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林肯碰上了一件惊天大事，事情的起因是国会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所谓《密苏里妥协案》，简单来说，就是在1819年，密苏里想以蓄奴州的身份加入合众国，但是北方联盟反对这种做法。问题变得严重起来，最终，一帮当时最能干的公众人物达成了一项协议，也就是今天的《密苏里妥协案》。南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密苏里成为蓄奴州。北方也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自此，密苏里州南部边界以北的西部地区，不允许实行蓄奴制。
本想有关蓄奴制的争论能就此停止，事实上，争论确实止住了，但只停了一段时间。如今，三十多年后，史蒂芬·A.道格拉斯力推国会废除《密苏里妥协案》，这使得密西西比河以西、相当于最初十三个州大小的土地，可能毁于蓄奴制的魔咒之下。为了废除妥协案，他在国会做了长久的努力，争论也持续了数月之久。有一次，在众议院的激烈辩论中，议员们跳到桌子上，亮出刀和枪，真是剑拔弩张。但最终，经过道格拉斯一番慷慨激昂的辩论——从午夜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参议院于1854年3月4日通过了他的提案。这是一件天大的事，信使们大喊着这条消息，穿梭于沉睡中的华盛顿的大街小巷。军港里炮声隆隆，欢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一个将被鲜血浸透的新时代。
道格拉斯为什么要这么做？似乎没人找得到答案。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没有定论。然而，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道格拉斯希望在1856年当上总统，他知道废除妥协案会让他得到南部的支持。
可是，北方呢？
“上天为证，我知道这肯定会在北方引起一场狂风骤雨。”他说。他说得对，事实确实如此。它引起了一阵飓风，把两大政党吹得支离破碎，并最终把国家推向内战。
一时间，成百上千座城市和大大小小的村庄里，涌现出无数抗议与愤怒的集会，人们斥史蒂芬·阿诺德·道格拉斯为“叛徒阿诺德”，说他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门徒，是“现代的犹大”，并送给他三十个银币[1]，还有人送给他一条绳子，让他自我了断。
教会也跳出来，带着神的暴怒加入了争斗。新英格兰地区的三百五十名神职人员，“以上帝之名，当上帝之面”联名写了一封抗议信，并送到参议院。言辞激愤的社论文章也给公众的怒火添油加柴。在芝加哥，连民主党的报纸都反转矛头，强烈反对道格拉斯。
八月，国会休会，道格拉斯动身返回家乡。途中见到的景象让他大为吃惊。后来，他曾表示，到处都是吊着脖子的、燃烧着的他的塑像，顺着火光，他可以一路从波士顿走到伊利诺伊州。
他大胆且挑衅地宣称，要在芝加哥公开演讲。但在他的家乡，人们对他的痛恨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媒体对他大肆批评，愤怒的政府官员要求永久禁止他踏入伊利诺伊州，不允许“这背信弃义的小人污染这里纯净的空气”。人们纷纷冲到五金商店，到太阳落山，整个城市的左轮手枪就被抢购一空。他的敌人则大声咒骂——他做了这般无耻的勾当，不该活在世上。
道格拉斯进入芝加哥的那一刻，海港里的船只都降了半旗，教堂里也敲响丧钟，以哀悼自由的灭亡。
他演讲的那天晚上是芝加哥历史上最炎热的夜晚之一。男人们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汗珠顺着脸颊直往下淌。女人们则要晕厥了，她们挣扎着走出家门来到湖边，睡在凉爽的沙滩上。大街上马尸遍地，连轭具都没有卸除。
然而，尽管天气炎热，仍然有成千上万激愤的人群蜂拥而至，口袋里揣着枪，听道格拉斯演讲。芝加哥没有会堂能够容得下如此众多的听众，他们便挤在一个广场上，此外还有几百人，或站在阳台上，或骑坐在周边房子的屋顶上。
道格拉斯刚说第一句话，下面就响起阵阵牢骚和嘘声。他继续讲下去——至少他一直努力这么做——听众就朝他大喊大叫、喝倒彩、唱侮辱性的歌曲。他们还对他破口大骂——言语污秽，不堪入耳。
他愤怒的党徒想还以颜色，但道格拉斯请求他们保持安静——他要亲自驯服这帮暴民。他一直努力，也不断地败下阵来。他批评《芝加哥论坛报》，人们就为它喝彩。他威胁说，他会站在那里一整夜，直到他们让他讲话，八千个声音则一块儿唱起歌来：“明天早上我们才回家，明天早上我们才回家。”
