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管理。
不会管理的领导，就不成其为领导。管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管理人管事，既是全局的控制，又是局部的把握，既是宏观上的做指导，又是微观上的抓落实。
在治军治党治国的领导实践中，邓小平是一位杰出的管理家，他的管理艺术堪称一流。
一 抓方针，纲举目张
在领导工作过程中，邓小平治党治国的一个杰出智慧就是“抓方针”。
毛泽东曾讲过，领导就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大事。毫无疑问，出主意就是出大政方针的主意。邓小平的“抓方针”和毛泽东的“出主意”是如出一辙的。但是，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他们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善于举重若轻、举大若小，有着高超领导管理艺术不谋而合的体现。“出主意”和“抓方针”提法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领导管理工作中，抓方针，就是要抓带有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和指导性的问题，而不是抓那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出主意，就是要出带有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重大措施等方向性的大主意，而不是出那些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的小主意。邓小平就是这样抓大问题、出大主意的军事家、政治家。
早在1940年4月，中共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到会的有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李雪峰、杨秀峰、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会议根据中央精神，重点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的统一与政权问题，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邓小平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首次提出建立晋冀豫边区政府的主张，把以往分散的根据地统一起来。会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向建立边区政府过渡。在党的建制上，会议决定改太北军政委员会为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8月1日，冀太联办在涉县东辽城正式成立，杨秀峰是主任，薄一波和戎子和是副主任。冀太联办划分了冀南、太行、太岳三个行政区，下辖15个专区115个县。就这样，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形建立起来了。
邓小平是军政委员会的书记，是党的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他如何对边区政权进行领导呢？
邓小平在当时就谈到，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他的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具体他都抓了哪些大问题呢？
一是边区政府的民主建设。
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了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建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会议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又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根据中央指示，深刻阐述了我党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他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
二是精兵简政。
抗战时期，根据地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进攻和封锁下，物资供应发生困难，根据地面积也一度缩小，再像以往那样保持大行政机关，就会增加群众负担，不利于抗日，为此，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晋冀鲁豫边区抓这个问题比较早，邓小平比较早就提出了搞编制的问题。晋冀鲁豫边区经过三次大精简取得了好的效果：加强了战斗力，充实了下层工作的领导力量，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变化，节约了人力、财力，减轻和稳定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队供应；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基本克服了官僚主义。
三是重视财经工作，实行生产救灾。
当时敌人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进攻，并不亚于军事进攻。他们实行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妄图从经济方面瓦解根据地的抗战。正当边区军民集中力量展开对敌斗争，反击蚕食之际，1942、1943两年连续发生了5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冀南区大部分地区、太行区的三个专区、冀鲁豫区沙区和沿平汉铁路东侧，农业收成平均只达到常年的二至三成左右，个别村庄甚至颗粒无收。
面对严重自然灾害，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师部、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发出了救灾的决定和指示。邓小平当时指出：“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的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在党、政、军、民的组织领导下，边区军民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晋冀鲁豫大地上掀起了生产救灾的热潮。
生产救灾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稳定了货币和物价。晋冀鲁豫边区生产救灾是成功的，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1943年10月，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合并，由邓小平接替彭德怀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全面主持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区党、政、军的工作。在这段时期，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批领导调延安学习，邓小平凭借高超的领导艺术，全面担负起军事、政治和生产上的领导任务，他对各项原则问题和方针、政策的执行抓得紧，胜利完成了相持阶段的斗争任务。
