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真想去看，要是有机会的话。”郭嵩焘说。
“不过，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郭先生却不同一般。先生很有绅士风度，真是难得。先生给我的印象与直隶总督李大人给我的印象差不多。”丁韪良说。
“我看问题，一是一，二是二，不造假，不掩饰。同外国人相处，一切都循理而动，平等对待。我认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应该讲‘理’。”郭嵩焘说。
“这句话讲得太对了。大多数中国人就是守着旧有的礼制不放，他们死不讲‘理’。”
郭嵩焘与丁韪良谈得十分投机。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政治见解上，郭嵩焘都给丁韪良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也使他十分敬佩。当然，丁韪良对中国国情的透彻精辟的分析也让郭嵩焘敬佩。
郭嵩焘从丁韪良处回到自己的寓所，脸上满是笑容。如夫人梁芬茹一见丈夫回来，脸上就露出了笑容。因为在长沙隐居的那几年，郭嵩焘的脸上很少出现过笑容。现在郭嵩焘重返京师，到各处走动拜访，精神上明显好转，心情也渐渐开朗。郭嵩焘走进房间，跟进来的梁氏说：
“曾国荃今天来过，他想见你。看你不在家，他就走了。你是不是过去看看他？”
“要的。”郭嵩焘说。
于是，郭嵩焘直接去找曾国荃。曾国荃从房间里走出来，将郭嵩焘迎入房间，然后说道：
“中午时分去见你，你不在。梁夫人说你外出还没有回来。”
“是的，今天我走访了两个英国人：一个是总税务司赫德，另一个是同文馆教习丁韪良。”郭嵩焘说。
“是吗？”曾国荃说。
“我想进一步了解英国人，想了解他们是怎么看待中国人的。平时，我自诩精通洋务，如果我连跟英国人私下之谊都没有，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我的那套理论。所以，既然来到京师，我也就主动与洋人接触了。”郭嵩焘说。
“筠仙，下次有机会，我们一同去，我也想多了解外国。”曾国荃说，“此次我们进京一定会被授予官职的，以后同洋人打交道是免不了的。”曾国荃说。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那我们明天去见见英国公使威妥玛怎么样？”郭嵩焘提议。
“好呀。”曾国荃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郭嵩焘与曾国荃同时造访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英国大使馆，宽敞，明亮，整洁，豪华，文雅，气派，是郭嵩焘当年在上海所见到的法国领事馆无法比拟的。里面器物之精美，陈列之整齐，令郭嵩焘叹为观止。在大使馆里，英国公使威妥玛接见了郭嵩焘与曾国荃。威妥玛说：
“您二位就是奉旨进京的老臣？”
“是的。”郭嵩焘说。
“你有武将之气质，一定是曾国荃先生；你有文士之风，一定是郭嵩焘先生。不用介绍，我猜得对也不对？”威妥玛说。
“公使阁下真是好眼力。”郭嵩焘说。
“好眼力！”曾国荃说。
“二位大名，如雷灌耳。今日我能够与二位相会，感到很荣幸。曾先生乃已逝的曾中堂之胞弟，平定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城曾立下头等功劳。郭先生乃前任广东巡抚，曾驻广州的领事罗伯逊先生对你评价很高。”威妥玛说。
“大使阁下，贵国在中国设立公使馆和那么多领事馆，它们的性质是什么？”郭嵩焘问。
“大使馆是属于英国人的管辖地盘，任何别国都不能来干涉，更不能来搜查，它在中国是独立的，是直接受英国政府领导。西方各国之间都互派大使，以表示对对方的理解与信任。”威妥玛说。
“那么大使阁下，”曾国荃说，“刚才您说两国之间互派使臣，以示通好，可是你们英国人在中国建立了公使馆和领事馆，而中国却并没有派出任何一个使臣到你们英国去，也没有在贵国首都伦敦建立公使馆呀。”
“曾先生，英国女王与政府都希望中国政府能在伦敦设立中国公使馆，并派公使长期驻扎。这样，英国政府就能更快地同中国政府取得联系了，同时，它还可以保护侨居在英国的中国侨民。真可谓好处多多。”威妥玛说。
“据说，你们离家有四万多里远，坐火轮船要走上一两个月！是这样的吗？”郭嵩焘问。
“是的。我们离家有四万里，是直线距离，乘火轮船行驶大约要走六七万里。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愿意这么做。”威妥玛说，“一个公使可不是一般的人就可以当的，比如我，论官衔，最起码也相当于英国副首相，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副宰相。”
“那公使阁下可是个大官呀。”曾国荃说。
“当然，相当于中国当朝二品大员。西方各国派出的公使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威妥玛说。
“大使阁下，在英国的内政与外交上，您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郭嵩焘问。
“这个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威妥玛说，“就一般情况来说，内政与外交相辅相成。当然它们之间也有轻重本末之分。内政为本，外交是末，内政巩固则外交强硬；内政不修则外交无力。我是驻华公使，我的职责主要是同中国的总理衙门打交道，同时，我也同其他各国驻华公使、领事打交道。可以这么说，一位优秀的驻外公使必须做到，八方之事俱收眼底，世界风云了然于胸。”威妥玛说。
“看来，外交这一块，中国还得进一步加强。”曾国荃对郭嵩焘说。郭嵩焘也点头表示同意。
“最好是在泰西各国建立使馆、领事馆，再派专员担任驻外公使、领事，这样才能与世界接轨。”威妥玛说。
“只恐朝廷守着旧有的礼制不肯这么做。”郭嵩焘说。
“昨天晚上，同文馆教习丁韪良先生与我谈到郭先生，丁教习对你十分敬佩，说你与李鸿章一样，都是开明人士。我今日见了果真不错。”威妥玛说。
“大使阁下，”曾国荃说，“郭先生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精通洋务第一人。当年，在任广东巡抚时，郭先生处理中外纷争，无不允当。”
“是吗？真是难得！”威妥玛说。
曾国荃与郭嵩焘在英国公使馆里同威妥玛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比较欢快的气氛中结束谈话。从英国公使馆出来，郭嵩焘又领着曾国荃拜见了同文馆教习丁韪良。
郭嵩焘与曾国荃拜访过英国人后就转了回来。刚踏进法源寺，郭嵩焘就收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来信。郭嵩焘拆信阅罢，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如夫人梁芬茹问：
“李大人在信中说了些什么？让老爷看后这么高兴。”
“他说，我与曾国荃都有可能留京任职，还预言我将有可能踩总署一席呢。”郭嵩焘说。
“是吗？太好了。”梁芬茹喜出望外。