那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最终，经过四个钟头徒劳的口舌之争和辱骂之后，道格拉斯拿出手表，对着乱哄哄的、咆哮的人群喊道：“现在已经是礼拜天早晨，我要去教堂了，你们下地狱吧。”
他万分疲惫，只好放弃，离开了演讲台。“小巨人”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羞辱与挫败。
第二天一早，报纸上就全登出来了。在斯普林菲尔德，一位骄傲的、即将步入中年的黑发妇女看到后，无比欣慰。十五年前，她曾梦想成为道格拉斯太太。这些年来，她眼看着他青云直上，成为这个国家鼎鼎有名、位高权重的人物，而她的丈夫，却遭遇了惨败，并且一蹶不振。在内心深处，她一直愤愤不平。
如今，苍天有眼，目中无人的道格拉斯要倒下了。在他所在的州里，他的政党分裂了，而大选就在眼前——林肯的机会来了。玛丽·林肯非常清楚——这是林肯重新赢回他在1848年失去的公众支持的大好机会，他可以重返政坛，甚至被选为参议员。的确，道格拉斯参议员的任期还有四年。但是，几个月后，他的同事就要参加改选了。
这是他的哪位同事？这是一个狂妄好斗的爱尔兰人，名叫希尔兹。玛丽·林肯跟他也有一笔旧账要算。1842年，因为她写的几封侮辱信件，希尔兹要和林肯决斗。于是，两人带着马刀，由他们的助手陪着，在密西西比河边的沙洲上碰面，准备拼个你死我活。幸好，朋友们在最后一刻调解成功，这才避免一场流血冲突。从那以后，希尔兹在政治上越爬越高，而林肯却走上了下坡路。
但是，如今林肯要触底反弹了。就像他说的那样，废除《密苏里妥协案》“唤醒”了他。他不能再沉默不语，他决心拼尽一切精力和信念，奋力出击。
于是，他开始准备自己的演讲稿。他在州立图书馆连续工作了几个周，查找史料，熟记证据，还把这个法案在参议院前前后后经历的所有激烈辩论进行了分类、澄清和研究。
10月3日，伊利诺伊州博览会在斯普林菲尔德开幕。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到了城里，男人们带着品质上乘的猪、马、牛和玉米，女人们则带来了果酱、果冻、馅饼和果脯。但是，与另一个稀罕事相比，这些展品都被人抛诸脑后了——广告已经发布了好几周，道格拉斯将在博览会开幕当天进行演讲，全州上下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会赶来听他演讲。
那天下午，他的演讲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他重温着自己的经历，时而解释，时而辩护，时而又抨击。他激烈地否认自己努力“在某个州推行或禁止蓄奴制”——让民众照自己的意愿对待蓄奴制吧。
“当然了，”他喊道，“如果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民有能力管理自己，他们也一定能管好几个可怜的黑鬼。”
林肯就坐在前排，把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也思索着如何一一加以回击。道格拉斯讲完后，林肯宣称：“我明天就把他的皮扒下来，挂到篱笆上。”
第二天上午，全城上下，包括博览会区域，遍布传单，称林肯将公开回应道格拉斯。公众抱着浓厚的兴趣，不到下午两点，演讲的会堂里就坐满了人。不久，道格拉斯现身，坐到了台上。像往常一样，他的衣着干净整洁，头发也梳理得无可挑剔。
林肯太太已经坐到了人群中，出门前，她使劲刷了刷林肯的上衣，放妥一副干净的衣领，还把他最好的领带熨了熨，她急不可耐地想让林肯在装束上占上风。可是，那天很热，林肯知道，会堂里的空气将非常闷。所以，他脱了上衣和马甲，去掉衣领，解开领带，大步走上了台。衬衫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棕色的细长脖子从里面伸出来。他头发乱糟糟的，靴子褪了色，也没有打理。仅剩的一根“加里斯”就在那里吊着极不合身的短裤子。
一看到林肯，玛丽又气又窘，急红了脸。她感到极度失望，差不多要哭出来了。
彼时彼刻，没有人想到——今天，我们知道——在那个炎热的十月天下午，这个其貌不扬、连自家妻子都为他感到羞愧的男人，开始了一份让他名垂青史的新职业。
那天下午，他做了人生中第一次伟大的演讲。如果把那天之前他所做的演讲收进一本书，把那天以后所做的演讲放进另一本书，你很难相信两本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那天演讲的是一个全新的林肯——一个被巨大错误唤醒的林肯，一个为受压迫民族辩护的林肯，一个被伟大的道义触动、感动并鼓舞的林肯。
他回顾蓄奴制的历史，给出了五个痛恨它的理由。
他带着崇高的宽广胸怀，大声宣布：“我对南方人不抱有任何歧视。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们也会跟他们一样。若非南部本就存在蓄奴制，他们也不会采用。如果这里存在蓄奴制，我们应该也不会轻易放弃它。”
