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进步的年代，这又是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只有适者才能更好的生存，才能在社会里占据有利地位。时势给我们造就了无数的人才，他们分布在三百六十五行之中，作为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领导者，关键就是要从芸芸众生中寻出“千里马”来，让他们作各行各业的“状元”。这是领导者成功的关键一步，不识才，何谈择才、用才和御才，又何谈事业之兴旺发达，又何谈民族之振兴。要识才更要讲方法讲艺术，用人不易，识才更难。
这世界真是千奇百怪，有人说人才过剩，有人却说这世间人才太少了，或者有的领导干脆就说这年代根本就没有人才。福兮祸兮?一代明君李世民的一席话道出了真谛：“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原来这世界是有很多人才的，只是缺少了发现的眼睛。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因之，一代又有一代之贤人，这人间并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有人没有找到自己需要的人才。其实，你找不到需要的人才不等于没有人才，如同你在某餐厅吃了一顿很糟糕的饭菜就说这个地区没有好吃的东西，或者是更明白一点，你运气不好，碰到的尽是凶恶丑陋的女人，就说这世界上就没有美女，就没有合意的红颜知己。这都是荒谬的！第二是找到的确实是人才，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任之不当，结果收不到效果，于是就说这人才不是“人才”。不过一行有一行之才，非此行之才不一定非彼行之才，叫导弹专家钱学森来卖茶叶蛋，虽说是大材小用，但他并不一定就能做得很好；同样，如果叫水稻专家袁隆平去造飞机，他也一定不是那个材料。如果……这样的如果我们可以说很多，但你能否认钱学森不是人才、袁隆平不是人才，如果谁敢否认的话，那他一定是数典忘祖的那种人，谁又会信这种人的话呢?总之，不管你承不承认，人才到处都是，重要的是作为领导者你应去努力地发现，识别人才，用好人才。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朋友对我们是很真心的，但我们却没有体查到；父母对我们是无私的关爱，我们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身边的人明明很有能力，我们却没有发现他。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难，做一个新时期的“伯乐”则更难。宋代的陆九渊对知人深有感触，他说：“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天下大事全都在知人上，而恰恰难的就是知人。知人不易，因为人才有许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习惯，有的人才有鹤立鸡群之势，有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有的沉默寡言、藏而不露，有的滔滔不绝但华而不实……于种种的类型中，你能凭什么找出人才来，你又如何从中选出谁是真才谁是庸才?知人难其实就是做领导难。
出色的领导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知才，识才。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去识才， 展示了自己的用人艺术，尽管风格各异，但都不由自主地遵循着一定的规则。常言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用到这里“方圆”就是识别出来的人才，“规矩”呢?就是识才所遵循的一定的准则。古人说中才最可贵，聪明次之，说明在识才上道德与才能兼备是最高层次的人才，有一技之长者相对来说次于前者。所以在选用人才上，识才必须从德和才两方面考虑，无德无才则不为人才。人才的选用得当有利于团体的发展、事业的发达。领导者知人任人者以一己之私而对一些人才打击报复，同时任用那些不恰当的人，如亲密友人、家中亲戚中的人。这必然会给事业造成灾难。故识才必须公心为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斤斤计较，必然找不到应有的人才，故识人必须从大处着眼、长远观之，取人之所长，则天下人人得用。因此识才上应遵循上述三个方面的准则，唯有如此才能识真才、识大才。
□ 德才不可偏废
