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特里奇旅馆不过是一间饱经风霜的简陋小木屋,跟西部边境地区其他的小木屋没有什么分别,陌生人不会多看它一眼。林肯却整天盯着它,他的全部心思都在这里面了。对他来说,这里就是天,就是地,每次经过这里,他的心都怦怦乱跳。

他向杰克·凯尔索借了一本莎士比亚的戏剧,躺在杂货店的柜台上,翻开书,把这句话读了一遍又一遍:

轻声!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

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他合上书,他读不下去了,他不能思考了。他在那儿躺了一个小时,做着梦,回忆着前一天晚上安说过的可爱的话。现在,和她在一起的几个小时,成了他活着的唯一意义。

那年月,时兴缝被聚会,安难免也被邀请参加。她修长的手指做起活来,飞针走线,特别的迅捷灵巧。林肯常常上午载她到聚会的地方,晚上再去接她。一次,他鼓起勇气走了进去——这是男士很少出现的场合——坐在她身边。她的心怦怦直跳,脸上也泛起了红晕。她兴奋得针脚都凌乱了。那些年长也更沉稳的女人看到后,都只微微一笑。聚会的主人一直保留着那条被子,等林肯做了总统,她骄傲地向参观者展示,他的爱人缝出的不规则针脚。

夏季的晚上,林肯和安会沿着桑加蒙河岸散步,那时,夜莺在树林中啼叫,萤火虫在夜空中划出道道金线。

到了秋天,等栎树染上火红的颜色,山胡桃“啪啪”往下掉的时候,他们就在林间漫步。冬天,下了雪,他们就走进森林,那时——

每一棵栎树、白蜡树、胡桃树,

都披上了伯爵昂贵的貂皮大衣,

连榆树上最为贫贱的枝桠,

都盖上了一英尺厚的珍珠。

对两个人来说,生活有了一丝神圣的温存,一层全新的、异常美好的意义。每当林肯凝视着安的蓝眼睛,她的心就陶醉了。而她简单的触碰,也会让他屏住呼吸。他惊喜地发现,这个世界原来如此幸福。

不久前,林肯和一个酒鬼合伙做起了生意,他是牧师的儿子,名叫贝里。当时新塞勒姆村逐渐衰落,所有的杂货店都濒临破产。但他们俩却看不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买下三间杂货店的烂摊子,整合到一起,开了一间杂货店。

一天,有个人要搬去爱荷华州,他把有篷马车停在林肯-贝里杂货店门前。路面松软难走,马也累了,他想减轻货物的重量。于是,他把一桶杂物卖给了林肯。林肯不想要杂物,可是他又心疼马儿。他付给那人50美分,没做任何检查就把桶滚到杂货店的里屋去了。

两周后,他闲着无聊,就把桶里的东西倒在地上,想看看他都买了些什么玩意儿。呵,结果他在那堆垃圾下面找到了一整套《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并开始阅读。农民们都在田里忙着干活,顾客少之又少,他有大把的时间读书。他越读越觉得有趣,他从未这样沉迷于一本书。他如饥似渴地读着,一口气把四卷书全读完了。

接着,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要成为一名律师。他想成为让安·拉特里奇引以为豪的结婚对象。她同意了他的计划,两人约定,一旦林肯完成法律学业并成为律师,他们就结婚。

读完《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后,他穿过草原,去二十英里外的斯普林菲尔德借来别的法律书籍。那里有位律师,是他在抗击“黑鹰”之战中遇到的。回家的路上,他翻开书,边走边读。碰上难懂的章节,就停下来,集中精力思考,直到领会了其中的含义。

他读啊读,读了二三十页,直到夜幕降临看不到字……星星出来了,他也饿了,这才加快脚步。

他不知疲倦地埋头读书,没有心思做别的事。白天,他躺在杂货店旁边的榆树树阴里,光脚抵着树干读。晚上,就到箍桶匠的店里,借着用散落的废料生起的火读。他常常独自大声朗读,时不时合上书,记下其中的意义,并进行修改或是重新措辞,直到一个孩子都能理解为止。

不论去哪儿——不论是沿河岸漫步,还是在森林里游走,抑或在下田干活儿的路上——林肯胳膊下都夹着一卷《基缇论合同法》或《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甚至在某天下午,雇他劈柴的农民来到谷仓一角,也会看到他正赤脚坐在干柴堆上研读法律。

门特·格雷厄姆告诉林肯,如果他想在政治或者法律上取得成功,就必须熟知文法。

“我能从哪儿借来这样一本书?”林肯问道。

格雷厄姆说,离这儿六英里的乡下,有个叫约翰·万斯的农民,他有一本《克科姆文法书》。于是林肯立刻起身,戴上帽子,出去借书了。

他很快就掌握了克科姆的文法规则,速度之快让格雷厄姆大为震惊。三十年后,这位校长表示,他曾教授超过五千名学生,林肯是“学知识、求文化方面最好学、最勤奋、最直接的一个”。

