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会议开始了。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等几个决议案。
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全属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官兵恐慌。我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时更具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
会上，红军高级干部发言，慷慨激昂，坚决主张就地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发言，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另创苏区。
积极研究反“围剿”策略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分4路开始进攻，开始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以期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第十九路军之第六十、第六十一师主力由兴国向龙冈、宁都方向前进；第五路军之第二十八师、第四十七师1个旅、第四十三、第五十四师，分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前进；第二十六路军之第二十七、第二十五师，由乐安、宜黄向大金竹、洛口方向前进；第六路军之第八、第二十四师、第五师4个团，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前进。
各路国民党军在红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阻击、袭扰下，行动缓慢，至23日，始进到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界上、横石、广昌之线。
国民党军在进攻中，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手段。按照“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每日只前进2.5到10公里，每占一地，即构筑工事和进行“驻剿”；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实行恐怖统治和欺骗宣传；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牲畜，制造苏区经济困难；派遣特务进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人民群众与红军的关系，扰乱红军的后方。
中央苏区党政军民针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和破坏手段，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
红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广泛开展游击战，破袭国民党军的后方交通线，袭击其兵站，打击“守望队”和“善后委员会”，迟滞国民党军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进行反“围剿”作战的准备。
与此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反“围剿”的方针和红军作战方向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项英到苏区后作过一些肤浅的社会调查，根本没有看到根据地人民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强大力量，认为新“围剿”敌军20万，而红军只有3万多，主张不打第二次反“围剿”。
毛泽东不同意项英的主张，认为军民结合有可能打退敌军新的“围剿”，强调指出：“不作调查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931年3月18日至21日，苏区中央局首先在驻地宁都黄陂山堂村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朱德，红军各军一级负责人2人，赣西南特区委负责人2人，各分委负责人1人，青年团代表1人，湘东南及平浏代表各1人，共40余人。
这次会议由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并致开幕词。会上传达了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并由项英作了《接受共产国际来信的报告》。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简称“国际来信”，是1930年11月中旬传到中国的。中央政治局接到信后，立即进行了传达讨论。随即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1930年12月9日和12月下旬连续发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中央第96号通告，并发表了为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告同志书。
在上述决议中指出：自1930年6月至8月期间，由李立三主持的政治局的工作是犯了路线错误，这一错误主要由立三负责。
同时又指出：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斗争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在中央第96号通告中，号召全党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主张采取紧急办法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
“国际来信”传到根据地后，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与会同志对“国际来信”进行了讨论并表示接受其指示精神，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苏区中央局成立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讨论了土地问题和共青团工作。
这次会议对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虽然列入了议事日程，但未展开讨论。会后第5天，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各机关便转移至宁都青塘镇。
青塘原名清溪，后辟建圩场，因四面环山，中洼如塘，蔚蓝青秀，故改称青塘。青塘素有“圣地”之美誉，地理复杂，交通便捷。自古至今，其复杂的地形在战略上意义深远。这也是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转移到这里的重要原因。
进入青塘后，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立即开始着手研究反“围剿”的策略方针问题，正在这时，消息传来，党中央即将派来一个代表团，帮助处理根据地的反“围剿”事宜。
于是，毛泽东等苏区中央局成员一边研究着对敌策略，一连等待着中央代表团的到来……中央代表团来到根据地
1931年4月中旬，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任弼时、王稼祥和委员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从上海出发经闽西到达宁都青塘，与在苏区的中央局成员会合。中央代表团肩负着四项重要使命：一是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二是建立和健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三是全权调查处理“富田事变”；四是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的、扶植王明等人上台的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开始全面推行其错误思想路线，为反“围剿”的胜利埋下了阴影。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县人。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
