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 娃
放羊的憨娃享福了。在小村里，人们都传说着、羡慕着他的幸福。
其实憨娃不是他的名字，父母给他起名根发。不知从啥时起，村里的人都叫他憨娃。父母给他起的大名就没有人再提起了。也许是因为他厚诚、老实，村里人都这么叫着，他也就随口答应着。一晃就老了，憨娃就成了他一辈子的名号。
小时候，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说他天生劳碌命、多坎坷。果然，都三十二三岁了，还没娶下媳妇，把父母熬煎的。无奈之下，父母托人从陇南给他寻了个媳妇。媳妇长得俊俏，人又干练利索，就是与他合不来，没言语。刚进门，媳妇就哭哭闹闹的，寻死觅活，伺机出逃，但跑了几次，都被及时发现没能成行。
父母苦苦哀求，那女子心软了，就安下心和他凑合着过日子。两年后生下了儿子，一家人才有了笑声。谁知，那女子并不甘心，在儿子两岁时，偷跑回了老家，再也没有回来。憨娃的母亲抱着孙子，泪水就没干过。无奈，憨娃的父亲从镇上买回一只奶山羊，让憨娃养着，供孩子吃奶。娃儿吃饱了，憨娃兴奋地抱着儿子，村上村下地疯跑着。
家里的事父母管着，他就风里雨里甩着羊鞭，一心一意地放着羊。一天天，一月月，春夏秋冬，他就一个心眼赶着羊群。雨天，他宁肯自己淋着雨，也不敢让羊儿淋着。由少到多，从小到大，他愣是把一只羊放成了一群羊。
儿子上小学了，憨娃把羊儿赶到山坡上。他远眺着在校园里玩的儿子，近看着吃草的羊儿，满心欢喜。儿子上了初中，又上了高中。每次开学时，憨娃的父亲都要牵几只羊去卖，给孙子交学费，换零花钱。
雨季里，儿子在学校上学，河里涨水了，回不了家。憨娃就放下羊鞭，给儿子送馍馍、送零花钱。从家走时，母亲叮咛说，你身上有羊膻味，把馍给娃了就快点回来，别让人家同学笑话娃，他点点头。到学校见到儿子，儿子接过他背的馍馍，亲热地拉着他在校园里转了一圈，还给他端来开水喝。分别时，长得比他魁梧的儿子，把他送出了老远。
可怜的憨娃，一直孤单一人。父母见人就说，憨娃啥时能长个心眼、寻个媳妇，他们死了也就能合上眼了。憨娃傻傻地笑着说，不急啊！
憨娃整日里腰间别着一根羊鞭，赶着他的一群羊，在青草丰茂的山坡上，自由自在地游来**去。想睡了，他就仰面睡在山坡上，嗅着醉人的草香味，看着蓝天、白云。他想着心事，人真是个怪物，儿子爱念书，他爱放羊，咋就没有遗传性哩？父亲是个放羊的，儿子是个念书的，想着，他心里就有憋不住的兴奋：放羊，卖钱，供娃念书。
儿子懂事，学习用功，考上了大学。几年后大学毕业，他自己选择自主创业，开了个网络公司，用心经营，效益很好。
多年后，父母相继离世，家里就剩憨娃和一群羊了。儿子要他到城里去住，好说歹说，他离不开羊，就一直拖着。
去年入冬，憨娃的胃炎加重了，儿子要他住院治疗。儿子态度坚决地把他的羊卖了。
病愈出院后，儿子就让他在城里住下了。有人给儿子出主意，让给他爸找个伴。他就急红着脸，气得直跺脚，骂儿子不孝顺。看着顽固的他，儿子心疼而无奈。儿子要给他雇保姆，也把他惊得，说那千万使不得，他能走能动，费那钱干啥？再说家里有个女人他不习惯，觉得打个嗝放个屁都不自在。
憨娃就依着儿子，儿子教他在电磁灶上做饭、开关电器。儿子的耐心，就像当年他教儿子学走路儿一样。
时间真快啊！孙子上学了。憨娃在心里计划着，再回村子多放些羊，也让孙子把书念好，千万不敢耽误，将来一定要奔个好前程。想到这儿，他就急切地想回到小村甩起羊鞭，干他的老行当，那才自在呢！
儿子回来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儿子笑了：“爸！你就别操心了，你再也不用放羊了！你孙子上学有我呢！你就好好养着身体。”儿子依然态度坚决。
唉！现在娃已经看不上他放羊挣钱了。他感到很失落，心里难过。人忙着，就知累；人闲着，是受活罪。
他把放进柜子里的赶羊鞭取出来，一次又一次拿到手上，默默地注视着、发着呆……
街上，车来人往，熙熙攘攘，他站在阳台上，却无心打量城市的繁华，只是手里握着羊鞭，想着自己的心事。
春光里，远处的山峦披上了新绿，这时正是放羊的大好季节。憨娃想着，站在山头，扬起手中的鞭子，痛痛快快、酣畅淋漓地甩着……核桃熟了
德发站在村口，向远处望着。核桃熟了，摘下来放在家里，咋卖出去？
他在等待着客商，苦苦地等着。
几年前，他挖了苹果树，拔了花椒树，又栽上了核桃树。他整天忙在核桃园里，松土，拔草，施肥，修剪，全身心地投入。
核桃园就是他的全部。他整日在园子里精耕细作，做务的核桃树比谁家的都长得壮、有型。想着就要迎来盛产期，德发心里无比地高兴，觉得自己很幸运。
上半年，在镇上脱贫攻坚推进会上，德发作为贫困户的代表，在大会上做了经验交流。乡长给他发了红包和奖状，他乐滋滋的。政策，政府，就是给力，他见人就讲，心里舒坦，人活得就是个心劲。