“李鸿章还说，我的脾气太倔，在京任职比外放要好。想一想也对，以前几次倒霉都是因为我在地方上任职的。如果我还到外地任职，恐怕我郭嵩焘的臭脾气真要天下闻名了。”
“老爷，不对吧？这几日里，你又见了那么多洋鬼子，你的脾气恐怕要世界闻名了。”梁芬茹风趣地说。
郭嵩焘高兴的劲头还没有过去，圣上的诏书却已下来。二人都是外放任职：曾国荃任陕西巡抚，而郭嵩焘却只简放了个臬司之职——福建按察使（臬台）。
郭嵩焘奉诏进京的目的第一是为了觐见圣上，并非期待着要做官。可是，来京之后，既蒙太后召见，又蒙议政王奕?以及文祥等人的劝慰，遂有做官之愿望。于官位，郭嵩焘早就做过巡抚了，此次出山要是做官的话，再当个巡抚之类的官职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没有想到朝廷只简放了个臬司之职。郭嵩焘心中有点愤愤不平，看着放在桌子上的诏书，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自认为一生精通洋务，可以效忠朝廷，可是朝廷不相信我呀。”
“老爷，既然圣旨已下了，你就委屈一点吧。”
“我要乞病归养。”郭嵩焘倔脾气又来了。
“这样恐怕不好吧？”梁芬茹说。
“不好？是呀，别人会说我不安贫贱。这样吧，我先带病上任，几个月后，我再乞病归养也不迟。”郭嵩焘说。
“这样最好，不会引起朝廷的注意，也没有人会说你有意对抗圣旨。”梁芬茹说。
于是，郭嵩焘收拾行李携梁氏离京赴任。翁同龢打听到郭嵩焘的行期，在他出发前赶来相送。作为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亲自来给郭嵩焘送行，让郭嵩焘的心中感到阵阵温暖。翁同龢说：
“朝廷用人自有安排。台湾事件发生之后，东南更需要你这样一位通达洋务的干才，所以朝廷才简派你到福建，虽然简放为臬台，但你不必太在意，这也是因人任事。恭亲王与总署大臣都知道这样做是有点委屈你了。”
“只要能为朝廷办事，什么官都无所谓。翁大人亲自来给郭某送行，实在让我感激不尽。”郭嵩焘说。
“应该的，郭大人是天下名士，朝廷暂时让你屈就低位，我更应该来看你。”
“多谢翁大人。”郭嵩焘拱双手说。
“此次赴闽，你路过天津时，一定要去见见直隶总督李鸿章，他肯定有话要对你说。”翁同龢说。
“多谢翁大人指点，郭某这就告辞了。”郭嵩焘辞别了翁同龢，于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七日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旅途。
郭嵩焘到天津直接去总督署会李鸿章。李鸿章见郭嵩焘来到天津，十分高兴，将郭嵩焘迎入总督府。李鸿章说：
“筠仙老兄，你能再出山，也真不容易呀。不过，你的这一任命，殊出鸿章所料，我本以为你会留京任职的。”
“朝廷这是择人任事。我去福建当按察使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的身体越来越坏，我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郭嵩焘说。
“可是，话又说回来，福建也的确缺少你这样一位通达洋务的干才。”李鸿章说。
“你的话怎么与翁同龢翁大人缺如出一辙？”郭嵩焘奇怪地问。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李鸿章说。
郭嵩焘听了李鸿章的话，只是笑了笑。李鸿章继续说：
“太后与恭王，用人自有其深意。依我看，他们可能是想让你接任闽抚一职。”
“你凭什么这么说？”
“据我所知，闽浙总督李鹤年与福建巡抚王凯泰的关系一直都不很融洽，而且王凯泰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并且已向朝廷呈递乞病折了，朝廷只当他是一时负气，没有理他，大约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现在朝廷简放你为福建按察使，可能与此事有关吧？”李鸿章说。
“听了你的分析，我觉得好像有些道理。”
“还有南洋大臣沈宝桢与你的关系也不同寻常，他也一定会关照你，提携你的。”李鸿章说。
这时，一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走到李鸿章跟前，在李鸿章耳朵边讲了几句流畅的中国话。李鸿章笑了笑说：
“好的，你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训练吧。以后，这些事都由你自己做主，没有必要事事都来请示。来来来，马格里（Holliday Macartney）先生，我来给你介绍我的朋友。”
“好呀。”马格里说。
“马格里先生，这位是郭嵩焘先生，我最要好的朋友。”
“认识您，我很高兴。”马格里对郭嵩焘说。
“筠仙，这位就是我的军队教习英国人马格里先生。”李鸿章向郭嵩焘介绍道。
“见到你很高兴，马格里先生。”郭嵩焘说着主动地伸出手同马格里握手。李鸿章见郭嵩焘自然地同马格里握手，十分欣赏郭嵩焘与洋人交往的成熟与老练。
于是，郭嵩焘又同马格里进行交谈。从此，郭嵩焘就与马格里认识，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郭嵩焘在天津逗留了好几天，方才乘船由海路赴闽任福建按察使一职。
“马嘉理案”终于从云南传到北京。同时，岑毓英也向朝廷呈递一份关于“马嘉理案”的奏折，将此案的前后经过述说一遍。英国公使威妥玛向中国总理衙门和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提出“最严正的”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将云南总督岑毓英革职拿办。
岑毓英是封疆大吏，他曾经镇压过杜文秀起义，对于清廷而言，岑毓英有收复滇省之赫赫战功。如果英国人要求革他的职，朝廷就革他的职，那朝廷的脸面往哪放呀。再说，事情也不能完全由英国人说了算，总得派人去调查调查。朝廷为此事衡量再三，最后决定派湖广总督李瀚章赴云南调查“马嘉理案”。
在派李瀚章去云南的同时，朝廷还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进行交涉。在谈判桌上，英国公使威妥玛坚决要求清政府将云贵总督岑毓英押解北京进行审讯，而朝廷却有保全岑毓英之意，所以李鸿章不得不避重就轻，与威妥玛进行周旋。李鸿章说：
“大使阁下，您所请之事自有您的道理，可是大清国办事也自有大清国的章程。岑毓英是否要押解北京受讯，要等湖广总督李瀚章的调查报告递上来之后才能定夺。”
“中国人办起事来总是相互推诿，我讨厌。”威妥玛说。
“大使先生，稍安勿躁，请您耐心地等待些时日。我相信李瀚章一定会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的。”李鸿章说。
“总督先生，我国政府还等着我的回话，要我给出一个令他们满意的回复。”
“会有的。”李鸿章说，“我们也想尽快地将案子了结。”
“你们中国政府有意袒护岑毓英，我以英国公使的名义向中国政府提出最严正的抗议。”威妥玛说。
不久，李瀚章把调查报告递给总理衙门，这个报告基本上是按照朝廷力保岑毓英的意思来写的。朝廷既然要力保岑毓英，那只好将李珍国推出来，说李珍国是“马嘉理案”的主谋，并将他下了监狱，同时将直接参与杀死马嘉理的当地二十三名“野人”也拘捕在押。为了证明岑毓英无罪，李瀚章还出示了一些证据诸如李珍国下令与英国人对抗的字据等。这份报告与岑毓英呈递给总署的奏折大致吻合。朝廷将李瀚章的调查报告整理后让李鸿章交给英国公使威妥玛。