因流利的俄语和熟记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王明深得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欢心，并成为米夫的重点培养对象。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约于1930年12月10日突然来到中国上海。他到中国的重要使命，就是改造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份，把王明等扶上台。
他一到上海，就召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等人，听取情况汇报，征询解决中共党内问题的意见，并面授机宜。米夫经过几天了解，为王明上台采取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四个实际步骤。
第一步，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召开的紧急会议，未必能使王明等人占据中央领导地位，还是以开六届四中全会比较有把握，于是向中共中央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硬性建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不得不接受。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接受米夫建议，决定收回召集紧急会议的成命，改为召开四中全会。
第二步，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要中央撤消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吹嘘他们是懂得列宁主义和布尔塞维克理论和实际的人，搞中国革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在共产国际代表敦促下，中共中央于12月16日发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初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决议说：“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韶玉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韶玉同志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其他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更不正确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
第三步，22日，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央政治局又发出“第九十六号通告”，申明要“深刻的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表示要在“党内实行改造”，“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必须坚决的反对以派别观念对抗反立三路线的分子，而造成掩护立三路线的小组织行动”。
第四步，在米夫进一步压力下，中共中央于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管理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这是米夫把王明拉入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步骤。
在米夫压中共中央的同时，王明等在下面攻中央，百般挑剔中央的工作，破坏中央的威信，使中央无法继续工作，以造成逼瞿秋白下台的形势。他赶写、修改《两条路线》小册子，印发给江南省委管辖的各级党组织，以新的“左”倾纲领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相对抗，大造舆论，反对中央。
六届四中全会前，米夫不仅起草了四中全会决议，而且拟定了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拟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规定扩大的四中全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地方、各部门的代表以外，还要让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代表参加，并且凡参加会议的人都有表决权。
王明通过各种办法向小宗派的人布置发言的内容。当米夫、王明经过一番策划后，采取突然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期限制一天，就是不让民主讨论，只让大家举手通过决议和选举王明上台。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委、候补中委22人，列席代表15人。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主持会议，并宣读了由米夫审定的《中央政治局报告》。
王明作长篇发言，极力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同志，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强调全党尤其是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名义和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9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5人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主席仍由工人向忠发担任。
这样，六届四中全会改造了党中央成份，实际上批准了王明扬“左”反右的《两条路线》的总纲领。
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为贯彻共产国际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仍留中国上海，一些大政方针主要由他决定。所以，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是由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
接着，又改组了团中央领导机关，由博古担任团中央书记。6月，因为政治局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开始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革命性质、形势和阶级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分析。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实行“关门主义”，主张“进攻路线”；二是对革命道路问题和城市斗争的方针问题提出了错误的政策。低估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号召全党准备决战；三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等。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如果任随其在革命根据地泛滥，可想而知，第二次反“围剿”势必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甚至会失败。王明的错误思想，与毛泽东等在革命中形成的实践经验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实践经济，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方针路线问题。
