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母亲所在的企业，叫起重工具厂，区属单位，总共才百多号人。并且，说是起重工具，其实就是生产一些简单的手拉葫芦吊。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车、钳、铆、焊、电、铸、锻、漆，应有尽有。

我父亲对像起重工具厂这样的苍蝇企业嗤之以鼻，“我们一个车间就多达三四百人 ，当你们好几个厂。”

我母亲立马挖苦：“你那车间当然人多，马儿也多，随便你个脚猪（情种）骑！”

我父亲顿时如鲠在喉。

进厂第一天，我母亲把我带到综合楼二楼的书记办公室。

起重工具厂的前身叫管子厂，主要生产碗口大的农用灌溉铁管，附带产些微型水泵。综合楼其实是由原来的铁管、水泵仓库改造的，半空隔了一层木板，一分为二，楼下作生产调度、技术、财务、后勤、供应、厂办、宣传、团支部办公室，楼上作书记、厂长、副厂长、工会主席办公室。一当踏上木楼梯，你就能听到一路“吱嘎”“吱嘎”的声响，仿佛楼板随时会垮塌，令你胆战心惊，举步维艰。

一身深蓝色劳动布工作服，肤色黝黑，又瘦又高像涂了沥青的木电桩的陈义富正在看一份信函，刀眉紧锁，扁嘴微瘪，灯泡眼大鼓，原本乌青的脸更加乌青，像一只焉茄子。

我母亲轻轻敲了敲敞开的灰色油漆已脱落得斑斑驳驳的木门。

陈义富扭头看了一眼我母亲和我，稍愣片刻，招了招手。

我母亲牵着我的手跨进，冲陈义富恭敬地细声细气道：“陈书记，我带梨儿来看看你。他好几年没见到你喽！”

陈义富“喔”了一声，“梨儿？吃的？”一脸迷惑地盯着我。

我母亲的脸上绽开一朵红牡丹，“我儿子李梨，阿尔巴尼亚呀。”

陈义富“哦”了一声，站起，一把拉过我，打量道：“长高喽，长英俊喽！”

我母亲的脸上写满自豪，“梨儿是班上的班长、红卫兵支队长，现在又考上了高中。”

陈义富乐呵呵冲我胸部击了一拳，“狗的阿尔巴尼亚！”

说“狗日的”，是厌恶。说“狗的”，是喜欢。显然，陈义富对我是喜欢的。这阵，他刀眉舒展，焉茄子脸饱满了一些，面色有了少许红晕，让人觉得没那么严峻、丑恶了。

我母亲嚅嚅道：“梨儿放暑假喽。我家老李的意思，是让他来我恩（我们）厂搞搞社会实践。”

陈义富笑呵呵道：“大书记就是不同，站得高，看得远，晓得如何培养红色接班人。我批准了，阿尔巴尼亚来我恩厂实践。”

我母亲娥眉微蹙，“可他一个青沟子（小屁孩），能做啥呀？”

陈义富燃上一支“向阳花”，若有所思道：“是呀，做啥呢？像阿尔巴尼亚这种情况，我们厂没有先例。”

我母亲有些窘迫了，两颊绯红，看看陈义富，又看看我。

我觉得这事要黄，心里一阵狂喜。暑假很长，我可以同塆子（院子）里的猫儿狗儿些信马由缰，玩得个轰轰烈烈、痛痛快快，整得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陈义富吐出一口烟雾，“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答应了的。只是，看安排拉（他）个啥样的角色好。”

这时，二分式头发溜光，穿着米黄色夹克，矮小却五官正确的厂长黄邦和拿着一叠发票走进来，要陈义富签字。听我母亲讲过，在厂里，陈书记是一把手，超过一百元的发票必须经他签字才行。

陈义富坐到破旧的藤椅上签字时，黄邦和一眼便认出了我，挥手一拍我的屁股，呵呵笑道：“狗的阿尔巴尼亚，老子好久没见到你喽！”

我母亲说：“梨儿，快叫黄叔叔。”

我冲黄邦和笑了笑，两手交差叉于腹部前，鞠了一躬。

黄邦和用食指戳了一下我的额头，“狗的，像是在跟死人鞠躬！”

我母亲捂嘴笑。

签完字，陈义富将发票递还黄邦和，笑着说：“老黄，阿尔巴尼亚暑假想来厂头学工，我答应了。”指指桌上的信函，“刚才接到区里的通知，我恩厂要分来十个武斗逃难者，门招（明天）就到。我的意见是，由阿尔巴尼亚做我们我恩与逃难人员之间的联络员。拉一个学生，思想单纯，没有参加哪帮哪派，做小联络员，无人可说。”

黄邦和爽快答应：“行。每天给他补助五角钱，不，八角。”

我母亲说：“拉一个学生娃儿，要啥补助哟？！我们我恩不占便宜。”

黄邦和笑笑，“不存在（没关系）。厂里不缺这点儿钱。”

我母亲说：“我家老李讲，若是叫梨儿为厂子做事，分文不取，权当锻炼。”

陈义富将烟蒂杵灭在满是灰垢的猫儿陶瓷烟灰缸里，“定了，每天补助五角钱。如果加班，增添两毛。”

能有钱挣，我欣喜若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