智担任指导员。
在我党的大力支持下，这支蒙古民族抗日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曾多次独立作战和配合骑兵支队战斗，并且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动员青年参加抗日，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深入伪蒙古军内部，做争取和瓦解伪蒙古军的工作，为我党我军团结蒙古民族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培养民族干部，我绥远地区党组织、大青山支队和战动总会，从1939年秋天开始，至1942年，先后动员100多名蒙古青年，分批送到延安，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延安民族学院学习。有的经过短期培训即返回大青山参加抗日斗争。
这个培训不仅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和骨干力量，也为整个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培养了干部。
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41年春，贾力更在护送一批学生去延安的途中，与敌人遭遇，他为了掩护同志而英勇牺牲。
做好蒙古王公等上层人物的工作，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团结广大蒙古族群众抗日的重要一环。
在当时，蒙古王公等上层人物，在蒙古群众中有着相当的权威，他们的政治态度对大多数蒙民有很大影响。
为了争取和团结他们，我党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了一系列区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
比如：不在蒙民聚居区设立任何行政组织；不推翻王公制度，扶助王公抗日；对一时投日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和伪军，不轻易戴“蒙奸”帽子，甚至对德王也提出了“争取其回头抗日”的口号。
与此同时，我根据地领导同志还派出许多蒙古族共产党员潜入伪蒙古军中，秘密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
在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不少蒙古族上层人士很快由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对、怀疑，转变为信任、同情和支持。
比如，曾代表四子王府与我根据地部队谈判的二喇嘛，曾多次掩护我绥中遇险的同志，还多次收留我伤病员治疗。驻察素齐一带的伪防共第二师师长韩伍，不仅帮助我军购买了大批枪支、子弹、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还亲自带人策马跑到我游击区，与杨植霖举杯起誓，表示他坚决抗日的决心。
对大青山根据地争取伪蒙古军的工作，毛泽东曾给予充分肯定：“争取伪蒙军的成绩较大！”
在大力做好蒙古族各阶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我抗日根据地同志还抓紧了对汉族地主、绅士等的统战工作。
当时，在敌占区，日军为了利用一些地主、绅士的影响来破坏抗日，让他们在伪政权中担任了一定职务。
我党同志为了争取这些人抗日，除采取多种方法向他们宜传我党的政策，启发其爱国心外，并且根据大青山地区的特点，规定了对地主不实行减租减息，而是动员其为抗日作出合理负担，对农村中的阶级关系，采取调节的办法，以保护群众的利益。
我党采取的这些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游击区的地主和开明绅士的绝大多数，很快与我军取得联系，60％以上的伪乡村政权被我争取为革命的两面政权，暗中为抗日积极出力。
我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使敌人挑拨民族仇恨，实施民族分裂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更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开展剿匪与反顽斗争
1938年12月，白雪覆盖了苍茫的大青山，大青山地区天寒地冻，朔风吹来，寒风刺骨。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在这种天气里，都喜欢躲在家避寒，村落里显得冷冷清清。
然而，一天清晨，各村的老乡却起了个大早，纷纷来到我大青山支队的驻地，对我军战士表示感谢：“感谢八路军打败了土匪啊，感谢你们解救了我的亲人！”
看着鼻子冻的通红的当地民众大清早来到支队驻地，姚喆参谋长也很高兴，他对对群众说：“消灭土匪，解救妇女是八路军的责任，大家把亲人领回去吧！”
其实，这种感人的场景，在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之后，部队遇到过很多次。而这种感人场景的出现，和当时大青山支队进行的“剿匪”行动有关。
大青山一带的土匪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自清末民初这里即有土匪，延至日军入侵，匪盗蜂拥。当时，大青山区流窜的大小股土匪有几十股，他们所到之处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绑票敲诈，造谣惑众，欺压百姓，破坏生产，给群众造成的灾难极其严重。
我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抵达这里后，由于处处发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作风，深受各族群众的爱戴，因此不少人向支队哭诉土匪的罪行，强烈要求八路军打击土匪，为民除害。
八路军初上大青山时，按照党的政策曾经派干部与大股匪首谈判，规劝他们改邪归正，认清救国大义，团结抗日，不要欺凌百姓，但是，一些作恶成性的惯匪，不仅继续糟害群众，扰乱地方，而且有的与日伪沆瀣一气，残害支队军政干部，抢劫支队物资，有的阳奉阴违，毫无归正之意。
