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寿阳公主梅花妆花黄螺子黛啼妆血晕妆看杀卫玠娘子军服妖
尚未出嫁的女孩一般叫做“黄花闺女”，这个称呼是如何得来的呢？传说中“黄花闺女”一词源于金陵，即今日江苏南京。
黄花闺女与公主
《刘裕像》
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铜山）人。南北朝刘宋王朝开国皇帝，420—422年在位，谥武帝，明人李贽誉其为“定乱代兴之君”。
《十二花神图》
沈心海、黄山寿、潘振镛等于甲寅（1914年）作。立轴，纸本设色，174.5厘米×91.6厘米。寿阳公主因梅花妆之故，后被民间传为正月花神。
据传，南北朝刘宋时定都南京，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生得十分美貌。有一天她在宫里玩累了，便躺卧于宫殿檐下，当时正逢梅花盛开，一阵风过去，梅花片片飞落，有几瓣梅花恰巧落在她的额头上。梅花渍染，留下斑斑花痕，寿阳公主被衬得更加娇柔妩媚，宫女们见状都忍不住惊呼起来。从此，爱美的寿阳公主就常将梅花贴在前额，以此作为装扮。寿阳公主这种打扮其后被人称为“梅花妆”，传到民间后，许多富家大户的女儿及歌伎舞女都争着效仿。但梅花是有季节性开放的，不能于四季供人采摘，于是有人想出了法子，设法采集其他黄色的花粉制成粉料用以化妆，这种粉料便叫做“花黄”或“额花”。由于梅花妆的粉料是黄色的，加之采用这种妆饰的都是没出阁的女子，慢慢地“黄花闺女”一词便成了未婚少女的专有称谓了。另说因**能傲霜耐寒，常用来比喻人有节操，所以在闺女前面加上“黄花”二字，就说明这个女子还没有结婚，而能保持贞节。以上的说法均系民间传说。据考证，贴花黄之风俗并非始于刘宋时期，早于刘宋王朝的北朝民歌《木兰诗》中就有“对镜贴花黄”一句，诗中的花木兰是北魏一个普通民间女子，由此可见那时这种妆容已然很流行了。
据史料载，花黄又称额黄、鹅黄、鸭黄、约黄等，是把金黄色的纸剪成各式装饰图样，或是在额间涂上黄色。这种化妆方式起源于秦朝，于南北朝时开始流行。当时佛教盛行，爱美求新的女性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启发，将额头涂成黄色，渐成风尚。南朝梁简文帝萧纲《美女篇》“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中的约黄就是指额黄。到唐朝时，额黄更加盛行，如卢照邻诗，“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皮日休诗，“半垂金粉如何似，静婉临溪照额黄”；郑史诗，“最爱铅华薄薄妆，更兼衣着又鹅黄”。经过五代到宋代时，额黄还在流行，如宋彭汝励诗：“有女夭夭称细娘，珍珠落鬓面涂黄。”古时还时兴过由额黄发展而成的佛妆，宋人张芸叟《使辽录》中说：“胡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这种潮流并未大范围地在汉地流行，但却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宋人彭汝砺的《鄱阳集》中说，当时有个女人面色发黄，官吏见到以为得了瘴气病，没想到这个女人坦然地说，不过是“佛妆”而已，一众愕然。
【唐】佚名《弈棋仕女图》
绢本设色，纵63厘米。吐鲁番阿斯塔纳187号墓出土，墓主张氏是武则天时安西都护府的官员，曾被授予“上柱国”勋爵。图中仕女头饰额黄，为唐朝盛行一时的装扮。
据考证，历史上刘宋朝的寿阳公主就是会稽宣长公主，生于383年，卒于444年。关于她始创“梅花妆”的记载见于宋代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十《时序部·十五·人日》引《杂五行书》所言：“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竟效之，今梅花妆是也。”五代前蜀诗人牛峤《红蔷薇》“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即说的这个典故。由此可见，“梅花妆”在当时极为盛行。至今在敦煌壁画中，我们还可看到有在额上贴着四瓣或五瓣梅花形图案的人像。后代文人爱极了“寿阳公主梅花妆”这个故事里的意**调调，诗词里不断重现当日情境，也产生了姜白石著名的《疏影》词里“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这样的佳句。
时过境迁，后人关于历史的猜测却永远没有止境。我们可以认为“梅花妆”与“花黄”并非同源的妆饰，也可以认为寿阳公主在“花黄”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而成“梅花妆”。总之，若一再强调其所谓真实来源，若姜白石等人追根究底，也就不会出现那些意境优美、赏心悦目的作品了，这岂不大杀风景？
古人的妆容
女人爱美之心，古今一同。化妆是美容的一种方法，我国古代称为“香妆”“妆点”“妆饰”，其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18000多年的旧石器时代，周口店山顶洞人已会使用骨针缝制衣服，用成串贝壳、美丽的小石头等作装饰，新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上还出现了妇女用红土涂脸等美容化妆的痕迹。