“我知道,”门特·格雷厄姆说,“他会花上几个钟头,寻找最佳‘三元法’来表达一个观点。”

掌握了《克科姆文法书》后,林肯又读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罗林的《古代史》,一卷关于美国军事将领杰弗逊、克莱和韦伯斯特的传记以及汤姆·潘恩的《理性时代》。

穿着“蓝色竖领棉上衣、细长的鞋子、浅蓝色的喀斯内特裤子,裤子既够不着上衣也碰不到袜子,上面露了差不多三英寸,下面也差了一两英寸”,这个非凡的年轻人在新塞勒姆四处游**,读着、学着、做着梦、讲着故事,“每到一处都交到一帮朋友”。

杰出的林肯学者,已故的艾伯特·J.贝弗里奇在他那本不朽的传记中写道:

“吸引大家的不只是他过人的机智、善良和知识,那奇怪的穿着和他的粗俗笨拙也成了标识,那条短裤总能引起大家的议论和欢笑。很快,‘亚伯·林肯’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最后,林肯-贝里杂货店还是倒闭了。林肯只顾埋头读书,贝里每天喝得烂醉,关门是意料之中的事,也不可避免。无法支付饭钱和房费,林肯只好找到什么活儿就做什么:砍灌木、堆草垛、建围栏、剥玉米,他去过锯木厂,也干过打铁匠。

之后,在门特·格雷厄姆的帮助下,他又潜心学习了复杂的三角学和对数函数,准备做一名测量员。他借钱买来一匹马和一副指南针,砍下一根葡萄藤做尺子缰绳,就开始在镇里丈量土地了,每块地收费37.5美分。

与此同时,拉特里奇旅馆也倒闭了,林肯的爱人只好到一个农民家里当厨娘。很快,林肯也在这家找了份给玉米地犁地的活儿。晚上,他就站在厨房里,把安洗过的盘子擦干。只要想到跟她如此接近,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无限的幸福。之后,他再也没有感受过这般欣喜与满足。临终前,他向朋友坦言,在伊利诺伊农场上光脚干活的时光,都比在白宫的日子快活。

然而,这对恋人的喜悦却是强烈而短暂的。1835年8月,安病倒了。开始,没有任何痛楚,只是感到非常疲惫。她尽力照常工作,可有一天早上,她都无法起床了。那天,她开始发烧,哥哥于是骑马去新塞勒姆找来艾伦医生。医生说她得了伤寒。她身体发烫,双脚却是冰凉的,他们只好用烧热的石头为她加热。她也不停地要水喝。今天的医生都知道,应该冰敷降温,并尽量让她喝水。然而,在当时,艾伦医生并不知道这些。

这样,可怕地捱过几周。最后,安都没有力气从**抬起手了。艾伦医生下令让她彻底休息,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她。当晚,林肯来了,连他也不能见她。不过,接下来的两天里,她一直低声叫他的名字,要求见他——这才把他找来。林肯到了以后,立刻走到她床前,关上门,房间里只剩他们两人。这是这对恋人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第二天,安失去了意识,她一直昏迷,再也没有醒来。

之后的几个星期,是林肯一生中最痛苦、最糟糕的日子。他睡不着觉,饭也不吃。他不停地说不想再苟活于世,威胁说要自杀。朋友们非常不安,他们拿走他的折叠刀,派人盯着他,唯恐他跳河自尽。他不愿见人,见了人也不说话,好像根本没看到一样,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另一个世界,几乎忘却了这个世界。

每天,他都走上五英里,去往安的葬身之地:康科德公墓。有时,他在那儿坐了太久,朋友们不放心,就把他带回家。下雨的时候,他哭着说,想到雨水打在她的墓上,就心痛不已。

一次,有人看到他沿桑加蒙河跌跌撞撞地走路,嘴里语无伦次地咕哝着——人家还以为他疯了。

于是,朋友们请来艾伦医生。知道病因之后,他说应该给林肯找点儿事做,让他忙起来。

林肯的密友之一,鲍林·格林就住在村子往北一英里的地方。他把林肯接到家中,完全承担起照顾他的职责。这是个安静而与世隔绝的所在。屋后,长满栎树的悬崖此起彼伏,一路蔓延向西。房子前面,树木环绕的洼地一直延伸到桑加蒙河岸边。南希·格林不停地让林肯劈柴、挖土豆、摘苹果、挤牛奶,纺纱的时候也让他拿着纱线。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林肯依然没有走出悲痛的阴影。1837年,在安过世两年后,他对一个州议会的同事说道:

