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2年12月30日出生在贫困的农民家庭，没有自己家的土地，全靠租种地主家的几亩土地，艰苦度日。父母及爷爷、奶奶以上的先辈们都是文盲，职业都是农民兼手工业者。我父亲叫项兴贤，母亲叫张凤梅，他俩是表兄妹（我奶奶与我外公是亲姐弟），属近亲结婚，但在那个年代，在当地是正常现象。
我爷爷叫项光桂，职业是农民，有需要时，也会给乡亲们杀个猪，挣点工钱。奶奶张氏纯粹是乡村妇女，除家务外，成天劳作于田间地头。
我的爷爷、奶奶总共养育成活了5个孩子；我大伯项新元，后来移居到浙江昌化上冲董家村；二伯项未元，后来移居到浙江昌化下冲石坎村；老三是我父亲项兴贤，后来也移居到浙江昌化下冲石坎村；四叔项志元，一直生活在老家浦江；还有一个姑姑，嫁在离老家不远的七里乡新傅村。
我爷爷奶奶都去世得早，我未曾与他们见过面，因此对他们了解甚少。
我父亲9岁就跟我外公同村的一位篾匠师傅学竹匠，学得了一手远近闻名的好手艺，用我父亲精心编制的竹篮子去打水，可以滴水不漏；我父亲平常大多数时间，在外面给雇主编织家庭竹制日用品与农具，空闲时就在家里干农活。我父亲59岁就因患肺结核病逝。
作者的父亲
我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勤劳妇女，除忙于下地干农活和家务劳动外，为了维持生计，还要做许多额外的活：一是养老母猪，让母猪下仔，养大到10多斤重时，卖小猪挣钱。因此，我小时候有时间就要忙于打猪草；二是为了给母猪和猪仔提供更多更好的饲料，母亲要坚持天天做豆腐卖，豆腐渣拿来喂猪。做豆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每天晚上半夜三更要起来磨豆腐，我爸妈负责推磨，我或我哥负责给石磨添豆（送料）。做好豆腐后，天蒙蒙亮母亲就挑着豆腐担子，走街串巷，把豆腐卖完为止；三是我们家里没有山地，所以没柴可砍，但做豆腐需要大量柴火，因此要花时间去打柴火：比如收集树的落叶、枯树枝，割草或割路边的荆棘晒干后当柴烧。上面这些工作，多数要我哥与我来完成，因此，我的童年总感到有干不完的活，受不尽的苦和累。
我脚上长的“大脚骨”，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穿鞋光脚干活，脚底板经常要用大力气，而“锻炼成长”的见证，因为干活时，双脚又没有受到鞋子的约束，天长日久就长成了“大脚骨”。
我母亲身体健康长寿，享年86岁，她的长寿，是她长期体力劳动的结果，一直到2005年12月18日去世。当年，家里挂满了玉米，堆满了土豆、芋头等她的劳动果实，还有种满菜园里的瓜果、蔬菜。
我母亲共怀了8个孩子，长大成人的6个：除了我，还有一个哥哥，四个妹妹。
哥哥项美香从小聪明伶俐，1951年高小毕业于七里中心小学，这在当时的农村，就算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
作为同胞兄弟的哥哥，他比我大4岁，从我懂事的那天起，他就是我的“保护神”，小时候只要村里有比我大的小孩欺负我，他总会替我“报仇”。妈妈叫我们哥俩去井里抬水（饮用井水），我哥总是把装满水的水桶往他那头拉，以减轻我的负担。我们哥俩一起下地干活，碰上变天刮风下雨，他总是把仅有的雨具给我披上，以免我受凉感冒。下地干活时，我俩经常举行“劳动竞赛”，我哥总是给自己分一大块地，给我分一块小地，怕我受累。我哥对我的每一项进步，内心都充满着自豪与喜悦，如在我考上初中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一支自来水笔与一瓶蓝墨水送给我。当得知我上大学念书后，在全村给乡亲们奔走相告：我村终于有了大学生，我弟弟成了我们项宅村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我哥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可惜小学毕业那年，他去考初中落榜，只能留下务农。但尽管在农村，只要有机遇，他聪明好学的精神，就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1958年，全国大兴水利建设，我们浦江县要修造一个大型水库——前吴水库（现名通济湖），急需会操作由柴油机带动的卷扬机人才，我哥靠自学，很快懂得了柴油机结构与工作原理，掌握了用柴油机带动卷扬机的全部操作技术，成为水库工地上唯一的机械师。
后来应农村医疗工作需要，县里要培养一批赤脚医生，我哥很快入选，经过培训上岗。由于他的聪明好学，一丝不苟，热情为社员服务的敬业精神，我哥后来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
可惜，1973年7月28日哥哥因患稻热病上吐下泻不止，医治无效病逝，年仅35岁。哥哥病逝后，嫂子杜林花带两个侄女项君红、项君英，及一个侄子项君星改嫁到浙江新登胥口镇。现在侄女侄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两个侄女就嫁在新登胥口，侄子在昌化镇上开了一家化妆品店，生意兴隆，日子过得挺滋润。