他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在反“围剿”战争中总结的作战原则和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原则相结合，形成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军事路线。
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到1931年2月提出的土地所有权归得地的农民所有，“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的思想，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
毛泽东的这套理论和办法，已经被苏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中国共产党人要率领根据地军民取得反“围剿”胜利，就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必然要与王明的错误思想做斗争。
因此，当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思想会达到到根据地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不懈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从思想上保证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青塘会议争论定决策
中央代表团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对于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不太满意，认为项英是贯彻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精神的。同时，因为第二次反“围剿”的方针还没有得到确定，所以苏区中央局决定在青塘再召开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
1931年4月17日，在青塘的河背新屋，苏区中央局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只开一天。
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以及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的传达报告，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接受国际来信与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二)土地问题决议；(三)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决议；(四)富田事变决议；(五)CY工作决议。
决议中虽然也承认“汀州会议以前红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的”，但不顾事实如何，硬说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
其实，红四军前委并没有执行中央打南昌的命令。这就毫无根据地否定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抵制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不打南昌攻克吉安的历史事实。
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等的正确路线的开始，当然要完全贯彻下去需要有个过程。
会议决定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后未获中央政治局同意。
这次会议集中讨论迫在眉睫的第二次军事问题，即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问题。对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大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意见分歧。
中央代表团先传达中央关于军事的训令：为保存实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的‘围剿’，则可考虑转移”。因此，引起对战略方针的一场激烈争论。
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大多数人主张开步走。他们认为敌军有装备精良的20万，而红军只有装备很差的3.5万，力量悬殊太大，对敌军严密包围难以打破，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中央根据地以外去。
转移到哪呢？项英主张将红军开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因为斯大林曾经说过四川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天然条件。
也有不少人主张“分兵退敌”，将红军主力分成几部分四面散开，向粤北、湖南、闽西等地出击，路上遇到敌人就打他一下，就像“削萝卜”一样，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
中央代表团不懂战争，面临20万敌军的大举进攻，开始倾向项英的意见。
毛泽东不同意项英的主张，并且指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主张继续坚持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来打破敌军新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
毛泽东的意见与中央代表团相左，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的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
由于会议只开了1天，对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仍未深入进行讨论。眼看敌人进攻在即，毛泽东甚为忧虑、着急。
在他的催促下，项英同意第二天继续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除中央局委员外，红军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一起参加会议，专门讨论军事问题，尽早定下反敌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
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第二天，会议开始了。
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训令，大要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使红军的基本力量受着摧残；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江西红军可退到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
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等几个决议案。
对于打不打第二次反“围剿”问题，争论双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全属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官兵恐慌。我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时更具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
会上，红军高级干部发言，慷慨激昂，坚决主张就地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发言，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另创苏区。
