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后，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存在了8年、有“军机处”性质的侍从室撤销了，陶希圣第五组组长的职务也随之撤销，他以上将的身份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这个职务并不需要坐班，平日里，陶希圣一边给蒋介石起草文告，一边继续在《中央日报》担任总主笔。

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依据宪法，各地开展选举活动，选举国民大会代表。鉴于政党提名是发达国家实行选举的通例，这次代表选举也采用了党内提名制。于是，各地地方党部希望获得党内提名的同志，纷纷来到南京，到中央党部拜望那些有权力、有影响力的党内大佬。

此时的陶希圣既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又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尤其是后两个身份，令他有一定的曝光率，所以他成为被拜望的对象。

这些来自地方上的同志，来到办公室时候，点头哈腰，说尽好话，希望陶希圣多多提携，临走还不忘留下自己的名片，用老朋友的语气提醒道：“陶大总主笔，关键的时候，可别忘了我这个老弟啊！”

作为一个有见识、有正义感的理论家，陶希圣对党内同志积极参选很不以为然，他对这些人说：“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党在选举中是抬轿子的。政党提名与体育会选拔选手一样，应该选拔出适合于当地民众希望的人员竞选，而你们这些地方党务人员的作用是协助竞选，而不是自己参加竞选。”

陶希圣说的这些话非常符合现代民主精神，但在具体的利益面前，这些地方党部的同志岂甘落后。他们带着委屈地回答说：“我们在地方办党十年至二十年，为党国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次难道中央不允许我们参加竞选吗？”

陶希圣固然理解这些地方党部同志的政治诉求，但他认为保证选举制度的程序正义，要远远超过一部分人的利益。但让一部分人舍弃利益，来实现选举制度的程序正义，这是很难的，陶希圣能够做的就是用他手中的笔来呼唤，来引导。

为此，陶希圣在《中央日报》的社论中写道：“譬如五个人旅行，只有一顶轿子。最好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走。如果五个人都要坐上那顶轿子，其结果是把轿子拆毁了，五个人就只能步行了。”

社论发出去了，陶希圣也无奈地坦诚：“这些话并不发生任何影响。”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民性很有特点，表面上是谦和有礼，但涉及切身利益时，那么大家都是当仁不让的，尤其是涉及政治利益时，那简直可以用不择手段来形容。这种时候，你让渴望参加竞选的党部同志给别人抬轿子，那是不可能的。

其实，不仅这些地方党部的同志想坐“轿子”，就连陶希圣本人也差点坐了“轿子”。早年差点和陶希圣所在的中央独立师打起来的万耀煌，现在已经是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陶希圣都是湖北黄冈人，而且万耀煌还是陶希圣妻子万冰如的堂兄，所以万耀煌算是陶希圣的大舅哥。

选举活动临近，“大舅哥”万耀煌找到“妹夫”陶希圣说：“湖北省第二区进行选举，如果你要是参加，我可以协助。”

陶希圣犹豫了一会说：“听说选举要有两亿开支，我如无两亿，就没法参加竞选；如果我有两亿，又何必去参加竞选。”

接下来，万耀煌和陶希圣两人又商谈了很久。万耀煌说：“其实地方选举并不像传说中的要花那么多钱，地方上的部分乡绅还是很公道的。”

陶希圣道：“你说的固然有道理。但在选举活动中，你作为地方长官，应该主持选举事务，所以你的这个身份，让你无法协助某人竞选。”

万耀煌也认同这个观点。于是，陶希圣再三表示，俺无意参加竞选。

真的无意参加吗？非也。就在这时，陶希圣的湖北老乡找到陶希圣，表示支持陶希圣参加竞选。湖北当地报纸也报道说，蒋介石的理论秘书陶希圣先生，将参加湖北第二选区的竞选。

大势所趋，却之不恭，于是陶希圣也准备坐一坐“轿子”。

但当得知徐克成也参加竞选时，陶希圣又托人带话给中组部副部长余井塘，表示自己退出竞选。余井塘带话给陶希圣：“中央对立法委员的本党阵容要作通盘考虑，请他（陶希圣）不要退出。”

受到余井塘的鼓励之后，陶希圣带着家人奔赴湖北。他面临的对手是徐克成、王觉先。徐克成既是实业家，又在当地办学，颇有人望；王觉先声明：“一把伞，一双草鞋，要走遍黄冈，直接取得选民支持。”

看到两个人战斗力都很猛，在党内提名之中，陶希圣愿意退居候补人。随后，他自称为了“避开是是非非”，不等选举进行，他就坐船离开了湖北。

在随后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陶希圣也随之成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在民主尚没有真正普及的专制时代，紧跟领导显然要比成为一个立法委员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