威妥玛认真地研究了由李鸿章转来的调查报告，研究完之后，对身边的总税务司赫德说：
“马嘉理已死，就算是中国查出了真凶那又能如何？我们倒不如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能使我们从中国捞到更多的好处，你看如何？”
“这是个好主意。”赫德说，“不过，我们要注意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
“我们不与普通人打交道，只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让中国政府向我们低头就行。”威妥玛说。
“敢问你有何良策？”赫德问。
“我认为只要盯住岑毓英就行。就我所知，岑毓英是中国的中流砥柱，所以，中国政府不会、不愿、也不敢将岑毓英解赴京师。”
“你凭什么作出这种判断？”赫德又问。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岑毓英是中国西南的一块柱石，他有功于云南，可以说他是云南的再造父母。如果岑毓英的所作所为没有超出中央政府所规定的范围，那么，朝廷拘捕他，让他到京师受审，这对岑英来说是极不公平的，朝廷本身也会感到不安的；如果岑毓英的确有错──谎报军情，朝廷却让这一位曾有过赫赫战功的封疆大吏来京受讯，使之受辱，可能激起官僚阶层的不满。这样，中国朝廷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这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地方。那就是，中国要保岑毓英，就必须付出代价。”
“真是个上上策略！”赫德说。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威妥玛继续与李鸿章谈判，他代表英国政府强烈要求中国朝廷拘捕岑毓英。清廷为了保护岑毓英，只得继续派李鸿章与威妥玛周旋。李鸿章说：
“现有调查报告在此，岑毓英明明是无罪的，无罪之人却要受到朝廷的拘捕，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
“总督大人，这份调查报告的可信度有多大，您可能比我还清楚。”威妥玛说。
“大使阁下，我们三番五次地接触，商讨此案，现在该是了结的时候了吧？如果这个时候，大使阁下还提出让中国拘捕岑毓英，似乎是横生枝节。”李鸿章说。
“中国政府一直都在文过饰非，搪塞我们。中国政府如果不能让大英国政府满意的话，那么，这个谈判似乎可以结束。”威妥玛以谈判的破裂来威胁。
五月初，郭嵩焘抵达福州。福建将军，也就是前山东巡抚文煜，亲自出城来迎接郭嵩焘。携梁氏刚一上岸的郭嵩焘就被文煜认出了：
“臬台大人，文某在此恭候多时了。”
“你是——”郭嵩焘没有立刻认出来。
“怎么？不认识了？”文煜说。
“哦，是文大人。一别十余年，文大人还是老样子，依旧神采奕奕。”郭嵩焘说。
“不行喽，老喽。这胳膊与腿好像都不是自己的，总是不听使唤。”文煜说。
“是啊，都老了。岁月不饶人呀。”郭嵩焘感叹道，“我与你相见时是年届不惑，一转眼，都向花甲之年迈近了。”
“本来巡抚王大人是要来迎接你的，他因为出去办了件急事，怕赶不回来了，所以就命我先来接你。臬台大人，请上轿吧。”文煜说。
“多谢文大人来相迎。”郭嵩焘说。
郭嵩焘一行由文煜领着来到臬台署衙，郭嵩焘对自己的上班处比较满意，觉得一个按察使能有这么宽敞明亮的地方上班已经相当不错的了。郭嵩焘熟悉了一下环境后，然后又由文煜领着来到已安排好的住处。来到属于自己的住处，郭嵩焘心情平稳了许多，拉着如夫人梁氏的手说：
“芬茹，你跟我长途颠簸，累不？”
“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梁芬茹说。
“当然要听你说真话。你知道我是最讨厌人家说假话的。”
“真话是我都快要累死了，特别是一路坐船，颠簸得那么厉害，差点儿没把我的心给颠掉了，我真的受不了。”梁芬茹说。
“心没有掉把，让我摸摸看。”郭嵩焘说着便伸出手来。
“去！”梁芬茹用手一推，“尽管累一点，可是我很高兴。因为我既能跟老爷一块走南闯北，又能看见长天大海。”
“是吗？在路上，我想起了一个问题。”郭嵩焘说。
“什么问题？”梁氏问。
“我在想西枝和尚为什么还要送给我那个偈子，原来我真的还得在海上航行。难道真的有佛在远处安排着我们的一切吗？”郭嵩焘说，“他怎么就知道我不是从陆路走呢？”
“老爷，这叫命中注定。”
“你真的信命？”郭嵩焘问。
“当然，我跟老爷走南闯北，这就是我的命。谁也改不了。”
“要是我带着梅香来，而让你留在家中呢？”郭嵩焘说。
“那我留在长沙与青青在一起，那也是命运安排。”
“是啊，命运是天定的，谁也无法改变。凡是该来的都会来的。”郭嵩焘说。
当日，郭嵩焘夫妇就在自己的住处休息。
第二天，郭嵩焘走马上任。郭嵩焘刚走进臬台署衙，福建巡抚王凯泰来见了。郭嵩焘将他延入内室。寒暄之后，郭嵩焘说：
“中丞大人，郭某应先去看你，没想到你却先来看我。”
“我们之间不要分你我。我知道臬台生性耿直，这一点与王某相似。你曾在广东做过三年巡抚，尝过进退不自由的滋味，今日之我就是当初的你。中丞任职一方，总督在背后掣肘，我算是领教了。”王凯泰说。
“中丞大人的处境，大约只有郭某能够理解。王大人想有所作为，想造福一方黎民百姓，可总是放不开手脚去干。督抚共同治理地方，其弊甚多。当初，我在离粤时就曾向朝廷上折，痛陈督抚共同治理地方之弊端，结果我的奏折如同泥牛入海。朝廷在此积习已久，此弊已经成为无法治愈的毒瘤了。”
“臬台大人精通洋务，来福建正有用武之地。福建自从左宗棠设立马尾船厂以来就一直需要精通洋务之人。臬台到此可以大显身手。”王凯泰说。
“但愿我的洋务特长能够派上用场。”郭嵩焘自信地说。
“一定能。眼下就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精通洋务之人去办，一定会把事情办砸的。”王凯泰说。
“哦？什么事？”郭嵩焘来了兴趣。
“是丹麦国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graph Co.）在马尾船厂铺设电缆一事。我们与大北公司所签的合同不合朝廷的要求，现在中方提出要改议合同，可大北公司却趁此漫天要价，弄得总督大人与福建将军都下不了台。因为王某与总督李（鹤年）大人有点小小的误会，不便参与此事。我想如果由臬台来参与此事，事情或许尚有转机。”王凯泰说。
“沈葆桢大人知道此事吗？”郭嵩焘问。
“应该知道。自从去年日本侵略台湾以后，沈大人一直忙着台湾方面的事，无暇顾及此事。就在前两天，我也接到奉命驻台湾的上谕，就在这几日我得动身赴台。”王凯泰说。
“台湾可是我国的门户，列强对台湾似早就有野心，所以我认为经营台湾应是福建省的当务之急。”郭嵩焘说。
“此言中肯。臬台大人见识不凡，果然了不起。臬台大人，今天王某来看你，一方面是仰见臬台大人的文采与洋务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来请臬台大人协助李鹤年与文煜去交涉与大北公司改议合同一事。巡抚驻台湾是一件大事，要办的事情千头万绪，等我到台湾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再回来向臬台大人请教。”王凯泰说。