建国后，邓小平把抓原则方针这一领导艺术运用到党和政府工作中。1953年12月，财政部开始编制1954年预算草案。当时，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直接领导财政部。为了编好这次预算，邓小平首先抓预算原则问题，他找到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询问毛泽东对财政工作有过什么重要指示。戎子和告诉邓小平，毛泽东对财政工作有过不少指示，在编制预算方面概括地说就是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邓小平听后沉思一下，坚定地说：这三句话说得好！打明年的预算，就按这个方针办！于是，财政部据此编制出了1954年预算收支计划。到了1954年6月，邓小平在向中央人民政府作《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必须把国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并且执行的结果要力争“达到收多于支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的原则，使1954年的财政预算与执行工作都搞得很好，缓解了1953年资金紧张的局面。
邓小平举重若轻，潜心抓大事的领导能力和领导风格，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钦佩、赞扬和全党的公认。周恩来曾对薄一波同志说：邓小平是举重若轻，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我是举轻若重，只能配合做一些具体工作。周恩来无疑是谦虚，其实他也是一位战略家，但是他对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领导能力的钦佩是诚恳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决策者，他那抓大事的领导风格更加突出。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到抓教育工作时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0页）
邓小平曾对深圳特区负责人也说过这样的话：“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邓小平的历程》下，第406页）这实际上就是说他在确定方向上出大主意。
邓小平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大政方针，出了很多很好的大主意。
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迫切需要从“**”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需要拨正中国航船的方向。邓小平果断地作出了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三大又制定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党必须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根本的政治路线，并反复强调，对这个政治路线要扭住不放，毫不动摇。他告诫人们：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基本路线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和总的方针。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建国立国的四根擎天大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和前提。
在如何使中国迅速摆脱落后的面貌，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邓小平又从总的全局上确立和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他精辟地指出，改革是动力，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只有改革僵化的旧体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还认为。封闭保守、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的大政策，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富国富民之路。在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根据自己的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浪潮。
1984年11月1日，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聚集在首都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邓小平同大家打过招呼，轻松地在讲台上坐下来，然后发表了近90分钟的讲话，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裁军100万——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
在这次会议上，这位80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提出裁减员额100万！
宣布完这个决定后，邓小平接着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啊！我来得罪吧，不能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时，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经过1975年至1982年的历次精简整编，我军员额已经有很大缩减。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1982年的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令人不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邓小平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他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这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策形成后，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精简了近一半；原来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掉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从这一年起，3年内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
这一次，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举世瞩目的百万大裁军，不仅适应了我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需要，同时也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走精兵之路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抓方针，出主意，还表现在他为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提出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包括采取的重大措施。例如，他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对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以及天安门事件，对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提出了正确的指导原则和措施，为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党顺利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武器和依据。