春天是核桃生长期，雨水适时、均匀，天气好，没受影响，坐果率高。
今年又丰收了，德发暗自欣喜。他认真估算了，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三十没问题。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筹划着往后的日子。还清给儿子治病所欠的债务，把政府资助给盖的房子装修一新。孙子相上对象了，这些年都没敢去提亲。核桃卖了，就向女娃家正式提亲，给帮扶干部的单位送上一面锦旗，做一面大红鲜艳的。
程德发家穷了这些年，如今享受上好政策，在这道岭上，也要翻身了。
德发老汉美美地思考着未来……
一阵风刮过，天空又飘起了小雨。唉！该死的天。立秋后，雨下得就没有停过。
回到场院里，德发看着邻居家锁着的门，心头掠过阵阵凄凉，脸上渗出了水。
邻居桂花家把核桃摘下，为图卖个好价钱，让儿子开着自家的农用车，进城去卖。谁知山路崎岖，下雨路滑，重车侧翻了。车损坏了，儿子被轧断了几根肋骨还在医院急救。
桂花家咋这么不顺当？核桃卖了都不够治病，想起来都让人心痛。
回到家里，德发看着堆起的核桃，心里烦躁。他想骂人，但，又不知道该骂谁。
听村主任说，前几天村里来了客商，买核桃赔钱了，德发不相信。但这些天，没有客商来，他就有点心焦。德发找到了去年买他家核桃的那小伙子的电话号码，打了几次，都没有人接。看来，今年核桃的销路，确实是有问题了。
德发手捏着腐烂的核桃，问自己，种啥能有可靠的收入？过去种苹果、花椒，后来种核桃，现在又号召种猕猴桃。干部们没少费心思，没少跑路，可收入保障不了，一切都是枉然。
“养猪时，羊值钱了；养羊时，猪值钱了，咱就没那富的命啊。”
德发老汉，举起拳头，狠狠地在核桃袋子上砸了几拳。
在这道岭上，核桃树已经覆盖了大半的土地。去年销路就不理想，客商稀少，镇上的加工厂生意也不景气，产品滞销……德发家是小户，村里还有大户，堆积如山的核桃，似压在他们心头的山，人们更愁。雇工施肥，修剪，采摘……已投资了不少。看着不断在腐烂的核桃，真让人心痛。
农民，在土地上种啥、发展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德发挠着头，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院门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是包联德发老汉的严虹，她是县政府的干部，常常风里来，雨里去，实打实地帮扶着德发家：给老太太看病买药；给儿子申请轮椅；帮他给核桃树打药、施肥，像亲闺女一样。
“叔！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帮你寻下买家了。天晴后，就来装车。”
严虹高兴地向德发说。
“啊！那太谢谢你了！”
上次下乡来，严虹就答应了德发老汉帮他卖核桃。
答应归答应，可核桃卖给谁却成了严虹的负担。她睡梦中都在卖核桃。
她调动了一切资源和力量，帮大叔推销核桃。今天早上，他在企业当经理的大哥打来电话，和她确定了购销核桃的事，她如释重负，十分兴奋，就急忙往村里赶。
“我……”德发老汉，似有难言之隐，“我……我想和你商量……”
“你说！”严虹鼓励德发老汉。
“我想先把桂花家的核桃给卖了，她家急着用钱救娃的命哩。”
严虹点点头，同意了大叔的想法。
门外，雨停了，西边蔚蓝的天空下，挂着一道彩虹。哇！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美的彩虹了。
王福民的心事
王福民拿上自家贫困户的资料袋，匆匆地来到村部，把袋子扔下。他坚决地说，他家不当贫困户了。现场的干部相互看着，都弄不明白，这王福民犯啥毛病了。
王福民的老婆患有中风后遗症，长年坐在轮椅上，需要人照管。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妻子离婚了，留下孩子，出门打工去了；去年，二儿子结了婚，家里借了几万元的债。村干部把他家确定为贫困户，大家都没有异议，也认可。可这王福民说不当就不当了，各级的扶贫系统都有他家的资料，没法删改。村支书和他是发小，气得骂他，硬是给他挂上了贫困户的牌子。
今天是扶贫日，县里的帮扶干部开着车来到村里，村庄显得热气腾腾的。干部和村民打着招呼，问长问短。
“王叔，在家啊？”帮扶干部杨帆站在王福民家门前。小杨是县上统战部门的干部，为了福民家，他动了不少心思，把他们当亲人。可不知咋的，王福民就是不配合，这让他心里很纠结。
过去，王福民家在这道岭上也算日子好过的人家，老两口勤劳，人又智慧，两个儿子都上着学。他们承包了队上的二十亩坡地，深挖，施肥，收了麦子种豆子。收获后，他留足自己家吃的，余下的全卖了，全年收入还不少。村里人都羡慕他，能吃苦，会算计。很快地他就拆了老辈子住的土房子，在村里盖起了三间砖木结构的瓦房子。
