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平聚集了太多有本领的人，我的前辈及同龄人里就有许多中国的杰出者，他们的学问、思想和境界都高人何止一筹，我是望尘莫及。我也是在北平读的大学，那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情。我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原大战等等，受过那个时代波澜壮阔的思想熏陶。

那时候我们也与海山他们一样，对所处的环境不满意到万分，也认识到现在社会的种种罪恶与缺陷，想实行社会革命，要改造它来适应人生的需求。

那时候改天换地的豪情在我们心里汹涌激**，我们觉得自己对国家与社会负有理所应当的责任。我们也曾经几个月的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经常互相刺激启发，情绪越来越激昂，热血沸腾，意气风发，翻来覆去地讨论同样的观点，像“疯子”一样固执。虽然我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游行，在会场上发言。

那时候我们都热心中国的政治改造，对于中国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极大兴趣。我们经常热情似火地探讨，中国应该建立两院制还是一院制比较好？当时我们大都比较欣赏英国式的政治，倾向于学习英国，政府应该要对国会和众议院负责。

我们讨论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的问题，唯恐国家政治由黑暗的政府来把控，社会建设无人问津，则必导致中国江河日下，人民苦难深重。当时章士钊先生写的《欧洲通讯》正好把欧洲的情况和政治制度介绍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了中国以外的世界正在刮的风。尽管我们非常赞赏章士钊先生，很佩服他的才华，可是他年龄大了我们许多，他吃鸦片、赌博、娶了几个姨太太这些旧的恶劣生活习惯很不卫生，又令我们很不喜欢，对他感到很失望。

那时候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如潮之涌如风之驰，我对此也产生了极大兴趣。虽然我经常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倾诉自己的心情和生活以及对社会的思考，挣点微不足道的稿费，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出名，能在社会上掀起多大浪花。我本身既没有本领做到某思想方面的先行者，也眛不了良心“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味张大嘴巴握紧拳头，直盯了人家的眼睛，拼命想让人家相信自己的话，故意发出一些反智的、奇葩的歪理邪说，用激进的思想或者反动的语言吸引群众眼球，吸引人追随吹捧，来达到自己出名或者发财的目的。我不喜欢自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总是被人看，被人指指点点，被人说三道四，我喜欢一个人默默地躲在自己的角落里慢慢做自己的事情，对于那些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浑水摸鱼的人我更是深恶痛绝。

那时候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感到自己有责任来参与政治，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疾呼改造社会革新社会。只要有一点借口，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国家，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难免鱼龙混杂。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地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还有人故意把文字写得很大胆很狂妄很轻佻，其实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得罪了青年人，脱离了社会中心，所以竭力要博取青年人的欢心，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

那时候我们大都崇尚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觉得中国的希望也许就在这些莫名其妙的主义里。当然多年以后，我们已经认识到它们非常滑稽，并不适合中国。现在我反而感到海山们信仰的共产主义或许才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是一条不错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