在领导活动中，有的人事必躬亲，处处插手，陷入事务主义之中，结果往往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邓小平这种善于抓方针，出主意——举重若轻、举大若小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全党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必须用心学习和掌握的。
二 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
在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工作勤奋，什么事都抓，样样管，十分辛苦却往往事倍功半，效绩平平。这就是一个管理方法的问题。
作为一位具有高超领导智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邓小平胸怀全局，洞察未来，非常善于进行宏观管理。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是邓小平领导管理艺术的一大特点。
在解放战争中，刘邓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中，提出了军事指挥的一项重要原则，即：“上级对下级的训令，应该是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
刘邓的这个解释，见于对1947年1月初巨、金、鱼战役的总结报告中。在这份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刘邓指出了一二纵队未能根据变化的情况取近路向心集中作战。刘邓把这一缺点产生的原因归于自己在指挥时限制了下级指挥员的主动性、灵活性。
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1947年1月8日夜至9日夜，在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中，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方先觉师的一个半旅，准备西击刘汝珍和张岚峰部，而在10日却得到了情报，敌七十五师将由董口开赴菏泽。刘邓即令一二纵队急进迎击。可是11日又得情报：敌统帅部恐陇海路徐州有失，改令七十五师乘火车回援陇海路。刘邓又改令一二纵队向南急进，协同打击刘汝珍、张岚峰部。这说明刘邓在指挥上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但是，在刘邓指示一二纵队南下向心集中作战时，具体指示了行进路线和联络的部队。由于这两个固定的限制，一二纵队就很难适应变化的情况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其实，身为久经沙场的军事家，刘邓深知下级指挥员有机动行事的权力。在指挥每一个战役中，他们很注意给予下级以见机行事、临阵处置的权力。
在1949年，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组织渡江战役前夕，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是精心妙算，反复运筹，示任务而不示以手段指挥战争，以保障战役获得全胜的突出范例。但是，在《纲要》中，邓小平除了示以任务外，给予各野战军以临机处置、机断行事的权力。
邓小平在制定《纲要》时有一个重要原则，即就是在赋予各野战军、各兵团任务时，既坚持宏观指导，提挈全军，但又注意不统得过死，束缚下级，以免影响下级指挥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此，《纲要》特别规定，《纲要》是战役“基本纲要”，所有规定执行事宜及随着战役发展之各项处置，随时由总前委以单个命令规定之。有关作战的战术、技术、通信联络、后勤工作诸事宜，由参战的两野战军自行命令决定。这样，各级指挥员任务明确，责任清楚，因敌制宜，机断行事，对指挥战事极为有利。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下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华东局机关顺利迁到三井花园。这是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位于上海市中心瑞金二路。庭院宽阔，设施齐全，有两幢法式楼房。
搬到这里后，陈毅和邓小平工作繁忙，接见干部、出席会议、深入各界调查研究。邓小平在华东局会议上做过许多重大决策，如恢复上海的经济并促其向前发展等等。在进行决策时，他经常说的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这是当前的首要问题。但是，在具体执行时，他很注重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起草《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时，他一再恳切地告诫：条文不宜过细，对下面限制不宜过多。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政委，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原则，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对各级干部要放手、信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给予下属以充分的自主权，对干部信任放手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一个方略，它极大地发挥了各级指战员的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他的这一领导方法更加运用得娴熟了。
古人云：“国将兴，必尊师而重傅。”中华民族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和风尚。邓小平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在国家振兴中的作用，因而，他对于从事于人才培养工作的广大人民教师十分关心，倍加爱护。他大力介导尊重人民教师，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
邓小平认为“只有教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教育事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要求教师队伍质量不断提高。因此“各级教育部门不能不努力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要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为此，他还提出培训师资的一些具体任务，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写教学参考资料等等。为了保证不断补充合格的新师资，他还要求办好师范教育。
但是，具体如何利用广播电视进行师资培训、编学教材、 抓好师范教育，他所有列出具体的措施，只是要求教育等有关部门根据国情，从实际出发制定，并且去大力抓落实。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建设中，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才问题。对于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创造一切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他在1977年力主恢复了高考制度，发现、选拔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为我国科技队伍补充了新生力量。在教育工作方面，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优秀人才培养的建议。邓小平说：“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关于“打破常规”，邓小平具体指出：“还有个跳级、留级问题。这涉及的只是少数人。我个人倾向于允许跳级，这样，人才出得更快嘛。”