大儿子初中毕业后，就跟上村里的娃们外出打工了。几年间，儿子挣了钱，也谈上了对象。订婚时，女方家要的彩礼多得吓人，福民都没有打退堂鼓。他从银行贷，向亲友们借，硬撑着把儿媳妇娶了回来。在这穷山沟里，娃能娶上媳妇，就是莫大的幸福和荣耀。
第二年春上，儿媳妇生了个孙子，全家高兴得合不上嘴。孙子三岁时，能离开妈妈了。王福民急着给银行还贷款，就和儿子商量，让把媳妇带出去打工挣钱、还账。
女娃见识浅，跟包工头干了一年活，心就动了。她甩下娃，跟着包工头远走他乡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一家人无法承受，王福民老婆一气之下，高血压突发，差点送了性命，花了几万元抢救，保住了命，人却瘫了。
当初，若不让儿媳妇外出打工，就让她帮着他们干地里的活儿，兴许一家人还散不了。王福民坐在场院里的石礅上，手里握着旱烟锅抽着闷烟，望着天空，心事重重。当初，为什么要赶着让娃出去啊！他双手捶打着自己的头。
门前的大路上，来了几辆车，王福民急忙把二儿媳喊回家，把门锁上。
他推着轮椅上的老伴，在门口晒着太阳。
邻居的虎娃憨，嘴里流着口水站在场边，眼睛死死盯着来往的车辆，瞄着帮扶他的干部来了没。唉！虎娃他爸过去也是个能行人，头脑活，在外跑生意，老汉死了多年，留下了憨憨儿子活受罪哩。先帮扶虎娃的是个女干部，不知咋的，后来给调整了年龄长的男干部，这人脾气好，每次来都给虎娃带几件衣服，还带好吃的。那虎娃，不等帮扶的干部走，就到场院里，给在场院里的那些妇女和娃娃炫耀！
王福民抬起头，帮扶他们的干部杨帆，站在了他的面前。然后，他坐了下来，与福民谈着脱贫的事。杨帆出生在农村，对农村熟悉。他说，看着王福民，就像是他堂伯。他对农民有感情，工作也有思路。为此，王福民也真佩服杨帆，但他就是不想配合他，沉默着，小伙子很无奈，只好放下给他老婆买的常服药，尴尬地告辞了。
送走了杨帆，王福民把圈拦门打开，牵出羊来，向屋后的山梁上赶。
羊儿在坡上吃着草，他闷闷地坐在坡头，心里装满了事。
老二媳妇要上班了，工作是杨帆给找的，他坚决不让去。他王福民再不能弄这鸡飞蛋打的事了。深刻的教训，是他心里永远忘不掉的痛。每遇到村里有陌生人来，他都挡着儿媳，不让与陌生人搭话，让她待到屋里，把娃管好，截断她与外界接触的一切机会。
啥叫幸福，王福民坚决地认为，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
坡上那块地
今年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 可就是总有野猪来破坏。
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上了年纪的老人。爹在村里总喜欢管事，把村里的劳力集中起来，按年龄大小、身体强弱搭配，编成了巡逻队。每到夜幕降临，爹带领村里的人，扛着铁叉轮流上岗巡逻，守护着旺长的庄稼。
早上，我刚上班，爹就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几个巡逻的人图懒了没有尽职，让野猪得逞了，把村里旺财家的两亩玉米损坏了一大半。爹在电话里叹着气，要我买几捆爆竹送回家去。爹态度坚决，说要严防死守，坚决打赢这场庄稼保卫战。
我按照爹的要求，买了几捆爆竹，开车送回家里。
这些年为了不让爹种地，儿女们都没少费心。爹总是不肯歇着，执着地种着坡上那块地。爹说过，只要自己腿脚能动，就绝不让地荒了。他种麦子、种玉米，还种各种蔬菜，给在城里住的儿女和朋友们送，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粮食和蔬菜时，永远感恩坡上那块土地。
农民如果不种地了，还是农民吗？这是爹的口头禅。他坚决不肯离开村里，不舍坡上那块土地。
几十年前，他们一大家人从外地逃荒落脚到这山里。当时，没有粮食吃，全家七口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娃们饿得哇哇叫。爷爷借了二斗麦子，从别人手里换来了那块坡地。爹是家里的长子，从小就跟着爷爷上到山梁上，挖地，施肥，种麦子、玉米，才使一家人有了饭吃，度过了饥荒。爷爷过世时，给我爹千叮咛万嘱咐：农民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把土地丢了。
大集体时代，生产队收了这块地进行集体耕种。土地下户时，爹又特意用别的地把这块地换了回来。现在日子好了，咋也不能让地荒了。
“爹，土地再好有啥用呢？一亩地多打个几百斤粮食，还不如我在外面打一天工呢！”我说道。
