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前茅苞茅缩酒自牧归荑包茅之战管仲菁茅之谋
成语“名列前茅”意指名次列在前面，常有人会把“茅”误写成长矛的“矛”，其实只要理解了其中“茅”字的含义，就不会误用了。
“茅”原来是战旗
“名列前茅”与古代部队有关，“前茅”是古代行军时先遣部队手持的茅草旗，因此这里的“茅”是茅草之意。
古代行军队伍。
春秋时，晋国（今山西与河北西南部）和楚国（今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南部）两个大国争做霸主，矛盾时常激化。郑国（今河南新郑一带）是个小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处境十分困难。一次楚国发动大军侵入郑国，郑国军民奋起抵抗，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晋国派大将荀林父为统帅，出兵援郑，可还没有渡过黄河就得到消息，郑国国君已经向楚国屈服，楚军也已开始撤走了。荀林父召集部属将领，商议对策。他的主张是：“战事既然已结束，楚军也开始撤退，我们就回去算了。”另一位大将士会同意统帅的主张，并详细分析了晋、楚双方的形势，认为退兵回国是正确的作战计划。可是荀林父的副将先縠不以为然，竟不听指挥，擅自带领他的兵马渡过黄河，追击楚军，结果被楚军打得大败。
士会分析晋、楚双方形势时，曾说过“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等语，意思是楚军的前锋戒备森严，中军领导很强，后军实力也很充足，所以不宜轻敌。根据后来研究《左传》的专家杜预解释，“前茅”在此引申为走在军队最前面的先锋部队。茅是楚国的特产，楚军斥候兵（古代的侦察兵）拿来做信号旗用，斥候兵发现前沿敌人有什么动静，就举茅打信号，因此前锋就叫“前茅”。古代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即有“前茅后殿篇”，讲的是行军中前后部队的部署问题。
春秋时的楚国在行政制度上率先废除封邑制，实行“县”制，军事条例也逐步完善。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行军过程中，前哨部队的士兵以茅草为旗，当遇到敌人或紧急情况时就举起茅草旗作为信号，告诉后面的部队，以提高警惕，及时应变。据说举茅草为号最早就是由楚国著名贤相敖（孙叔敖）颁令施行的。
在古代象征神圣的“茅”
事实上，楚国军队用茅作为旗帜除了作开导之用，还希望在行军中能够招引神灵保佑百战百胜，其目的是鼓舞士气，这源于楚人祭祀的传统礼俗。
苞茅，多年生，秆高1-2米。
荆楚大地于荆山山麓南漳、保康、谷城一带盛产菁茅，《禹贡》称之为苞茅（“苞”古通包），《本草纲目》则名之香茅，也有说即今日的猴毛草（笔仔草）。楚人居荆山一带后，开始实行一种以茅草与酒为主要手段的祭祀仪式，称之“苞茅缩酒”，后来传至中原地区，极为兴盛，连周天子也予以采用。《周礼·天官》说“祭祀供萧茅”，《禹贡》《汉书·地理志》《史记》等均有记载。《史记·集解》引郑玄曰：“匦，缠结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给宗庙缩酒。重之，故包裹又缠结也。”虽然历史上楚国的疆界变动很大，从公元前11世纪末“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的山林僻壤，到楚成王时“楚地千里”，占据了江汉、南阳盆地及淮河流域，但是因产地关系，从周初以来王室祭礼用的这种“包茅”一直依靠楚人的进贡。
关于“缩酒”的仪式，杜预曾解释说：“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本作“莤”。《说文解字》解释“莤”字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为莤，象神歆之也。”“莤”字的字形上从茅、下从酒，恰是缩酒仪式的写照。祭祀时，人们束茅而立，将酒自上浇下，茅将酒中的糟粕滤掉，便成为飨神的清酒，同时酒汁渐渐渗透下去，就如同神已经饮用了一般。楚王在这一带立国之初，周天子让楚人上缴的贡品中，就已经有这种用于缩酒祭祀的茅草了。初期楚国国君地位不高，但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上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所以菁茅或苞茅也被尊为“灵茅”。《史记·孝武本纪》说：“江淮间一茅三脊，以为神藉。”“三脊”就是有三条脊棱的茅草，“藉”为祭神时用的草垫子，《史记集解》引孟康曰：“所谓灵茅也。”由此可以知道茅不但作为滤器，还被用来编织拜神时用的草席。楚国曾制定了专门的《祭典》，规定在举行重大活动，特别是军事活动的时候要进行“苞茅缩酒”这一仪式。楚人认为“茅”所到的地方如同神灵相随，在神灵的庇佑下军队必会所向披靡。
苞茅缩酒仪式。
“苞茅缩酒”的遗俗至今犹存于襄樊荆山的“端公舞”中。端公舞是南漳、保康、谷城一带的荆山民间巫教祭祀舞蹈，除原始内涵外，演变至今日，主要是用于民间的婚丧嫁娶，一般在每年秋收之后举行法事仪式，也有为临时亡故的老人而举办的。“端公舞”共16场，有时只择其几场而办之，“苞茅缩酒”则独立成篇，是单独的一场歌舞演奏。法事由能通灵的“端公”领舞，而端公现在只分布于襄樊荆山，在其他地方则已消失了。值得一提的是，据有关学者考证，韩国每年举行的“江陵端午祭”，其巫祭中酿制神酒的仪式几乎就是“苞茅缩酒”的翻版。韩国和中国荆楚之地远隔千万里，由此可见中华文化泽被之广阔。
