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 里 情
他是驻我们村的下派干部，住在我家后边的瓦房里，在村里轮流吃派饭。轮到我家时，我去叫他吃饭，母亲叮咛我见了他就叫“王伯”。在我家吃过几次饭后，王伯与我就熟悉了，有啥事了，就喊我给他跑腿。
在村里，王伯和村里的社员一样，行走在田垄之上，扶犁躬耕，种瓜点豆，收种碾打，样样活都干。
每次，王伯从县城来，都会给我带一本书，让我阅读，使我知晓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母亲每做好吃的了，我都要给王伯送去，让他尝尝。
那年冬天，王伯还送我一件六成新的棉大袄，是带毛毛领的那种。他说是他儿子穿过的，儿子当兵了，就送给我穿。当着王伯的面我赶紧试穿，有点大，母亲却笑着说：“合适！合适！”王伯走后，母亲就用红包袱把大袄包裹起来，放进了柜子里，说等我上了初中再穿。
两年后，上级要调王伯回城里上班。他离开村里的那天，我也跟着母亲和乡亲们把他送到了山梁下。大家都依依不舍，王伯眼含热泪，说了很多感激的话。他说喝惯了这里的山泉水，爱吃母亲烙的锅盔馍，还有村里慧婶的手擀面，说得为他送行的人们脸上都挂着泪花。
我终于盼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寒风刺骨的冬天，我穿着王伯送我的棉大袄，坐在教室里做作业，把手缩进袖筒里，就感觉暖暖的，我的字也写得端正而有力了。
那年春节前，母亲准备好了家里头场打的黄豆，晒干的核桃、花椒，还有攒下的鸡蛋等，让父亲用扁担挑着进城给王伯家送去。母亲说，城里人大鱼大肉吃多了，就稀罕咱农村的特产。天麻麻亮时，父亲肩挑着自家的特产走下山梁，到镇上乘客车去往县城。
夜幕降临时，父亲回到了家里。他满心欢喜地给全家人说王伯请他吃了碗牛肉煮馍，还是优质的。王伯升到政府的一个部门当了局长。他还问了我的学习情况。特别让我父亲感动的是，王伯坚决不让他挤客车，而是让朋友驾车把他送到了镇上。上下车时，王伯的朋友还亲自给他开关车门。
那年以后，每到春节前，母亲都要准备些黄豆、小米、核桃等，让父亲挑去县城，给王伯家送去。记得那年连着下了几场雪，道路不通，外婆又去世了，父亲忙得没能去成王伯家。过年时，母亲就总在念叨，说她过年心里空落落的，不踏实。春节后，母亲让父亲赶紧去给王伯家送去了特产和年馍。母亲说，王伯就爱吃咱家磨的面粉。
父亲过世后，去王伯家送东西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去县城比父亲要容易，因为，我家有了一辆摩托车，去县城很方便。每年我去时，母亲总希望我能多带点特产，她说，你王伯家人多。她还说，别让你王伯说咱乡里人小气、舍不得。
有一次，走进县政府家属院，当我又敲开了王伯家的门时，年事已高的王伯，流着泪拉着我的手，长时间不愿放开。老人自责着，说他没有给我家帮上啥大忙，让我们还待在农村受苦。我说，现在农村一天比一天好，粮食年年有余，家里也盖起了小楼房。
“那就好！”王伯欣喜地说。他又幸福地回忆着他驻村时干过的一些事，问我他设计开挖的那条通村的路路况如何；他搞的人畜饮水工程能满足人们生活用水吗，等等。说起往事，他满脸的荣光。他问村里的张战宏、王福生、姜来喜……他们日子过得咋样，让我代他向他们问好。他还准备了礼物，让我带给他们。就连村里几个喜欢抽卷烟的老汉，他都记在心里，让我给他们每人带了一把上好的卷烟叶。
又是一年，我去王伯家，进得门，没有见到王伯，只有他儿子在家。
他告诉我，王伯和婶去了南方女儿家。他儿子招呼我坐下，我们只交谈了几句，就再也不知道要说啥了，异常尴尬。我喝了几口茶水，胡乱地说了几句话，就起身告辞。王伯的儿子送我出门，他再三强调说，山高路远的，你以后就别来了。你去年送的那些东西，还都堆在阳台上呢。我脸上一阵燥热，就用力地笑着，以掩饰自己的紧张。他恳切地对我说，你有啥事了就打个电话，我尽力去办。
