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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变这个家的那件事，发生在我十八岁的一个晚上。那年我读大二。

半夜，我已经躺上床准备休息，忽然被爸爸的一通电话急召回家。来接我的叔叔是爸爸的好友，平时跟我很熟悉，这次回家的路上，却一句话都没跟我说。从爸爸在电话里的语气，我就已经预感到出了大事，叔叔一路上的沉默更加验证了这一点。

以往要开上将近一小时的路程，那天四十多分钟就到了。车窗外漆黑的夜，让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推开家里的门，室内鸦雀无声。父亲和母亲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陶然已经睡着了。

我推门进到爸爸的书房，问怎么了，声音因为恐惧而显得嘶哑。

我已经想不起当时爸爸说了什么内容，只记得第二天，自己在小姨的陪伴下去了镇政府询问离婚的流程，回来之后，开始跟爸、妈讨论商定离婚协议。

我主导了家庭财产的分配，面对着两个情绪处在崩溃边缘、强撑镇定的大人，我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你们分开之后，家里的存款归爸爸，我妈一个人不容易，希望这个房子能留给我妈。你们同意的话，我们就这么决定……”

之后，我一笔一画亲手写下三份离婚协议，让爸爸、妈妈和见证人小姨按上了手印，分别由我和爸、妈保存。

那之后的日子，被岁月撕扯得只剩下一些残破的碎片。

父亲搬出了家里，去外面租了一个房子，这在县城是很少见的事情，小地方的每个家庭不管经济条件如何，至少都有自己的房子。况且父亲在当地也算有头有脸，这样的境况无疑是非常艰难的。

他每周都要给我打一次电话，每一次的开头都很冷静，说到中间就忍不住开始哭。哭的原因和反复诉说的内容，有对与母亲当年时光的回忆，有对当下纷乱生活的伤感，有对我和妹妹未来的担忧……

“我今天回到家，家里乱七八糟的，你妈把大大小小的东西都搬走了，连毛巾都拿走了……”接着是抽泣声。

面对这样一个脆弱的父亲，我无法说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样的话，只能静静地听着，陪着他一起哭。

母亲不经常联系我，但在偶尔的沟通中，能感受到显而易见的哀伤，在被她用力隐忍着。

十岁的陶然会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安抚：“上完这周的课就回去，你等着我。”

我还收到过家里亲戚打来的电话，上来就是劈头盖脸的责备：“人家的孩子，都是盼着父母好，哪有你这种盼着父母离婚的？”我被激怒，对着电话嘶吼：“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你们不要来管我们家的事！”

室友们目睹着这一切，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只能过来拍拍我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