这样，毛泽东等主张打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使得这些刚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既不大懂军事指挥，又缺乏对敌作战经验的中央代表，只得赞成打这一仗。
就在这个扩大范围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批驳了王明教条宗派的“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以周以栗批得最为有力。
周以栗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奉立三中央之命，于1930年9月下旬到袁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的指示，带来8月29日《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动员毛泽东执行中央指示。
不过，经过毛泽东通宵达旦的摆事实、讲道理，周以栗尊重实际，放弃再打长沙的意见，同意总前委先攻吉安的军事部署。他参与了红军解放吉安的战斗，使赣江两岸根据地连成一片；他出席罗坊会议制定“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以中共长江局代表身份去做红三军团指挥员的工作，把红军主力开到赣江以东根据地作战；他耳闻目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大胜利。
周以栗以由武汉大城市到中央苏区农村的亲身经历，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他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怎么能够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呢？怎么能打败几倍于红军的敌军“围剿”呢？怎么能够搞出这么大的根据地来呢？毛泽东是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提出正确决策，发展了红军，扩大了根据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完全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下车伊始”者的当头一棒。
在这以后，毛泽东找出很多文件给王稼祥看，找王稼详谈话，谈很很深，比较务实的王稼祥受益匪浅；同时也影响了任弼时同志，他觉得毛泽东在军事上确实有道理。这样，中央代表团转而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部署。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讲到：“那时，给我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不是生来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朱德、周以栗、林彪、罗荣桓、谭震林等人的支持。项英要中央代表团表态。
任弼时传达了中共中央1931年3月2日指示信的精神，对会上的争论未发表意见；王稼祥已同毛泽东交换过意见，认为毛泽东有主见，但没有发言；顾作霖不懂军事，不便表态，也没有吭声。
会议结果，“开步走”到四川去的意见被否决，多数军事主官虽然仍主张分兵退敌，但也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先打一仗后，视情况再分兵。
这样，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占了绝对优势，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使那些主张转移开辟新根据地的人不再坚持了。这是毛泽东抵制不打二次反“围剿”错误主张的胜利。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
红军如何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红军将领中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先打国民党的蔡廷锴部十九路军，因为这支部队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把这支部队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也会失败。第二种意见是先打国民党的朱绍良部八路军，因为这支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把他们打败了，蒋介石自然要收兵。
毛泽东不同意这两种意见，他具体地分析了各路敌军的情况。他认为，第十九路军战斗力较强，历史上未打过败仗，而且到兴国相当久的时间，完成了防御工事，两个师又集中在一起，不好分割，如果我军去打兴国，实际上是攻坚，放弃我军打运动战的长处。如果一时打不下来，北边的敌人一下子压过来，红军就要吃亏。即使打下兴国，北面的敌人势必靠拢，难于打破“围剿”。
那么先打国民党的朱绍良部呢？毛泽东认为也不行。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都是蒋的亲信，兵力亦雄厚，而打它就得向西扫，西边为赣江所阻，打下后，无发展余地。若再向东转，又劳师费时。
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该部虽有5个师，兵力最多，可算是这次“围剿”的主力，但同时又是国民党军的弱点所在：除罗霖的第七十七师防守吉安地区，其他4个师都从北方新到，水土不服，对红军恐惧，土气不振，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不灵，一入山区，动感困难，鸟道羊肠，崇山峻岭，望而生畏，更不用说在山地作战了。且5个师均为杂牌，相互猜疑，各怀鬼胎，这是最便于打的。红军打垮他们后，可以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发展根据地，征集资材，准备下一步反“围剿”。
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了打王金钰第五路军布局的情况，将首歼目标定在敌五路军进驻富田的敌四十七师和二十八师，原因是这两个师离红军最近，且又是弱中之弱，歼灭这两个师有一定的把握。
从此时起，中央代表团的任弼时、王稼祥开始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主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
毛泽东还认为：“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
会议最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打王金钰、公秉藩两师。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东固山下有伏兵
1931年4月19日，毛泽东、朱德在青塘发布《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一、中国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必然引起反革命一致的进攻，特别是进攻红军与苏区。可是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已随着全国经济政治的危机与革命进展而益加尖锐，势将爆发为战争。目前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的坚决集中力量，配合群众武装打破敌军围攻，争取第二次进攻的胜利，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并向外发展。
二、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今天以前所得的情报汇述如下：第十九路蔡部于四月八日抵龙冈头、江背洞之线，至今未得移动消息。
第五路王金钰部一师已抵新安、陂头，郭华宗于四月十五日抵水南，郝梦龄部于四月十四日抵白沙，公秉藩部在固陂、富田一带。
第二十六路孙连仲部之高树勋师抵乐安望仙圩，其大部在宜黄。
第六路朱绍良部先头抵广昌城，余在广昌、南丰间。