评价一个人才与不才，无非考查其才与德。才是指一个人的智慧、技能、专长等方面，说一个人有才智，有才干，有才华就是针对不同的方面说的。德是指一个人的情操、修养、品质等，是一个人为人处世应有的准则。人才大体有知识型的人才和实用型的人才，而一个人才的形成必须先有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并兼以道德方面的修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固然可贵，但这样的全才究竟有多少呢?孔孟之所以为人所铭记，是因为他们的才学与道德都感化着后人，但后世能与孔孟相比的又有几人?更多的人才则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只要用之有度、用之有时，应是益处大于弊端。往往一些领导人更爱部下的优点，对缺点都能容忍。精明的领导者不喜“法是王”，他们爱打破传统，用自己的头脑思维做出惊人的决断，展示了自己的领导艺术。
古人说中才最可贵，一直以来，德才兼备的人最为人们所喜爱、尊敬、推崇，这样的人对下既能办事又能处理好关系；对上是忠心耿耿、不谋私利，叫人放心。下属服你，上级信你，非德才兼备是很难做到的。而能识到这样的人才确实是万幸，能用到这样的人才也是领导者之福。古今中外，许多领导者都选用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并予以重用，而这些人也不负所托，尽职尽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三国时名相诸葛亮以“隆中对”预见天下三分，足见其才；同时，他又为蜀汉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大德大能，为后世所推崇，堪为人臣的楷模。但是，对诸葛亮用人方面，后人就知之甚少了。他为人如此，在选官任人上更是注重德、才兼备。
在三国之初，诸葛亮大量运用贤德之人，使蜀政得以兴隆。在第一次北伐前，他写《前出师表》告帝要吸取前朝教训，应亲贤臣远小人。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中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都说明诸葛亮对贤臣的重视。
诸葛亮推举有贤德的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皇主刘禅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矣，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几欲干预朝政，允上则正色谏主，下则数责黄皓，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董允无愧于上司的信任，从另一方面也反应了诸葛亮识人任人的英明。
诸葛亮还把蒋琬、费讳、姜维选为自己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人蜀初期任于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酒，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常赞蒋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助蜀汉大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若臣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棉代之，柿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等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慵不听姜维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侍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宏愿虽未实现，但可见其人忠烈。
刘备死后，由于有诸葛亮、蒋琬、费袜、姜维等一批贤德之人的辅佐，刘禅虽然昏慵无能，这一政权还是存在了41年之久。相较而言曹魏、东吴的皇帝都不昏慵，到头来却是亡国灭家。究其原因，主要就是用人上的不同。诸葛亮、刘备选用了一大批贤德之才，而曹魏和东吴却用人不当，不是被奸佞之人夺权就是任用了一大批无用之辈，结果“国将不国”，这都是领导者应吸取的教训。
唐太宗励精图治，终有“贞观之治”的伟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唐；太宗善于用人。他主张用人必须“慎择”，因为用得正人，可鼓励为善者；误用恶人，使不善者竟进。魏征赞同唐太宗所说，认为用人要审访其行为，知其善而用之。他说乱世用人，可不顾其行为，但在天下“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魏征是因时代不同，用人有所不同。在乱世，逐鹿者的主要任务是打倒敌人以壮大自己，其目的在图天下，只要有才能助其完成任务的，不论是什么人都用；如果没有能力，其行为再好也不用。魏征强调在治世用人，要“才行俱兼”，因为在治世，用道德高尚之才可以在理政事、倡廉反腐、发展经济等方面有所作为， 而任用没有贤德之人，终会使国不治，引起祸乱，进而国家灭亡。