但是，在邓小平这些思想的引导下，我国教育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工作。如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培养自然科学方面智力超常少年成为科技人才，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科大”少年班招收的都是15岁以下的在校初、高中学生，最小的才11岁。他们多数都在小学、初中阶段跳过级。“科大”在少年班培养上，不仅在学制上允许跳跃升迁，而且因材施教，允许超前学习，横向选课。总之，打破了一些常规的做法，从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的学生半年里就完成一年的学业，有的三年里取得双学位。
事实证明，邓小平示以示任务而不示以手段的思想是体现了领导科学规律的，他的这一领导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是我们在领导工作中应认真遵循的。
三 加强纪律性，严格管理
纪律是实行管理的保证，没有纪律的管理是难以达到控制和指挥的目的的。
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谈得上权威，纪律是建立权威的基础；权威是实行纪律的保证，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不可少的保证。邓小平在治军、治党和治国中，非常重视用纪律进行管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杨国宇曾在回忆往事时说：“我曾在小平同志统率的部队里工作多年，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战斗中，我深深体会到，小平同志每当紧要严重关头，总是能正确地维护和运用权威，实行纪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指示去夺取胜利。”（《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414~415页）
在治军过程中，邓小平对纪律抓得很紧的。“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都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的简单规定，只看成是群众纪律问题。应知道，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次锋是不够格的。”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亲自批准处决逼婚未遂，开枪将女方毙命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毛泽东认为，正因为黄是多年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所以，我们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特别是当抗日战争爆发，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页）。几个月以后，作为师政委的邓小平，在抗日前线山西辽县，也经手处决过一个奸污妇女的老红军战士事件。
会场设在129师驻地西河头对面的清漳河的滩上。宣判大会气氛十分严肃，大家都站立着。师政治部军法处先宣布罪犯犯罪经过，并宣读判决书。之后，邓小平讲话，他针对“判决过重”的反应和当地群众前来说情，要求轻判的意见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军阀队伍最大区别之一就是纪律严明，决不允许侵犯群众利益。为了揭露反动的造谣欺骗，让群众真正了解八路军，完全不同于旧军队，就需要我们用实际模范行动来打动群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爱戴，才能在敌后生存。我们出师以来部队纪律好，但这次一个战士犯罪一传开，就会破坏几个月来我军在群众中树立的好印象，对我军造成很坏影响。所以，尽管有群众代表来求情，我们也决不能心软。一定要严肃处理。最后，他号召大家吸取教训，严明群众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愧为革命军人。邓小平的话讲得很严厉，语气也重，显示他对破坏群众纪律的罪行处理很果断。
历史上曾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自请降职三级，以维护号令统一，显示军纪严明。邓小平刚调任一二九师，就紧紧抓住这件事，亲自出席军人大会，对指战员进行法规军纪教育，这对于整饬全师纪律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领导活动中，邓小平非常注重运用纪律进行部队管理，用纪律作为达到胜利的保障。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发动了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129师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前部分干部产生了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甚至有的人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对抗战失去了信心。邓小平针对这一右倾情绪的表现，专门下达了一个重要文件，要求部队振奋精神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就为进行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太战役打下了基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权威，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在百团大战中，129师的指战员们的纪律强、士气高。
1946年8月，刘邓率部发起陇海战役，这是刘邓部在内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战，歼敌16000人。杨勇、张霖之率第七纵队英勇作战，解放砀山城，歼敌5000多人。但在战斗中纪律不好，损坏了群众家具等，不少群众家被弄乱了。情况反映到邓小平处，他非常重视，当即脚■泥水来到前线，马上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
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七纵的战绩，接着严肃指出：你们在作战中牺牲那么多人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解放人民群众吗？为什么还要损害群众利益呢？违犯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支持，没有人民支持，就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纵队首长当场承认错误，按邓小平指示立即令部队赔偿群众损失。
此事对指战员教育很深。在20天后的定陶战役中，七纵战士帮助家中无人群众照看牲畜，工事旁已成熟的梨、枣，战士们一个都不动。邓小平的“大批评”收到显著成效，他的纪律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
没有严格的纪律，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群众关系，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加强纪律性，邓小平在治军过程中言出必行，执法如山。