端公舞所用的幡。
因“茅”而引发的战争
古时民俗女子赠男子以茅，即有婚姻恋慕之意。《诗经·邶风·静女》中的“自牧归荑，洵美且异”，解释为“远自郊野赠柔荑，诚然美好又珍异”，这个“荑”便指白茅。古时因对自然了解甚少，因此十分重视对神的祭祀，而茅作为祭神时不可或缺之物，又是给天子的贡品，因此被人附会出更重要的深意，有时甚至成为攻伐的借口。
春秋时，齐桓公一次与夫人蔡姬在水中划船游玩，蔡姬习于水性而桓公不会水，蔡姬一时玩得兴起，便晃动船身捉弄桓公。桓公害怕，劝阻她，蔡姬少年心性，并没有停止，两人为此竟然大吵了一架。蔡姬觉得受了委屈，跑回娘家蔡国，向她的父亲蔡侯诉苦。蔡侯一时量窄，又把蔡姬嫁给楚王。齐桓公对此十分恼怒，认为自己受了奇耻大辱，记恨于心。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第九次大会诸侯，矛头直指蔡国。蔡侯惧怕而投降，齐桓公迁怒楚国，率联军去攻打。楚成王大惊，便派大夫屈完去问缘由。而管仲为齐桓公提出的楚国第一大重罪即为“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译成白话是：“你们好久没有进贡包茅，天子因此不能祭神，于是来征讨你们。”楚成王迫于压力，只得全国上下搜集好多包茅进贡，才化解了此次兵祸，也等于是间接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包茅之战”，齐桓公借此成了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此事于《史记》《左传》均有记载。
《管仲像》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谥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虽然这次战争的原因很明显不只是男女感情问题，楚王不进贡包茅也并非问题的根源所在，一切不过是齐桓公打击异党、欲图称霸的手段，但管仲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依然得到包括被责问的楚国在内的诸侯一致认可，还是可以看出包茅在当时的重要之处。
关于齐桓公、管仲利用包茅成事，历史上还有另一则“菁茅之谋”的故事。据《管子》书中所言，当时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向管仲请教“周天子向诸侯征赋未得响应”的解决办法，管仲提出让周天子将包茅的产地看守起来，当周天子要在泰山祭天、梁父山祭地时，可以下诏：“凡随从天子同祭的诸侯，都必须携带一捆包茅作为祭祀之用的垫席，不按照命令行事的不得随从前往。诸侯若不随行即成众矢之的，所以他们一定会花重金购买包茅的。”事后果如管仲之言，天下诸侯都载运着黄金争先恐后地奔走求购，江淮的包茅价格上涨十倍，一捆可以卖到百金。所以周天子在朝中仅仅三天，天下的黄金就从四面八方像流水一样聚来，此后周室七年没有索取诸侯的贡品，可见当时靠“卖包茅”所聚敛的钱财之多。
链接一：春秋五霸
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在这290多年间，社会上风云动**，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记载，军事行动就有480余次。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140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下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历史上把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分别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说是去掉宋襄公和秦穆公，增加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
齐桓公姓姜，名小白，于公元前685年即位。其后他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统一，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齐桓公率兵击退戎族、狄族的进攻，又率齐、鲁、宋等八国之师破蔡伐楚，阻止楚军北进，威信由此大增。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考城），订立盟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