“尽管在别人看来,有时我也很快乐,但是,当我独处时,我会非常低落,连折叠刀都不敢带。”

自从安离世那天,他就变了个人。他的悲伤尽管看上去有短暂的减轻,但实际上却在逐步加深,最后,他成了全伊利诺伊最悲伤的男人。

他后来的法律合伙人赫恩顿写道:

“据我所知,这二十年里,林肯从未真正快乐过……他连走路的时候都透着悲伤。”

从那以后,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林肯一直喜欢关于悲伤和死亡的诗歌,甚至可以说是迷恋。他经常一言不发地坐几个钟头,陷入沉思——这正是忧郁的表现——然后,会突然喊出《最后的叶片》中的诗句:

他曾热吻过的姑娘,

就在这墓中安葬;

一块生苔的石碑,

立在墓旁,

刻着他爱慕的芳名,

岁月悠长。

安死后不久,他熟记了一首诗,叫《死亡》,开头是这样的:“人类啊,你何必骄傲呢?”这首诗成了他的最爱。他常在没人时独自背诵,也给伊利诺伊乡间旅馆里的人背诵,还会在演讲时背诵,在白宫会见宾客时背诵。他甚至写出来送给朋友,并说:

“只要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我愿意放弃所有,哪怕欠债都行。”

他最喜欢诗的最后两节:

希望和绝望,欢乐和悲伤,

与阳光和雨水交织;

笑声与热泪,蜜语与哀歌,

如后浪掀前浪,接踵而来。

就在一转眼、一吐纳间,

健康的朱颜成死亡的惨白,

金色的生命入棺木和殓衣,

人类啊!你何必骄傲呢?

古老的康科德公墓,安·拉特里奇长眠的地方,位于一片安静的农场上,这里宁静而祥和,三面麦田环绕。另一边是青青的牧草地,上面牛羊成群。今天,墓地已是灌木丛生、人迹罕至。春天,鹌鹑会在这里筑巢,只有羊群咩咩的叫声和美洲鹑的啼叫偶尔打破宁静。

安·拉特里奇在这里安睡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890年,当地的送葬人在四英里外的彼得斯堡新辟出一片墓地。彼得斯堡已经有一块宽大漂亮的墓地了,所以新墓地的销售缓慢而困难。结果,在某个邪恶的瞬间,贪婪的送葬人谋划了一个可怕的计划:掘开林肯爱人的墓穴,把她的遗骸转移到新墓地,以此促进墓地的销售。

于是,“大概在1890年5月5日”——引自送葬人本人的供述——他掘开了她的墓穴。那么,他找到了什么呢?从一位年迈、安静的女士那里,我们知道了答案。她今天依然居住在彼得斯堡,是她亲口向本书作者讲述,并保证所言真实可靠。她是麦克格雷迪·拉特里奇的女儿,而麦克格雷迪是安·拉特里奇的堂兄。麦克格雷迪·拉特里奇常跟林肯一起在田里干活,帮他测量土地,跟他一起吃饭、睡觉,对于林肯对安的感情,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深。

在一个安静的夏夜,这位年迈的女士坐在门廊的摇椅上,对作者说:“我常听父亲说,安去世后,林肯先生每天都走上五英里到安的墓地,在那里待很久。父亲担心他出事,就跑过去把他带回家……是的,送葬人掘开安的坟墓时,父亲在场,我也常听到他说,他们唯一找到的遗骸,是她裙子上的四颗珍珠纽扣。”

于是,送葬人舀起那四颗珍珠纽扣和一些泥土,埋在了他在彼得斯堡新辟出的奥克兰公墓——并宣扬说,那就是安·拉特里奇的葬身之地。

如今,每逢夏季,就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驱车而来,凭吊这徒有其名的墓穴。我看到他们低首站在墓前,对着那四颗纽扣洒下眼泪。在那四颗纽扣上方,立着一块漂亮的大理石纪念碑,碑上刻着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匙河集》中的诗句:

我虽卑微而无人知晓,

一生奉行不变的信条:

“不与人为恶,只与人为善。”

我以宽心恕我万民,

国民慈爱的面庞,

洋溢着公正与真相。

我是安·拉特里奇,长眠于这野草之下,

生前为亚伯拉罕·林肯所爱,

我心属他,不能相守,

只能阴阳相隔。

永世繁盛啊,共和国,

在我的骸骨之上!

然而,安神圣的遗骸还留在古老的康科德公墓,贪婪的送葬人不能把她带走——她和她的记忆依然在那儿。那里有美洲鹑的啼叫,有随风挥舞的野蔷薇,那里因亚伯拉罕·林肯的泪水而神圣。他曾说他的心在那里埋葬,那里才是安·拉特里奇希望永远停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