由于我妈生我之后，中间有一个妹妹因麻疹3岁夭折，所以我与现存的四个妹妹：项月嫦、项月娥、项月花、项月仙之间年龄差较大，与最大妹妹差7岁，最小妹妹差15岁，在她们出生之后，我基本上在校念书，与她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不多。在我们家乡，女孩子能上学念书的是少数，加上我们家庭贫困，我的前三个大妹妹，都只念了一两年小学就在家里帮助妈妈干活了。唯独最小的妹妹，随着大妹妹们的一天天年长，家里劳动力日益充沛，妈妈一直让她上到初中毕业，算是一个有文化的妹妹了。
大妹妹项月嫦嫁于昌化上冲董家村，二妹妹项月娥嫁于临安，三妹妹项月花就嫁在昌化本村石坎，四妹妹项月仙招回家一位绍兴女婿，生活在本村石坎。四个妹妹现在都子孙满堂，可惜大妹夫、小妹夫因身体不好，已经病故多年。
我对我童年记忆最为深刻。家庭极度贫困，吃不饱、穿不暖。我曾经多次吃树皮、树叶，就是把榆树皮或叶，采来晒干磨成粉后，撒到烧开的滚水里，做“树糊”吃。我还吃过糠，那吃糠过后拉不出屎的痛苦，永远记在我心中。童年时，“三九”天出门打猪草，基本上是光脚下地的。因为妈妈没时间为我们做鞋，更没钱买鞋。
我母亲还生育了夭折的一男孩与一女孩。男孩出生在大哥与我之间，出生后仅活了几个月就因病死去；女孩出生在我与大妹妹之间，在3岁那年因患上麻疹，高烧不退而不治病亡，那次我母亲，因痛失爱女而悲恸欲绝！那年，我也同时患上了麻疹病，那时的麻疹病就像阎王爷的一张捕捉死亡的网，我是漏网之鱼，是凭天命躲过一劫。那次，我们项宅村同时传染上麻疹病的孩子有八九个，只有一两个活下来，我是其中一个。那时的农村，包括我所在的项宅村，基本是处于没医没药的状态，我的整个童年没有去过一次医院，没见到过一位医生，没吃过一片西药，有病时母亲就会去田间地头找一些草药熬汤治疗，至于有效无效只能听天由命了。当时，应对重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求神拜佛，依靠那泥塑木雕之物能治好病吗？记得我整个童年只有一次因患上了疟疾，父母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一片“奎宁”，服用后病好了。
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我妈妈挑的箩筐里长大的，无论是妈妈下地干农活、施肥、除草，还是去拔猪草、挖野菜、扫树叶、砍柴火，她总是挑着我到田间地头，让我玩耍，她在地里干活。童年最盼望最高兴的是过年，因为过年有猪肉、鸡肉、鱼吃，还可以吃到自家做的糖果、糕点。可以放鞭炮，偶尔还能穿上新衣、新鞋，戴上新帽。还有过年要祭天、祭祖、祭神、拜佛、看戏、看灯，热闹非凡。要知道，这一切只有过年才能享有。平常只有四个字：劳累吃苦。在那童年最艰苦的岁月里，我塑造了一种好性格：那就是确定奋斗目标后，不怕苦和累，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童年时，冬天妈妈叫我带上竹篮子去打猪草，不管多冷多饿，不到满篮，决不回家，因为满篮是我的目标；妈妈叫我从田里挑一担稻草回家，半路尽管累得直不起腰，咬牙也要把担子挑到家，因为到家是我的目标；为了维持念书到小学毕业，我不得不独立生活，再苦，再怕，也要坚持，因为毕业是我的目标。正因如此，才有后来“中专升本科”和下海办厂的人生转折。
我发觉自己从童年开始，就有一个好脑子，好记性，爱观察，爱思考，爱实践。比如农村用土办法，拿小麦与黄豆做酱与酱油；拿黄豆做嫩豆腐；把嫩豆腐做成老豆腐、豆腐果或豆腐乳；拿粮食做麦芽糖及糖果；拿米粉或面粉做糕点；拿糯米做甜酒酿等等。只要看见爸妈做一遍，下一回我就能独立完成。因此，这些土办法的制作工艺，至今我还铭记在心中。
我从小爱游泳。每年一到夏天，村边的池塘就是我戏水的天堂，每天傍晚我会去游泳，对我来说，所谓“游泳”，是没经过任何人指导，自学的“狗刨式”游泳。尽管游得姿势不正规，但终究让我养成了爱游泳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后来也学会了正确的标准泳姿，让我终身受益。
作者一生酷爱游泳，到现在80岁了，还经常游泳
夏季玩萤火虫与捉迷藏。每年夏天我们村里的小朋友们都会聚集在村台门口晒谷场上捉萤火虫，并把它们放进麦秆的空管中，在漆黑的夜间，萤火虫的荧光显得特别明亮，捉许多萤火虫，在麦秆中聚集，可以照亮前进的道路。另外是和小朋友们在晒谷场的草垛上捉迷藏。玩耍过程中，小朋友之间难免会碰到纠纷，每当我与别人争吵时，我哥就会成为我的“保护神”，哥哥随时都在关怀看着我，保护着我的情景，至今不忘。我哥对我的关怀，还表现在我们共同干活时的劳动中，哥哥总是把重活留给自己干，重担留给自己挑，让我干轻活，挑轻担。兄弟情谊永远铭记心中。
爸妈疼我，爱我，热心支持我读书的一个重要事例是：我家每年只杀一次鸡，吃一次鸡肉，这只鸡除了拿来祭天、祭神、祭祖后和我们全家过年吃到元宵节外，还要留下一半给来拜年的客人吃，最后还特地留下一个鸡腿，到我开学那天做给我吃。爸妈说：开学吃鸡（谐音“记”）肉，就能记性好，学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