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张飞立马铭八分书涿州女娲补天图真多山游记益德
《三国演义》中的张飞绣像。
明人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中张飞的形象早已为人熟知，小说中写道“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俨然一介赳赳武夫。街谈巷议中，张飞也是莽汉的代言人，现实里若某人冲动不细心，便称之“莽张飞”。而据今日的一些学者考证，张飞原来并非“大老粗”，而很有可能是一名兼工书法绘画的儒将。
立马铭刁斗
有关张飞善书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梁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其中写道：“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后被范疆杀之，将此刀入于吴。”这是说张飞刚被封为新亭侯时，命铁匠锻造了一把宝刀，在上面刻下“新亭侯，蜀大将也”的铭文，但是并未明确说出该铭文为张飞亲自所为。到了明代才有张飞能书的记载，文学家杨慎在《丹铅总录》中说：“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方案甚工，飞所书也。张士环诗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瞒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据三分国，宇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严剑佩，人间刁斗见银钩。空余诸葛秦川表，左袒何人复为刘！’”刁斗是古时军队的炊具，夜间也用来敲击巡更，张飞是蜀国最擅带兵作战的五虎上将，可见此说其来有据。
《张飞立马铭》石刻
虽然上文提到的宝刀和刁斗未能流传，但大约也是在明代时，四川流江县（今四川渠县）又发现了一个摩崖石刻，这便是《张飞立马铭》，又叫做《八蒙摩崖》，在明代陈继儒的《太平清话》、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以及清代赵一清所写的《稿本三国志注补》关于《张飞传》的补注中，皆有记载。《三国志》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秋，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曹操命张郃领兵三万进犯巴州。刘备令张飞率卒万人迎击于蒙头（即八蒙山，在今四川渠县）。张飞以少胜多，把名将张郃打得大败而逃。当时张飞难抑喜悦，便以石代纸、以矛作笔，在八蒙山石壁上凿下“立马铭”两行隶体大字，以示纪功、勉励士兵并兼羞辱曹军。铭文写道：“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蒙，立马勒铭。”隶文后附一小跋，颜体，胡升猷题识：“桓侯立马勒铭。相传以矛刺石，作字在四川渠县石壁。今壁裂字毁。光绪七年六月，捡家藏拓本重钩上石。侯之精灵如在目前，非徒爱其书法之工也。”此方汉代摩崖石刻惜因年代久远，山石裂崩，刻文早已损毁了。为碑文附跋的胡升猷系清末四川灌县的望族，家中富藏，精于鉴古。陕西岐山县博物馆现存《立马铭》碑刻，就是光绪七年（1881年）胡升猷于当地任知县时依家藏原拓重制的。观此碑刻正文，笔画丰满遒劲，气势刚健凝重，横画“蚕头”暗藏，“燕尾”分明，既具时代特征，又显个人风骨，中锋藏锋如锥画沙，颇堪玩味。
在我国四大古城之一的四川省阆中市，至今还有一处名胜汉桓侯祠。祠中张飞塑像两旁有一副楹联：“园谢红桃，大哥玄德二哥羽；国留青史，三分鼎势八分书。”这是诗人流沙河游览张飞庙后有感而发所写，评价张飞是个文武兼备的英雄，对联讲到“八分书”就是指当年张飞镇守阆中时留下的书法佳话。汉时的隶书叫做“汉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元吴镇《张翼德祠》诗云：“关侯讽左氏，车骑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象恐难如。”车骑便是张飞，他曾于章武元年（221年）拜车骑将军。吴镇的意思是，张飞因其兼通文武，腕力深厚，所以书法造诣很高，恐怕连三国时著名书法家——魏的钟繇、吴的皇象也比不上，这是对张飞书法艺术的极高评价。
歌赋画美人
史传张飞不但工书，还精于丹青，最擅长的竟然是画“美人”。明代卓尔昌编《画髓元诠》说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清朝《历代画征录》亦有记载：“张飞，涿州人，善画美人。”惜乎距今太久，并没有张飞“美人图”流传下来。如今涿州人说城中鼓楼北墙上的《女娲补天图》是张飞所画，其故里附近房树村万佛阁的壁画，也说成是张飞的故笔。
张飞还会写诗作赋，在打败张郃后，不但立马铭碑，还率部巡游真多山，豪兴一至，写下《真多山游记》：“王方平采药此山，重子歌玉泸山涧。雪，住宿方行。”十九字的游记，有古有今，有事有实，情景交融，言简意深，又体现出张飞作为武将的个性。