先秦时期，宫中妇女已开始用白粉敷面，用黛画眉了。黛是一种矿石，并不坚硬，脆软易染，在矿物学上属于“石墨”一类，其中品种最名贵的叫做“螺子黛”。在《楚辞》中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的诗句，《韩非子》中也有“故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的记载。此时，化妆品出现了粉黛、胭脂、眉墨、兰膏等品种。上文中提到的“螺子黛”出产于波斯国，制作精致。它是一种经过加工制造，已经成为各种规定形状的黛块，使用时无须研磨，只蘸水即可，因此螺子黛受到当时女性的喜爱。据《隋遗录》中载，隋炀帝杨广曾十分宠幸善画眉的吴越女子吴绛仙，封为崆峒夫人。杨广因征高丽、修运河致使国库空虚，于是给其他嫔妃改用便宜的“铜黛”，唯独给吴绛仙的依旧是每颗价值十金的“螺子黛”。
史书记载，在2000多年前的商朝，商纣王就喜欢把红花（中药）捣成汁，给宠妻爱妃染红脸蛋和红指甲。因燕国出产的红花汁质量最好，被称为“燕汁”“燕支”，这便是“胭脂”一词的起源，也是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胭脂品种。胭脂有“面脂”和“口脂”之分，是和妆粉配套的主要化妆品。关于“胭脂”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此行不但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而且带回了大量的异域民族风物，其中就有胭脂。由这两种说法看来，胭脂应该始自匈奴，后来传到汉地。东汉时班固出使西域回来后说过：“匈奴名妻曰阏支，言其可爱如燕支也。”现在甘肃永昌县与山丹县之间，还有叫燕支山或焉支山的山脉。后来宋人高承所著《事物记原》中有“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此妆之始也”之说，不难看出至秦代已有人用修画眉毛、涂搽腮红的方法来化妆了。
另据记载，在春秋时期，美女西施已懂得以水代镜来梳妆打扮，殷人已经开始用铜镜梳妆打扮。到了汉代，各种铜镜已成为妇女梳妆打扮的常用工具，汉代贵族妇女的奁（梳妆匣）中还装有假发、梳篦、毛刷和胭脂粉等化妆用具及用品。
【清】乾隆时玛瑙琴式奁盒
以玛瑙为胎、古琴为形，精工而制成奁盒，立意高妙，雅趣典致。盒身双面皆有浮雕，为双鹊望梅、百子福寿之类，栩栩如生，盖上另镌有“乾隆年制”篆文四字。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美的追求也日益提高。一些贵族妇女不仅喜欢涂脂搽粉，也标新立异地在额上、眉间、两颊画上或贴上各种花纹的图案，或将翠珠、金箔镂贴在脸上作“妆靥”，这种化妆在晚唐最为盛行。“妆靥”的盛行情况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可窥见一斑，刘禹锡写道“花面丫头十三四”，温庭筠也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诗句。发展至唐代，妇女美容化妆已十分普遍，更出现了红妆、催妆、晓妆、醉妆、泪妆、桃花妆、仙蛾妆、血晕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等名目繁多的妆容。泪妆又称啼妆，顾名思义是在脸上以胭脂勾勒出哭泣后的泪痕，以博得怜爱。据《后汉书》载，啼妆为东汉祸患最厉的外戚梁冀之妻孙寿所创。后来梁冀倒台，孙寿亦因此妆被人讥为“狐媚”。传说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也都是她的发明。血晕妆为唐时妇女的一种妆容，即在剃得精光的眉毛上下，用红紫色涂画三四横道，接着用手将之相连化开，看上去如同血晕，即便现在看来也是极为另类的。宋人王谠的《唐语林》记载：“长庆中……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
古人妆容中对唇的要求也很高，词牌名中即有“点绛唇”一例。时下有很多标新立异的女孩子将嘴唇画成黑色，其实唐朝的杨贵妃早就已经试过此种化妆方式了。时人曾有诗记录过这样的风尚，其中描述了当时长安女子流行在唇上涂黑油（称为“乌膏唇”），脸上抹白粉的化妆术。公元601年，高丽僧还把口红传到了日本。
从史料上能看出，唐朝是古中国最为繁荣富庶的时期，人民安居乐业、衣食充足，物质生活的充裕让精神生活有了更大的发展余地，于是此时妇女的妆容得到很大发展，种类花样繁多。其实化妆本为私人之事，但在男权本位的封建社会，女子过于招摇一定会遭到排挤。同时唐朝妇女多向往标新立异，因此常出现古怪另类的妆容，这必然引起封建礼教卫护者的不满，一些朝廷官员对此公开提出了异议。在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史书《唐会要》卷三十一中载，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有司奏：“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其妆梳钗篦等，伏请敕依贞元中旧制。仍请敕下后，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内改革。”由此亦可见当时妆容之盛，已由个人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乃至需要政府部门出来调控的程度。