为了铲除抗日游击战争的障碍，解除当地群众的忧患，为开辟和发展根据地创造条件，1938年12月至1939年春节，大青山支队在绥中、绥南、绥西三个地区同时开展了一次剿匪斗争。
在绥中地区，按照支队部署，姚喆参谋长率支队部分兵力留在绥中大滩一带。这里不少村庄被大小土匪洗劫，群众苦不堪言，纷纷要求打击土匪。
听到当地群众的诉苦之后，姚喆参谋长当机立断，率部对十恶不赦、盘踞绥中的千余人康德胜大股匪进行打击。
12月的一天亥时刚到，姚喆参谋长下令燃起篝火作为攻击的信号，向住在土城子、公胡洞村的土匪突然袭击。
但康匪狡诈奸猾，对八路军已有戒备，夜间人不脱衣，马不卸鞍，枪声一响立即逃窜。但这一次，狡猾的康匪并没有能够从我军手下逃脱。
看到康匪试图逃脱，我军部队立即包围了藏在树林里的部分土匪，俘虏多人，缴获了一部分马匹，解救出被劫的多名良家妇女。
正是这次剿匪行动，才有了第二天清晨当地群众赶到我军驻地，向姚喆等人表示感谢的感人场景。
当地群众把被解救的亲人领走后，根据姚喆参谋长的指示，部队对刚刚抓获的康匪进行了教育，对愿意改恶从善者放回家务农。
看到我军敢于剿匪，当地老乡们说：“八路军保护咱老百姓，咱们要养活八路军。”
没过几天群众就把多石粮食以及皮衣和鞋袜等物品送到指挥部。从此，在我军的威慑下，康匪逃离绥中，再也不敢回到绥中为非作歹。
然而，康匪刚刚被驱逐出去，1939年春节将至，日寇指挥伪军东亚同盟军白山闫王和土匪肖顺义、夏军川等1000多人，窜到绥中一带骚扰百姓。
除夕之夜，夏军川的老婆正请肖匪吃饭。姚喆带领部队冲了进去，俘获土匪五六十人，缴获多100匹马，抓住夏的老婆和几个女土匪。
接着，姚喆参谋长给夏军川写了一封信，让他老婆和女土匪带去。夏军川回信表示参加抗日，不再抢劫了。
经过这些剿匪行动之后，绥中地区社会治安大为好转，根据地得到巩固，成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最早的指挥中心在绥西地区，通过周密侦察，我支队战士化装成农民潜入匪徒集中之地，发动突然袭击，一次性歼灭12股共百余人的土匪，将恶贯满盈的匪首当众处决，将被抢的妇女、财物和牲畜归还原主。
同时，我军还分别对罪大恶极的红蚂蚁、三拐子两大匪股给以毁灭性打击，将民愤极大的红蚂蚁公审后就地镇压。看到危害一方的土匪被八路军剿灭，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交口称赞，特别是被解救回家的妇女和“财神”得以与家人团聚，他们喜出望外，热泪盈眶，一再说“八路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有的人家甚至在家中供奉“八路军之神位”。
很快，各地群众纷纷给八路军送粮食、皮衣、鞋、袜、帽等物，以表感激之情。
通过剿匪，八路军进一步得到蒙汉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在毫无后方依托的大青山区站稳了脚跟，根据地的创建便水到渠成。
除了剿匪之外，打击国民党顽固派也是我大青山根据地军队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时起，大青山地区的局势就是敌强我弱，环境艰苦，斗争复杂，要巩固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就难免要与当地的国民党顽固派产生摩擦，因此，与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也随之出现。
早在1938年秋，我军刚刚到大青山的时候，原国民党绥远省的省、地两级和大多数县政府的人员，早已逃到河套等地，乡村政权也被日军利用，变成了伪政权。
为了逐步解决政权问题，我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即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战动总会。
至1939年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绥西、绥中、绥南分别成立了她区、县、区三级战动总会，代行抗日政权的职能，除了负责部队的物资供给，还领导游击队、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
当时，战动总会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群众有事愿意找战动总会解决，有时发生了民事纠纷，也跑来请战动总会的同志调解。
可是，国民党顽固分子却极端仇视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
1939年春，国民党绥远当局趁我党打开大青山局面之机，陆续派回绥中专员张遐民、绥南专员赵励师等一批“游击专员”、“游击县长”来“收复失地”，实际是以“政令”来限制我军的发展。
但是，我军考虑到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曾在某些问题上做了让步。
1939年秋季以后，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的掀起，绥远国民党“自卫军”和那些游击政权也开始同我军摩擦。他们知道与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搞摩擦会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便把矛头指向战动总会。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说什么战动总会向群众征集粮草“不合法”，要战动总会服从“政令”，由“国民政权”统一筹集供给。
我党同志据理驳斥：战动总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为抗日部队解决军需物资，怎么不合法了？你们说由“国民政权”统一负责军需供给，我们到大青山看到的只是伪政权，那里有什么国民政权？
一席话，驳得对方哑口无言。
后来，国民党顽固派竟用武力相威胁，专找战动总会和我军部队便衣工作人员的麻烦。
有几次，我党工作人员筹集来的粮草，半路上被“自卫军”截劫了。他们甚至强行绑架我党的工作人员，施以毒刑，我党有的同志还被他们活埋、枪杀成装麻袋填进冰窟。
一次，在武川乔家营子，“自卫军”偷袭我党工作队，使我党多人受伤。
