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阿城，我先得给他道歉。前年我采访过阿城，听他聊汽车。后来我根据录音整理了一篇记录，就是《听阿城聊那汽车的事情》。我的随笔录《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出版时，我把它收到了里头。其实这篇文章里头的话都是阿城说的，我不过是一个整理者，把它当成自己的文章收进书里,显然有一种夺阿城之美的意思。后来，我请阿城写一篇《北京病人》的评论，于是阿城写了~篇《检阅北京病人》。当时我们家没有传真机，我请阿城传给唐大年。唐大年打来电话，说文章写得挺有意思的,着实把我表扬了一通，但好像没有完。我赶紧跟阿城联系，把唐大年的意思跟他说了。阿城于是又给唐大年发了一遍。这篇传真比头一篇多了一个字，就是结尾加了一个“完”字。这篇文章后来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是我在报摊上偶然看到的，于是我赶紧给阿城打了个电话，告他这件事情。想不到《南方周末》的责编向阳为此受到了批评,因为他没能及时把消息通知给阿城，好像稿费也寄迟了。从这一点来看，阿城对待事情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这是上星期在一个酒局上，向阳跟我说的。我听了心中一惊，觉得这其中也有自己的闪失。还是说回阿城这篇文章，我特别喜欢他题目里的“检阅”二字，并且想象着一堆北京病人歪七扭八地站在一个操场上，阿城坐着敞篷吉普,挥着手从我们的面前经过。只见他戴着呢子礼帽，穿着中式棉袄，样子有点像外国人跑中国来说相声。而且鼻头红红的,嘴里还含着一个烟斗。烟斗里的烟和吉普车屁股里的烟在天空中融为一体。必须说明的是，这辆敞篷吉普也必须是阿城本人攒的。
后来有幸跟阿城吃过两次饭。一次是韩国料理，阿城没怎么说话，但撮得津津有味，只简单说了说为什么管韩国人叫高丽棒子。还有一次是在瓦缸寨，这家餐馆以标榜新派川菜在京城著称。记得那天堵车，阿城来晚了，我帮他往衣服架子上挂呢礼帽,没挂好,帽子掉在地±0阿城那天也没太说话，甚至比吃韩国料理时的话还少。眼看饭局快结束了，我忍不住问阿城这儿的菜怎么样,阿城说,自己不花钱,不好说什么。两次吃饭,阿城都没喝酒。据阿城自己讲，他是年轻的时候喝伤了。当年插队,阿城靠喝酒在村与村之间给人家铲事儿。再后来很长时间都没跟阿城联系。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一个老年人的声音，问哪位找阿城。我这才发现，原来我是在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机的按键碰了。因为我的手机用拼音储存号码，阿城被储在了头一个。我赶紧说没事儿，是我不小心碰到了按键。阿城和蔼地说，没事就好。说完就挂了。此时，他正在江南小镇拍《小城之春》。最近一次见到阿城是在水印酒吧,当时我们一帮人正在玩锄大地,阿城进来了。我本想过去打招呼，但看到他后边又陆陆续续进来很多人，他们看上去岁数都挺大，而且来这儿似乎有正经事，便没有贸然打扰。倒是王朔后来到我们这边坐了坐，我问他是不是在开会，他说他也弄不清楚。没过多久，这帮人又转到王朔自己的酒吧去了。
2002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