魏晋的病态审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员的选拔，主要依据当地的豪门大族或者名士对本乡士人的品评，按照品德和才干分为几个等级向朝廷举荐，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因此“人伦鉴识”之学应运而生，出现了一批号称“知人”的名士，如乔玄、孔融、司马徽、刘邵等。他们认为高明之士必具有异操独行，而这种异操独行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容貌和言谈举止上，如魏人刘邵在《人物志·九征》中说：“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
所谓“象”也就是“征”，它主要表现在个人的形体上：“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因此，那些擅长人伦鉴识的名士，都非常重视人物的“容止”，他们喜欢用玉树、珠玉、玉山、璧玉、脂粉等明显带有女性美特征的词比拟人物，这显然受到了相书的影响。《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就受到相书《玉管照神局》“欲知富贵聪明，须知眼如点漆，口如四字，唇似朱红，两角朝于天仓，定是公侯之位”说法的影响。由于品题者和被品题者都是当时的名士，因此这种“人伦鉴识”之学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文人甚至产生了对女性阴柔之美的病态追求。
魏晋南北朝笼冠大袖衫
此风始作俑者是三国魏尚书何晏，据《三国志》载：“晏尚主，又好色……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用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个何晏自恋异常，还有着“易装癖”。除了爱做女人打扮，当时的文人还有“熏香”的风尚，如《郭子》一书载陈骞女与韩寿私通：“骞以韩寿为掾，每会，闻寿有异香，是外国所贡，一着衣，历日不歇。骞计武帝唯赐己及贾充，他家理无此香；嫌寿与己女通，考问左右，婢具以实对，骞即以女妻寿。”一国之君竟然赐异香与其最器重的大臣，而其女又将其私赠情郎，可见“熏香”风尚在当时的贵族子弟中盛行的程度。这种风尚在《颜氏家训》中也有提及：“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可见当时社会风气的颓靡。
魏晋时期是一个崇尚个性、强调特立独行的时期，加上何晏等的名人效应和相书的影响，这种病态审美观很快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继而影响到了普通老百姓的审美观，“男色”在整个魏晋时期受到异于其他时代的尊敬和礼遇。据《晋书·潘岳传》记载：“（潘）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裴子语林》亦云：“王仲祖有好仪形，每揽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又酷贫，帽败，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妪戏，乃得新帽。”自恋至此仍能得到时人的赞誉，当时世人对外在形象的追求可见一斑。《世说新语》甚至专设了“容止”一节，记载貌美的名人，如言嵇康行如“玉山”、潘安“美似璧玉”、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王戎眼若“岩下电”等。更能说明时人风尚的是所谓“看杀卫玠”的典故：卫玠“总角乘羊车入市，风神秀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因为“观之者倾都”，而卫玠又“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之‘看杀卫玠’”。
凡事皆有两极，在整个社会对外在美的过分追求之下，对外在丑之人的厌恶自然更深。与潘岳同样文才飘逸的张载就因其相貌丑陋，而受到与潘岳截然相反的“礼遇”：潘岳回家载的是满车果品，而张载则拉回一车向他投来的瓦砾。更不幸的是左思，史传他“绝丑，亦复效（潘）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左思仿效潘岳出游，竟因为长得难看而被吐了满身满脸的口水，真是何苦来由。“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为人放浪形骸、行迹洒脱，但因其丑陋而被叱为“土木形骸”。同为饱学名士，只因相貌的差异，却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际遇，不禁令人惊异。
【东晋】顾恺之《列女图》（宋人摹本）
反映了魏晋时期贵族男子穿着的时兴风格——头戴卷梁冠，身着宽服大袖的长袍。
唐朝盛行的女易男装