刘伯承、邓小平率部挺进大别山的壮举，改变了全国战局。刚进入大别山区坚持斗争时，鉴于部队中接连出现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邓小平和刘伯承等于1947年9月2日在经扶（今新县）召开紧急干部会议，邓小平一针见血：部队纪律坏，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张际春副政委代表野战军司令部宣布：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此令一下，部队违法乱纪歪风很快被刹住。
11月某一天，邓小平等人在黄岗县看见有个军人在刺刀上挂着一捆白布、一捆粉条，马上下令追查。很快查清该人是警卫团一个副连长。为解决连里的物资供应，他违犯了群众纪律，强买小贩的东西，还开枪威吓。邓小平立即与刘伯承等商量，要枪毙这个副连长。消息传出，有人反映该人立过战功，可否不杀。邓小平等权衡利弊，斟酌再三，最后决定还是要杀。当日下午就在当地执行。刑前，李达参谋长亲自召集总直属队军人大会，并请当地小商贩参加。死刑执行后，消息不胫而走，既解除了群众对部队的疑虑，又树立起遵纪守法的新风。
革命的纪律是胜利之本，邓小平抓纪律是无微不至的。因为没有纪律就没有步调的一致，领导工作目标的实现就没有保障。因此，为了保证纪律的执行，他很注重用措施去使之得到执行。
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邓小平和李先念等率前方指挥所留守大别山，指挥部队与白崇禧展开清剿与反清剿斗争。
1948年2月4日，部队改善生活，欢度春节。几个同志去池塘捉鱼，因工具简陋，收获不大，便放掉池塘水，在水流口处捕捉。结果收获不小，一个池塘弄到几百斤鱼。正当大家兴高采烈欢呼时，邓小平从山坡小路走过来。先是对大家在艰苦条件下仍保持饱满乐观情绪予以鼓励，转而又严肃指出：池塘水是群众备旱用的，你们竭泽而渔，贪图眼前，损害了群众利益。经此指点，大家后悔莫及。遂向群众道歉，并赔偿了损失。
但是，为此事，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下发给前指所属部队，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照顾群众利益，绝不能竭泽而渔。
《孙子兵法·地形篇》曰：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几十年的军旅生活，使邓小平十分喜爱他和刘伯承等亲手带出来的二野这支军队，他称赞二野挑了重担，完成了任务，锻炼成一支“了不起的部队”。但他们深知，对士兵仅厚待而不能使用，只知溺爱而不能命令，违法乱纪也不能整治，如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的军队不能用来打仗。由此，邓小平把纪律作为进行治军的重要途径，把纪律视为生存之本。
“南京路上好八连”从进驻上海之日起，就保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拒腐蚀，永不沾，誉满全国。连毛泽东也作诗称赞：“纪律好，如坚壁”。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进驻上海指战员们严守军纪（好八连仅是其中典型），与邓小平、陈毅此前在丹阳整肃军纪有直接关系。
当时，邓小平等正在丹阳领导攻占和接管上海工作。有一天吃晚饭时，邓小平和其他首长议论部队纪律状况。有人讲丹阳城满街是军人，整天兜来兜去，邓小平听后很不高兴，当听到陈毅讲部分领导放弃领导责任，不严格管理部队，致使有些军人硬闯进戏院看戏，而群众有票却进不去的情况时，他重重地放下碗筷，激愤地说：“这像什么话！我们的领导同志是怎么当的？那些人是谁给他们的权利？我们当领导的要抓军队纪律，如不好好抓一抓，进上海以后肯定会天下大乱的！”
陈毅也表示自己要狠抓一下。
邓小平严肃地说，“对，赶快抓。”
于是，一连几天他都在抓严肃军纪问题，陈毅也专门向接管干部和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报告，着重强调加强革命纪律重要性。进驻上海以后，很多部队露宿街头，秩序井然，显示出良好组织性和纪律性。丹阳整肃军纪，作用十分重大。
在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还处理了攻占郑州以后，某纵后勤部副部长因吉普车而与地方同志发生争抢的事件。进占重庆后，还亲自参加处理过个别高级干部喜新厌旧，强占小车大房，无原则追求生活待遇等违法乱纪、影响极坏事件。
在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没有因为环境的好转而放松纪律工作。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他更加把纪律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管理措施，身体力行。他指出，我们国家这么大，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要靠理想，二要靠纪律。如果没有理想，没有纪律，那就会是一盘散沙，革命和建设都不会成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为了抓好纪律，邓小平提出了“中央要有权威”的管理思想，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发表了一次重要谈话。他肯定了当时采取边改革、边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政策，并从更高的全局角度指出：“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277页）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国际竞争日益尖锐的环境下，坚定而自觉地维护中央的权威，对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逐步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此，邓小平经常不断地以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强调：“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
在社会主义中国，维护中央的权威，它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崇高威望、巨大感召力和最高凝聚力。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制定、执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实践中形成的：一方面，中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按照决策程序，科学地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最高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人民拥护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得到各地方、各部门坚决有力的贯彻执行，从而能够搞活全局、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由此完整地实现党对国家、中央对地方、部门的统一有序正确地领导，进而确立起中央的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成功地领导着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各条战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些都证明，中央制定和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
四 奖罚分明
奖励和处罚是一种对动机行为的肯定或否定，它表明了什么样的动机和行为、什么样的精神和风格会得到赞扬；也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言行才是组织所需要或摒弃的，组织和领导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还指导人们怎么样去创造价值，如何取得成功。