毛泽东以“星星之火”燎原整个中国，一共也只用了28年的时间。具有深厚的历史修养的他吸取前朝的经验，在用人上同样注重德才兼备。一方面，他注重下属的实际能力，同时也考察下属的思想修养，把那些专横拔扈、玩忽职守的干部全都撤换。重用任弼时和刘少奇就是典型的例子。
刘少奇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党的活动家，从大革命时期起，就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抗日战争中，他先后担任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书记，卓有成效地领导了这些地区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创建工作。同时，他又是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所写的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著，被毛泽东赞为“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重要文章而赞不绝口。刘少奇在1943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和亲密战友。
建国后，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都纷纷回国。他们都得到中央的重用，诸如钱学森等。他们不仅具有很强的能力，而且所体现的民族大义更是可嘉。在台湾，许多飞行员为了祖国的统一驾机飞回大陆，给分裂者以重重的一击。黄植诚挟机回到大陆，中央对他倍加关爱，并任命他为航校的副校长。
可见，任用德才兼备人才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也是领导者事业有成的法宝。纵观古今中外，大都以用贤德之人而兴，不用贤德之人而亡。在识才中，衡才量德，是体现领导者领导用人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 惟才是举
“惟才是举，，的思想在很久以前就有了，但真正作为一个用人方针是东汉的曹操提出，意即大凡有用之才都应举用。以后历代明君都以此为准则，大胆地用人，他们对人才的重视都是十分惊人的。对人才的看法，大致有“黄金累千，不如一贤”，“贤才，国之宝也”，“得一良将才，胜百连城壁”等。人才比金钱更重要，比城池更有价值，用砖石筑起的长城是可以攻破的，而以人才垒起的“长城’’是永不倒的。项羽以失人才而亡，刘邦以得人才而兴，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任用贤能的人才，才能兴国安邦、成就大业。
值得注意的是，惟才是举并非完全不考虑道德。道德对一个人才来说是很重要的，任用德才兼备之才当然更好，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用好人才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况且识才时所考虑的道德是以前的，以后还可培养造就。故惟才是举更能保护培养一大批人才，并造就一批德才兼备之才。常言“近朱者赤”，在好的环境下人也会变的，又言“强将手下无弱兵”，究其原因，乃环境使然。
汉代刘邦虽未提出“惟才是举”，但在实际中，他确实做到了惟才是举。举用郦生就是一例。在刘邦初起反秦之时，郦生贫苦潦倒，但很有战国策士遗风。听说刘邦喜结豪杰，便主动前去应见。当他去刘邦的驿馆拜见，只见刘邦正傲慢地坐在床头张着两条腿让年轻侍女给她洗脚，对郦生却视而不见。郦生不动声色，琅声说道：“足下带兵如此，是想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各国呢，还是同诸侯各国联合攻秦?”听了这穷酸迂腐的老儒的一席话，刘邦便破口大骂。郦生接口道：“足下既想一举推翻秦朝，为啥这样坐着接见长者呢?足下用如此傲慢的态度接见贤下，以后还有哪个愿意为你献计献策呢?”沛公一听，立即停止洗足，将湿淋淋的双脚往鞋中一套，整衣而起，热情地接待郦生。于是郦生滔滔不绝地从六国的成败谈起，直到当今灭秦的计策。刘邦听了很是佩服，立即下令款待郦生，共商伐秦大计。刘邦采纳郦生的计谋一举拿下陈留要地。此后，刘邦确认郦生果为能人，马上赐他为广野君。郦生为报答刘邦知遇之恩，还把自己有勇有谋的弟弟引荐给刘邦。事后，郦生之弟郦商为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面的事例兴许较陈旧而没有一点新意，毕竟说“惟才是举”时，祖辈讲、父辈讲，今天我们还在讲。或许大家听过“乡巴佬受聘当教授”的故事吧！ 1929年的一天，徐悲鸿偶然参观了一次中国画展览。宽敞的大厅里，一幅幅装裱精致的画令人眼花缭乱。但徐悲鸿看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意思，不少作品毫无新意，矫柔造作，使人昏昏然。正欲离开的时候，一幅挂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的画引起了他的兴趣。只见画面上几对大虾、体若透明、活龙活现、笔法娴熟。徐悲鸿边看边慨叹不已：真没想到这个角落里还藏着一位这么出色的国画大师。”