与魏晋崇尚“女装”相反，唐朝时女子做男装打扮曾一度蔚然成风。在《木兰辞》中，花木兰是为了替父从军才女扮男装以期掩人耳目，唐朝女子则完全是出于追捧风尚而为之的。
据《新唐书·五行志》载，在唐高宗与武则天举行的一次家宴中，他们的爱女太平公主即以一袭男装示人。她身穿紫衫，腰围玉带，头戴皂罗折上巾，还佩戴着边官和五品以上武官的饰物，并以赳赳男子的仪态歌舞至高宗面前。高宗、武后笑着对她说：“女子不能做武官，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打扮？”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扮男装这一做法的宽容。其实就是武则天自己，在小时候也曾做过男装打扮的。《新唐书·后妃传》还记载道，武宗妃子王氏善于歌舞，又曾助武宗获得帝位，是以深得君王的宠爱，武宗甚至一度要册封其为后，因其出身寒门且未有子嗣才作罢。王妃体长纤瘦，与武宗的身段相似，当武宗打猎时她便穿着男子的袍服陪同，两人并骑而行，人们常分不出来哪个是皇帝，哪个是妃子。另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玄宗时的宫人“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即宫内宫外、贵族民间，多有女子身穿男式衣衫，足蹬男人皮靴，可见这一风尚已在民间流传。
【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绢本设色，纵51.8厘米，横148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根据唐朝女易男装的风尚，很多专家猜测图中虢国夫人即着男装出游。
关于唐朝女子做男装打扮风行的原因，学界说法不一，而这种与2000多年封建礼制相悖的现象，的确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如果从社会因素来看，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从高宗到玄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的参政，几乎给社会造成一个“女人国”的假象。纵观中国历史，虽然女性把持朝政的例子不在少数，但唯一改号称帝的却只有武氏一人，由此可见有唐一朝，女性的地位相较其他朝代为高。另外，李唐统治者具有胡人血统，性格粗犷开放，与礼仪法度相比更注重实力与武力，比如在夺取隋朝政权时，唐太宗的三女平阳公主就曾亲自组织过“娘子军”参战。另外唐朝人的物质条件较为充裕，在稳定和繁荣的社会背景下，女子更爱表现自己，更有武后以女身称帝，使妇女的主观意识增强，易突破常规，做出惊人之举。
其实女扮男装并非唐人首创，只是在唐朝更为兴盛。据说暴君夏桀的宠妃妹喜也爱做男人打扮，曾戴男人帽子。春秋时齐灵公喜见身边的妇女做男子装扮，于是命媵妾侍婢穿男人衣服，戴男人装饰。国中妇女纷纷效法，都城满目皆是男装女子，一时天下大乱，于是灵公不得不下令禁止民间女子穿着男服，唯独宫女照常是男子打扮。民间女子对灵公的做法不满，仍然喜穿男装，灵公大怒，下令凡见男装女子就撕裂她的衣服，剪断衣带，使其难堪。但还是有为数不少的女子不怕凌辱，照旧穿男装。齐相晏婴深知强迫改装行不通，便向灵公建议，若要禁令通行，最好先从宫内做起，如果宫中妇人都穿女子的服装，民间女子的男子打扮便不禁自绝了。灵公采纳了晏婴的建议，女子好男装的风潮果然过去了，其事载于《晏子春秋》。
唐朝之后，女扮男装开始被否定，礼教对妇女的压力再次加重起来。一般正史《五行志》中多设“服妖”一节，内容为对女扮男装的谴责。由宋祁、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成于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在记载了太平公主女扮男装的事情后，已然用“近服妖也”对其加以贬损了。
链接一：巾帼不让须眉——略谈几位古代女英雄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流行过一部革命电影，名为《红色娘子军》，故事讲的是贫农的女儿吴琼花为反抗地主南霸天而参加解放军，最后终于得报仇怨，据说吴琼花的形象是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为原型塑造的。
那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奇女子们，常被称为“巾帼英雄”。古时候的贵族妇女在举行祭拜大典时，要戴一种用丝织品或发丝制成的头饰，上面缀有金珠玉翠，这种头巾式的头饰即称“巾帼”，其后成为女性的雅称。
据《尚书》记载，早在周朝时我国就有了“娘子军”。当时她们从事的一般是后勤工作——“采集果实以佐军食，且缝纫之事亦令为之”。战国时期的女兵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防守城池，二是运输辎重粮秣，即军需物资，这种制度一直从战国沿袭到秦代。《墨子·备穴》记载：“诸作备穴，五十人，男女各半。”此处“五十人”为一个单位，用来说明男女兵的比例，并非守城士兵仅50人。那时不仅一般平民百姓家的女子要服兵役，就连一些达官贵人家的闺秀也要编入军中，《史记·田单列传》中就记载了田单让自己的妻女也参军的故事：“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建筑用具），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史记》中还有女侦察兵的记载：“陈平乃库出女子二千入阳城东门。”窥探敌情竟用上2000名女兵的侦察队，其阵容可谓不小。