在领导活动中，赏罚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方法。运用奖罚达到实现领导工作的目的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领导工作中，邓小平很善于运用奖励措施调动人民的工作积极性，体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东兰县武篆区，红七军有一个临时野战医院。
这是一所临时组建的医院，各方面条件都很简陋。医院的病房大多是临时借用的农民草房，只有少数几间瓦房。医疗器械几乎没有，药品奇缺，医务人员也不多。由于敌人的封锁和交通不便，红七军指战员的生活极为艰苦，伤病员也不例外。
一天，邓小平在医院领导的陪同下来看望伤病员。一进门就亲切地向大家问好，细心察看每个伤员的伤势，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邓小平摸摸床铺，又看看病房的药品、用具，鼓励说：“同志们！现在医疗条件差，生活又艰苦，可我们是革命战士，在战场上不怕流血，在医院里不怕困难。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看过伤病员后，邓小平又来到医务室和医院领导、医护人员交谈，详细询问这里的医疗条件和如何用土医土法治病。听了医护人员的介绍，邓小平说：“你们为伤病员治疗立了大功啦！”邓小平还嘱托大家要再接再厉，千方百计医治好伤病员，要认真研究各种治疗办法，把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还要设法进一步改善医疗条件。
两天以后，医院管理人员发给每个伤病员和医护人员一元钱。原来，因为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能够克服困难，任劳任怨，这是邓小平、张云逸决定奖给大家的。
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运用奖励手段，既是对下级工作的肯定，更是一种表明自己倡导、鼓励行为的途径。正确的、恰当的奖励是调动积极性，实现工作目标的有力手段。
奖勤罚懒，是邓小平在20世纪40年代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
难忘的1942年。天灾人祸同时袭来，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困难。广大军民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生产自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二九师开展大生产运动，和陕甘宁边区略有不同的是，它是在敌后根据地边同日、伪军作战边进行生产的。在战争环境中，在部队许多同志中本来就存在着“当兵就有饭吃”、“有枪就有饭吃”、“上级总会给米吃”的依赖思想，或者认为“生产了也吃不上”，不如“赶快打胜了好下山”。在太行山区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努力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饲养家畜家禽，太行山区充满了一派生机。不少单位和个人，参加集体生产之余，在驻地的房前屋后种点“自留地”，养了鸡、羊，猪等。收获的产品，除上缴一部分外，余下的用来改善本单位的伙食。但是，这些本是正当的做法，却招来了一部分有极左思想的同志的攻击。他们严厉斥责生产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是在“搞资本主义”，给他们扣上了“本位主义”、“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等大帽子。一时，挫伤了许多同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那些错误的批评，有的同志就更不愿意从事生产了。因此，能不能纠正错误思想，制定正确的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部队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了关系大生产运动成败的中心问题。
邓小平亲自领导一二九师的大生产运动，在历次生产会议上，都强调了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关于部队从事生产、运输、经商的办法和分配、奖励原则。他们在1942年年底由黄镇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1943年生产工作计划”的训令中，就已明确规定了“生产节约总数为旅以上每人120元，团以下每人70元（县独立营、区干队与连队同）。”同时也提出了初步的奖励办法。
1943年9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他说：我们自己经过六年战争的消耗，敌寇的摧残与灾荒的袭击，人民的积蓄差不多没有了，今后在财经方面是很困难的。军队提出生产问题也很久了，1940年就成立生产部，说明了我们对生产问题的重视。几年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一年比一年好。假如机关、部队没有生产，仅靠一毛二分钱的菜金来改善生活和维持体力，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过得去，并改善了生活，维持了体力，没有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不能说不是努力生产的结果。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过去我们重视不够，只解决菜蔬。现在更解决部分粮食，不然，人民倾家**产，不能进行再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即会弄到无饭吃又无群众，不能支持斗争。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制定“奖勤罚懒”的赏罚制度的建议。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
这个报告的摘要在《新华日报》（太行版）转载时，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200元到300元”。在太行山区经济极为困难，部队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一元五角的情况下，二三百元的奖金，不可谓不是重奖！邓小平对大生产运动意义的阐述和“奖勤罚懒”制度的提出，极大地调动了部队、机关的生产积极性。
太行军区根据邓小平报告的精神，提出了每人开荒种地二亩的任务。在劳动力的组织上，把勤的和懒的分别编组：成绩最好的编为“飞机组”，其次为“汽车组”等，成绩好的就升组，反之则降组；那些生产积极性不高的，被编为“前进组”，以“刺激”他们上进。此外，还制定了“变工办法”和“分段包工制”的生产制度。
在邓小平的号召下，太行军区司令部机关由李达带领，政治部机关由黄镇副政委带领，在生产会议后连夜开会落实。会后，苦干20天即完成了开荒任务。太岳军区在陈赓司令员带领下，开荒达6362亩。在太行山的朝鲜义勇军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也参加了劳动竞赛，并创造了开荒纪录。由于一二九师制定了正确的生产和分配政策，师首长身体力行，1943年的生产成绩，太行军区农业、商业产值（不包括副业），已达到1500万元以上，比1942年提高了6倍以上。
由于实行奖勤罚懒，大生产带来的丰硕成果，不但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提高，部队生活得到改善，许多干部战士还有了数目可观的存款。到1944年底，太行军区部队个人有积蓄的人数达到9411名，储蓄总额达到167.348万元。储蓄5000元以上的有4人，共33450元，平均每人8000多元。储蓄在千元以上的有247名。
太岳军区部队的生活标准，由开展大生产前的每人每天吃不到二钱油、三钱盐，大部分时间吃野菜，提高到每人每月十两多（十六两制）肉、每天二钱六分油、三钱七分盐、十二两蔬菜。最好的单位，每月每人可达一斤肉，每天四钱油、五钱盐和一斤菜。