“哈哈，你真会开玩笑！它的作者齐白石不过是土里土气的乡巴佬，何以称大师!”一旁的友人说。
“我不是开玩笑，我不但要拜访他，还要请他当教授!”徐悲鸿严肃地说。
几天以后，身任要职的徐悲鸿果真聘请齐白石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一年后，由徐悲鸿亲自编集作序的《齐白石画集》问世了，齐因此名闻天下。
刘邦、徐悲鸿的事例告诉我们，只要是人才就应大胆地举用，要尽可能地减少其它次要因素对用人的影响。识才用才，不能因噎废食。惟才是举不仅在乱世是永恒的真理，在治世也同样正确。乱世需要建奇功、打江山的人才，在治世则需要更多的建设人才，没有人才，我们将一事无成，领导者也难为“无米之炊”。
□ 识才不拘一格
记得清朝龚白珍面对人才“万马齐喑”的状况，提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这是说的育人，而在识才上也更应不拘一格。
人无完人，若只识其短，则不能知人；若能看重人之优点，则能发掘更多的人才。“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他就是那方面的人才。而能否识人之长，关键还是要解放自己的思想，打破陈规陋习的束缚，排除个人主观的爱憎，即不拘一格地去发现人才。“不拘一格”的“一格”，指的是前人已有的规范或是自己的习惯，唯有破除“一格”，大胆地用人，才能用好人、办好事。
在春秋时期秦穆公起用奴隶百里奚，至今传为佳话。
百里奚曾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送人秦国。之后，他逃到楚国宛县，被楚国人抓住做奴隶。穆公知道百里奚是个贤人，想用重金去赎，又怕楚国知其身份不给，便降低身份按奴隶价格去赎，派人对楚国说：“我的陪臣百里奚在你们那里，请允许我国五张羊皮赎回他。”于是楚国人就把百里奚给放了。这时百里奚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秦穆公派人打开枷锁，欢迎他回来并向他请教。穆公与之谈了三天，敬重其才，把他封为大夫。“五羊皮大夫”就是这样叫起来的。后来，穆公把他推荐给蹇叔，他们共同辅佐穆公建立霸业。
穆公破除陈格、任用奴隶成就一番大业，而二战中，罗斯福在诺曼底登陆战中任用年轻的艾森豪威尔更是一绝。
1943年，盟军决定在1944年实施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这一计划在1942年开始拟定时，就受到英美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商定，这一战役的最高统帅由一名美国人担任。而最高统帅一职，马歇尔被有关人士普遍看好，因为他对世界六大战场的美军指挥有方，声名显赫，赢得国内国外的充分信任。这时，英美的重要人物都作出了表态。早在1942年7月31日，邱吉尔就在电报中致罗斯福：“如果任命马歇尔为‘霸王行动’的最高统帅，我们定会同意。”
1943年8月，美国陆军部长也表示：“马歇尔凭着他的声望、素质和能力，一定能胜任。……我看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1943年秋，盟国首脑们在魁北克会议上，一致同意马歇尔担任这一职务。
但出人意料的是罗斯福却选择了马歇尔麾下的一位陆军作战计划处处长，而他的上面有366位比他职位还高的将领都没被任命。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是罗斯福需要马歇尔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但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头脑冷静，目光远大，军事战略思想明确而坚定，并能果断决策，能排除各种困难的干扰。他还善于发挥诸兵种协同作战的优势，而且在人格方面开朗乐观，善于团结部下。基于这些原因，排除资历年龄的影响，郑重地任用了艾氏，终于取得诸曼底登陆战的胜利，成为西线战场的转折点。
识人在活，而要活就不能拘泥于陈格，反之就没有创新，就不能发现更多的人才，就不能在事业上一帆风顺，蒸蒸日上。
□ 识才不避亲仇
识才必须至公，而不为私利所感，为个人感情所欺，为外部压力所屈，实是不易。要做到至公，除了领导者本身具有以公为上的高尚品质以外， 还要跟自己的憎恶喜爱作斗争，还要游离于亲情之外，还要能抵制外部忽来的压力，做到不避亲仇，为国取才、为公取才。
毕竟“血比水浓”，伟人对自己的亲人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无论是在外工作或是呆在家里，都希望能为亲人做点什么。对朋友也是一样，几个人志同道合、情同手足，那份感情真是剪不断也诉不完。那么在识才用才的问题上， 领导者良心的天平该向哪边倾斜呢?
