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邓小平由瑞金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7月，会昌县委成立了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分区指挥员由会昌县委成立了江西军区第三全战分区，分区指挥员由会昌县军事部长钟亚庆担任。在接手这项新工作之前，钟亚庆是有一些想法的。他回忆说：“7月中旬的一天，会昌军事部文书曾友松接到县委通信员专程送来的委任令，对我说：‘老钟，你当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委任令送来了。’说着，给我读了委任令：‘命令钟亚庆同志到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任指挥员，仰即到职，努力工作，此令。江西军区司令部。’我想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不去是不行的。我对老曾说：‘我去，你也跟我去。’曾友松说：‘你不一定说得准。’我说，我会向小平、屏汉同志报告的！
第二天，我到县委找到屏汉同志，提出了我的要求。屏汉说：‘我没有意见，但要同小平同志讲一讲，看他同意么？’我听后随即到了小平同志房间里，屏汉同志也跟着进来，我说：‘小平同志，我是真的没有文化，要我去当指挥员，就要老曾跟我去。’小平同志说：‘我知道你没有文化，你要老曾跟你去，就给你，还有什么意见？’我知道他有一支曲尺、一支驳壳，便说：‘没有意见，又有点意见。我想要你一条枪。’小平同志停了一下，屏汉同志插话说：‘亚庆跟着我，一向都是用惯驳壳的。’小平同志接着爽快地说：‘你要，就给你，你晓得用么？’屏汉说：‘晓得了！’小平同志转身取下壁上挂着的驳壳枪，连同驳壳皮带、近百发子弹都交给我，说：‘现在就没有意见了吧！’我应了一声‘唔’，兴奋地告别了小平同志。”（《邓小平交往录》第253~254页）
不久，军区又派来了参谋长、副参谋长等人，这几个同志都是从正规红军部队调来的，钟亚庆担心领导不了，就找到邓小平，谈了自己的顾虑。邓小平一听，鼓励说：“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用怕，不要自轻，要有信心，有问题就同我讲。”
邓小平同志一番话，立刻给钟亚庆壮了胆，他马上精神饱满地投入创新的工作之中去了。
邓小平做领导者，并不是高高在上，不近人情，对于下级的工作，他是一位可亲的师长，满腔热情地支持，悉心指导，使下级在帮扶中成长，做好工作。
邓小平对下属的工作很支持，并且常常考虑得很细致。但是，他支持下级时往往是润物细无声，在人不知不觉中给以助力，以帮助他们做好事情，打开局面，开拓前进。
1947年2月底的一天，邓小平在野战军司令部对民运部长穰明德说：“蒋介石已在花园口决口，企图将我军阻止在黄河以南。部队现在准备北撤。你必须发动群众，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把渡桥搭好。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将配合你工作。”
为了争取时间，邓小平决定用司令部的一部吉普车送穰明德去。临行，他又突然说：“我送你去，顺便看看地形。”
到了黄河岸边，穰明德陪同邓小平视察了桥板和用作架桥的高粱秆等物资，随后他们立即召开地方干部会议，研究有关问题。离开前，邓小平还特意说道：“架桥工作一律服从段君毅、穰明德两同志指挥。”
事后穰明德才知道，邓小平亲自送他去，是为了帮助他打开工作局面的。
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正挥戈南征，开辟大别山根据地。刘邓首长将野战军直属机关和预计到新区工作的党政干部及一部分队伍编成直属纵队，指定李达参谋长兼司令员，郭开鸣副参谋长兼副司令员。但因刘邓李郭首长须率六纵队先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汝河以南的彭店，去指挥整个中原战场。所以，邓小平决定选一名政委在河北负责直属纵队强渡汝河的具体工作。于是立即召集各部负责人的紧急会议，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认真地向大家问道：“你们认为直属纵队需不需要一位政委？”
“需要！”大家回答。
“好！那我就推荐一位，如果大家同意，就通过，以后就服从他的指挥。”
邓小平略停片刻，继续说道：“我就推荐民运部长穰明德同志，怎么样？”说罢，邓小平环视了每一位同志。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穰明德知道，邓小平这次是有意要自己担任这一重任的。
穰明德受命后，立即组织队伍作渡河准备。黄昏前，已渡过汝河的刘邓首长派参谋送给一封信，穰明德一看那熟悉的字迹，就知道是邓小平亲笔写的：
“形势十分严峻危急，我们已打开突破口，桥头的阻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内了。你们务必要紧急动员，文件能带出来多少就带多少，不能带的就销毁，人尽量都带过来。请你们作出最大的努力，预定集结地点彭店——彭店见。”
邓小平及时指导，使穰明德的工作有了方向，经过强渡，部队全部胜利地到达了汝河南岸。
在领导工作实践过程中，邓小平培养、使用人才时，还常常为他们工作出主意，想办法，启发他们的工作思路，使他们做好工作。
1942午初春的一个夜晚，一二九师医生肖战国背着药包到师首长和机关住处去巡诊。当走到邓小平政委的门前时，他想起了前几次同卫生处长韩卓然来巡诊时，邓小平政委每次都提出一些关于医药方面的问题，而他由于只读了两年卫生学校，经常回答得不全，丢三落四。邓小平总要给他们纠正或补充。这次一个人来巡诊，不知邓小平又要问什么，能回答得上来吗？这时，他就像一个底气不足的考生即将走进考场那样内心忐忑不安。
正当他在门前迟疑时，只听屋门“嘎吱”一声，邓小平从屋内走了出来。
“哦——是肖医生，请到屋里坐。”
邓小平热情地把他让进屋。
“政委，近来身体好吗？”在一把旧木椅上坐定后，肖战国对邓小平说明了来意。
“谢谢你们的关心。不过，病魔对我有些惧怕，轻易不敢往我身上附。”油灯下，邓小平风趣地说。接着，他又关切地询问部队的发病情况和药品供应情况。
当时，部队在太行山区，山区有痢疾、疟疾、流感等疾病流行，发病率比较高。由于日寇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部队的药品供应一天比一天紧缺。许多病伤员就是因为缺少药品治疗致使病情加重，甚至牺牲。卫生处的同志都在为此事着急。