接着称霸的是晋文公重耳。据说重耳生具异相，目有双瞳，肋骨连成一片。早年他因“骊姬之乱”的迫害逃离晋国，在齐国、宋国、秦国等地流亡多年，30多岁时才在秦穆公帮助下归晋掌权。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领楚、郑、陈等国军队围攻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纳了部下的正确意见，争取到齐国和秦国作为盟友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后他又改善了晋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时，楚国令尹子玉大怒，发兵进攻晋军。晋文公为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战机，便以当年自己流亡曾受楚国收留为借口，命令部队向后撤退90里。古代军队行军30里叫做一舍，90里就是三舍，这就是成语“退避三舍”的由来。晋军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濮县），此地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应很方便，又便于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集中兵力。前632年四月，在“城濮之战”中对楚国取得绝对胜利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周天子册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宋襄公，宋桓公次子，本名子兹甫。齐桓公去世后，他便一心想成为中原霸主。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春，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开始便以盟主身份自居，同时又觉得自己的爵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己莫属。楚成王对其十分不满，令楚兵把宋襄王拘押起来，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杀奔宋国，被宋人众志成城击退。最后在齐国和鲁国的调解求情下，宋襄公被楚国放回。虽然宋襄公有名无实，不能算真正的霸主，急功近利、空讲仁义更是他失败的地方，但他讲信用而以仁待人，也被公认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芈姓，熊氏，名侣，又称荆庄王或熊侣。在齐国称霸时，楚国因受齐国抑制停止北进，转而向东吞并了一些小国，国力日趋强盛。齐国衰落后，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此后鲁、郑、陈、宋等中原国家先后归附楚国，背向晋国，楚庄王则成为中原霸主。
秦穆公，嬴姓，是秦德公最小的儿子，成公的弟弟，名任好，在位39年。秦穆公在位初时企图向东争霸中原，但由于向东的通路为晋所阻，便向西吞并十几个小国。其后他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芮两国，又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之战中被晋军袭击，大败，转而向西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称“秦穆公霸西戎”。穆公对秦国的建设影响深远，为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制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
中原五个国家相继称霸之后，吴国、越国也强大起来，争霸于东南。吴越两国国土相邻，一衣带水，先是吴王阖闾和越王允常各自图强，大兴富国强兵之政，因争霸之故曾多次交锋。阖闾重用伍子胥、孙武等人，于第一次交锋中打败越国。阖闾十九年（前496年），吴王阖闾兴师伐越，越大夫灵姑浮以戈斩落阖闾大趾，阖闾被迫还师，死于归途。其后阖闾的儿子夫差为报父仇，于“夫椒之战”大败越王勾践，接着攻破越都，俘获勾践，继而又打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附近）与诸侯会盟，争得了霸权。勾践战败后，卧薪尝胆，重用范蠡、文种等贤人，经过“十年生聚又十年教训”，使越之国力渐渐恢复，转弱为强，灭了吴国。勾践乘势北进，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今山东膝县），成为霸主。
春秋期间战事纷纷，虽然整个环境是动乱的，但各国为求争霸，都大力发展内政，自立图强，因此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争霸中使国家数量减少，打击了奴隶制周王朝的统治，同时为国家的思想交流、教育普及、人才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推动各民族融合，使国家在政治上趋于统一。
链接二：酣畅淋漓的中国酒文化