“自卫军”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土匪出身。“自卫军”总部的参谋长鄂友三就是一个流氓成性、杀人不眨眼的惯匪，群众愤恨地叫他“鄂毛驴”。
当时，“自卫军”部队每人都身带一根绳索，遇有反抗的群众，就用绳子勒死。当地有一首民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鄂友三扯糖把(勒死)。走路碰见鄂友三，3尺麻绳脖子上拴，不是活埋呀，就是倒栽葱。”
因此，当地蒙汉群众气愤地称“自卫军”为“灭蒙助日亡国军”。
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和与友军的团结，避免关系破裂为敌人所乘，我党对于大青山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所属的“自卫军”、保安队进行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对“自卫军”的摩擦作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
并先后派姚喆、彭德大，杨植霖、陈刚、邹凤山等领导同志，多次与“自卫军”谈判和对其规劝，希望其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停止摩擦，一致抗日。
但是国民党和“自卫军”中的顽固派执迷不悟，视我军的劝告为软弱，反共丑剧越演越烈，摩擦不断升级。
同时，这些顽固派还制造舆论，提出“八路军是大青山的客军，应当撤出绥远”，要由“绥人治绥”等反动口号。
这个时候，狡猾的日军看到有隙可乘，便加紧对“自卫军”的诱降活动。在军事上，日军停止了对“自卫军”的进攻，并且提出，如“自卫军”愿意与日军合作，可以给“补枪发饷”等。
在这种情况下，“自卫军”开始同驻绥日军秘密谈判。1940年1月，我绥西部队截获了“自卫军”第三路副司令王有功与日军特务机关驻归绥宫崎顾问、大园顾问、林顾问及日军驻武川县乌兰不浪金田队长的往来信件。
王有功在写给宫崎的信中说：“……响应汪先生(即汉奸汪精卫)之路，愿率部投顺，请求收容……早愿决定率部投顺，效忠新政府之下保卫地方，意出至诚，毫无欺骗之念夹杂其中……全军同化归正，大青山游击队必可清除……”
很明显，通过这封信，王有功等“自卫军”的汉奸嘴脸昭然若揭。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巩固大青山根据地，大青山支队领导即向第一二零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报告，请求反击“自卫军”。
贺龙、关向应很快复电说：“为巩固我们在大青山的据点，真正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应将大青山‘自卫军’全部解决。”
于是，一场激烈的反击顽固派的战斗开始了。
1940年农历正月初六拂晓，我绥西第三营趁敌人过年戒备疏忽之机，向“自卫军”总指挥部及第三路、第四路发起进攻，共俘获代总指挥苗国华以下官兵100余人，打死打伤几十人。
正月初七和正月初八，我绥中部队和绥南部队也先后向本地区的“自卫军”主力发起进攻。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我军与“自卫军”交战10多次，共消灭“自卫军”2000多人，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电台9部。
“自卫军”遭到沉重打击后，其残部逃到了河套地区。
反击“自卫军”的胜利，为我军在大青山抗日又扫除了一大障碍，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在剿匪和反顽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根据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我根据地领导同志决定将战动总会转变为正式的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8月，为了统一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各族各界各党派团结抗日的步调，在绥西武归县小西梁村召开了绥远敌占区各界各党派抗日力量代表会议，也叫绥察人民代表会议，通称西梁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无党派抗日民主人士代表，有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代表，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抗日部队代表，共200多人。
在大青山的西梁山顶临时搭起的简陋布棚里，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了。会议代表共商团结抗日大计，还讨论并决定了成立绥察游击区抗日民主政权的事宜。
会议决定成立晋绥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正式取消了动委会和筹委会，批准成立了9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和绥西、绥中、绥南3个专员公署。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由动委会完全过渡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阶段。
1941年4月15日，绥察行政办事处改为绥察行政公署，杨植霖、苏谦益分别为正副主任。
公署下设绥中、绥西、绥南、绥东4个专员公署，领导着萨拉齐、固阳、武川、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丰凉、丰镇等10多个县政府，县级政府下面共辖有30多个区级政府。
抗日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青山各级抗日政权团结各族人民，积极配合八路军，为巩固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而继续英勇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