“客气，太客气了。”郭嵩焘说。
郭嵩焘送走王凯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凳子上暗自思忖要不要参与同大北公司改约一事。郭嵩焘想：既然自己已经到福建任按察使一职，那就应该办事，不办事，那还来当什么官呢？这是郭嵩焘为官的一贯主张，于是决定参与同大北公司改约一事。
拿定主意之后，郭嵩焘便坐着轿子去找文煜将军。文煜正在将军府里议事，见郭嵩焘来了，立刻起身相迎道：
“臬台大人，出事了。”
“什么事？大北公司的事吗？”郭嵩焘问。
“不是的！是塌天大祸。”文煜说。
“到底是什么事，这么严重？”郭嵩焘追问。
“云南出事了。”
“杜文秀又造反了？”郭嵩焘问。
“不是。”文煜说。
“究竟是什么事？你说呀！”郭嵩焘急了。
“云贵总督岑毓英指使腾越厅都司打死了英国翻译官马嘉理，还打死打伤其随员数人。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抗议，朝廷已派湖广总督李瀚章赴云南调查，还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同威妥玛进行交涉。这次不知又会闹出什么乱子来。”文煜说。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处理得不好会引起国际争端。天津教案已经弄得朝廷十分难堪。这个岑毓英，身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为什么不为朝廷想想呢？”郭嵩焘生气地说。
“臬台大人，你了解岑毓英？”文煜问。
“岑毓英是平定云南杜文秀起义的第一号功臣。可是他平时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而且他一直都讨厌洋务，憎恨洋人。这次，马嘉理是持有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前去云南接英国官员的。这件事我是知道的。一个持有中国护照的人却死在云南境内，他岑毓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郭嵩焘说。
“嗯，应该是这样的。”文煜说，“这件事已经让李家兄弟二人去处理了。我想李家兄弟那么有才，处理这件事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事情可不那么简单，我们还是静观其变吧。”郭嵩焘说。
“刚才，臬台大人说什么大北公司，难道你已经知道马尾船厂之事了？”文煜问。
“是的，我听说了。”
“臬台大人真是敏于时事。我与总督大人多次同大北公司进行交涉，希望他们降低要求，让改议合同尽快完成，否则太后老佛爷知道马尾电缆厂从电缆的制造到厂子的管理全都是丹麦人，恐怕督抚、将军、船政大臣都会受到连累的。现在，我们想收回权力，可大北公司又不让。他们说要改议合同也行，我们必须付出一笔巨额罚金。——洋人实在不讲理。”文煜说。
“文将军，你能把这个合同的副本以及谈判的情况都拿给我看看吗？或许我还可以帮点忙。”郭嵩焘说。
“如果臬台大人愿意出马，我们非常欢迎。我们都知道臬台大人是洋务高手；如果你能参与交涉，改议合同一定会圆满完成，我们所遭受的损失一定能降到最低。”文煜说。
“郭某虽然简放臬司一职，可也是一省的按察使，对福建全省工作大多可以过问，与大北公司交涉也可以说是在我的职责之内。”郭嵩焘说。
“好。”文煜高兴地说，“明天，我就去奏明总督李大人，让你出面来与丹麦人交涉。”
“行。”郭嵩焘干脆地答应道。
文煜把郭嵩焘愿意参与同大北公司交涉的事情呈给李鹤年。李鹤年平素知道郭嵩焘精通洋务，认为在眼下中、丹两国的谈判正陷入僵局，如果郭嵩焘参与进来，事情或许还有转机。于是李鹤年同意让郭嵩焘参与中、丹的谈判。这样，郭嵩焘就作为中方的谈判代表与丹麦大北公司进行谈判了。
郭嵩焘不是直接去大北公司，而是去厦门找丹麦驻厦门的领事，从最上层入手。郭嵩焘与丹麦驻厦门的领事进行晤谈。郭嵩焘十分开放的思想令丹麦领事非常欣赏，被他认为是他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最能体察洋情的人。郭嵩焘对丹麦领事的称赞表示感谢。郭嵩焘说：
“我来找领事阁下，是想跟您谈一谈马尾船厂与贵国大北公司改议合同一事。”
“郭先生，合同一事您应与大北公司直接交涉才对。”丹麦领事说。
“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您作为丹麦国在中国闽省的最高长官，您的意见具有指导性。中国能否在比较合理的价格上与大北公司达成协议，您的意见将起很大的作用。”郭嵩焘说。
“改变合同是你们中方提出来的，所以，中国一定要承担因修改合同而给我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丹麦领事说。
“领事阁下，这一点无庸讳言。中国单方面提出修改协议，自然要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究竟有多大，中国应该赔偿多少，应该有个尺度。既不能让大北公司因更改协议而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也不能因为是中国单方面提出修改协议而让中国背负着巨大的经济负担。”
“郭先生的话说得在理。其实在我们丹麦因修改协议而赔偿的案例多得很，大多都在双方相互谅解的情况下再次达成新的协议。这样吧，我再派人与大北公司经理商量，看看能否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丹麦领事说。
“有劳领事阁下，郭某在福州静候佳音。”郭嵩焘说。
“好说，好说。”
郭嵩焘告别丹麦领事馆，返回福州。两天后，丹麦大北公司指名要中国派郭嵩焘作为谈判代表重新谈判。李鹤年觉得事情有了转机，立刻答应大北公司的要求，派郭嵩焘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在郭嵩焘的努力下，双方最终在相互谅解的前提下达成协议：大北公司不再坚持一定要让中国赔偿七千元，而是降低为四千元；另外，电缆厂的电缆继续由大北公司铺设，待竣工后，由中方验收，并由中方负责管理。李鹤年代表中方在改议后的合同上签字。
由于有郭嵩焘的参与，李鹤年与文煜的这块心病总算去掉了。他们对郭嵩焘的洋务能力更是由衷地敬佩，知道郭嵩焘深精洋务绝非虚传。为了表示对新任按察使的感谢，总督李鹤年与将军文煜共同宴请了郭嵩焘。对这个案子的处理，郭嵩焘自己也觉得很满意，从而对自己的洋务能力更充满了自信。
处理完大北公司之事后，郭嵩焘便把目光转向云南的“马嘉理案”。他不断地收到来自云南的一些信息，通过分析，基本上认定云贵总督岑毓英对马嘉理被杀一案应负主要责任。郭嵩焘认为，依照国际公法，对持有中国护照的洋人应该进行保护，可是，岑毓英不仅没有很好地保护持有中国护照的洋人，反而怂恿其属下制造事端，致使马嘉理等数名洋人毙命，造成中国外交上的被动，朝廷如果不对岑毓英进行处罚，可能无法服洋人之心。
郭嵩焘将自己的思考写进日记里。就在郭嵩焘写日记时，如夫人梁芬茹从他的身后走过来说道：
“门口来了顶轿子，说是沈大人要见你。”
“轿子！沈大人？沈葆桢！”郭嵩焘立刻放下笔，说道：“快，有请！”