近些年，农村人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男人上建筑工地，女人进工厂或在附近找些零活干。我自学了建筑方面的知识，在工地上给建筑公司带工，日工资四五百元，咋都看不上这几亩地了。
爹知道我说的是事实。辛辛苦苦忙活一年，到头来一算账，除去种子和化肥，就是没有打几天工挣的钱多。可爹还是舍不得把地租给别人，这毕竟是家族的救命地。几十年来，爹像伺候孩子一样伺候着这块土地。他舍得出力，深翻施肥，精耕细作，土地每年也都真情回报，打的粮比谁家都多。爹爱着土地，恋着土地，他熟悉土地每一个呼吸，每一次欢笑，每一场喜悲。
爹每次外出回到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地里走一走，看一看。当看到那绿油油的庄稼时，他的心就像开了花。
爹心里明白，当下农村人确实都不愿种地了，即使种，也是三心二意的，随便把种子播进地里，就不用心管了。粮食产多产少也无所谓了，反正人们吃的不指望它了。
当下种地是划不来，村里就有几块地荒了。爹就是不忍心让地荒了，每每看到有地块荒了，他就有犯了罪的心理，觉得这不是他这代能做出来的事。
秋天到了，饱满的玉米把人们的希望染成了金色。在爹和乡亲们夜以继日的管护下，玉米、黄豆长势喜人。我回家帮爹收割秋庄稼。
突然，意外发生了，爹不小心摔了一跤，把小腿摔骨折了。爹住进了市里的中心医院，可躺在病**的爹仍惦记着坡上那块地的庄稼。
我就对爹说，干脆寻人把那地租出去。爹沉默着，没有说话。看得出，他的内心很复杂。
一个月后，我回了一趟老家，把地租给了旺财家。回来后，我把上边有王旺财的签名和鲜红鲜红的手印的协议，郑重其事地交给爹，让他保管好。
爹问：“你把地租出去了？”
我点点头，从包里取出了五百元钱递给爹：“租出去了，这是租地的定金。”
爹没有接我递过的钱，红着脸说：“有人种就好！我不是要钱，我是怕把地荒了。”
寻 找
初冬，市电视台栏目组的李主任和摄像师老王找到我，要我领着他们去秦岭北麓下沿山村庄，寻找贫困救济对象。
李主任负责的《百姓生活》栏目有个“送温暖”的专题节目。每年初冬，栏目组都要招募社会爱心企业和人士，捐赠一批救济物资，送到偏远的山区，帮助有困难的村民度过寒冷的冬天。这个专题节目做了十多年，获得了上级宣传部门的嘉奖和社会的好评。
过去，我在镇政府民政办工作，上级民政部门分配的救济物资数量少。
在每年入冬时，镇政府都安排干部进村入户对困难群众进行摸底排查，谁家缺钱，谁家少粮，谁家发生了灾祸，都要摸准建档。而这些工作，是要靠村干部来完成的。工作能力强、办事公道的干部上报的救济户，一般都能经得起群众的监督。而有的村干部就不能把政府救济政策完全贯彻落实好，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损害了政府形象。
镇政府把救济面扩大了，为了筹集更多的救济物资，通过市电视台发出倡议书，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争取各界更多的捐赠以帮助那些有困难的村民度过寒冬。
我们驱车进了几个村庄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家。中午时分，我们来到靠山的王岭村。我曾在这儿驻过村，村里谁家的门向哪个方向开着，我都知晓。这些年，村里的变化大，路平了，灯明了，过去废弃的涝池，也都被改造成了景观，东边还建起了文化广场。村民们吃过饭，就聚到广场上，年轻人打着球，老人们晒着暖阳，手里还弄着草编，山乡里宁静而和谐。
“老钱！”有人喊我，我急忙走过去。
是老村长王大农。他今年七十多岁了，身体硬朗，在村部里协助年轻人干点事。他见到我，尤为亲切。
记得1998 年冬季，镇上发救济物资。村里把受救助对象户报上来，物资由村委会领回村里统一发放。政府要求给每个困难户一袋面粉、一桶食用油。而他们村上进行了变通，仅给了面粉，没有给食用油。这样就余下了几袋面粉、几桶食用油。
几天后，村干部这种分配办法被群众举报了。我和一名副镇长负责调查处理。
当时，村干部统一口径，还给困难户做了工作，集体对抗我们的调查。
后来，在我们的再三说服下，还是王大农说出了实情。
村上没有经济收入，干部们跑项目、开会，在镇上饭店请客吃饭欠下了上千元的账无法归还。年终了，饭店老板逼着要账，他们就开会研究，决定截留困难户的救济物资，拿面粉和食用油给饭店顶账。镇长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让给困难群众赔情道歉。但要解决问题，稳定群众情绪，就必须把救济物资及时给群众补上。于是，我牵线搭桥，联系爱心企业捐赠了面粉和食用油，解决了村上的困难。从此，我每次来王岭村，王大农他们就说起那事，感谢我救了他们的急。