其事由来久难辨伪与真
当然，由于流传下来的实物证据不够充分，张飞是否真是一名精通书画的儒将，尚难盖棺论定。对于《立马铭》拓本，据说曾经有人鉴定其非汉代碑刻，可能为后人所造。同时，据《四川总志》所载，铭文中“军”字作“张”字，“铭”字作“名”字，与拓本又有出入。而碑刻原迹是在流江县或渠县，说法也不一致。至于涿州鼓楼的《女娲补天图》，则更类妄说。自古穿凿附会者比比皆是，难免以讹传讹，但如果对史料中的张飞细细品读，则会发现其人确非鲁莽无谋的武夫。据《三国志·蜀书·张飞传》中载，张飞跟随刘备共侍曹操时，就已被封为中郎将。中郎将在西汉时是次于将军而高于校尉的统兵武职，秩比二千石，相当于今天的主力师师长，以曹操知人善用的能力，应该不会将一个有勇无谋之辈委此重任。刘备建蜀后，张飞成为五虎上将之一，统率蜀国精兵，曹操的谋臣程昱称其“万人之敌”。程昱是三国时“世之奇士”，有胆有谋，为曹魏初期的股肱之臣，《三国志》载他“性刚戾，与人多忤”，而他能对敌将有如此高的赞许，可见张飞过人之处。《三国志》中还记载了张飞“长坂喝曹”“义释严颜”“智败张郃”的事迹，都说明他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将领。
坐落于四川省自贡市区中华路口的桓侯祠，又称“张爷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咸丰末年烧毁、同治年间重修，光绪元年（1875年）乃重建完工。
张飞形象深入人心当是小说《三国演义》的功劳，令今人多认为张飞莽撞暴躁也是因此书之力，但这却是许多读者对小说本身的误解。史书《三国志》中用小段文字描写了张飞脾气的暴躁，说他“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日鞭挝健儿”，以致最后为帐前士卒所杀。宋元时期平话艺人为充实张飞个人形象，就其进行了发挥。元代《三国志平话》在开始部分就写了张飞怒鞭督邮，并将其分尸（正史中鞭打督邮的其实是刘备），并增加了拳打段王圭、夜杀太守的故事。到了小说《三国演义》，罗贯中删去了分尸督邮、拳打段王圭和夜杀太守这些过于残暴的虚构桥段，并以重彩描写了张飞在战争中的谋略情节，可见其本意是要尽量还原历史的。到这里我们应该注意，无论正史还是小说《三国演义》，着重的都是张飞的“暴”，而非时下多数人理解的“莽”。这两个字其实存在很大差别，“暴”是描述可控的性格，“莽”则更偏向对已发生行为的判断。脾气暴躁的人因对象不同或可选择冷静下来，而莽撞的人往往智力不足，难分轻重缓急，更容易坏事。所以我们不妨推测，张飞虽然脾气暴躁，却是个粗中有细的厉害角色。
河北民间剪纸《芦花**》中的张飞形象。
当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既云“演义”，其中的确对张飞有“演绎”之处。小说言张飞“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已有很多考据者对此提出质疑：根据一，据说三国时期张飞的造像是面若满月、温文尔雅的名士形象；根据二，张飞的两个女儿都做了蜀主妃子，颇有姿色，按遗传学他长得应该不会过于凶悍。关于张飞的长相，历史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所以究竟孰对孰错已很难考证。但《三国演义》中说张飞字“翼德”却与史实不符，正史《三国志》中说张飞的字其实是“益德”，而罗氏误作“翼”，或是因其名“飞”而产生的联想吧。
湖北省当阳市长坂坡古遗址。尚有清雍正九年（1731年）所立石碑，上刻“张翼德横矛处”。
链接：聊聊古代的儒将
古代所谓的儒将，一般是既能带兵打仗又于文学颇有建树的人才。在中国封建社会，整个大环境是崇文抑武的，这和古代帝王维护其自身统治有关，也出于主流儒家思想“仁爱”理念的教化。当然主张和平的非独儒家一脉，老子也曾说过“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墨家的墨子则提倡“兼爱”“非攻”，其本意大都相近。隋文帝初建科举制度时只有文科，到了武则天时才加入武举，却并不设状元，第一个武状元迟至宋神宗时才产生。许多行伍出身的人即便建立了很高的功勋，仍为当政的士大夫所轻视，如果能兼修文武，则另当别论。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于某一领域有所建树已是困难，只有天才之人才能触类旁通，而天才往往会被普通人所推崇。
《孙武像》
孙武（前535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人，后世尊称孙子、孙武子。