在民间流传的文学作品、讲古平话中常会见到这类巾帼英雄，有薛家将中的樊梨花，更有杨家将中的满门英烈——大破天门阵、大名鼎鼎的穆桂英，老太君佘赛花，烧火丫头杨排风等，为刀光剑影的铁血战场注入了不少柔美之力。
纵观中国历史，真实存在的女英雄也不在少数，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是商王武丁的元配夫人，从其墓中挖掘出的资料推断，她的名字应该是“好”，“妇”则是一种亲属的敬称。她还有另一个称号是“母辛”。商朝的武功以高宗武丁时代最盛，他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帝国疆域扩大了数倍，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甲骨文中记载，有一年夏天商朝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妇好从此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独立的小国。妇好不但能带兵打仗，还是国家的主要祭司，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商朝是个迷信鬼神的国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妇好委以如此重职，可见妇好的能力之强及武丁对她的信任。除了妇好，武丁手下还有好几位女武将，有名字记载的还有一位妇妌，她的地位仅次于妇好，也曾多次率军征战，还兼理农业和内政，后被封在井方，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
号称“乐府双璧”之一的北朝民歌《木兰辞》，描写了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经好莱坞拍成动画片后更是全球闻名。真正的花木兰历史上确有其人，她是西汉谯城（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东魏村人，魏氏女，生卒年不详，其父名应，乃汉初材官骑士。木兰秉承父志，自幼习武，尤工剑术。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大举入塞，杀掠甚众，文帝大征天下民众御敌，木兰父当往从军，而年老难行，弟弟尚且年幼，木兰悯其父老，便替父从征。木兰初为普通兵卒，既而为小校，后累功升为将军，守燕山南麓之曲逆。她驰骋沙场，断旗斩将，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单于不敌而退。木兰从军凡12年，战功赫赫，但人终不知她为女子。凯旋而还后，天子嘉奖她的功劳，封为尚书郎，花木兰不受，恳奏回家省亲。及至衣锦还乡，换上女装，人们才知道她原来是女子。木兰墓位于亳州城东魏村北，冢丘高大，苍松环护，乡人又为她立祠，每年四月初八为木兰生日致祭。唐朝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偕武则天泰山封禅还朝，路经亳州，朝拜亳州老君庙和木兰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追封木兰为“孝烈将军”。
吕母（？—18年）是西汉末年最早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她是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人，儿子吕育曾任县游徼，掌管一乡巡察缉捕。王莽新朝天凤元年（14年），吕育因没有按县宰吩咐去惩罚那些交不起捐税的百姓，以至于被县宰所杀。吕母满怀悲愤，发誓为儿子报仇。她把家产全部拿出来，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很快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演练兵马，等待时机。天凤四年（17年），吕母登上奎山西麓的土台祭天，自称“将军”，率领起义大军浩浩****杀向海曲城，经过一番激战后活捉县宰，将其处死。从此吕母声名大振，远近贫苦农民纷纷投奔于她，不久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吕母起义”掀起了反抗王莽统治的星火，并很快形成席卷全国的燎原之势。天凤五年（18年），吕母病故，其部卒大部分参加了赤眉军，其余分别投奔到青犊和铜马等农民起义军中。