酒入肠胃，一不能充饥，二不能解渴，却被视为人类最不可或缺的饮料，无论哪个民族、何种肤色之人，都对它存有一份天然的亲切感。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酒亦成为一种重要的符号，孕育出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中国制酒历史久远，种类繁多，名品荟萃，享誉中外。黄酒是我们的民族特产，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约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约1000年前的宋朝发明了蒸馏法，从此白酒又代替黄酒，成为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民间的文艺创作、交流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乃至统治者祭祀天神祖先、各国建立盟友关系，可以说无论在江湖还是庙堂，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酒的起源
据《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先秦典籍记载，夏禹时代司掌造酒的女官员仪狄，是我国酿酒的创始人。《战国策·魏策》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夏禹的女儿命仪狄造酒。仪狄经过一番努力后酿出芳香的美酒进献给禹，禹喝完后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不再饮酒，也疏远了仪狄。也有说酒早在上古的三皇时期即已出现，仪狄对之加以了改良。关于酒的创造，民间流传更广泛的是杜康所为，乃至“杜康”已成了酒的代名词。《说文解字》里载：“杜康作秫酒。”秫是高粱的古称，也就是说杜康用高粱酿酒，这是白酒的前身。有人说杜康就是夏朝的第五个国君少康，而张华《博物志》说他是汉朝的酒泉太守，民间则传说他是周王朝王宫的酿酒师。曹操名诗《短歌行》中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广为传咏，在人们心目中，杜康就是酒的发明者，因而有了各种附会之说。明清时期的《白水县志》中记载，陕西白水县康家卫村是杜康的出生地；又有河南汝阳县的杜康矾、杜康河，也传说是杜康酿酒处；河南伊川县皇得地村的上皇古泉，传说是杜康汲水酿酒之泉。有学者认为，“杜”这个姓是周朝才有的，武王建周后，把商代的豕韦氏封于杜（今陕西西安东南），其后裔在周宣王时做官，称杜伯，为周宣王所诛，子孙逃亡至晋国，才以封地杜为姓。据此，杜康应是春秋时代人，最早不会出现在周朝以前，而根据确凿的历史记载，在周以前就有酒了，甲骨文、金文里都有了“酒”字，有名的昏君夏桀王和殷纣王，古书上都说他们建有“酒池槽丘”，而杜康生活的时代相较来说要晚得多。当然，关于造酒的这些传说，多是后世对前人崇拜附会之言，我们很难相信单靠某个人的力量就能造出酒来，若说是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由某人督造改良而成，还比较让人信服。
尽管传说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还是能看出，早在夏朝或夏朝以前的上古时期酿酒就已经存在了，这是有信史可考的。据考古学家证明，在近现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制品中，已经有了专用的酒器。《中国史稿》认为，仰韶文化时期是谷物酿酒的“萌芽”期，当时是用糵（发芽的谷粒）造酒。公元前2800年至前2300年间的中国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不少尊、盉、高脚杯、小壶等酒器，反映出酿酒在当时已进入盛行期。而新近又有距今5000多年的酿酒器具出土，说明我国原始社会时已有饮酒的习惯，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风气日盛。
☆嗜酒的名人
酒作为一种饮料有着特殊的功能，饮罢能令精神情绪进入一个非同寻常的状态，或亢奋或酣畅，在历史上嗜好“杯中物”的名人不胜枚举，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
魏晋时除了上文提到的魏武帝曹操，著名的“竹林七贤”相聚时多以酒助兴，借此摆脱现世烦恼，或借喻针砭时事。阮籍曾以酒避祸，刘伶还写过一篇《酒德颂》大赞酒的功德，好酒之名传颂千古。陶渊明更是嗜酒如命，南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据说陶渊明因饮酒过度，所生的儿子大多成了痴呆，因此老时作《止酒诗》自诫。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据说就是王羲之畅饮欢聚后乘醉而书的。