春秋时期吴国名将孙武，可以说是儒将中的佼佼者。孙武原是齐国人，辗转来到吴国后蛰伏了20年之久，才由伍子胥举荐给吴王阖闾，深受重用。孙武治军严谨、纪律严明，阖闾曾命其用自己的妃子演练阵形。妃子们以为是游戏，嬉笑打闹，孙武在几次命令仍无效果之后，毅然斩了阖闾的爱姬，众人才惧服听令，这也是成语“三令五申”的由来。在孙武的治理下，吴国的内政和军事都大有起色，其后孙武被任命为上将军，赢得“柏举之战”后又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吴国因此国力大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武在文学上的成就，就是其著作《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之一，比欧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要早2300年，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后世兵书大多受益于它，对中国的军事理论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孙子兵法》文笔流畅优美，内容集“韬略”“诡道”之大成，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现在已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29种文字，全世界有数千种关于《孙子兵法》的刊印本，是多国的军校教材。据说海湾战争时，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在日本，《孙子兵法》成为很多企业家的商战指南。
有着“南北朝第一智将”之称的韦睿，也是古代儒将典范。韦睿为南北朝时梁朝人，少时好学，名闻乡里，及长为梁武帝重用，任命为豫州刺史。韦睿最显赫的战绩当属“合肥之战”。梁天监五年（北魏正始三年，506年），梁与北魏在淮水南北展开一系列攻防战。韦睿力排众议，先是强攻下北魏精兵所在的小岘（今安徽含山北），继之乘胜围攻合肥。因梁右军司马胡景略等久攻不克，韦睿遂令在淝水上游构筑堤坝，使水位上涨，以便梁水军陆续抵达战区。在保护淝水堤坝的战斗中，韦睿领兵奋力搏斗，击退魏军5万人，乘势在堤上构筑营垒，加强防护，同时起用主力战舰，战舰与合肥城墙同高，将城四面紧紧围住。魏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被射死，梁军乘势发起总攻，遂克合肥，俘斩魏军万余人，获牛羊万计。史料上说韦睿从小身体孱弱不能骑马，每每于战场枪林弹雨中，由四个老兵抬轿而出，自己则轻袍缓带，手执白角如意，端坐其上，从容指挥战斗，当时北魏人惧之如虎，皆称其“韦虎”。据说毛泽东对韦睿很是推崇，在批注的《南史·韦睿传》中赞道：“（韦睿）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王阳明像》
王阳明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今贵州省修文县）学习，因此得名。死后谥“文成”，颁铁券，明穆宗在券文中赞其“两间正气，一代伟人”。
明代大儒王阳明未遇乱世，虽其战功多为平定地方匪徒滋事暴动，然而领兵剿灭“宁王之乱”，已足以使其跻身儒将之列。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他是继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王阳明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举进士，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正德十四年六月，王阳明率部镇压福建地方叛乱，于丰城途中获悉宁王反，即返安吉组织义兵，水陆并进直捣南昌，连下九江、南康，仅费时35天便生擒宁王朱宸濠，平定了叛乱。九月王阳明抵杭州献俘，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多亏太监张永设法相救才得以免祸，此后称病退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一心向学。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继承发展了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跳出前人“以经解经”“为经作注”的窠臼，发挥了独立思考的作用。“心学”体系杂陈佛、道理念，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对后世中国乃至日本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日本前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平日随身佩带一块腰牌，上书七字“一生伏首拜阳明”，可见王阳明思想影响之广。
翻阅历史，除了孙武、韦睿、王阳明，可称儒将者不乏其人。如三国时雅通音律的周瑜，剿灭东突厥并有《李卫公问对》传世的唐将军李靖，《岳阳楼记》的作者北宋名臣范仲淹，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辛弃疾，等等，都可以目为儒将的代表。堂堂中华，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中能人辈出，但历史漫漶无情，肯定还有许多被淹没的通才俊士，留待后人去发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