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季，在侍从室工作的陶希圣，经常要和宣传部门及各种媒体打交道，他敏锐地预见到《中央日报》必须要改组。于是，他首先向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建议，可以在编辑部的主笔之中，增加一位总主笔。
过了一段时间，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陶希圣干脆毛遂自荐地对陈布雷说：“看来我必须自告奋勇，担任这个总主笔。”
果然，1943年《中央日报》进行改组，陶希圣兼任该报总主笔。于是，从这个时候起，陶希圣白天在侍从室上班，和陈布雷一起替蒋介石书写各种文章。吃过晚饭，小睡一两小时之后，便在《中央日报》看通讯稿和采访稿。
很快，陶希圣又有了一个新任务，那就是写社论。据他自己回忆：“12点（深夜）起，下笔写社论，2点交稿发排。”
陶希圣写社论的水平很高。例如，抗战快结束时，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掷了一颗原子弹，当天晚上，陶希圣就写了一篇社论。社论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坦克车的出现而结束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随着原子弹的出现而终结。接下来，陶希圣判断日本将立即投降，绝不会等到美军登陆其本土之后。
第二天，《中央日报》记者去美军司令部访问，那些美军军官问这位记者：“你们的社论是哪位军事学家写的？”
这名记者回答：“是本报总主笔的手笔，但他不是军事学家。”
听了记者的话后，那些美军军官非常惊讶。
虽然陶希圣写社论的水平很高，但经常写，写多了，就是一件麻烦事。在担任总主笔期间，陶希圣究竟写了多少社论呢？陶希圣后来回忆道：“我写了多少篇文章，是记不清了。大约两年一百一十个星期，每星期平均三篇，就有三百三十篇。”
搞文字工作的人大都知道，即使水平再高的人，偶尔写几篇社论还可以，写得多了，“脑袋里的货”掏空了，就很难再下笔了。
对此，陶希圣也深有同感，他打比方说，在报馆里写社论，有如在家庭里做家常便饭。上等的厨子能做一桌上好的酒席，但要是让他在家庭中做家常饭吃，做上3到5天以上，就做不下去了。因为不论你本领有多大，就算你能够做出50种拿手菜，也不能一日三餐让人吃山珍海味。在报馆做主笔亦复如此，一个人断乎没有每夜都拿出上好文章的能力。
除了“脑中的货”被掏空之外，经常写社论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找题目。社论大多是针对时政事件而写，即便是在抗战时期，新闻事件很多，也不是每天都有适合写的题目。此外，即使找到了一个题目，还有一个对题目的理解与把握问题，也即是陶希圣所说的“拿稳题目”。陶希圣说：“题目拿不稳，文章就写不下去。写下去也没有自信。”
但坚持了一段时间，文章写多了，陶希圣终于总结出了一套写社论的诀窍：
一、有上好的题目，并且可以拿稳题目，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写文章，可就意思和格调两个方面，用力发挥，就像好厨子逢年过节一样，拿出手段来做出一桌大席面。
二、如果没有找到好题目，只能平淡地敷衍一篇文章，可以在某一点上，拿出手段写出精彩的一小段来，作为全篇的警策。好像是一顿家常便饭，至少要准备一个可口的小菜。
三、如果既没有好题目，又发挥不出精彩的小段，就要用轻巧的文笔，完成有头有尾的一篇漂亮文章。就如同一顿简朴的家常便饭，就是一碗鸡蛋汤、一碟炒白菜，也要把它们配合得漂亮一些。
四、如果上面三种情况都做不到，但文章又要写下去，怎么办？那就跳出题材之外，空灵一些，随便发挥，而又不落俗套。如同家庭里的早点，今天是豆浆，明天可以尝试一下红茶。
也许陶希圣的这个总结并不能算是非常高明，但它对广大文字工作者而言，包括陶希圣自己，这段总结都具有非常强的实用价值。正是凭借这个写作诀窍，陶希圣才完成了一篇篇论述有力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