邓小平听到这些情况，心情沉重地说：
“是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困死我们，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没有药，光急也不行，要想点办法。”
说到这里，邓小平沉思了片刻后说：
“其实，药还是有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的药物近两千种，我们这么大的太行山，怎么会没有药呢？前些天，我们在村口散步时，就看到路边有野**、柴胡、马齿苋，这些都是中草药，有消炎和清热解毒作用，采回来用，不是也可以嘛。当然，还有其他药，你们可以到群众中请教嘛。”
接着，邓小平继续语重心长地说：
“历史上，我国的医药曾经比西方进步得多。华佗在1700多年以前，就采用麻沸散内服，进行剖腹手术。后来，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我国的医药落到了后边。将来，我们一定要让我国的医药学和其他科学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邓小平的话使肖战国开了窍，他回去后，在邓小平的指点下，门诊所的同志积极向当地群众请教，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河滩上采集了许多野**、柴胡、金银花、元胡、蒲公英、白扁豆、翻白草等中草药，扩大了药品来源。
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当下属把工作计划、有关情况讲清后，邓小平认为方案可行，就果断拍板，全力支持下属去开展工作，这是邓小平一贯的领导作风，这样坚决的支持常常能增加下属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没有人才，成就不了大事。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当重要历史关头，每逢在重大战略任务，更需要杰出的人才，因此，作为一位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不仅要善于认别发现人才，还须善于育人用人，学习邓小平的用人之道，领导者才能培养人才，凝聚人心，使人才跟随领导者一起为完成工作目标而奋斗。
六 真诚鼓励，真心理解
邓小平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9页）
无论是指导千军万马推翻蒋家王朝，还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使用人才上，邓小平从来都是热情鼓励，真心理解，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不要有任何顾虑，在工作岗位奋力进取，充分发挥积极和创造性。
1946年4月的一天，刘邓首长把曾克请去了。
一进屋就看见了邓小平。邓小平一见曾克来了一边打着招呼，一边让警卫员快去请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曾克这才注意到方桌上堆满了书和杂志，一本打开的书好像是外文书。
刘伯承、张际春来了。曾克连忙起身敬礼。“听说你是三纵来的，谈谈对部队的印象吧！”刘司令员说。
“我下去的时间短，只跟十九团去看打李守信，体会了下火药味。”曾克说。
“他们对你怎么样？”邓小平关切地问。
“从纵队到营连对我都很尊重、照顾，可能因为是女同志。”曾克说。
刘司令员高兴地说：“这就好。这是他们的一大进步。”原来，大杨湖消灭敌整三师的战斗后，纵队开总结会，工农出身的干部无理顶撞大学生政委，被严肃批评了一顿。
“稿子发出了吗？”刘司令员：“稿子写好了要让作战单位看看，事实一定要准确。”
曾克从书包里拿出了1月、2月的《北方杂志》给刘邓首长。
“《北方杂志》办得不错。”邓小平说，“我们晋冀鲁豫区能办个综合性的文化刊物，不容易啊！”然后，鼓励她办好杂志，使它成为高水平的刊物，充分发挥战地之声的作用。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刘伯承也兴奋地说。
真诚的鼓励是莫大的动力。邓小平对战士们的鼓励是建立在充分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与部队指战员能够心灵相通，誓死与共。但是领导者的无声行动对指战员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1947年，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已难以奏效，但他仍想实现其攻占邯郸、邢台，打通平汉路的战略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解放军进一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阻止蒋军东调，保障华东解放军歼敌。
在中央指挥下，刘邓首长最后决策：敌进我进，釜底抽薪，挥师徐州，发起巨、金、鱼战役。刘邓首长指挥一纵、二纵，胜利打完了巨、金、鱼战役，又发起了豫皖边战役。刘伯承指挥北集团，邓小平指挥南集团。六纵、七纵和豫皖苏军区的部队属南集团。
七纵受命集结后，作战参谋何自强兴冲冲跑向刚来的潘焱：“参谋长，邓小平来了，就在集合场的边上。”
潘焱心中高兴，赶快朝邓小平走去。
“首长好！”潘焱举手行礼。
邓小平同潘焱握了握手：“部队什么时候出发？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指挥？”
“一切就绪，准备出发。”潘焱回答。
“这真太好了！”潘焱心想。记得1946年初，七纵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一万余人。当时邓小平说：“你们仗打得很漂亮。四天拿下五城，这是个范例。”这回邓小平又亲临指挥作战，对他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潘焱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打个更好的仗。
作为一位领导者，鼓励人心，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理解基础之上，对人才的心理和思想不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那会就谈不上真心的支持和帮助，这样去做工作也难有成效。