郭嵩焘整了整自己的帽子，掸了掸衣服，快步地走出去。这时沈葆桢已从轿子上下来了。郭嵩焘迎上去说：
“新任闽省臬台郭嵩焘参见沈大人！”
“筠仙，别多礼，这不是在衙门。”沈葆桢说。
“沈大人，礼不可废。就连卧病在床的孔子也要披朝服以见君。”郭嵩焘说，“我这个臬台怎么可以废礼呢？我应该先去见你沈大人才对。”郭嵩焘说。
“李中丞奉命驻台，他到台湾时告诉我，说你到福州了。听见这个消息，我甭提有多高兴。我很想快一点见到你，无奈台湾的事情太忙，我一时无法抽开身。直到今天我才能抽身赶回来。这不，我一到福州，就来见你了。”
“别站在外面，进屋里说话，请！”郭嵩焘说。
“请！”沈葆桢说。
二人分宾主坐下，这时，梁芬茹亲自沏了一壶上好的龙井茶呈了上来。沈葆桢问：
“这位是——”
“是如夫人梁氏。”郭嵩焘介绍道。
“奴家见过沈大人。”梁氏边说边道了个万福。
“免了免了。”沈葆桢说。
“芬茹，你去准备一点酒菜，我要与沈大人小酌几杯。”郭嵩焘说。
“是。”梁氏答应道。
“我与臬台有十余年没见面了吧？当初听说你息影林泉，我很是为你可惜，今日你能够再次出山，我真的为你高兴。可是，说真的，朝廷简放你臬司一职，实在有点委屈你了。”沈葆桢说。
“朝廷这是因事择人，知道闽省缺个懂洋务之人，所以就派我来了。只要能为朝廷办实事就行，官职的大小倒没有什么。”郭嵩焘说。
“难得筠仙如此豁达。”沈葆桢说，“的确，自从左宗棠在福建创办马尾船厂以来，这里就是急需精通洋务之人，你来了，就好了，我这个船政大臣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沈葆桢说。
“我真的能让你松口气？”郭嵩焘说。
“你已经让我松口气了。因为你的出马，我们解决了一直令我与李大人头疼之事——与丹麦大北公司改议合同。我沈某从心中佩服你。”沈葆桢拱双手向郭嵩焘致谢。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郭嵩焘说。
“筠仙，马尾船厂的确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但是，这个船厂是由左宗棠一手创办的，你与左宗棠之间有矛盾，不知筠仙是不是有所介意，有所顾虑？”
“他左宗棠有负于我，于船厂何干？再说，我一贯倡导‘洋务一办便了’。我虽然看不惯左宗棠的狂傲与跋扈，可并不表明我看不惯洋务。不能因为要倒洗澡水，就连孩子都一同倒掉呀。”
“对，你看得开，有气量，这才是宰相风度。”沈葆桢说。
“这是臬台的风度。”郭嵩焘打趣地说。
“马尾船厂创业至今已有十年，也造了不少船，可是效益总是不太好。我为找不出原因而伤透脑筋。”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郭嵩焘说。
“此话怎讲？”
“就我所知，泰西各国开办工厂，都是由资本家来干的，而不是由国家来包办的。即如在香港，造船就是由商人自己干。”郭嵩焘说。
“你是说马尾船厂不能盈利是由于官办不成？”沈葆桢问。
“正是。官家办事，一是拖拉，二是推诿，甚至还有勾心斗角，背后拆台的。从上到下许多官太爷都是官本位思想。如果事情是由商家自己来经办，那么情形就不同了。商人精打细算，绝对不会有推三诿四的现象。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船厂交给商人来办，国家只负责保证商家的安全，并在此前提下适当地抽取厘税即可。”
“很有见地。”沈葆桢说。
“就拿英国来说吧。商人来华是以经商赚钱为目的的，可是他们又担心自己来华不安全，于是出钱请国家派军队来保护。有了军队的保护，商人又能够赚到更多的钱，所以，我认为中国要走复兴之路，就必须将船厂等大型洋务事宜统统交给商人去经营管理，国家不要在这上面费太多的心思，让中国商人同外国商人去争利。”
“嗯，你可以把你的洋务思想写成折子呈给总理衙门，或许会被他们采纳。”沈葆桢建议。
“我也正想动笔写呢。”郭嵩焘说。
这时，梁芬茹从里面走出来，说道：
“奴家准备了几样小菜，请沈大人入内小酌。”
“请！”郭嵩焘说。
“请！”沈葆桢说。
郭嵩焘与沈葆桢走进了里屋，解下衣帽。梁氏将他们的衣物放好，便亲自为他们把盏。郭嵩焘与沈葆桢三杯酒下肚后，谈兴又来了。郭嵩焘说：
“咱俩今天在这儿喝酒，挺快乐的。而云贵总督岑毓英此时的日子可不好过哟。”
“是啊，何止岑毓英？朝廷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自从与洋人构兵以来，我们同洋人交涉无数次了，每次交涉都是以大清国的失败而告终。吾恐这次也不例外。”沈葆桢似乎有点不满。
“难过的应该是总理衙门，他们既要同英国人交涉，又要给太后老佛爷一个满意的交代。”郭嵩焘说，“还有，更难堪的要数李鸿章兄弟二人了。”
“据我所知，马嘉理被杀一案岑毓英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朝廷一味地袒护他。李瀚章赴云南调查只不过是走过场，遮人耳目罢了。如果朝廷不办岑毓英，英国人自然不会满意，英国公使威妥玛肯定要把气都撒在李鸿章的头上。”沈葆桢说。
“哎——！看来这件事情又要纠缠一段时间了。”郭嵩焘说，“来，我们喝酒。”
“筠仙，你精通洋务。我在猜想，要是朝廷派你去解决这一案件，你会如何处理？”沈葆桢问。
“要我处理？嗯，我一定要将云贵总督岑毓英调回京师，交部议处，首先堵住洋人的嘴，然后我们再同洋人进行交涉，或许一切都要好办些。”郭嵩焘说。
“要是朝廷不答应呢？”
“如果朝廷不答应，那我也没辙。只能听凭英国人漫天要价，或借此滋事。”郭嵩焘说。
“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沈葆桢问。
“没有！首先是错在我们，而不是在英国。”郭嵩焘说，“来！喝酒！”
郭嵩焘与沈葆桢越谈越带劲，站在一旁的梁氏不断地为他们斟酒。
北京的谈判极其艰苦。英国公使威妥玛坚决要求中国政府严办岑毓英，而朝廷却硬要保护他，于是谈判一再陷入僵局。威妥玛说：
“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应英方提出的条件，那么我这个驻华公使就要降下国旗，关闭使馆，并建议我们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同中国进行交涉。”
“大使阁下，问题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吧？”李鸿章说，“马嘉理被杀一事确实不是岑毓英所为。不过，他确有失职之处，但朝廷还不至于将他押解京师受训，中国政府是不能给无罪之人办罪的。除这一条外，别的条款都好商量。”
“但是，中国政府不办岑毓英，大英国是决不甘心的。不瞒总督大人，我已经命令英国驻港部队北上，他们很快就会到达渤海湾的。”威妥玛说。
“大使阁下，当年的天津教案那么严重，涉及的国家之多，伤亡的人数之多，都是极其罕见的，这样的案件我们都能够妥善处理，为什么这次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难道我们非得兵戎相见？”李鸿章说。
“本大使并不是说没有处理之方的，只是中国政府没有诚意与我们英国人合作来妥善处理这件事。我们英国人也不想打仗，如果此事非得兵戎相见，这都是被你们中国政府逼出来的。”
“大使阁下，兵戎相见只能使事态扩大，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李鸿章说。