几千年前，一个叫祁奚如的人说要“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即识人用人必须不管是自己的亲人还是自己的仇人，只要是才就必须努力地去识去用。在识才举才中，祁奚如也真正做到了不避亲仇，为后世做出了榜样。
春秋霸主齐桓公不计前仇而重用管仲，成就了一番春秋霸业。起初由于襄公乱政，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逃到国外，分别由鲍叔乐和管仲辅佐。襄公被杀，两位公子所逃至的莒鲁两国分别派兵护小白、公子纠回国争继位。管仲率兵埋伏于小白从莒国回来的途中，见小白到，张弓射之，小白倒地；管仲以为小白被射死，便派人急报公子纠，叫护送公子纠的鲁兵不再急于赶路，六日后才到齐。这时，先到的小白已被立为齐君，是为齐桓公。原来管仲只射中小白束腰皮带上的金属钩，小白佯死倒地，等管仲兵撤走，便迅速兼程返齐，故提前得立。
事后，桓公欲杀死管仲，鲍叔牙说：“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活齐，即高溪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仲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于是桓公就从鲁国要回管仲，封之为大夫。管仲曾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管仲能被识被用，一方面得力于鲍叔知贤识贤且与管仲从小亲近，更重要的是桓公能以大业为重，不记前仇，予以重用。假若桓公是气量极小之人，这世间人才又少了一个，而在后世也绝少有人会知道齐桓公。
知人而不为亲仇所束缚，真的很难，而正是由于不易，才使得齐桓公的识才更加光辉，对齐桓公本人也评价极高。
□ 识才为集体
领导理所当然的是集体的核心，集体事业的成败实际就是领导者事业的成败。领导者必须也应该把全身心的精力放在集体事业上，处处为这个集体考虑。在识才任人上，领导者也应出以公心，从集体发展的角度出发，仔细辨别应聘者才能，能者聘之，无才者拒之，而不管人家是你的亲戚还是蜜友。不过，针对不同的人采取的方法应不一样，对于亲近之人，当然不好直接回绝，应多找些借口，让对方知道你是真心地，这样既有益于集体有益于自己的事业，同时又处理好了与亲近之人的关系，不至于自己在人际关系中处于孤立的境地。这需要领导者发挥好自己的用人艺术才能。同样对那些有才能之人，只要能促进本集体的事业都应大胆地选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领导者可能会与下属或其他人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快，姑且不问导致这种不快的责任在谁，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应勇敢地把这种不快抛在一边，做自己该做的事。事实上，如果领导者真心用了那些与自己有过结的人才，人家公认为你宽容大度、不计前嫌，从而会更加卖力地工作，对你当然也会尊敬有加。
用人必须出以公心，这既是一项原则，又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最终衰落。俗话说：“成也用人，败也用人。”过不了用人关，事业就会失败，领导者.也顶多算个失败的英雄。有些国有企业为什么老是效率不高?人们找了很多原因，什么产权不明，什么没有合理的监督机制等等，我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者识才任才只顾自己的私心而不考虑企业的发展。这也有他自己的土壤，走马上任就干，能捞则捞，干得好更好，可以有升迁；干不好，别的单位照例可以去，领导与集体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可以随便就抛弃这个集体，那么要领导者出以公心那就较难了。本来一个好好的厂家，新上任的厂长便借改革之名，濒濒作人事变动，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被“炒鱿鱼”或是安排到低一级的部门，而“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不管有才无才，领导者的亲人密友都一股脑儿地全上了，真是“黄钟废弃，瓦釜雷鸣”，这样的企业真会走向成功吗?无需多言，这是毋庸质疑的。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家族式的大企业在现在越来越少。原因也很简单，家族式企业是以自己家族成员为主来创办的，财产都是自己的东西，故不希望外人涉足自己的事务，这就不可避免地给自己创设了一个封闭的圈子，外边的人才进不来，而人才只有流动才有活力。家族式企业又出于亲情考虑必然要更多地用自己的亲人。这样，在封闭的小天地中循环发展，家庭式企业就会人才枯竭最终失败。认识到这一点，许多著名的家庭产业都以家族集体的利益出发，对家族内部没有才能之人拒绝任用，对外面的人才却大量地吸纳。有的企业为根除家族式企业的弊端，甚至规定后代的家庭成员不得参加公司的管理。
□ 为国家识才用才
相对国家来说，集体只是“小公”，而国家和民族才是“大公”。在识才用才上，从国家的实际出发，为国家选用优秀的人才，这才是出以公心的最高体现。