唐宋时，嗜酒的名人更多，最著名的当然莫过于“诗仙”李白。杜甫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赞语，在李白流传下来的千古名句中，与酒相关的俯仰皆是。如诗《月下独酌其二》中写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民间更流传着“李白醉酒草书吓蛮贼”，“李白醉令杨贵妃研墨、高力士脱靴”等传说。李白自称“酒中仙”，因此后世才叫他“谪仙人”。在人们心中，酒与李白已经无法拆分，古时的酒店里多挂有“太白遗风”“太白世家”的招牌，以之招揽顾客。同是唐朝大诗人的白居易，也是个大酒徒。他一生不仅以狂饮著称，而且也以善酿闻名。白居易为官时，曾分出一部分精力去研究酒的酿造。酒的好坏，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水质如何，但若配方精良，亦可使“浊水”产生优质酒，白居易就曾亲力亲为地用“浊水”酿出过美酒，并引以为豪。唐朝大画家、以“吴带当风”闻名的吴道子被尊为“画圣”，他作画往往要酒酣后才动笔。杜甫有一首著名的《饮中八仙歌》，以风趣的笔触写出了当时八位著名的酒徒，分别是诗人贺知章、李白、宰相李适之、汝阳王李琎、草圣张旭、诗人崔宗之、苏晋和平民焦遂。“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和欧阳修，也是饮君子中的佼佼者。苏轼的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千古流传，其中醉意甚浓。欧阳修自号“醉翁”，他被贬为滁州太守时写的《醉翁亭记》，其文憨态可掬、意境天成，是不世出的名篇佳作。
千年传世佳作《兰亭序》
☆佐酒助兴的文化——酒令
酒虽不是文人的独享，比如我们常看到古小说平话中，草莽英雄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举，然而不能否认，酒因为受到文人的青睐，才蕴涵了更多的文化意蕴，酒令、酒戏的流传，都是文人们为酒文化作出的贡献。
酒令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一般为席间推举一人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说诗词、联语诸如此类的文字游戏，违令者或输者罚饮，因此又称“行令饮酒”。酒令最早诞生于西周，完备于隋唐，在士大夫中甚是风行。我国的酒令五花八门，大致分雅令和通令两大类。见于史籍的雅令有四书令、花枝令、诗令、谜语令、改字令、典故令、牙牌令、人名令、快乐令、对字令、筹令、彩云令等。行雅令时必须引经据典，音韵形义工整，并且当席构思，即席应对，这就要求行酒令者既有文采和才华，又要敏捷机智，所以它是酒令中最能展示饮者才思的项目。通令的行令方法主要是掷骰、抽签、划拳、猜数等，既雅俗共赏，又易营造出酒宴中热闹的气氛，因此很多流行至今。
【清】陈洪绶《饮中八仙图》
陈洪绶（1597—1652），字章侯，号老莲，善山水，尤工人物，与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
唐代传奇《申屠澄》记载了一则关于雅令的爱情故事。布衣秀才申屠澄赴任县尉，风雪阻途，夜投茅屋。好客的主人烫酒备席，围炉飨客。申屠澄举杯行令，“厌厌夜饮，不醉不归”，引用《诗经》句行雅令。不料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主人之女就咯咯笑了起来，说：“这样的风雪之夜，你还能到哪里去呢？”说完，少女多情地看了申屠澄一眼，脱口出令：“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申屠澄听后，惊叹万分。他知道少女是用《诗经·郑风·风雨》里的诗句，隐去后两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说明少女已含蓄而巧妙地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意。申屠澄见此少女腹有诗书，又思维敏捷，心生欢喜，即向少女的父母求婚，与之喜结良缘。
酒令成为一种文化，前人多有专著。后汉贾逵曾撰写《酒令》一书，还有记载介绍各种酒令的书《酒令丛钞》《酒杜刍言》《醉乡律令》《嘉宾心令》《小酒令》《安雅堂酒令》《西厢酒令》《饮中八仙令》等传世，不一而足。
酒令中有一种既需言语又有动作配合的独特形式，我们不妨称之为“酒戏”，其中最早的是始于春秋、盛于战国的“投壶”戏，《史记·滑稽列传》就载有投壶盛况。“投壶”，顾名思义，即以矢投入壶中为胜，然所投之壶广腹细颈，内盛圆滑小豆，极富弹性，使所投之矢往往弹出。矢的形态为一头齐一头尖，光线越暗距离越远，则所用之矢越长。胜方罚输方饮酒时，并奏《狸首》乐。
魏晋时的文人雅士喜袭古风，整日饮酒宴乐，也产生了一种新的酒戏——“流觞曲水”，王羲之的《兰亭序》即描绘了当时的盛况。所谓“流觞曲水”，是选择一处有蜿蜒溪水的幽雅清静所在，集会之人按秩序安坐于潺潺流波之曲水边，为首者将盛满酒的杯子置于水中，于上游使其顺流而下，酒杯止于某人面前即取而饮之。若与会者为文人墨客，则多数要即兴赋诗吟哦，与今日的“击鼓传花”略有相似。