我笑着点了点头，就走出了高楼林立的小区。那天，北风呼呼地刮着，把城市的天空刮得灰蒙蒙的。
回到家里，我兴高采烈地告诉母亲，王伯和婶他们身体健康，去了南方女儿家。他儿子接待了我，对我客气又热情，临走时，还要给我带礼品，我坚决拒绝了。
母亲笑着说我做得对，一定不能让他们破费。
母亲又说，待明年咱那新品种核桃挂果了，摘下来，先给你王伯送去，让他尝尝鲜。
满堂的愿望
满堂是我家的邻居。他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我把他当自己家人一样全力帮助着。过去，我家里穷，他父亲常帮助我。他父亲大我四岁，前几年病逝了。
我进城上班后，我们全家人就住进了城里。妻子打零工，儿女们在上学。
我家的八亩土地，我就让满堂耕种着。他计划用这些土地种点粮食，栽一些苹果树，既能打下粮食，又能有点经济收入。他再三问我一亩地要多少租金，我说：“要啥租金呢。原上的坡地，打不下多少粮食，只要地不荒就行。再说，你把地种好，把日子过好，是我最大心愿。”村里人都羡慕我和邻居满堂相处得似一家人一样。
满堂有了这几亩地，对过好日子就有信心了。他干劲十足，春种秋收，整日忙在田间地头。
我平时在城里上班，忙着工作。偶尔，老家谁家有红白事了，我就赶回去行个礼，常常是来去匆匆。但每每见面，满堂都喜滋滋地跟我聊一些村里的事情：讲如何发家致富，谈庄稼的长势，说苹果的市场行情等。我们坐在一起，他穿着沾满了泥土的衣服，吸着廉价的香烟，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县城里发生的事情，他比我都知道得多。
比如县长是谁，我都不知道，可他知道；还说县长在电视上的就职讲话，他听了好几遍。他相信，几年后，我们这巴掌大的山村，要进行大开发、迎来大发展，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逢年过节，满堂都给我家送来用自己种的麦子磨的面粉和自己种的绿色蔬菜。他还高兴地告诉我，粮食丰收了，不如人意的就是价格低了，他把粮食卖了几千元，给家里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苹果的价格上涨了，他家里的果树长势旺，就是初挂果，产量上不去。他相信明年就到盛果期了，日子就更有盼头了，他家一定会有个好光景。我听了很高兴，不断地鼓励着他，给他加油鼓劲。
然而，五年过去了，满堂家的日子却起色不大，他人也苍老了许多。
眼看着孩子们一年年长大，女儿已上了中学，儿子就要上小学了，日子进入了爬坡期。他常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困难，埋怨上级的好政策都让个别有权有势的人搞坏了。我就叮嘱他，有什么符合自己的好政策就给我说，我寻同学朋友找关系，尽力给他争取。几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询问了镇政府，目前没有适合他的政策。从他的语气里，我听得出他已默认了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答复。
又一年春天，满堂赶到县城来找我，说苹果市场行情不行，政府动员农户砍掉苹果树，改种花椒树。他说村里人都开始砍了，问我他咋办。我长时间都没敢开口，问他花椒市场行情咋样，他兴致很高，给我从对外出口到国内市场，宣讲了一番。我估计，这些都是参加培训班学到的。
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无奈地说：“那就栽花椒树吧。”我让他把我家和他家的地全都栽上花椒树，快点挣钱，改变面貌。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上学要花费，不敢因为家里缺钱把孩子上学影响了。”