王大农招呼我们到村部里走走，路过新造的涝池，向左边看，一排新盖的小楼，漂亮别致。
我问：“这儿不是王双喜家的老庄基吗？”
大农回答：“是的。”
我就急切地问：“王双喜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唉！日子好了，他走了。”王大农叹息地说，“王双喜去年春季去世。他那两个儿子，这些年在西安干建筑都挣了钱，就把老房子拆了，盖起了漂亮的楼房。”
记得2000 年冬日那个飘雪的中午，我正在镇政府灶上吃饭，王双喜来到了政府大院，反映村主任把给他救济的棉衣给了妇女主任的男人，害得他冷得过不了冬。他要求镇上派人到村上去调查，我接待了他，还请他在灶上吃了饭。随后，在他临走时，我请示领导批准，从库房里给他领取了一套新军用棉衣。后来，他也再没有追问过我调查的结果。
一抹暖阳透过窗户把村部的会议室照得亮亮堂堂。我们在办公室里就座后，李主任把这次来的想法告诉了王大农。大农却拉着我和李主任，走进了两间库房，只见里面堆放着不少的米、面、油，还有上百套被褥和棉衣。
我疑虑地问：“这是？”
“都是爱心人士和企业送来的，村上已发过几次了，这些物资储备在这里，村里有谁家真正需要，就可申请来领。”王大农说。
过去，让谁捐献把人难的，现在要捐给谁，又让人为难。王大农感叹道。
我们站在场院里观看村里的妇女们跳广场舞。小王扛着摄像机，前后左右跑着为她们摄像。她们喜气洋洋，跳得特别卖力。
承 诺
那年，我从学校调到镇政府工作。麦收结束，进入七八月份，镇干部主要的任务是催缴公购粮。我工作的这个镇，催缴公粮是特别难的事。部分村民都不愿自觉地去粮站缴粮，要靠镇、村干部苦口婆心地动员，否则，一些村民就拖着不缴。
为什么会这样？我进村入户后终于明白了。村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都积压着多重的矛盾，等着干部们上门来解决。问题解决满意了，他们才心甘情愿地缴粮。
镇政府动员会一结束，干部们就进村入户，把村民反映的问题记下来。
能解决的问题，帮助解决；解决不了的，就给村民一个承诺。总之，要让村民把公粮缴了。
我要去催粮的村子，在镇政府的西边。全村三百多户人，已上缴公粮户不过半数，村干部陪同我们逐户去催，村民反映最多的问题是，村上开办的几个砖瓦厂租用村民土地，不按时兑付租金；有的兑付了，也存在克扣现象。我们和村干部就帮助核查、督促，几天后，欠租户兑付了租金，大部分村民就缴了公粮。
对于少数存在问题的村民，我们就入户去解决。我和镇上的团干部小赵深入到三组一户村民家里。进了家门，夫妻俩还在**闷睡着。见干部们进门，女主人才起来。可她坐在床边，拉着脸，沉默不语。我问他们家不缴公粮的原因。
“他家和邻居家有庄基地纠纷。”小赵已经摸清了情况。
邻居是个开砖厂的老板，在建楼房时，把他家的庄基地挤占了一米四。
他们没能阻止住，还打了架，男人的左腿被打骨折了。村干部调解处理，邻居只付了医疗费，而建楼并没受影响，仍然侵占了他家的庄基地。
我走出屋子，对现场进行了观察，发现女主人说的是事实。邻居家漂亮的两层楼房矗立在那儿，把她家的三间瓦屋，逼得丑陋而可怜。但对方的楼房已经建好，拆掉是不可能的。我只能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问她男人受伤的腿咋样了，她说，腿伤已经治愈，心伤难以愈合。每每想起人家有钱有势欺侮人，心口就堵得慌，地里的活儿也没心思去干。今年的麦子在地里都长荒了、歉收了。
她的诉说，句句刺在我心里。本想着好说歹说让他家把公粮缴了，我们也就完成任务了。可面对他们，我想好的几套方案都让泪水淹没了，我不忍心为难他们，只是茫然地在他家里家外徘徊着……她儿子坐在里屋安静地做作业。我们和他母亲的谈话似乎没有影响他。
出于教师的本能，我走近孩子拿起他写的作业看，并问了他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他让我看了他的素质报告单，还用手指着墙上贴的几张奖状，看来这个名叫高翔的孩子是位优秀学生。我又问了高翔学校的情况，并提说了几位老师的名字，问他认识吗，他好奇地点了点头。我就告诉他，我原来也是一名教师，你们的几位老师，有我过去的同事，也有我的同学。
“叔叔认识我的班主任，也认识我的数学老师！”高翔起身，兴奋地去告诉父亲。
躺在**的男人，坐起来接上了我的话。他们夫妇的脸上不再阴云密布。
小赵给他们讲着国家的政策，承诺解决关于庄基地的问题。
我没有说话。我在想，村民用不缴公粮来要挟政府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反映的问题，我们尽管解决不了，但也得帮着想点办法，不能利用他们的善良给他们开空头支票，而要尽己所能帮助他们。