太行军区部队，生产搞得较好的部队，生活水平达到每人每天二斤小米、三钱油、半斤菜，每周吃两次豆腐、两次面食、一次羊肉。
1944年上半年，太行军区评选出劳动英雄220名。11月21日，太行军区和太行区在山西黎城联合召开了“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邓小平到会讲话，并和太行区负责同志一起给军队和地方的劳动英雄们发了奖。奖品包括奖章、农具、牲畜和奖金等。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和女劳动英雄郝二蛮各得一头牛的奖励。由于郝二蛮的牛小了些，又另奖她3000元现金。
奖励是与处罚联系在一起的，有奖有罚才能达到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鼓励什么禁止什么的目的。在领导工作的实践中，邓小平也很注意对违法违纪现象进行处罚。
在1949年接管南京城市工作中，邓小平对某些战士破坏文物和古迹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南京是一座历史名城和古都，有许多名胜古迹。值得庆幸的是，南京这些名胜古迹，虽历经战火的洗礼，竟基本完整的保存下来，但也出现了一些人为的毁坏文物的事件。
解放军攻占南京后，在“总统府”内，有的战士看见内墙上悬挂着一幅3米高、2米宽，由金银丝线绣成的金光闪闪的蒋介石绣像的头、眼、胸等部位各捅了一刀。
邓小平很快从有关方面了解了这一情况，他对此非常生气，说：“怎么能干这种蠢事？怎么能用感情代替纪律和政策？立即通令全军，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和古迹，一定要把保护好南京的名胜古迹当作重要的接管工作教育来抓。”
邓小平还特意把犯了错误的战士找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蒋介石是蒋介石，蒋介石像是蒋介石像。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而蒋介石像是艺术珍品，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怎么能够捅坏呢？”
邓小平望着站在身旁的战士，循循善诱地说：“你毁了它有什么意义？毁灭了绣像就打倒蒋介石啦？”一席话说得犯了错误的战士羞愧地低下了头。邓小平接着又以温和的语气说道：“蒋介石绣像是一件艺术珍品，是历史留下来的纪念品，也是我们胜利的纪念品，怎么能破坏自己胜利的纪念品呢？”
不久，邓小平和刘伯承为此通报全军，要求广大将士以此事为鉴，在今后的工作和战斗中要注意保护当地的文物和名胜古迹。
正确评价一个人的工作成果，也是领导和管理工作中激发下属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作评价是一种精神上的报酬，主要指通过各种形式的表扬，给予一定荣誉，或对工作结果不理想者提出批评。
对个人来说，领导对下属的工作评价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通过评价，可以看出领导对自己这个阶段所做工作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正确恰当的评价可以使下属进行工作的原动力——需要得到满足（比如，精神上的表扬可以满足一个人的荣誉感需要）。同时，人们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总结这项工作与获得评价的经验，以决定下个阶段在工作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表现。也就是说，对工作结果的评价会影响人们在下一循环的行为。因此，学习邓小平的奖罚管理方法要从持续、有效地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激发干部群众工作热情，从角度出发正确使用“奖”和“惩”两种工具，做到赏罚分明，赏要合理，罚要合情。
五 用制度管理，形成规范
制度是领导活动得以进行的载体。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领导机构的设置、领导权责的划分、领导关系的确定、领导者的任用等。这可以说是制度的硬件部分，通常被称为体制；二是活动的程序和规则，如某一重大决策需要经过哪些机构的通过，按照什么原则通过等。这可以说是制度中的软件部分，通常被称为工作方法和原则等。这两方面的内容，一般都由经过一定法律程序通过的法律、法规、纲领、章程等文件加以规定，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总称为制度。
领导制度是规范领导活动的准则。任何一种有效的领导括动，都必须合理地搭配一个领导集团，形成一套有效运转的领导机构，确定一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为此，就必须有一套制度来规范领导机构的设立和领导活动科学有序的开展。
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在他的书中归纳邓小平领导特征时有一段这样的话：“邓小平领导特征的另一方面是偏爱组织处理，他自己就是一个按制度办事的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党务工作者，他经常在八路军中的各部门代理党的领导工作。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也仍然如此。在这样的职位上，他必须作出不仅能代表上级党组织而且又能得到同级军事指挥官支持的决定。中层机关里的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工作经验，使他养成了决策制度化的习惯。”（《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214页）
重视制度的建设和改革，是邓小平的一贯方法，也是邓小平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活动中非常重视运用制度规范工作，进行管理。
1947年2月4日，邓小平指挥六、七纵队歼灭了蒋军的一个旅。只有旅长和400名官兵逃命。原计划在这一胜利后，部队走出陇海路。但由于情况有变化，邓小平命令随行七纵队原地宿营待命，并让七纵队给六纵队发报，通知他们原地待命。
2月5日早晨，六纵政委杜义德来到七纵时，却奇怪地问：“为什么你们在休息，我们还在行军？”他有点生气：“这是怎么回事？”
正在这时，连夜没休息的邓小平走来，杜义德就向邓小平报告：六纵队还在前进……邓小平忙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用电报通知你们原地休息待命。”他要求七纵立即查明情况，向他报告。随同邓小平来的参谋人员与七纵司令部立刻进行核查。结果是，因为六纵一直行军，七纵电台一直没有呼到六纵电台，电报一直没发出。七纵机要科没及时向纵队首长报告，也没向邓小平报告。显然，这是由七纵司令部的失误造成的。七纵首长只得将情况如实向邓小平报告。
邓小平听了情况，立即指示：“想一切办法立即通知六纵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待命。”同时严肃地批评了七纵首长。他指出，指挥机关哪怕是在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也可能给部队造成严重损失，必须以此事为戒，健全制度，提高效率，加强纪律。
邓小平认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也十分看重制度的作用，并且多次强调要建设各种规章制度，使工作程序化，规范化。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许多问题都需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5页），报告在党的领导制度问题上，提出要建立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1957年，他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提出了执政党接受监督非常重要，并且要建立必要的制度，如建立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等。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把民主集中制提到很高的原则高度来讲，讲到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总之，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4、312页）