听了我的话，满堂就下了决心，回去很快挖掉苹果树，栽上了花椒树苗。生性乐观的他，已在心里开始计算花椒的收入了，两只手都在舞动着，仿佛有了数钱的感觉。
优质的树苗，加上化肥的投资，再加上用心管护以及包联干部的技术指导，花椒树长得很旺实，两年就有了花椒园的规模。满堂思谋着苦日子就要到尽头了，好日子离他家不远了，心里乐开了花。
秋风吹过，山塬上下花椒红了。可谁料因疫情影响，价格暴跌，花椒滞销了。满堂的十几亩花椒树上，红红的花椒挂满了枝头。成熟了的花椒，还必须及时采摘。要找劳力摘椒，就需要付工资，而他却不敢雇人，因为摘下的花椒所卖的钱都不够付工资。
满堂两口子只好自己采摘。他们早出晚归，在花椒园里忙碌着，没黑没明地劳累着。结果，患有高血压病的妻子晕倒了，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了半个月，医药费就花了四五万元。无奈，满堂就动员在外务工的亲戚回家，帮他家采摘花椒。
我也和妻子赶回老家帮他。妻子埋怨我，当初就不该把地让满堂种，让他出门打工，或许比这好一点。
千说万说，谁也理不清农村、农业、农民应该咋样发展。总之，想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永远没有错。我在田野里闲转，发现行动快的人家，又挖了花椒树，栽上了核桃树，说这是最新品种，挂果早，收效快。
我回到场院里，邮递员给满堂的女儿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意外的惊喜，让他们一家人无比快乐，然而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又让满堂愁容满面……
麻 雀
尚文从岗位上退下来，就在单位一栋闲置的大楼里找了个办公室，把他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静心读书，专心写作，过起了清静而充实的生活。
每天，尚文迎着早晨第一缕阳光，走出小区，在运动公园快步走几圈，然后，走过车水马龙的大街，穿过小街，绕过单位办公楼，走进这栋闲置的大楼里。碰到同事和朋友，他就亲热地打个招呼。
他在办公室里读名著、写散文，在没有人干扰的环境里，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情。累了，喝口茶水；烦了，点支香烟，抬头看看窗外的楼群和那逼仄的一线天空，或者在悠长的楼道里走一走，活动活动筋骨，心里无限地舒坦。
有时候，尚文把楼道的窗户打开几扇，让清新的空气汹涌进来，那随之吹进来的风使他惬意舒畅。一天又一天，日子就这样慢慢地滑过。
窗外，一群麻雀飞来飞去，偶尔，会有几只从打开的窗户飞进来，在楼道里飞舞。尚文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时，并没有太在意它们。但在写作遇到瓶颈时，尚文就在这空旷的大楼里走来走去。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使他没有了寂寞，有时还会激活他的灵感。就这样，时间久了，他就喜欢上了这麻雀飞来飞去的情景。他偶尔会止住脚步，静静地观察这些有趣的小生灵……他就索性把阳台上的窗户统统打开，让更多的麻雀自由地飞进飞出。
坐在敞敞亮亮的房间里读书写作，聆听着雀儿们的歌唱，漫过尚文心头的，是一阵阵的快乐和自在。
在有麻雀陪伴的日子，尚文拿出已经泛黄的文稿，静下心来修改打磨，然后，敲打着键盘，把记忆变成飞扬的文字，再然后又整理成一本厚厚的集子。
每每灵感袭来，尚文就忘记了麻雀的存在，可麻雀们从未忽视过他。
它们在他的窗前，喳喳喳地鸣叫着，似乎在为他加油鼓劲。尚文心情愉悦，每天都有新的收获：一篇又一篇的美文，在报刊上发表，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好评。为了回报那些为他制造灵感的麻雀们，尚文去菜市场买了些谷米，放在阳台上，让雀儿们尽情地享用。