冼夫人（约520—601年）是岭南俚族（百越的一支）杰出的政治领袖，周恩来总理曾称颂她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她出身于首领世家，“幼贤明，多筹略”，善于“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卓越不凡的领袖人物，在乡里很有威信，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进军岭南，遭到陈朝旧臣和部分少数民族的抵抗，冼夫人获悉后立即派其孙冯魂前往迎接隋军，并以自己所辖八州归附隋朝，使隋军得以进至广州，最后完成岭南地区的统一，冼夫人也因此受封为谯国夫人。冼夫人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具备称雄割据的条件，但她始终拥护封建朝廷，维护祖国统一，成为支持南朝梁、陈两代和隋与唐初稳定珠江流域政治局面的主要支柱。此外，由于梁朝采纳了冼夫人的建议，在海南岛俚人地区重新恢复了郡县制度，使中原地区与海南岛的关系日益密切，有利于祖国统一和俚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冼夫人教子有方，后来她的孙子冯盎坚决不割据称王，并归附唐朝，对唐朝统一岭南地区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人为了纪念她的丰功伟业、高风亮节，在两广的高、雷、化、钦、廉等州建造了很多庙宇，其中茂名、电白等地往往一县就有一二十处。
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和嫡妻窦氏的第三个女儿，她是一个真正的巾帼英雄，才识胆略丝毫不逊色于她的兄弟李世民、李建成等人。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在唐朝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排名十四，谋略出众，是唐朝的大功臣。当李渊起兵的消息传来时，平阳公主就到处联络反隋义军。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以其超人的胆略才识，三个多月就招纳了四五支在江湖上已有相当规模的起义军。平阳公主率领的义军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这支由女人做主帅的义军，军纪非常严明。平阳公主令出必行，整支军队都对她肃然起敬，在割据混战的各个势力中尤其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老百姓将平阳公主称为“李娘子”，将她的军队称为“娘子军”，这便是“娘子军”一词的由来。平阳公主这时的主要任务是防守李家的大本营山西，她驻守的地方为出入山西的咽喉，原名苇泽关，后也因之改名为“娘子关”。关于平阳公主的名字，《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无记载，而且长安之战后她的事迹在史籍中也宣告消失，直至武德六年（623年）才记下她以军礼下葬的死讯。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由军队为女子举殡，仅此一例。
梁红玉（1102—1153年）是宋朝著名的抗金女英雄，丈夫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淮安北辰坊人，原籍安徽池州。梁红玉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她自幼随侍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建炎四年（1130年）春，金军从杭州肆虐而归，韩世忠的部队已紧急出动，抢先占领京口一带的金山、焦山，专截金兀术的归路。当天宋军与金兀术开战，梁红玉临场指挥战斗，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宋军士气百倍，把金兀术的军队困在黄天**达48天之久。此战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谋，以8000名宋军对抗10万金军，名震华夏。黄天**一战使金军丧胆，再也不敢随便越长江南侵。后来韩世忠联合岳飞、张俊，三路大军一同北伐，梁红玉专门训练出一支女兵队伍，屡立奇功。岳飞被害后，韩世忠愤然辞官，与梁红玉归隐杭州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红玉也相随而去，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秦良玉（1574—1648年），字贞素，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秦良玉自幼从父习文练武，善骑射，通诗文，有智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秦良玉嫁给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石柱宣抚使马千乘，后马千乘因开矿事得罪太监邱乘云，冤死云阳狱中。按土司之制夫死子袭、子幼则妻袭，秦良玉继任其职。她曾派出族人救援沈阳抗击后金，更曾亲率3000精兵北上，镇守山海关。清军入关南下，她坚持抗清，被南明隆武帝加封太子太保、忠贞侯，成为中国唯一登录正史将相列传（非列女传）的巾帼英雄。明崇祯帝见过女将军后感慨万千，曾写下四首诗夸赞她的功绩，并御笔亲书赐给良玉，其中一首将之比做蜀国丞相诸葛亮，可谓极高的评价，其诗为：“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秦良玉的故事青史流传，后人也多有赞颂，其中以“鉴湖女侠”秋瑾的惺惺相惜之情最含真味，诗云：“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北京四川营胡同就是秦良玉当年北上勤王屯兵遗址。