1953年9月，邓小平开始兼任财政部长。此前，同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进一步阐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和统一全党的思想，解决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发展。会议听取了高岗、李富春关于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作的总结发言中指出，近四年来的财经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财经工作基本上执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头三年，这种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也是有的，但属个别性质。近半年多，在财政、商业、金融部门，工作也做得不少，成绩还是有的，但这些部门领导上的错误也很突出。这些错误许多是严重的，有些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所规定的原则的。对于这些错误，会议进行了揭发和批判。正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邓小平任财政部长后，当时财政部大多数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
但是，这一点很快被邓小平察觉到了。在一次部办公会议上，邓小平讲了这样一段话：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这段话清楚地界定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和责任，因此，使得下面的同志的工作好做了，也大胆了。
以后尽管大家反映情况、汇报工作仍很谨慎，但是很负责，而且心情很舒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是对下属的工作更是热情鼓励、支持，而且充分理解，他的这种领导方法，一直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
1983年2月，邓小平来到浙江考察，陪同考察的有当时的省委书记铁瑛等省委领导。
在会客厅，邓小平对几位省领导说：“这次，我在苏州住了几天，看到的情况很好，农村盖新房子很多，市场物资丰富。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经到了或者接近800美元的水平。”
邓小平停了停，接着说：“你们考虑，到了800美元，社会会是个什么面貌呢？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呢？吃、穿没有问题，用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不低”。
说到这里，邓小平微笑着问道：“你们浙江的经济情况怎么样？收入在全国第几位？”有人回答说：“这两年浙江的发展势头很好，1982年农业获得了解放以来的最好收成，比上年增长15%，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人均达到了500美元，名列全国第七位。”
邓小平接过话茬儿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市除外，你们是第四位嘛！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这两年山东也上得快，鲁西北这两年生活也好了。生活好了，人也不往外跑啦。”
邓小平吸了口烟，接着说：“江苏从1977年到1982年的6年时间里，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你们呢？你们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邓小平问道。省委书记铁瑛蛮有信心地回答说：“如果顺利的话，翻两番不成问题。”
见几位省领导都挺有信心，邓小平笑着说：“你们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呢？像宁夏、甘肃那里翻两番就难了。”
最后，邓小平总结性地说道：“你们工作做得不错，翻两番有希望。”
听到邓小平的夸奖，铁瑛忙说：“我们工作中还有一些缺点呢。”
邓小平理解地说：“工作中怎么会没有缺点呢？注意了就行嘛！”
几位省领导一听，都不禁相视一笑。是啊，有上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工作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
对浙江的领导干部邓小平是既鼓励又理解，体现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用人风范，对其他地方的干部他也是如此，充分地理解，热情地鼓励支持，是邓小平用人特色。
1984年2月初，邓小平来到了厦门。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一路陪同视察。在游艇上，项南把早已想好的话说了出来：“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邓小平注视着项南和省市其他负责同志，等待着他把话说得更明确。
“把特区扩大到全岛！”项南接着说，“使整个厦门岛都开放，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一边察看地图，一边接过话茬儿说：“我看可以，这没有啥子问题嘛！”
当金门岛映入眼帘时，邓小平若有所思地问：“怎样才能使两地直来直往？”项南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搞自由港。现在台湾人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这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震站在一旁一听，马上表示赞同：“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邓小平也表态说：“可以考虑。”