从此以后，尚文发现有更多的麻雀在这儿飞来飞去，他觉得自己就是它们的“王”，心里**漾着无限的欢喜。
春节过后，大楼里住进了一名外地干部。有一天，尚文在帮他们打扫房子时，惊讶地发现房间里竟然有几只死麻雀。他用手捡起已经干枯的麻雀尸体，泪水夺眶而出。他久久地站在那儿，努力想着是什么造成了这几只麻雀的死亡。
他想，麻雀们应该是从破损的玻璃窗撞进来的。当它们飞进来后，才发现这里既没有花草也没有食物，不是它们能待的地方，于是就想往外飞。
而它们找不到出口，更辨别不清哪里是它们进来时的洞口，于是，开始盲撞。在使劲地向着有光的地方冲的时候，不幸撞击在透明的玻璃上，跌落在地板上；再冲，一次又一次，结果失败了。当然，也许有幸运的，恰好就从窗户上的破洞飞走了。而那些误打误撞的麻雀就发生了不幸。
尚文蹲下身子，观察着，思考着。在那几只麻雀尸体的旁边，有一大片的鸟粪。看来，麻雀们在死亡之前，已在此停留了不短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麻雀们经历了何等的痛苦和挣扎，他想着……“不就是几个麻雀嘛，死了就死了。”新来的干部小王说。
“不，这死亡与我有关。”尚文对小王说。小王惊讶地看向他。
“是我的错。假如我不开阳台的窗户，麻雀们就不会飞进来；假如我不给阳台上放谷米，就不会有更多的麻雀飞进来，它们也就不会死。”他自责地说着。
“啊？”小王感叹了一声，再次表示不解。
此后，很长时间，尚文脑海里都是那几只麻雀的事儿。于是，他每天把阳台窗户都打开，把空着的办公室的门窗也统统打开，让雀儿来去自由，无遮无挡。但他又觉得这样做似乎不妥，就又把所有门窗都关上，不让雀儿们飞进来。他希望它们在户外尽情地欢乐。他坐在陋室里，寂寞着自己的寂寞。就这样，那些门窗开了，关了；又开了，又关上，他一直在纠结中重复着开和关的动作。
在痛苦与寂寞中，尚文再次开始了他的写作。但他总是调动不起灵感，写着写着就撕掉了。
假日里，住在隔壁的干部小王盛情邀请尚文去户外爬山，但他拒绝了。
尚文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窗户上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看着它们快乐的样子，他的心情愉悦起来……时值冬去春来、阳光明媚之际，尚文走出办公室，拿起手机拨通了几个老朋友的电话，他要约他们一起吃个饭，再去户外转一转……小镇的名人
那年，我高中毕业，到镇企业办上班，就是个临时工。
巴掌大的小镇上，没有什么自然资源，镇政府响应上级的号召，办了个木器加工厂和蜂窝煤加工厂。这两个企业归镇企业办管理，赵民主担任企业办主任，我是他的干事。企业由老板自主经营，企业办只负责填写报表，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政府对企业监管的各项工作。
在这方圆几十里，大家都说赵民主主任是名人。他在镇上的农中毕业后，在村上当过生产队长、民兵连长，后又在乡上当过电影放映员。村上、镇上的大小领导都和他熟悉。他能说会道，周全各方面的关系都恰到好处。
赵主任在镇政府大院里常常晚睡早起，给领导打水、跑腿，头脑活，知道领导想啥，脚下明白向那儿走；谁管他，他敬谁，不管他的，他也相处得不错。同事之间，大事小事，他都热心帮忙，跑前跑后，忙里忙外。机关里的难事，都非他莫属，几乎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没有他干不成的事。
赵主任执行力强，连对他有点看法的人，都得承认。因为，领导们遇到难事，都会安排他去完成，因为除了他，在政府机关再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人。