“难道我这个堂堂的英国公使天天要到中国的总理衙门？到了那儿，除了吃饭就是空谈，除了空谈就是吃饭，好像我们英国使馆里没有饭吃似的。为什么中国人总是把吃饭和交涉事务搅在一起，混为一谈？这实在叫我难于忍受。这样拖着、耗着，我可受不了。”威妥玛说。
“我也想尽快地解决此事，希望能与大使阁下商量出一个办法了结此案。”李鸿章说。
“总督大人是个爽快之人，好。”威妥玛说，“那我就重新提一个方案：中国政府不办岑毓英也行，但得有个条件，根据天津教案处理的方式，中国政府是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去法国向法国总统赔理道歉的。这次，你们中国政府也要派使臣向我们英国至高无上的女王陛下表示道歉，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这个条件，那么，其他的事情都好商量。”威妥玛说。
“派使臣出使英国乃是朝廷之大事，事关我大清礼制，本总督不能做主，待我禀明总署及太后老佛爷之后才能定夺。不过，依本督之所见，既然前有车，那么后就应该有辙，派使臣去英国表示道歉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李鸿章说。
“英国及其他国家早就有公使驻在北京了，可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大使驻扎外国。这一点也于国际公法不相称。我们英国政府迫切希望中国政府能派使臣长期驻扎在伦敦。中国政府是否可以派一个使臣，向我国女王陛下道歉后，就驻扎伦敦，充任长期驻英大使？”威妥玛说。
“威妥玛先生的意见，我将一并转呈给总署，请大使阁下放心。”李鸿章说。
英国方面既然要求中国派使臣赴英道歉，那么要求中国拿办岑毓英的条件也就自然取消。至于英国方面还会提出其他什么条件，谁也不知道。李鸿章赶紧将英方要求写成折子呈给总理衙门和慈禧太后。很快，朝廷做出了反应，想满足英方新的要求，只是一时苦于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人选，所以朝廷迟迟不能作出决定。李鸿章得知朝廷的这一意向后，便去找恭亲王奕?，向他推荐自己的好友郭嵩焘。李鸿章说：
“福建按察使司郭嵩焘明通中外。他在广东任抚臣时就与英国人有许多接触，给英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他赴闽任按察使前又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接触过，他还访问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可以说他与英国人的关系很好。朝廷是否可以先让他北上参与‘滇案’处理，等‘滇案’完结之后，再派他出使英国。让郭嵩焘代表朝廷去英国向英国女王表示道歉，并敕命他于道歉后随即充任中国常驻英国的公使。王爷以为如何？”李鸿章说。
“李大人的提议很好，这件事就由你出面去办。”奕?说。
“是！”李鸿章答应道。
由于李鸿章的推荐，郭嵩焘成了出使英国的外交大臣了。人选既已定下，中国就可以给英方回话了。光绪元年（1875）七月十九日，恭亲王奕?照会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说明中国将简派郭嵩焘为钦差大臣出使英国。威妥玛本来对郭嵩焘有好感，现在听说中国将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心中也比较满意，认为清廷能够这么爽快地答应派出使臣，也真不容易。
沈葆桢由船政大臣升为两江总督了。沈葆桢离开福建，船政大臣开缺。于是，沈葆桢与李鹤年、文煜三人联名保奏郭嵩焘署理马尾船政。郭嵩焘见被船政大臣、总督、将军联名保奏，也就表示愿意继任船政大臣一职。沈葆桢亲自草拟奏折，李鹤年、文煜具名其上。这份奏折很快就被递向了北京。
就在这份奏折尚在路上时，郭嵩焘就收到了京师送来的六百里加急。朝廷在下发圣谕的同时，还附有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其文曰：
“筠仙仁兄：此次滇案处理棘手，朝廷欲效天津教案处理之方，有意简派君为使英大臣。兄台之出使实为愚弟之所荐。鸿章办事不力，使君颠簸万里，甚感遗憾。然威公使犹不满意，其正集兵船多只，意在恫吓要挟，所求各事，实难尽允。且滇案正文至今犹无妥帖之法，即我以为是，彼却以为非，且多方吹求，惟赖君到津后会商开导，设法挽回，使大局得保而不衅兵。鸿章顿首再拜月日”
郭嵩焘捧着上谕与李鸿章的信，去见即将离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说：“沈大人呀，船政大臣，我郭嵩焘是当不成了。你看！”
“船政乃一方之小事，‘滇案’乃天下之大事，你准备准备就立刻动身吧。”沈葆桢说，“是龙就应该飞上天，我本来就料到你这个臬台是干不了多久的。”
“按察使可以开缺，船政大臣可不能开缺。”郭嵩焘说，“我提议让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来督理马尾船政，他于洋务也是十分精通的。”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沈葆桢说。于是，沈葆桢与郭嵩焘联名上奏共同推荐丁日昌来督理马尾船政。
圣谕以侍郎候补召郭嵩焘回京。郭嵩焘接到圣谕后，立刻回去交卸按察使司的手续，收拾行李，准备北上。郭嵩焘从李鸿章的来信看出：朝廷召他进京，一方面是为了出使英国，另一方面也是想借重他与英国人的关系来排解眼前的困难。
郭嵩焘以侍郎候补的身份被召回京的消息传开后，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福建将军文煜、新任两江总督沈葆桢都来为他饯行。福建与厦门的外国领事听说福建按察使司将要成为使英大臣，也都前来与之相见，郭嵩焘有礼貌地与之一一见面。之后，郭嵩焘与如夫人梁芬茹乘轿去闽江码头。沈、李、王、文等要员以及几个外国领事又来到码头为郭嵩焘送行。
郭嵩焘携梁氏登上船，顺闽江东去，很快地进入大海。轮船在海上颠簸摇**起来。这时，郭嵩焘一拍脑袋：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老爷，什么事让你拍脑袋，恍然大悟？”梁芬茹问。
“芬茹，你不记得了？‘海上行舟波复谷’呀！”郭嵩焘说。
“西枝和尚的偈子，怎么啦？”
“我现在是使英大臣了。你可知道从这儿到英国有多远，如何走吗？”郭嵩焘问。
“不知道！”
“我告诉你，从这儿到英国至少有四万里。”
“什么！四万里！我的娘呀，那是多么远呀！”梁氏吃惊地感叹道。
“四万里都坐船，这不就是海上行舟吗？四万里海路，当中出没波涛，肯定是险象环生呀。”郭嵩焘说。
“西枝和尚难道真是神吗？听老爷说过，这好像是二十年前的偈子。”
“是的。他总共送我三个偈语，每一条都应验了，西枝真的神了。将来从英国回来后，我一定要跟他好好地参禅。”
“我也去。”梁氏说。
“那我当和尚，你当尼姑好了。”郭嵩焘笑着说。
“我才不干呢。”梁芬茹说。