敌军所至，革命群众大受摧残，水南逃出万余人，兴国逃出两万余人。这些群众对我军进攻都抱有热烈希望，各地武装群众已与我三十五师相配合，以游击战术阻止各路敌军前进。
我河西方面的第七、第二十两军及湘东独立师在泰和方面与敌激战中。
三、本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
四、本方面军集中地点如下：
第三军团应于明（二十）晨出发，经过古龙冈、良村于四月二十二日集中龙冈圩。
第四军应于同日出发，经安福圩、黄陂、汉下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上固。
第三军于同日出发，经江口、南坑、龙冈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于石头坑（在龙冈北端）。
第十二军于同日出发，经江口、南坑在总部直属队后方跟进，务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上固之回龙。
本方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随同中央军委在第三军后方前进，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龙冈。
第三十五军暂归第三军指挥随同进止。第三十五师、第七师另有任务。
五、第三军团、第四军、第三军应各派出先遣队一连在各军行进路先头，负有整理桥梁修补道路以利行军的任务。
六、当第三军团到达龙冈（四月二十二日）时，第十二军和同路各部队应抵君埠，第四军应抵汉下。此日各军应互相派出联络员，取得密切联系。
注意：
１．各部沿途须就地购米吃，不准吃携带之米粮。
２．此命令只发到师部止。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各部队依令迅速行动，从各自地域出发。4月20日，红一方面军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红一方面军三万余人再西移四十里，向东固地区集中，隐蔽集结，待机破敌，总司令部移驻东固之敖上。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各县县城都有100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
这里的地势好，群众基础也好，早在1927年2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
对于这里的山山水水，人情风俗，毛泽东可以说相当熟悉。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多次来过这里。知道这里是一个用兵的好地方。
即使这样，将红一方面军在东固地区集中仍然是一步险棋。在东固地区北面、西面、南面都有敌人的主力部队，而且相距在90华里以内，其中与西面敌公秉藩师更是相距不到40华里。
在东面虽然没有敌人主力，但是也有敌人的部队，如果敌人统一协调，从四面同时进击红军，那么红军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
不过，敌人有第一次“围剿”红军的教训，哪一路敌人部队都不敢先“探头”进击红军，但心首先被红军歼灭，各路敌军都想保存实力，所以他们萎缩不前。
毛泽东深知各路敌军的心理状态，便布下这步险棋，在东固或者说就在国民党军鼻子底下布下伏兵。而且，毛泽东在布下险棋的同时，对东固进行了考察。
东固四周高山峻岭，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外地，而富田和东固之间有座山势险要的白云山相隔，其中九寸岭、观音崖是必经的两个险要山隘，山路崎岖，悬崖陡峭，树木参天，在这个地方打伏击，任凭敌人有千军万马也不怕，所以险中有万全之策，毛泽东准备在白云山上打一场大仗。
有许多红军将领对毛泽东的军事布局提出置疑，有人说毛泽东这种布局是“钻牛角”，钻通了是一着妙棋，钻不通是一着死棋。
有的红军将领说在白云山布伏兵，敌军能来吗？有些性急的红军将领，多次建议向富田之敌主动出击。
毛泽东耐心地告诉大家，国民党军公秉藩师及其他的部队是一定要离开富田到东固来的，仗一定有得打，大家不要担心。
接着毛泽东在具体布局上又下了一步险棋，决定：“一军团之三、四军在离东固约十五里处布置陆击伏击阵地，三军团绕至敌侧前包抄富田之敌。”
这是一个背水阵，因为富田出去不远就是滔滔的赣江了，军事上一般是忌讳这种打法的，让红三军团打背水仗，一旦被敌军发现，敌军集中兵力打红三军团，很可能将红三军团压到赣江里，红三军团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布局后，毛泽东指着赣江方向问红三军团长彭德怀：“老彭，这个背水阵，你觉得危险吗？”
彭德怀回答：“我看没有危险，敌人根本不会想到我们敢于侧敌侧水向他们进攻。”
毛泽东非常高兴地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三军、四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
毛泽东作为红军的主帅敢下这步险棋，彭德怀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重要将领敢走这一步险棋，是敌军做梦也想不到的。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役潜伏，是耐心、耐力和意志的考验，红军将士在默默中承受的心理压力绝不弱于一场大战，一天又一天地等敌人脱离坚固阵地，以便在运动中歼之。
在红军主力隐蔽集结的同时，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也于4月23日移至吉安东固敖上村。
毛泽东住在敖上村中心的一个土木结构瓦房里，这是一幢具有客家建筑风格的房子。房子四面山高林密，座西朝东。
来到敖上村后，鉴于多数同志仍主张“打一仗再分”，为统一意见，4月30日苏区中央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东固敖上村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问题。
这一次会议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会议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红军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详细分析了红军粉碎敌军“围剿”的有利条件和敌军短处。
毛泽东认为，敌人包围红军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
与敌人相比，红军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
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
第三是地势好，红军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
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红军有这多优点，因此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因此，毛泽东肯定地指出：根据地军民完全能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以少胜多，夺取胜利。
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毛泽东还例举了中国历史上新汉昆阳之战刘秀八九千人打败王莽40万大军；三国官渡之战曹操歼灭袁绍10万精兵；赤壁之战号称80万大军的曹操败走华容道等战例来加以说明。
看到毛泽东胸有成竹，一些主张“分兵退敌”的同志，承认过去主张是错误的。
此时，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央代表团”成员也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在龙冈停驻时，曾经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过深谈，他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
会议最后确定了“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的反“围剿”作战方针。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
1931年5月，在敖上村东面稻田里的一棵大樟树下，毛泽东、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反围剿”军民歼敌誓师大会。