“能行人，是不行人的奴才。”这是政府院里老耿说的话。他就看不惯赵主任的做法。他说工作各人有分工，各负其责，把自己工作干好就行了。拿多少钱，干多少事，没有必要那么辛苦，凭自己能力吃饭，不看别人眉高眼低。其实，也能听得出来，老耿是同情赵主任，整日忙忙碌碌的，让人看着心疼。也有人说，在政府大院里，赵主任是最辛苦的人，也是最可爱的人。
赵主任以单位为家，一心为公。他心灵手巧，见啥会啥，学啥精啥。
政府院子的一堵墙塌了，领导说经费紧张，维修有困难。赵主任就自告奋勇，说自己过去干过瓦工，于是，借来工具，自己动手，让我给他打下手，把墙垒了起来。办公桌椅坏了，也都是他一一维修。木活，泥活，没有他不会干的。领导就大会小会表扬他，号召干部们向他学习。干部们说他是逞能，是在给领导表现哩。老耿又说了，临干就是可怜，目的就是为早日转正创造条件。
秋收后的一天，赵主任村里来人叫他回家，说他父亲病重。老人患胃癌一年多了，我曾去过他家里，给老人送过几次药。来的人说，这次老人病情加重，估计是扛不过去了。
那天，镇政府正在筹备召开集镇卫生整治现场会，时间紧，任务重。
赵主任正带着我在集镇上检查，督促工作进度。听说老人病危，我就让他把工作落实给村干部。然后，我骑摩托车带上他往家里赶。他坐在我身后的车座上，还给我不停地唠叨着工作。他是担心这次检查出现啥问题，影响镇上的年度考核。
到了他家，我们推开虚掩的院门，门框差点倒下来。秋天的连阴雨，使得破烂的院墙，几近倒塌。他说，一直计划着维修，就是忙不过来。来到老人的炕前，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他手忙脚乱，不知道该干啥。村里的赤脚医生，正在给老人挂着吊瓶，老人的脸已扭曲变形，痛苦地呻吟着。
半月后，辛苦了一生的老人，闭合了双眼。老人的尸体停放在木板上，棺木、寿衣还都没有着落，老人就不能及时入殓。我和赵主任本家几个兄长忙前忙后，上街采买了整个丧葬用品。老人的丧事一切从简，办得没有个讲究，村里帮忙的人都一声叹息。
一周后，赵主任又出现在政府院子里。他在院子里迎来送往，穿梭在各领导之间，联系安排着各项工作，打扫着院子里的卫生，忙碌在永远纠缠着他。
后来，我参加了事业单位组织的公开招考，准备离开故乡的小镇。去外地工作前的那天晚上，我请赵主任在街上的饭馆喝酒，给他说了很多我想说的话，劝他多为自己想一想，别太劳累了。
四年后，我在镇上的医院门口遇见了赵主任，他拄着双拐，走路都很艰难，镇政府的老耿搀扶着他。听老耿说，赵主任是去年冬季突发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还正在恢复期。镇上还号召全体干部为他捐了款。
赵主任僵硬的胳膊伸向我，我赶忙握住他的手。泪水早已盈满了他的眼眶，他嘴唇不停地颤动着，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往事如风
闲置了多年的市化工厂就要开发了。赶来捡拾废品的人们，被工作人员挡在警戒线外，他们专注地盯着可捡的物品。
负责拆迁工作的我，在现场目睹着建筑物被推倒升起的浓浓灰尘，往事涌上心头。
那年，我在乡里的学校任民办教师，工资也就五六十块钱，还不能及时发到手里。家里日子过得艰难，欠下了上千元的债务。暑假，干完地里的活儿，我就想着出去为家里挣些钱。这时，表哥给我说，有个姨夫在化工厂上班，能弄到出厂价的化肥。
表哥的姨夫也是我的姨夫，我俩想求他开几吨低价化肥，运回村里出售，中间赚一些差价。我特别兴奋，就向同事借了钱作为本金，准备去贩卖化肥。我们步行十多公里山路到街镇上乘客车赶到了县城，在夜幕降临时走进市化工厂的家属院，敲开了姨家的门。姨夫还没有回家，姨接待了我们。姨平时在农村的家里种着几亩地，农活少了的时候，就来城里住一段时间。我们见面，自然亲切，她给我俩倒了茶水，又洗了水果。她叮咛我们说，城里的东西都贵，出了门省着花钱。姨夫下班后，在外边还有应酬，我俩就在他家等。听姨说，他们还在街心花园开了个小商店。我们就特别羡慕他们。