郭嵩焘的行船抵达上海县，上海地方的文武官员早已齐集到上海小东门外等候了。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麦华佗（Waiter H.Medhurst）得知即将使英的中国钦差大臣郭嵩焘抵达上海，立刻向各国驻上海领事馆发出照会，告诉他们中国将派大使出使英国。英国政府刚刚宣布“大英帝国”正式成立，当此之时，中国派使臣前往英国，这无疑是给“大英帝国”的米字旗上又添上一份“荣耀”。麦华佗亲自来到小东门与郭嵩焘行宾主相见之礼。也有不少其他国家驻上海的领事到船上拜访郭嵩焘。
郭嵩焘离开上海，继续北行，直抵天津。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李鸿章在总督官署正与淮军教习英国人马格里谈话，话题自然是关于英国公使威妥玛对‘滇案’的态度，以及朝廷将派郭嵩焘作为大使将出使英国一事。他们谈兴正浓，忽闻郭嵩焘的行船抵达天津，李鸿章与马格里立即停止谈话，一同去天津码头迎接郭嵩焘。
海河水滨，郭嵩焘携如夫人梁芬茹弃船登岸，天津知府已经在码头迎接。这时，李鸿章与马格里分别乘坐轿子赶到了码头。李鸿章下轿，紧走两步握着郭嵩焘的手，说：
“筠仙呀，我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叫我来，我岂敢不来？”郭嵩焘笑着说。
“郭先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马格里说。
“你好，马格里先生，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你。”郭嵩焘说。
“筠仙，请上轿吧。先去总督署衙。”李鸿章说。
郭嵩焘与梁芬茹分别上轿，和迎接的队伍一道，开回总督署。
郭嵩焘自信通达洋情，深精洋务。这次朝廷又想倚重他来办理“滇案”，这对于郭嵩焘来说正好是专业对口。所以，郭嵩焘到天津后，更是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但是，郭嵩焘心中明白，自己作为出使大臣，第一障碍就是语言不通，必须要一名翻译。郭嵩焘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李鸿章听，并与李鸿章商量。为了能够让郭嵩焘有一个优秀的翻译，李鸿章只好忍痛割爱，将自己的淮军教习马格里让给郭嵩焘做英文参赞。李鸿章同马格里商量，马格里也表示愿意接受。此事议妥后，郭嵩焘很高兴。接下来，郭嵩焘便发表了自己关于处理“滇案”的意见。郭嵩焘说：
“既然朝廷简派我为使英大臣，那么交涉‘滇案’一事我要有所参与。马格里先生，你已经是我的参赞官了，你看，我应该从哪里入手？”
“我认为，你除了找驻华公使威妥玛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马格里说。
“现在威妥玛公使在何处？”郭嵩焘问。
“好像刚去了上海。就在郭大人北上时，他正好南下。”马格里说。
“那我先写一封信给他，了解一下他对‘滇案’以及对我的看法与态度。”郭嵩焘说。
“这是最好不过的了。”马格里说，“威妥玛生性好强，你写信时要注意措辞。”
“那是当然。我研究洋务多年，于西方礼制还是比较了解的。”郭嵩焘自信地说。
“是吗？”马格里有点不信，便考一考郭嵩焘：“你们中国见皇帝要行跪拜礼，你知道见英国女王要行什么礼，见法国总统要行什么礼吗？”
“郭某有所耳闻，见英国女王也好，见法国总统也好，统统都是行鞠躬礼，对也不对？”郭嵩焘说。
“不错。我实在佩服郭大使。”马格里说。
“我还没有被正式任命呢。”
“那是迟早之事。”马格里与李鸿章都笑了起来。
于是，郭嵩焘动手写了一封信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这封信在行文格式上做到中国与英国平等，在措辞用语上都做到有理有节。全文如下：
大清国钦差出使大臣郭嵩焘瑾奉书
大英国钦察威公使大人阁下：
春间承望颜色，奄忽至今，企想高风，有饥渴。嵩焘顷奉命出使大英国，由闽浮海至津，询知贵大人已赴沪，为怅恨久之。此行必与贵大臣一晤而未卜返旆何时。恐谕旨催促启程，交互海上，与大舟歧左。在京久候，又惧津河冰合，岁内不能出洋。敢以书道意，应于何处相见，伏候示知。
敬颂台安
嵩焘顿首月日
郭嵩焘作为使英大臣写信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威妥玛于情于理都应该给个回信，可是郭嵩焘等了好久也没有等到一封回信。是郭嵩焘的书信有问题吗？当然不是，郭嵩焘的这封信，无论在措辞上，也无论在格式上，都没有歧视英国之意。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驻华公使威妥玛没有绅士风度。
郭嵩焘问马格里：
“贵国公使威妥玛没有回信，这是什么意思？”
“郭先生，照常理来说，威妥玛先生应该给你回信，因为你已是朝廷的钦差，是使英大臣。他不回信，是有失英国人的绅士风度。”马格里说。
“他不回信，那么我出使英国的行期就定不下来；他不与我会晤，那么‘滇案’恐怕一时也解决不了。”郭嵩焘说。
“英国公使去上海，这一行动可能包含对我们处理‘滇案’有所不满。”李鸿章说。
“总督大人、郭大使，让我马格里凭私交来约威公使北上天津，你们看怎么样？”马格里说。
“能如此，当然好了。”郭嵩焘说。李鸿章也表示同意。
果然，在马格里的邀约下，威妥玛从上海返抵天津。十月下旬，郭嵩焘在李鸿章的官署里会晤了英国公使威妥玛。会晤时，李鸿章、马格里也在坐。威妥玛说：
“中国派使臣去英国，这当然是件好事，可是‘滇案’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那么中国派大使去英国去又有何益？”
“公使阁下，”李鸿章说，“你不是说过只要中国派出使臣赴英，其他方面都好商量的吗？你不是还催促中国使臣赶紧上路的吗？如今怎么——”李鸿章说。
“总督大人，”威妥玛说，“其他方面都好说，这并不代表英国方面什么都不说。”
“公使阁下，”郭嵩焘说，“‘滇案’其曲在中国，你们英国方面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郭某与总督大人会同总理衙门进行商议，然后我们再作谈判如何？”
“这句话还在理。”威妥玛说，“其实在来天津的路上，我已经仔细地考虑过，并且开列成具体条文，你们把我所列的条文呈总理衙门就行了，这就是我代表的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解决‘滇案’的条款。”威妥玛说着亮出了他所拟的条文。
威妥玛的这份意向书是用英文写成的，还没有来得及翻译成中文。郭嵩焘接过威妥玛递过来的意向书，一看全是英文，便对身边的马格里说：
“马格里先生，请把这些条款翻译给我们听，好吗？”
“好的。”马格里说。
马格里将威妥玛所提的各项条款逐项翻译给郭嵩焘、李鸿章听。郭嵩焘与李鸿章听完了马格里翻译的条款，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李鸿章说：
“大使阁下所列条款，要待总署商议后才能有答复，请大使阁下耐心等候。”
“我已经够耐心的了。”威妥玛说，“我还有急事得赶回北京，郭大使，我们在北京再见吧。”
郭嵩焘还想同威妥玛商议出使英国的日期，可是威妥玛却是避而不谈。这次，郭嵩焘与威妥玛见面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威妥玛的态度明显缓和了，让郭嵩焘看见了解决“滇案”的希望。
会晤结束后，威妥玛去一趟天津的英国领事馆，何时进京无人知道；马格里暂时返回军营，李鸿章赴保定去料理事务；而郭嵩焘则趁无定河水冰封之前携如夫人梁氏赶往北京。