“你们的孩子很优秀！”我由衷地对他们说，“你们两家关于庄基地的纠纷已形成一年多了，矛盾要化解，问题要解决，需要时间。我想你们应该把当下的日子过好，把孩子培养好。”我把电话留给了孩子，告诉他学习上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事。
说罢，我们离开他家回到了政府。我一直寻思着咋样解决他家的问题。
几天后，小赵告诉我，县团委组织中学生暑假科技夏令营，给镇上分配了三个名额。我阅读了报名条件，觉得那家的孩子高翔学习优秀，挺合适的。于是，我和小赵商量，准备给高翔一次机会。我俩骑摩托车去了他家。
家里只有高翔在，他说爸妈去粮站缴公粮了。
我和小赵站在他家门前的场院里，把参加科技夏令营的通知给高翔看。看完通知，他欢快地蹦了起来。
正午的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空隙，洒下斑驳的光影。微风吹过，光影在场院上欢快地舞蹈。
十年后，荣升镇长的小赵邀请我去镇上做客，可这里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了，过去我包联的村庄已经改建成了植物园。赵镇长带我走进一栋小别墅里品尝农家美食。进门后，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我，喜滋滋地给我说着他家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她还特意告诉我，儿子高翔已经从农林科技大学毕业了，在省城一家农业研究所工作，村里的发展规划都是他帮忙设计的。
兄 弟
王永强和王永辉是堂兄弟。他们同岁, 永强是二月生，永辉是九月生，永辉应该把永强叫哥。多年来，永辉从来都没叫过永强哥。他们见面都是“哎！”一声。永强“哎！”永辉就知道是叫他；永辉“哎！”永强也知道是叫他。这样叫着，两人也没觉得有什么别扭的，反而觉得亲切。
他们兄弟在相互“哎！”中玩耍，相互“哎！”中上学、成长。
永强记得永辉曾叫过一次“永强哥”。那是他们都在上小学的时候。
一天放学后，他们帮着家里人去山坡上放羊，把羊群赶到了北坡上，羊在坡上吃草，兄弟俩就在坡上相互追赶着玩耍。在太阳落山时，永辉发现自家的一只羊不见了，就急忙在坡上寻找。永强和永辉分工，一个向东，一个向西，急切地寻找着。后来，永辉发现羊架在东边的沟崖的树杈里，挣脱不开，就拽着野草慢慢下到了半崖去。当他把树枝拨开，扯断绊住羊儿的树枝时，一只脚突然踩空，掉下了十几米深的悬崖。这时，永辉吓得浑身发抖。他急切地呼喊着：“永强哥！永强哥！”听到了喊声，永强也吓得不知所措，他大声安慰着永辉：“你别怕！有我哩！”永强想到自己还拿了一条麻绳，因为，他每次上坡放羊，都要给家里砍点柴火。爹腿有残疾，家里烧的柴，主要靠他去砍。永强急忙拿过绳子，小心翼翼地走到崖边，顺着永辉下去的地方，把绳子甩下去，让永辉双手抓牢，借着崖畔上的一棵洋槐树，一截一截，艰难地把永辉拽了上来。为此，永辉非常感激永强，常从家里拿好吃的与永强分享。
永强和永辉上完了小学，又升到了初中。永辉小时候体质弱，家又距离学校远，翻沟过河，经常都是永强帮助他。
初中毕业后，永强就不上学了。爹腿有残疾，干不了地里的重活儿，地里的犁耧耙耱的农活，他都要向大人学着干。永辉的爹在县铸造厂上班，每月有工资，家里情况相对优越一些，住的房子都是翻新的砖木房。
永辉去县城上高中了，永强和永辉两人也就很少见面，谁也就“哎！”
不到谁了。起初，两人都不习惯，永强在地里干活，偶尔，就想到了永辉。
他默默地站在田野里“哎！”上几声，都没回音，心里就很失落。他常想念在城里上学的永辉，孤独而茫然。
永辉在学校学习用功刻苦，年年都能领回奖状。永强常去他们家，看着永辉家墙上贴的奖状，木木地发着呆，心里是酸酸的，惆怅撞击着他的心灵。他爱看书学习，可他今生不可能再有上学的机会了。
永强整日忙在田间地头，收种碾打，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几年后，村民们选永强当了村主任。他早出晚归，出东家，奔西家，忙着村里杂七杂八的事务。
永辉考上了大学，四年后大学毕业又考上了公务员，进了市委机关工作。几年后，永辉的父母也住进了城，他工作繁忙，也就很少回老家了。
永强就更少能见到永辉兄弟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今年夏季，家乡连遭暴雨袭击，河水暴涨，农田被淹，房屋倒塌，灾情非常严重。救灾工作开始，镇政府向社会各界发出了倡议，呼吁大家为灾区救灾和恢复家园献爱心，并组织了大型募捐活动，邀请在外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回家乡献爱心。王永辉也在被邀请之列。