“南部的人民跟我们说，他们跟我们一样，并非蓄奴制的始作俑者，我承认这个事实。有人说，因为这一制度的存在，人们很难用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摆脱它，我也可以理解这种说法。我自己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当然也不会怪罪他们不作为。即使把世间所有的力量都给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一现存的制度。”
在三个多小时里，汗水不住地从脸上滚落，他坚持回应道格拉斯，揭露他的诡辩，展示他立场的谬误。
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演讲，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道格拉斯在台上急得龇牙咧嘴，坐立不安，他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打断林肯。
大选不远了，年轻而进步的民主党人已经开始投票，并抨击道格拉斯。伊利诺伊州的选民投票之后，道格拉斯派的民主党人就溃败了下来。
那时，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产生。1855年2月8日，伊利诺伊州议会在斯普林菲尔德举行会议，目的就是选举参议员。为此，林肯太太特地买了条新裙子和一顶新帽子，她的姐夫尼尼安·W.爱德华兹，出于乐观的预期，事先准备了一场欢迎宴会，以庆祝林肯当选参议员。
第一轮投票之后，林肯以六票优势，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位候选人。但此后他一直处在追赶的位置。到第十轮，他已经确定失败，最终，莱曼·W.杜伦巴尔当选。
莱曼·杜伦巴尔娶了朱莉娅·杰恩，这是一位年轻的女士，还给玛丽·林肯做过伴娘，可能是林肯太太最亲密的朋友了。那天下午，玛丽和朱莉娅肩并肩坐在众议员会堂的包厢里，注视着参议员的选举过程。当宣布朱莉娅的丈夫胜出时，林肯太太勃然大怒，之后气急败坏地离开了会堂。她怒不可遏，妒火中烧，从那天起一直到过世，都没再跟朱莉娅·杜伦巴尔说过一次话。
林肯既悲伤又沮丧，他又回到了那个墙上带着墨水污迹的、肮脏的办公室，那个种子都能在书架上的灰尘中生根发芽的办公室。
一周后，他重新给老巴克套上轭，在寂寥无人的大草原上，赶着车从一个乡村法庭到另一个乡村法庭。可是他的心思已经不在法律上了。他现在整天谈论政治和蓄奴制，而非其他。他说想到数百万人被奴役，自己就万分痛苦。他的悲伤情绪比以前更频繁、更严重，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一天，他跟另一个律师一起住在乡村旅馆里。黎明时分，他的同伴醒来，看到他正穿着睡衣，坐在床沿上沉思、沮丧地自言自语、茫然地出神。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第一句就是：
“我告诉你，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这样，蓄奴制和自由共存。”
不久，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位黑人妇女找到林肯，向他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她儿子去了圣路易斯，在一艘密西西比州的蒸汽船上找了份工。可当他抵达新奥尔良后，就被关进了监狱。他不是奴隶出身，可又没有文件能够证明。他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直到他的船也离开了。现在，他们要把他当奴隶卖掉，来偿还监狱的花销。
林肯把这个案件提交给伊利诺伊州州长，州长回复说他既没权力、也没能力插手这个案子。而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也在回信中说他无能为力。于是，林肯又回去找到伊利诺伊州州长，敦促他采取行动，但是州长拒绝了。
林肯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大声喊道：“上天为证，州长，您可能真的没有权力让他们释放这个可怜的孩子，但我要让奴隶主在这个国家找不到立足之地。”
第二年，林肯四十六岁了。他告诉自己的朋友惠特尼，他“觉得需要” 一副眼镜，于是，他来到一家珠宝店，花37.5美分买了第一副眼镜。
[1]耶稣基督的使徒犹大，为三十枚银币出卖了耶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