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号召军民同心协力，积极做好各项战斗准备，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东固军民的士气。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大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反“围剿”信心。
可是，战争不能仅仅靠勇气，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耐心等待战机显得更为重要。
红军隐蔽在敌人鼻子底下，等了20多天，其目的就是等敌王金钰部脱离其富田巩固的阵地，便于在运动中歼敌。可是，敌人就是一步也不前进。
而此时红军侦悉：国民党南路第六十师蔡廷锴部已从兴国的龙冈、江背洞之线向北移动，前哨已到达城冈，威胁着红军的左翼；国民党西路第四十三师郭华宗部已从水南向南进到上坊南坪白富，有进窥东固的模样，直接威胁着红军的右翼，与蔡部对称，形成箝击之势。
如果红军继续执行原定作战方案，攻击富田出动的敌人，就必须穿过蔡郭两敌之间仅仅50里的空隙，形势十分严重。
当时有人怀疑这种打法，认为这样做太冒险，容易走漏消息和遭到敌人夹击。将东固比作“牛角”，说红军三面临敌，是在“钻牛角”，太危险了。
更多的红军官兵求战心切，总想早点打响反攻战斗，毛泽东认为，情况并没有起决定性的变化，坚持预定的打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
两翼之敌虽然迫近，但他们各怀鬼胎，只图保存实力，不会尽力相助，只要我军隐蔽得好，出战突然坚决果敢，是完全可以实现预定方案的。因此坚持“钻牛角”不为所动。
同时派红第七师及第三十五师的1个团在枫边、城冈、方太、崇贤一带，阻止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前进，又命第三十五师的1个团在潭头附近箝制白沙、白富方向的敌人。并耐心地说服了一些性急快打的将士。
毛泽东还签发“莳好田、打好仗”命令，并抽出时间在敖上九斗坵和朱德一起帮老百姓插秧。毛泽东的沉着，深深地影响着指挥作战的将领们，他们对于第二次反“围剿”的信心越来越强，他们期待着将痛歼敌军的那一天。
此时，进攻苏区的各路国民党军在红军及地方武装的阻击、袭扰下，行动缓慢。至4月23日，始进到江背洞、富田、水南、招携、横石、广昌之线。
5月10日，继续向中央苏区中心区推进。13日，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1个旅脱离富田巩固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前进，于15日进到桥头江、择龙坑等地。中路第四十三师由水南进到大源坑、潭头；左翼第五十四师由严坊进占百富、沙溪。
与此同时，第十九路军之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各一部经崇贤、方太向城冈圩前进；第二十六路军之第二十七师经大金竹向南团前进，第二十五师进占肖田、东韶、洛口；第六路军之第五师一部和第八师进占头陂、白水后，即在这一带“清剿”，第二十四师进驻广昌，第五十六师进至福建省安远汛后，以一部兵力进入江西省“协剿”。
无线电侦察显奇功
红军3万大军云集大山，其隐蔽待机时间长，粮草吃饭成为突出问题。
毛泽东和朱德等总部领导人与战士们一起，帮驻地老乡莳田插秧，没有菜吃，战士们就挖竹笋，摸田螺，捉泥鳅，一到夜晚，旷野上就出现一片“满田灯光摸螺蛳”的战地风光。
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本人也不免有些心急起来。恰在此时，我军新组建不久的通信队截获并破译了敌将王金钰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
电文称：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川公秉藩部靠拢，成犄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
敌人终于出洞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山区持重待机20余日，终于等到了第五路军右翼部队脱离其富田阵地的极好时机。
通信队当然知道这个信息中的重要性，它可以说直接关系到第二将反“围剿”的成败。因此，通信队负责人王诤等立即向军委首长们汇报。
毛泽东、朱德等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他们没有想到刚刚组建的通信队就立此大功。
红军的通讯队是在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最初的红军，别说通讯队，就是无线电台也没有一部，甚至根本就没有认识无线电台。
1930年12月30日，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取得永丰龙冈大捷，当时缴获了一部电台。因红军战士不知电台用途，出于对敌仇恨，砸坏了发报机，只留一部收报机可用，故称“半部电台”。
毛泽东、朱德等总部首长知道后，为此下达专令，严格要求今后对缴获的无线电器材和人员要保护好。
1931年1月3日，红一方面军在宁都东韶再捷，歼敌一个多旅，俘敌3000人，缴枪2000支、电台一部。至此，红一方面军已有无线电台一部半。
毛泽东、朱德得知缴到敌电台，并俘获了十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十分高兴，非常重视。
1931年1月3日晚，与参谋长朱云卿等人一起，在宁都县小布镇赤坎村的龚氏宗祠里接见了刚加入红军的王诤、刘寅等人。
毛泽东希望他们：“把掌握的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也要点火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要靠你们在空中架起桥梁连接起来。”
朱德勉励他们：“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不要看目前的苏区还小，将来全中国都是人民的！”
王诤、刘寅是龙冈战斗中从张辉赞的十八师中俘获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当时王诤是十八师的电台台长，名叫吴人鉴；刘寅是见习报务员，名叫刘达端。
王诤、刘寅被俘后，因为对红军不了解，心中十分忐忑不安，所以当红军询问他俩姓名时，王诤随口说了个假名“王诤”，而且为刘寅也起了个假名“刘寅”。他俩参加红军后，将错就错，就一直沿用王诤、刘寅这个名字。
红军首长们的教育和开导，给王诤、刘寅等无线电人员极大的鼓励，使他们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为此，他们急于要求开展工作。
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李井泉、参谋处长郭化若和副官长杨立三的组织与帮助下，有关电台装备和器材迅速送到了设于小布镇赤坎村龚家祠的红一方面军总部。
1931年1月6日，在赤坎村龚家祠，王诤、刘寅利用一部三灯收信机首次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新闻。这是红军首次使用无线电接收信息，标志着我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开端，开创了我军技侦工作的先河。
1931年1月10日，红军一方面军总部利用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斗缴获的半部电台和东韶战斗缴获的一部电台，在小布赤坎成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其编制有100多人，除技术人员外，还有监护排、运输班、炊事班等。
由于当时只有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两地间的无线电通信联络，所以开始的主要任务是每天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台新闻和侦听敌人电台通信情况，供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参阅，为当时闭塞的苏区提供了大量的外界信息。
毛泽东赞称：“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后来，这一做法被固定为电台的工作内容之一。