在举行募捐大会那天，王永辉赶了回来。
在募捐大会现场，永强看见了永辉，他被镇上的干部们包围着。永强连着“哎！”了几声，永辉似乎都没有听见。镇上的李镇长告诉永强，他是王永辉副县长，你小声点，别乱叫。
永强的脸红到了脖根，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前几天，他就听说永辉要回来参加活动。他还为永辉准备了蔬菜和他爱吃的水果，可直到永辉离开时，他都没有想起送给永辉，他只是远远地和永辉挥手告别。
兴运的婚姻
我退休后，回到了故乡县城居住。那天，在人民公园遇见了我初中同学张兴运。在老家我俩的家是邻村，相距四五里路。上初中时，我俩是同班。
那时，张兴运就有对象了，我和同学们都特别羡慕他。
那个年代，山村里贫穷落后，男孩子多，女孩子少。家有儿子的父母都担心孩子长大了找不下媳妇。于是，男孩子十二三岁后，父母就张罗着给孩子找对象定亲。先下手为强，要给儿子把媳妇“占”上。
张兴运订的对象是我们村里的淑侠。她的爷爷奶奶上了年纪，爹腿有残疾，干不了重活，娘在生产队里挣不上工分。家里三个女儿，淑侠为大，两个妹妹在上小学，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很是恓惶。淑侠满十二岁时，张兴运家托人上门提亲，淑侠爹收了兴运家的礼金，就答应让淑侠和张兴运订了婚。
淑侠长得俊俏，细眉大眼。她上学时比我低一级。在校园里，同学们见了淑侠，都喊着：兴运！兴运！喊得淑侠羞红了脸。那时，我就想兴运这家伙真是兴运啊！
初中毕业后，我去了县城读高中，兴运没有再上学。他回家下地干活挣工分，犁、镂、耙、耱，收、种、碾、打，农活儿样样都能拿得起来。
更重要的是，他还常去帮淑侠家干活。
土地分配到户后，淑侠家分了十几亩地。淑侠爹干不了地里的活儿，要靠淑侠和母亲干。肩扛担挑的重活兴运来就主动帮着干，兴运也很乐意。
他曾对人说，只要苦力能换来媳妇，付出的一切都值得。
在夏收秋种时，我常回家帮父母干活，也曾见到同学兴运，他和他爹牵牛扛犁来帮淑侠家干活。兴运爹躬着腰，走路有点吃力。兴运见人就说，给丈母娘家干活了。他的脸上是满满的真诚和幸福。
两年后，淑侠在渭北煤矿上班的姑父为她找了一份工作，让她去煤矿下属的一个化工厂上班。那年春节时，淑侠回家过年，穿得洋气而富贵，谈吐优雅而大方。人们都说兴运这下根本配不上淑侠了。我见了兴运，就试探着和他聊，让他觉悟点。他冲我一笑，自信地说，订婚这么多年了，送钱送礼不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多数时间都在为她家干活。人心都是肉长的，淑侠不会昧良心的。我向他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我祝福他永远兴运、永远幸福。
兴运二十二岁那年，向淑侠家提出了结婚的请求，淑侠家总是以各种理由拖延，越是拖，兴运家就越逼得紧。最终，在兴运二十六岁那年，淑侠家提出了退婚，让兴运家人算账。两家人争争吵吵，兴运站在场院里把淑侠全家骂了几辈，但最终也没能成亲，淑侠家如数退了礼金。
可怜的兴运，遭遇退婚后，似天塌了一般，睡在家里的土炕上，很长时间都没有出门。在兴运三十六岁那年，爹托人从陕南山里给他抱养了个女婴。家里买了一头奶山羊，给孩子喂奶。父母给他照管着女儿，兴运早出晚归，下地去干活。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地工作，就再也没有了兴运的消息。
几十年后，我们同学相见特别开心。兴运告诉我他在公园对面的高档小区居住，要我一定去他家里参观。
兴运的女儿上了大学，又考上了研究生。她毕业后，在铁路设计院上班，现在已是个工程师了。女儿为了孝敬父亲，给他买了二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我不好推辞，就随他去了他家。进了门，兴运给我介绍他家的装修，说用料都是高档的，家电都是名牌的。参观完，我真为兴运高兴。那天中午，兴运还请我在小区东边的如意餐馆吃了饭。
此后，每隔几日兴运就打电话约我去如意餐馆吃饭。看样子，兴运和餐馆的女老板很熟悉。那女老板三十多岁，干练泼辣。走进餐馆，兴运就帮着服务员招呼客人，取餐纸倒水，一切都熟悉而自然。
中秋节那天，兴运又打电话约我去吃饭，我真不好意思去。他不厌其烦地打电话，我就从家里带了瓶白酒，来到如意餐馆。他要了四个菜，我俩边吃边喝。几杯酒过后，兴运的话多了起来。他喊来餐馆女老板，要她给我敬酒，还问她认识我不。女老板摇摇头，表示不认识。他就骂她：你个瓜女子。你叔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和你妈和我都是同学。我惊讶地问兴运，老板她妈是谁？