这里邓小平对制度的认识和重视略见一斑，重视制度建设是邓小平领导方法中的重要内容，并且成为了他工作的特征之一。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建立规章制度、章程的重要性。他指出：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久，他又指出，只有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工作才能有秩序、有效率，才能职责分清，赏罚分明，不致拖延推诿，互相妨碍。1978年，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鲜明地提出了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指出：“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他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讲到改善党的领导时，强调“除了组织状况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同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草案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规定，包括废止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指出，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同年8月，他又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纲领性的讲话，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提出来解决。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提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领导制度“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上的重要贡献和发展，就是把这个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强调“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他强调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制度的关键，他重视制度，强调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化、法制化，奠定了“依法治国”的思想理论基础。
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制度更带根本性”在领导方法上具有重大的突破性。
首先，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
在古代，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贤臣上，认为有一个好皇帝，有几个贤臣治理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到了近现代，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领袖上，认为有一个好的领袖，就可以国富民强。这种传统的文化思想，就为我国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思想基础。解放后，我们党曾注意制度方面的建设，但自觉性不够，坚持不够，因此，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领导制度，传统思想仍有很大影响，个人崇拜滋生，家长制现象长期存在，领导人的权力不受限制，导致决策失误。邓小平提出了“领导制度更带根本性”的结论，就突破了这种传统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唯心史观，把制度建设提到重要地位，为各项工作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其次，它突破了我们领导活动中，长期存在的工作没有严格程序，不规范的做法。
邓小平领导方法中强调制度化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策者必须置身于一个健全的制度环境中。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了党在过去所犯各种错误之后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二是决策在实施和完善过程中，必须有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制度，才能顺利地达到目标。邓小平曾强调：党和国家现行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正因如此，他进一步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对于不合理、已经落后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对于如何具体地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提出了四条谋略：
第一，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和家长制作风。
第二，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
第三，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交替的过渡机构。
第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现象，这一领导制度必然堵塞了年轻干部的进口，使新人上不来，老人走不了，最终出现严重的臃肿局面，妨碍和贻误了四化建设的大局，长此之往，必然后继无人。邓小平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建立退休制度，他主张，“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页）此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健全了一系列重大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强化了干部的任期制和监督体制，完善了退休和离休制，促使干部队伍向任期制迈进。
解决了以上几个关键的制度问题，大批年轻干部才能逐渐成长起来，在新老交替中顺利地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领导的这项体制改革为领导干部新老交替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创造了最重要的体制条件，随后，他又领导有关部门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制定了一系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使整个工作走上规范化。
制度的建立，都是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比较规范，也比较完备，按制度办事才能使工作做好，才能使正确的做法连续下去，有了制度，谁违背了也可以按章处理。因此，作为一位领导干部必须学习邓小平的领导方法，重视制度建设，并且严格按制度办事，这样领导工作才有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