随着电台抄译信息的增多，工作人员请示参谋处长郭化若，要为这些信息定个叫法，郭化若便起了个“参考消息”的名称，并提写了“参考消息”几个字，后来便演变成了现在的《参考消息》报，到延安后，又衍生出了新华社。我们现在看的《参考消息》报，报头“参考消息”四个字就是当年郭化若题写的。
因为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成立时只有一部半电台，所以总参通信兵部有“一部半电台”起家之说。不久，红一方面军成立无线电大队。
1931年1月28日，为扩充无线电通信队，朱德、毛泽东联名签发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要求各部队选调“十四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家庭经济地位是工人、雇农、贫农或参加过斗争的，须有高等小学毕业或都相当文化程度者，学习期限暂定四个月，学习课程：机务、报务兼学。”
并强调“各部接到此命令后，须即按照上列条件和人数，选送可造就的青年来学习。要认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重要。选调人员要在2月1日前送来本部考察是否合格，不合格的仍旧驳回。望各部体念这种工作的重要，在现有干部或技术人员当中，抽调出来以应急需，是为至要。”
1931年2月10日，红军第一期无线电通信班在宁都小布赤坎的陈家土楼开学。学员有曹丹辉、胡立教、温亮彰等12人，都是当时从红军中挑选出来的优秀连指导员、青年科长或青年干事。教员有王诤、吴汝生、韦文宫、刘寅等。
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并讲了话。
毛泽东亲自给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员上了第一堂政治课。他生动形象地指出：“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它可以帮助我们调动部队，做到随时撒得开，又收得拢。”
1931年3月，上海党中央派出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曾三、伍云甫、涂作潮来到红一方面军驻地宁都的青塘，充实了无线电队训练班的力量。
红军的无线电通讯密码，采用的是周恩来研制的密码，称作“豪码”。王诤对周恩来的博学多才甚为钦佩，几次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向周恩来请教，并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进一步改进“豪码”的意见。
周恩来称赞王诤头脑精细。由于敌人层层封锁，红军的物资极度缺乏，电池、发电机、电文纸等奇缺，往往直接影响到通讯工作。
于是王诤利用手头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自制电台损坏的零配件，还修好了红军缴获来的十几台小型发电机。
第二将反“围剿”开始后，无线电队拥有的这部电台正好派上用场，王诤等人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台的信号。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心血没有白费，在第二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无线电侦察就大显神通，截获了敌军的重要信息。
根据信息，在红军等待25天后，国民党军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终于离开大本营富田，兵分两路向东固进发。其中公秉藩部经中洞、桥头冈、山坑向东固进击。
尽管对于这第一次截获的信息心存疑虑，毛泽东、朱德依然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作出敌军14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
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再次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
东固就是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王诤立刻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毛泽东，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
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就这样，在无线电通讯队的帮助下，红军抓住了第二将把“围剿”的关键时机，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
后来，在苏区军民集会欢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时，毛泽东还专门表扬了无线电通讯队。他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
毛泽东还特地请无线电通讯队队长王诤上主席台前，让红军指战员们认一认。
全场掌声雷动，此起彼伏。
反“围剿”中陨落的将星
1931年5月15日，在红军发动反围剿总攻击前夕，毛泽东和朱德的参谋长朱云卿却病倒了。朱云卿是毛泽东多年一手培养起来的得力军事助手。
在紧张的反“围剿”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朱云卿经常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眼睛熬红了，身体消瘦了，最后一病不起。
5月15日，在红军发动总攻击前夕，中央不得不将他送到东固后方医院治疗。21日，朱云卿不幸遇刺，年仅24岁。
在红军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朱云卿惨遭敌人暗害，毛泽东和朱德对此很是痛心。为此，朱德专门为朱云卿写了传记。在传记中，朱德称赞他说：诚中国有用人材，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干部，毒辣的敌人阴谋竟将其断送了。
朱云卿，1907年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市。1922年到印尼万隆打工。1924年回国投考黄埔军校，经考试被录取为第三期入伍生。半年以后，朱云卿以优异成绩结束入伍生学习，升为军官生，编入步兵队。
1925年10月，朱云卿参加讨伐反动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在战斗中机智英勇，受到周恩来的赞赏，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朱云卿从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同年5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朱云卿经常去番禺学宫听毛泽东讲课。在毛泽东的教诲下，朱云卿主动与省农协军事部几个干部到花县组织武装农民自卫军。
1927年，朱云卿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曾任红三十一团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1928年8月下旬，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三营到湘南迎接红军大队。朱云卿带领三十一团一营和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湘赣敌军又以4个团向井冈山进犯。妄图乘虚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迫使我红军大队无法返回。朱云卿在大井召开了有地方负责同志和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朱云卿介绍了敌情，下达了作战命令。
8月30日凌晨，浓雾漫山。8时许，浓雾渐散，敌人开始进攻。因为山路狭窄陡峭，两侧又设置了竹钉，敌人兵力难以展开，只能一个一个往上爬，待他们一个个进入有效射程时，朱云卿一声令下，红军的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擂石滚木像奔泻的山洪，从山顶一直滚到山下，敌人躲闪不及，伤亡惨重，丢下大批死尸退了下去。