兴运告诉我，老板就是淑侠的女儿。我仔细打量，她长得还真像年轻时的淑侠。
出了餐馆，我问兴运淑侠的情况。他说，淑侠在煤矿下属的化工厂干了几年临时工，后来嫁了个小煤矿的老板，夫妻俩的煤矿几年后因为发生了不安全事故，被政府强行关停了。他们赔得一干二净不说，更不幸的是淑侠还患上了肺癌，三年前就去世了。
兴运说到这儿，声音有些哽咽，他拿出手机，给我找寻着淑侠的照片，泪水打在抖动着的手机屏幕上……杏 花 嫂
学校招聘保洁员，来了一位老人应聘，因年龄超出了要求，后勤主任就没有聘用她。
老人不肯放弃，再三说自己身体硬朗，手脚利索，保证能胜任保洁工作。后勤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就见到了这位老人。
见到我，她低头哭泣着。
我看着她，佝偻的腰身，瘦骨嶙峋的。但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告诉我，她一定是我过去的熟人，可我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她。
二十年前，我在乡里的小学担任校长。三年级有个叫程倩的女生，平时旷课、迟到，自由散漫，期中考试语文、数学两科都不及格。班主任和我商量，决定去她家进行家访。
程倩家距学校五六里路，山道弯弯，下沟过河很不方便。我和班主任去的时候，程倩正和村里的娃娃在场院里玩打面包的游戏，她家的门紧闭着。问她家里大人去哪儿了，她说家里没有人，就跑开了。最后，我们还是见到了程倩的爷爷奶奶。从跟老人的交谈中，我们知道了程倩家的基本情况：爷爷奶奶与他们分开住，就在程倩家的后边。程倩的父亲在县铸造厂上班，母亲就隔三岔五去县城住，而把女儿程倩和正上初中的儿子丢给爷爷奶奶来管。程倩奶奶说儿媳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说这话时，老人家的嘴上都带着劲，脸都有点扭曲：那个不装心的，生娃不管娃，整天就不着家。
在我们和奶奶谈孙女的学习时，爷爷半天都没说话。在我们起身告辞时，爷爷突然开口说，这个家大人不爱干活，娃娃不爱学习。他叹着气，显得很无奈。爷爷送我们出村，一路说着感激的话。
半个月后，在村上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我见到了程倩的母亲杏花嫂。她身材高挑，白皮肤，大眼睛，穿衣也很讲究，坐在人群中，显得格外耀眼。大会结束，我和班主任招呼她喝水，和她谈程倩的学习情况，可她总是绕过话题，轻描淡写地应付我们。还说娃自有娃的福，书念好念坏，长大他们都会有一碗饭吃。她还自信满满地说，她儿子将来接他男人的班，到县铸造厂上班，女儿随便找个工作，都不是啥大事情。我们看得出，杏花嫂说这些话时，很有底气，信心满满。
认识后，我见她就喊嫂子。在街镇上遇见过几次，她都很热情地打着招呼。村干部告诉我，杏花整日在镇南北街上漂，家里的活儿全扔给公公婆婆，就连自己的女儿、儿子都很难见到她。她喜欢交往，在社会上认识的人很杂。诸如谁家申报个庄基地、给孩子报个户口啥的，她都非常热心地给人家帮忙。她也因此混得风风光光，给自己跑出了一串串的故事。
程倩的学习成绩时好时坏，不能持之以恒。三年后，她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偶尔，我在街上遇见杏花嫂，她还是风风火火地在给人帮忙办事。
后来，我离开乡里的学校，应聘到城里的学校任校长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没错，眼前的老人就是当年的杏花嫂、我的学生程倩的母亲。我不敢相信，岁月竟把一个曾经那么**的女人磨成了这般模样。看着她，我的心情极其复杂。杏花嫂那刀刻般的皱纹里，流淌着串串泪珠。
十年前，程倩的父亲不幸离世，县铸造厂也早破产了，程倩的哥哥没能接替上班，而去了新疆打工，在那里成了家，很少回家。程倩初中毕业后，与镇上的一个小伙子私奔，在外面漂泊了几年又分手了。后来，程倩又去了广东的电子厂打工，而且把自己嫁到了南方。
“你别笑话我，我这一生命不好。”杏花嫂喝了一口我递上的水说，“这人的一生，就似打墙的板，上下轮着翻啊！”
我耐心地听了杏花嫂的诉说，答应让她先试着干。我还特意给她安排了容易打扫的行政楼后院，叮咛后勤人员多关照她。而她恳求我，要去打扫学校的操场。我说那儿要干的活多且重，怕她的身体撑不下来。她说，学生活动多的地方生活垃圾就多，她就能多捡拾些废品。
我看着眼前的老人，当年那时尚风光的模样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