酒令传到唐代时，形式更加多样化，“唐人饮酒必为令为佐欢”，较盛行的为“藏钩”“射覆”等几种。“藏钩”也称“送钩”，据说是在汉武帝时发明的。汉武帝的钩弋夫人容貌秀美，但生下来就两手攥拳，从不伸开。汉武帝娶她回宫后，为其展开双手，此后才伸舒自如，因之号为“拳夫人”，又称“钩弋夫人”。据《三秦记》记载，当时的女人纷纷仿效钩弋夫人攥紧双拳的形态，人们称这种姿态为“藏钩”。到魏晋时期，“藏钩”发展为皇宫中宴请宾客之后的娱乐助兴节目，玩法为甲方将“钩”或藏于手中或匿于手外，握成拳状让乙方猜度，猜错罚酒，这好似现在的“猜有无”。“射覆”为戏同样历史久远，《汉书·东方朔传》载：“上尝使诸数家射覆。”“射”就是猜的意思，“覆”则为覆盖。游戏规则是先分队，也称“分曹”，其中一方将某器物置于覆盖物之下让对方猜测。唐代诗人李商隐精于此道，曾写诗道：“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射覆”因可用占筮等法加以推测，很为一些研究易学的名家推崇，用以加深对易象的思考和启发。历史上有很多精通“射覆”的大家，如汉代的东方朔、三国时的管辂、晋代的郭璞、梁元帝萧绎、唐代的李淳风、宋代的邵雍等，都是有史记载的一流高手。
明清两朝的酒令已然蔚为大观，投壶猜枚，或联诗对句，或拆字测签，或猜拳行令，最为流行的当推“拧酒令儿”，即旋转不倒翁。先拧着它旋转，一待停下后，不倒翁的脸朝着谁就罚谁饮酒，粤人亦称之为“酒令公仔”，近代学者俞平伯先生则引《桐桥倚棹录》称其脱于“牙筹”，即一种象牙或骨、角制的计数酒筹，为算盘的雏形。
上面提到的多为文人或官宦宴中所行的酒令，即雅令。相对来说，在民间应用更广泛的酒令为通令，其形式、花样数不胜数，如掷骰令、指掌令、划拳令等，很多传至后世仍在酒局间长盛不衰。随着时代的发展，酒令也增添了更多现代气息，一些头脑灵活的年轻人也创造了新的行令方式。可以说，只要酒宴常有，酒令也是不会消亡的。
☆历史上著名的酒宴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最著名的五大宴——满汉全席、孔府宴、全鸭宴、烧尾宴、文会宴，为其中的巅峰之作。正如俗谚所云，“无酒不成席”，宴会上除了对菜品有所要求外，对所饮用的酒类也有着近乎挑剔的筛选。在历史中，也有一些著名的酒局流传下来，却与酒菜无关，而是另具深意。
一、隐之局。因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夜宴》之故，“韩熙载夜宴”成为那几年被谈及最多的古代酒局。韩熙载是五代时南唐宰相，为避免后主李煜的猜疑，仿效古人行迹，以享乐声色为韬光养晦之掩饰，每每广开夜宴，与宾客纵情欢饮。时人顾闳中曾作《韩熙载夜宴图》，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这幅长卷工细灵动，独出神韵，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此图原作已佚，今本为宋人临摹。
二、哀之局。西晋末年，中原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后，大片土地落入胡人之手。北方士家大族纷纷举家南迁，史称“衣冠渡江”。南渡后的北方士人苟安江南一角，难免心系故园，常于闲暇时到南京城外长江边的新亭宴饮，发思乡之慨。某次有人叹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座众人感怀中原落入夷手，一时家国无望，纷纷落泪。为首的大名士王导立时变色，厉声道：“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听王导这么说，均面有愧色，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会”。
三、险之局。秦末起义时，项羽听说刘邦先占了关中，很不高兴，随后又听说刘邦想在关中称王，更是大怒。在张良和项伯的斡旋下，项羽没有立即攻打刘邦，而是摆下了一桌酒席宴请刘邦，用以试探，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席间项羽虽没听范增之言立下杀手，然而暗藏的矛盾仍有可能随时激化，当时可谓“步步夺魄，时时惊心”，若没有樊哙等人相随，刘邦几为项伯所杀。
四、夺之局。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赵匡胤害怕另有他人效法自己，取代其皇帝的位置，于是采纳赵普的建议，于一次宴饮中暗示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交出兵权。两人会意，第二日便递上奏章请求告老还乡。高怀德、张令铎、赵彦徽等手握兵权的开国元勋见此情况，也心知肚明，便纷纷称病交出了兵权，后人称此事为“杯酒释兵权”。历史上开国元勋因遭统治者猜忌而悲惨收场，如此兔死狗烹的例子屡见不鲜，与之相较，赵匡胤只收权不要命，还算得上心存故人之情。
五、寿之局。“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是清宫中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御宴。按照清廷惯例，每50年才举办一次，宴请对象是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这场酒局体现出来的气派与民间自是大不相同，不仅有御厨精心制作的免费的满汉全席，而且宴席上所有皇家的贡品酒水也都免费。这50年一遇的豪宴，成为歌功颂德的借口，被当时的文人称作“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贴士：饮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