下午，敌人孤注一掷，在集中全部火炮向黄洋界轰击的同时，又一次发起冲击。在这关键时刻，朱云卿把放在留守处修理的一门迫击炮调到前沿阵地助战，一颗炮弹正好击中敌军指挥所，当即炸死炸伤十多人，敌团长陈纪良亦受重伤。
这时，红军阵地上吹响了冲锋号，各山头的革命群众，一边在铁桶里放炮竹吓唬敌人，一边用擂石滚木向敌群砸去。
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黄洋界保卫战，显示了朱云卿卓越的军事才能。毛泽东在率领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的途中，听到了这一胜利消息，非常高兴，欣然挥笔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霄遁”的著名诗篇。
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在长汀成立，毛泽东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朱云卿任参谋长。在这期间，朱云卿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意图，主持起草战役战斗计划，并组织实施，积极为毛泽东、朱德当好参谋，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
朱云卿非常重视战略战术的学习及敌我双方情况的调查和分析。他经常深入连队，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和军事水平。
朱云卿善于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并将其变为指挥部队的实际行动。1930年夏，中共中央下令要一、三军团和湘鄂西、鄂豫皖红军分别攻打南昌、九江、长沙，然后“会师武汉”。
为了做到既不同中央公开对抗，又能达到抵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红军不受挫折的目的，朱云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红一军团的行动，作了精心部署。
6月22日，他主持起草了向广昌集中的命令，指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段话传达了中共中央给予的夺取九江、南昌的任务，但命令中并未提出具体的作战方案。
在7月11日发出的向樟树推进的命令中，提出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但只有“推进计划”，并无袭击部署。7月20日部队进入永丰，当晚7时30分，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要求部队一到樟树即西渡赣江，既不提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提在樟树附近等待聚歼由抚州、埠田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
部队按照军团指挥部命令，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上禾街等离南昌约15公里一带地区，朱云卿只派出一部兵力迫近南昌附近之牛行车站，8月1日向牛行车站开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旋即向奉薪、安义转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这一系列周密的部署，有意甩开了打大城市，巧妙地抵制了冒险主义方针，避免了红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7月下旬，为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中歼灭敌军，打开湘赣边界局面，8月23日，红一军团进抵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朱云卿任参谋长。
8月底到9月初，红一方面军两次急攻长沙均未成功，总前委决定撤除长沙之围。朱云卿协助毛泽东、朱德把部队分三步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向江西转进，为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条件。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主张东渡赣江，在根据地中心地区与敌作战，而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决定先打张辉瓒或谭道源。朱云卿遵循这一战略思想，拟出作战方案、部署兵力，组织部队行动。
12月24日，朱云卿从侦察部门的情报中得知，谭道源到处拉夫，准备进攻小布。于是方面军26日拂晓前轻装向北前进，在小布设下埋伏，从早等到晚，敌人没有来，当晚撤回黄陂第二天半夜又开到小布，从拂晓一直等到天黑，敌人仍然没有来，只好再次撤回。后来查明，谭道源得知红军在小布设伏，立即下令停止出发，并把已经走出很远的尖兵叫了回去。
小布设伏未遂，毛泽东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左翼当前之敌。红军遂于12月29日转移到黄陂西面君埠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方面军指挥机关在移到君埠的当天黄昏得到情报，东固敌张辉瓒率领师部和两个旅同日已到龙冈，预料次日可能向君埠前进，毛泽东认为敌人已被调动，决心将其消灭在前进途中。龙冈、君埠之间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该山。毛泽东、朱德将方面军总司令部指挥所设在黄竹岭后面之小别山上。
当时红军没有军用地图，首长们到达小别山后，朱云卿马上到现场勘察，制成略图，然后草拟作战命令，决心围攻张辉瓒师于龙冈。
由于红军各部队刚向君埠及其以北地区移动，方面军总司令部当晚尚未接到三军团和四军的宿营报告，还不了解他们驻扎的具体地点。
朱云卿立即到君埠以北上固以东寻找四军和三军团传达命令，并区分其攻击前进的道路。
第二天上午，张辉瓒所部从龙冈出发东进，先头部队刚登上黄竹岭附近山头，即遭到红军迎头痛击。这时红军迎战的实际是一个团的兵力。
张辉瓒轻视这股红军，不断下令猛攻。战斗从10点打到中午后，敌人已展开两个团的兵力，双方厮杀得十分激烈。
红军指挥所附近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兵力，且已分散担任警戒和掩护行李辎重，没有兵可以派出增援。下午3时，张辉瓒率领的4个团完全展开，多路向红军猛攻，战斗异常激烈，红军指挥所受到严重威胁。
正在这时，红四军和红三军团按朱云卿传达的命令赶到。大队红军从龙冈北面高山上冲下来，敌军全线崩溃，师部和两个旅被全歼，师长张辉瓒被活捉。接着，谭道源师又遭到红军歼灭性的打击，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1931年3月，蒋介石又调集20万军队，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朱云卿根据总前委和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意图，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和军医会议，部署研究战时参谋工作和各项作战的保障工作；同时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工作会议，讨论和规定了地方武装的编制、训练和战术等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面示，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游击战争的命令，提出扰敌、堵敌、截敌、诱敌、袭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十项办法。
这个通令经毛泽东修改后于3月7日发出。接着，朱云卿组织红军主力，由永丰、乐安、宜黄、南丰南部地区向南移动。
在紧张的反“围剿”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朱云卿最终病倒了，被送到东固后方医院。没想到却在医院中遭到敌人刺杀。
朱云卿的遇刺，不仅让毛泽东和朱德痛心不已，更是激起了根据地军民的仇恨，他们决心团结一心，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反“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