没有国家的尊严，就没有个人的尊严。只有每个公民都尽职尽责，为国家干点实事，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我们才有自己的一切。为国荐才就是公民特别是领导者应为国家干的实事。
明代的王翱主管吏部，但他为了社稷江山考虑，严格地把好用人关。他为人廉洁、忠厚，能坚持原则，办事不殉私。每次选拔官员，如因皇帝召见，便交副职代理，他回来虽晚，也抽空认真审阅，惟恐选择不当。其女婿在京都附近任职，翱夫人多次派人去接女回家，婿竞不让，说：“者翁典铨，移我官京师，反手尔，何来不惮烦也。”夫人听了女儿转告，向王翱说情，王翱气得推翻台案，伤及夫人脸部。但他始终没有调女婿人京城。 王翱掌握着全国的人事大权，他日夜操心的是如何选择人才得宜，深，恐用错人。他选拔了官吏也保密，这说明他也是出以公心，深怕被选拔者的感恩戴德。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亟需大量的建设人才。中共领导不计前嫌，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大胆地举用国民党的旧部、民主人士等，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总之，识才荐人必须以公字当头，这既是一个人崇高人格的体现，又是领导事业成功的关键。
□ 从大处识才
识才不能只及一端不见全貌，如果只看到人家微不足道的一个优点；就大叫“才子”，或是从窥管中看到人家的缺点就大骂人家无能，这都是错误的。识才必须从大的方面考虑。识才必须由近知远、由小知大，即所谓的长远识才。不然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识才的目的是为用才，用才当然是用人家的长处。既然是这样，我们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又何必去计较人家那些微不足道的错误和缺点呢?如果老是吹毛求疵，结果必定是一事无成。故识才必须识大。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要从大的方面考虑。马克思哲学不是说事物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吗，那么人的大的方面就应成为判断一个人的主要方面。这样，即使人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我们都可以抛弃。故识才就不应只见其短不知其长或者更严重的是只知其小长而不知其大害就加以举用。用与不用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注重人才的大的方面而加以任用，最终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还知道巴顿将军的故事吧！他从小就养成了一个桀骜不训的性格，心直口快，常凭感情冲动就去做事。刚到英国参加二战时，他就在一个自认为可以避开新闻界耳目的集会上大讲战争结束后，应由英美两国主宰世界，其它国家听凭支配。当时恰有一个新闻记者在场，便把巴顿的话记录下来，登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随之抗议的呼声蜂拥而起。在后来他还因殴打士兵，险些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然而艾森豪威尔深知其人，并对巴顿予以重任。艾氏对巴顿极为了解。一战时，他作为美国远征军副司令潘兴将军的上尉副官来到欧洲。不久负责组训第一支坦克部队，并参战立功，被人誉为“坦克专家”。以后巴顿不断变换职务，也先后三次进学校深造。二战初，巴顿被任命为第一装甲军军长，负责坦克部队军官的培训工作。王是因为这些，艾氏极其看重巴顿的实力，并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对之加以重用。
□ 用长远眼光识才
识才固然要识大，但这还不够。往往，在眼前来看，极被看重的人才才能极高，其小毛病几乎可以不管。蚁穴不可谓不小，但不加注意，它必定会破千里长堤。一个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关键的时候是要命的。如果只顾眼前而不长远考虑，失之于识人是十之八九。英明的人识才更专于以小见大，以近知远，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是用还是不用。历史上往往有领导者英明识才又聪明地择主而立。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云集响应，各国将领也揭竿而起，攻城掠地，一时气吞山河，势不可挡。因战路过高阳的将领不下数十，名儒郦生与他们接触，觉得他们眼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而没有长远打算；讲究繁琐礼节，白以为高人一等，跟他们谈深谋奇策也听不入耳。因此郦生就深自藏匿。他听说沛公刘邦虽傲慢，但他平易近人，而且能采纳计谋，于是就主动前去拜见沛公。经过一番交谈，深知刘邦必成大器，就决定留下来为之干一番事业。郦生择主即是通过对各路豪杰的观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是跟还是不跟。
“见一落叶而知秋之将至”，这或许可以作为长远识才的一个形象说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