十一月初一日，郭嵩焘到达北京城。听说中国所派的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抵达北京，于是各国公使纷纷来贺。郭嵩焘接受了法、美、俄、意等国公使、领事的拜访，也在这段时间里，郭嵩焘又一一地作了回拜。
初四日，郭嵩焘又被诏受为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十一月初八日，郭嵩焘正式到总理衙门上班。他入总署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滇案”发表自己的看法——上折要求朝廷惩办云贵总督岑毓英。接着，郭嵩焘又上折弹劾他。郭嵩焘的奏折像一枚重型炸弹轰然爆炸，总理衙门好像开了锅似的争执起来。连慈禧太后都惊动了。
总理衙门总领班议政王奕?、大臣文祥同时召见郭嵩焘。奕?说：
“郭侍郎，你的折子给我们总理衙门带来多少麻烦，你知道吗？”
“我知道。可是，岑毓英措施失当，举措乖方，‘滇案’发生后，他不但不据实禀告，反而还诿罪野人，给我们在外交上造成被动。朝廷的意思我明白。他岑毓英对云南有再造之功，可他居功自傲，不审时度势，一味地意气用事，痛恨洋人，暗中唆使属下拦击洋人，以致酿成了这么大的国际争端。‘滇案’的发生，岑毓英难辞其咎。”郭嵩焘说。
“这一点我们都清楚，可是太后老佛爷更有远虑。如此功臣要是拘京受审的话，恐怕会引起功臣们的不满，从而引起更大的社会震**。”文祥说。
“可是，朝廷应该赏罚分明。作为封疆大吏更应该与国家休戚与共，所以，我们必须责之以酿成事端之咎，使其功罪各不相掩。英国人要求严办岑毓英，我认为他们的要求是对的，因此，我请旨将云贵总督岑毓英召回京师，交部严加议处，以服洋人之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阻止英国人漫天要价。”郭嵩焘说。
“郭侍郎，你的想法很好，用意也是对的，但是太后老佛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奕?说，“还有，你将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出使英国，成为常驻英国的大使，你这么做可能会招来非议的。”
“是啊，”文祥说，“现在已经有人说话了，说你还没到英国，就已经事事依附洋人，那么你到英国之后，那还了得？”
“中外交涉，无非一个‘理’字。如果我们不循理办事，那事情肯定办不好。我一贯倡导西方比我们大清国先进，可是士大夫们就是不察事理，死不承认。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郭嵩焘说。
“郭侍郎，我觉得还是顺着上面的意思办比较好。”文祥说。
“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恐‘滇案’的交涉将没完没了。”郭嵩焘感叹道。
兵部尚书沈桂芬、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参劾岑毓英一事十分不满，他们将郭嵩焘奏折的内容公之于世。于是，朝野上下一片哗然。顷刻间，郭嵩焘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大汉奸、卖国贼”。郭嵩焘刚刚回京时，门庭若市，如今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的，门可罗雀，连朋友、同年都不敢登门。郭嵩焘坐在家中想了想，甚感好笑，竟不自觉地笑了出来。站在身边的梁芬茹问：
“老爷，你笑什么？”
“我发现，一夜之间，我竟变成瘟神了，谁都远远躲着我。”郭嵩焘说。
“老爷，你也太莽撞了。这个案子从发生时起，朝廷就有袒护岑毓英的意图，难道你看不出来？”
“如果外交事务不循理而办，则什么外交也办不好。我按原则办事，结果却引来了朝野上下的一片指责。对于这些，我觉得无所谓，我郭嵩焘挨的骂还少吗？只可惜，‘滇案’将没完没了地拖着，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郭嵩焘说。
并不是每个人都害怕“瘟神”的。郭嵩焘的大门被人敲开了。来者不是别人，是郭嵩焘在广东任巡抚时的部下──刘锡鸿。郭嵩焘见刘锡鸿在这种情况下还敢登自己的门槛，感到非常高兴，连忙将他迎入室内，请他坐定。郭嵩焘说：
“我们自广东一别数年，你到哪里去了？”
“回郭大人，您离开广东后，我就离开了广州城，回番禺老家了。我在老家过了两年消闲的日子，然后北上京城混日子，现在我在刑部当差，任刑部员外郎。”刘锡鸿说。
“你真是个耿直之人。其实我当初只是奉旨回京，而不是辞官归隐，当时你可不应该辞官呀。”郭嵩焘说。
“刘某感激大人的提携。大人在广东遭到排挤，我是义愤填膺，像大人这样清廉的官吏都遭到排挤，我还在这样的衙门呆着有什么意义？”
“你现在在刑部走动，还称心吗？”郭嵩焘问。
“说实话，很不称心。”
“为什么？”郭嵩焘问。
“我一直记着郭大人说的话：当官不任事，那么当官还有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是当官不任事，你想，我能称心么？”刘锡鸿说。
“你是说你在刑部无事做？”
“正是，我就像戏台上的跑龙套的，替刑部跑跑龙套而已。”刘锡鸿说。
“一点不假。当官不任事，空拿俸禄，尸居其位，又有什么意思呢？”
“大人精通洋务，令我敬佩。这么多年来，刘某也一直留心洋务、热衷洋务。现在大人成了使英大臣，洋务思想终于派上用场，我很为您高兴。今日我是特来向您道贺的。”刘锡鸿说。
“多谢刘员外。你看，我马上就要出使英国，你留在国内，我恐怕很难再能帮上你的忙了。”郭嵩焘说。
“要是我一直留在您的身边，您不就能帮上我的忙了？”刘锡鸿说。
“一直留在我身边？莫非你也想去英国？”
“我也想让我的洋务能力得到发挥。”刘锡鸿说。
“刘员外，你今天的来意是——”郭嵩焘拉长语调。
“我想请大人帮个忙。”
“刘员外，你要我帮什么忙？”郭嵩焘问。
“就我所知，出使大臣一般都应该有个副职。如果大人不嫌弃在下的话，就推荐我做个副使与您一道出使英国，如何？”
“这个——”郭嵩焘沉吟了一下，“是否配副使应该由朝廷来决定。不过，你的请求我会考虑的。”
“如能成行，我刘锡鸿将感激不尽。”刘锡鸿说。
刘锡鸿的来意十分明显，就是想让郭嵩焘帮忙，让他充任出使英国的副使。郭嵩焘对刘锡鸿的了解毕竟不是太多，因此，刘锡鸿的造访与提出的要求引起了郭嵩焘的高度重视。郭嵩焘明白，副使是正使的左膀右臂，如果是知己，则事事顺手，如果不是知己，或是副使暗藏歹意，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刘锡鸿走后，郭嵩焘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如夫人梁氏听。梁氏听罢问道：
“那你对刘锡鸿有什么看法？”
“此人是个直性子，有几分傲气。如果我让他做副使，那就意味着他只比我低一等，万一他那个直性子来了，我恐怕难以驾驭他。”
“那你千万不能保举他做副使。如果你远走四万里外，身边还带着一个炸弹，那多危险。”
“你讲得很对。他如果在四万里外生事端，那真是如鲠在喉，日子可不好过呀。”郭嵩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