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本书，几乎在童年时代就在写了。那悬在天空的银盆圆月，那徐徐吹来的微风，那泛着微光的水波，那悠长动听的山歌，一直在眼前晃动，在耳旁回响。

我出生在农村，具体来说是个闭塞的水乡僻壤，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童年的欢乐。抓知了、斗蛐蛐、掏雀窝、摔三角、摸虾捉鱼、吹柳皮喇叭、掼泥巴炮、听“山海经”，甚至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和村上的许多同龄小伙伴，分成“正派”与“反派”，捉迷藏，玩武斗，偶尔也会受点皮肉之苦，但感觉很快乐。

对家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是是非非，我自信都是非常熟悉。这些对自己体验最深刻，刺激也是最强烈的东西，早就刻在了心中，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深刻。

早就想为家乡写点什么了，可苦于才疏学浅，冥思苦想中，只能挤出干巴巴的几行字，就什么也写不下去了，着急、叹气都没用。

过了五十岁后，家族亲友中接二连三的就有人死亡，以至父母也去世了。死亡，这个年轻时候的就听到的一个词语，一个概念，到这时才有了深深的体会。从此以后这两字就让我产生了恐惧，那可是无语的恐惧。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时不待我，必须要尽快写了，不然就真不好交待了。

有了这种使命感，脑子似乎也洞开了不少。

我不是什么作家，也不知什么流派，只知现在的小说，有很多的写法，也知道时下最时兴的一种写法，就是用笔狠狠地很极端地写，将乌七八糟的东西写成艺术，越是离奇，越是怪诞，越是贬损，就越受人青睐。这可能是作家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适合这个时代的阅读吧，可是我不行，只能老老实实地写。

这写小说如同捏泥的匠人，捏成了菩萨，就有人跪拜，捏成了小鬼，就会遭人吐槽。我捏出的肯定不是菩萨，但也不可能是小鬼，到底是什么，只能由读者来评说。最有可能的是无人问津，至多是一瞥，可我敝帚自珍，仍十分珍惜。

其实，很多东西自出生就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茶壶，在宜兴产的叫紫砂壶，一出胎就身价不菲，别的地方产的茶壶，不论质量多好，身价自是矮了几分。蟹长在阳澄湖，就是角儿，别的地方就是不行。捆了螃蟹的草绳就是螃蟹的价，捆了韭菜的草绳就是韭菜的价，错待了地方，就得认这个命。

十七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求学，后来就到了县城去上班。

这几十年中，国家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大转型时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我曾经去过好几个大城市，满街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衣着整洁，发型新潮，拿着手机自拍时表情很萌，但他们说的却是各种各样的方言。这些年轻人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农村。

在这些年轻人中，有的在城市扎下了根，其中也有混得不错的。但更多的年轻人却漂着，他们找不到工作，或是找到了又因工资少、待遇低、嫌辛苦又辞掉了，但他们就是不回老家去，宁愿一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回去。或许从离开老家那天起，他们就决定永远不回去了。可能也有想回去的，但在城市待过了一阵，回不去了，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女性。

中央政府每年都要发一个涉农的一号文件，不断的强调三农的重要性，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农村没有了年轻人，靠那些空巢的老人，留守的儿童能建设吗？大城市在剥夺小城市的财富，小城市在剥夺县城的财富，县城在剥夺农村的财富，这绝对是事实。

城市不但剥夺了农村的财富，也夺取了农村的劳力，这样的状况，农村的年轻人，谁还会窝在乡村呢？农村渐渐被掏空了，或许现在的农村，就成了一朵只开花不结果的“谎花”，成了中国最后的农村。

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早已面目全非。虽然我还在寻找，但已经无法找到，一切的努力可能是最后的梦呓。但我还是闻到了一种气息，一种孩提时代就有的气息，我把“她”带了过来，呈现给大家。

小说毕竟是小说，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切不可对号入座，也不必对号入座，他只是历史脉络下的开枝散叶，众多人物和故事的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