冯婉贞，清咸丰年间人，北京谢庄人，祖籍山东，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侵略军占领了北京以后，到处杀人放火，抢夺财物，这种暴行很快扩大到郊区。冯婉贞与父亲带领京郊谢庄民众，于半路伏击侵略军，这一仗从清晨打到黄昏，英勇的谢庄青年打死侵略军100多人，剩下的敌人不得不丢下长枪大炮仓皇逃遁。此役沉重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决心和勇气。
傅抱石《竹林七贤图立轴》
此图为傅先生“金刚坡时期”佳作，款识：丙戌人日重庆金刚坡下，入川已八年矣。傅抱石画并记。翼公诲正。戊子六月傅抱石敬记。
生长于封建社会的女性与男性在地位上有着天壤之别，甚至被看做男子的附属品，正统思想向其灌输的多为“贞操节烈”“贤淑温婉”之类，女子们也多以此为最高理想。然而在非常时刻，一些奇女子将女性固有的坚韧力量爆发出来，上阵提刀，指挥千军万马，为理想与抱负驰骋在刀光剑影的疆场，丝毫不逊色于男儿，令人心生钦佩。正如近代革命烈士、“鉴湖女侠”秋瑾诗中所言：“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链接二：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中国三国时期魏国七位名士的合称，成名时间较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七子”稍晚，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年）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谈玄讲道，故世谓竹林七贤。
他们的政治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七人本身在政治取向上也有明显分歧，导致最后分崩离析。嵇康、阮籍、刘伶等曾仕魏，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而被杀。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籍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另据史料记载，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此事遂作罢。由此可见阮籍虽然入仕，却只“身在曹营心在汉”。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左右逢源，未失其位。
在文学创作上，七贤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达了诗人在政治压迫下的苦闷情绪。在得知山涛归附司马氏后，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颇负盛名，为千古流传的名篇。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著名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五卷，现已逸。
虽然七人的思想体系略有不同，但均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家，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早期的七贤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集在竹林喝酒纵歌，高谈阔议，其多数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东汉末年由于朝政腐败不堪，一些士大夫等人放言高论时政得失，时人称之“清议”。然而这种清议遭到宦官的干涉，并且不计其数的读书人遭杀害了，是谓“党锢之祸”。这种类似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使得士大夫中间不少人心灰意冷，对儒学开始失望后，思想学术上的变动更为剧烈，不少文人士大夫公然反对此一虚伪的礼教措施，“竹林七贤”就是基于这种社会背景产生的。虽然初期“竹林七贤”只选择了清谈作为对统治阶层不满的反抗，加之他们推崇的黄老玄学重视清静无为，因此并未对司马氏的统治基础造成什么实质性打击，然而“竹林七贤”的精髓作为“魏晋风骨”之代表流传下来，不阿谀、不攀附、追求独立精神，成为后世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