晚上十一点，姨夫终于回来了。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乌黑的眼珠，像算盘珠儿似的滴溜溜转着。他显得特别疲惫，姨一边给他泡着茶水，顺便就把我们要找他办的事说了。他爽快地答应了。但听了我们要的数量后，就说数量有点少，嫌我俩不大气。我们也只能笑笑。然后，表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钱交给他。他说，最近几天他帮别人开出去了不少吨化肥，领导给他的指标已经用完了，让我们回去耐心等着。于是，我们就千恩万谢地离开了姨家。姨把我们送到楼下，建议我们住到附近的小招待所，说住那儿便宜、实惠，离她家也近，她还可以给我俩做饭吃。姨的话，让我俩万分感动。
我和表哥走出家属院，感觉轻松愉悦，没有一丝倦意。心想着如果真能弄几吨化肥运进村庄，那该是多么风光的事。表哥比我更兴奋，他说，煎熬了一天，现在才感觉肚子饿了。他说，走，咱哥俩到夜市上喝两杯，庆祝庆祝。
我们就住在化工厂附近的招待所里，只等着姨夫让我们去提货。
姨到招待所来过几次，要我们别乱花钱，到她家去吃饭。我们就想着，要是这次贩化肥挣了钱，一定要重重地感谢姨。她人太好了，家乡妇女的优良品德，都在她身上体现了。
好事多磨，我们坚信这句话。在招待所里住了两天，第三天我就待不住了，独自上街转悠。我如今二十多岁了，出门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县城。
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这次我要用心转转。我计划着等把钱挣到手，也去国贸大楼买一身和城里人一样的衣服。
当转到街心花园一栋大楼下面的小商店时，隔着玻璃门，我看见商店里面坐着一男一女，那女的年轻漂亮，穿着时髦，正在斟茶，那男的戴着一副墨镜，有滋有味地品着那女的递上的茶。仔细一看，我吓了一跳，就匆忙闪开了，那男人竟是姨夫。我快步回到了招待所。晚上，睡在**，做了奇奇怪怪的梦。
一周时间过去了，还没有等到提货的消息，我俩就又去了姨家，却没见到姨夫。姨说，他去外地出差了，让我们别死等了。她说在城里住，每天都要花费。我就留下表哥等着，自己先回了家。几天后，表哥也回家了，说他见到了姨夫，他向他保证，最近把化肥提出来后，亲自雇车给我们送过来。
我俩就在家耐心地等着，下地干活都没心思，就盼望着姨夫雇车把化肥送来，并想象着乡亲们争先恐后购买化肥的场景。一天又一天过去了，等着买我们化肥的乡亲们，都在暗地里说我俩靠不住，吹牛皮，并偷偷地高价从镇上排队买回了化肥。我看见了，也没有勇气去阻止他们。
秋种秋收开始了，我给表哥拿了五十元钱，让他去县城再催促姨夫，尽快把化肥拉回来。两天后，表哥回来了。他说没有见到姨夫，姨说他去外省出差了。无奈，又过了几天，我再去县城，到姨家没有见上人，我就去街心花园那个小商店，只见大门紧锁。我找了在政府上班的一个同学，让帮忙打问。同学托人找到化肥厂销售科科长一问，才知三个月前姨夫就被化肥厂停职了。原因是他在外销售化肥，还挪用了货款。那天，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咋样回到家的。
再后来，我和表哥去县城找姨夫，也都没能见着，只是姨再三给我们道歉，还给我们退了一部分化肥款，她还让儿子给我们写了欠条，答应随后一定如数还上。后来，我们听说姨和他离婚了，我们就把姨写的欠条撕掉了。
一声巨响，化工厂最后一栋楼房倒下了。这时，已是夜幕降临时分，天空刮起了大风。那些捡废品的人们忙着捡拾各种各样的废品。一个佝偻着腰的老人，为了捡一块塑料板，滑倒了，我忙扶起他。可他那似算盘珠儿的眼珠，滴溜得让我心一跳。我伸过手，极力把那块塑料板给他拽住。
在风中，他看着我，我看着他。
我肯定他不一定能认得出我，但我认出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