接着，邓小平又问了一些有关具体问题。
回到北京，邓小平邀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项南等人提出的建议。邓小平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岛全部搞成特区，就能吸收一批华侨资金，不仅华侨，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这样就能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为它服务，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如果一下子建不成自由港，可以先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华侨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邓小平一番话，使中央领导很快形成了共识。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同意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1985年7月29日，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总面积13l平方公里，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在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下，项南等人的建议很快变成了现实。厦门经济特区迎来了更加开放、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领导工作中，每个人分担着不同的职责和任务，这些工作是整个全局工作的组成部分。要把工作做好，除了领导者本人主观努力外，还必须发挥其他人才的支持和努力工作。作为一个事业的领导者往往善于调动和发挥其他人的积极性和能力，因此，真心理解，真诚的鼓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学习邓小平的用人之道，可以使广大领导干部在领导工作中更加走向成熟。
七 公道，不带偏见
毛泽东曾称赞：“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
邓小平的公道作风，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人对事的看法和处理不带偏见，不存私心杂念；他伸张正义，从来不有意整人；公道待人处事，是邓小平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的突出特点之一。
他在领导广西百色起义时，对李明瑞的态度，表现了他对革命同志的公正立场。
李明瑞原为国民党桂系的一名战将。他和他的表兄俞作柏一道，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投入国民革命。他年轻胆大，骁勇善战，在统一“两广”时曾屡建战功，在北伐战争中更是功勋卓著。作为第七军的主攻部队，他与友军攻下长沙，攻下咸宁，攻下武汉最后一道防线险关贺胜桥，进而挺进江西。不到三个月即三战三捷，最后在龙潭战役中，全歼渡江北来的孙传芳部队。李明瑞勇不可挡，屡建奇功，是北伐军中赫赫有名的一员能征善战的战将。
本来对于像这样一位有功之臣，应该是奖赏有加，但李宗仁、黄绍竑却嫉贤妒能，对李明瑞大加排挤和削弱。李明瑞对李宗仁、黄绍竑等人的营私舞弊怀有极大不满，相互间的矛盾已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这时；蒋介石企图利用李明瑞，并以高官厚禄对其进行拉拢。但李明瑞早就知道蒋介石的为人，执意不肯。他通过各种关系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要求共产党派人对他进行帮助、合作。
邓小平受中央之派，到了广西，了解到李明瑞的这一情况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李明瑞逐渐支持农民武装，公开反蒋。后来，经邓小平亲自做李明瑞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险，向他说明党的计划是在左右江创建革命根据地，准备进行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请他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李明瑞欣然接受邓小平的劝告，毅然选择走革命的道路。在这期间，蒋介石曾多次派人带着广西省主席、第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巨款到龙州等地，向李明瑞进行拉拢、引诱，但李明瑞不为所诱，断然拒绝，坚定跟共产党走，参加革命队伍。
李明瑞放弃了优厚的社会地位，拒绝了蒋介石要给予他的高官厚禄，毅然选择了一条万般艰难的革命之路，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毫不动摇，勇挑重担。他有胆有谋，指挥有方，为红七、八军的建立和发展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是，对李明瑞这样的人，当时被“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对他存有疑虑，三令五申地说，不要对李存有幻想，甚至明确指示：“坚决反对他入党”，并强令“驱逐他离开该地”！邓小平与李明瑞之交，不到一年，非亲非故，但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信任，对李明瑞强烈要求加入革命队伍的愿望最了解。他知道李明瑞，革命也需要李明瑞，因此，邓小平不仅在起义中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大胆地起用他，而且后来利用回上海的机会，说服了党中央，批准了李明瑞加入共产党，使他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成为为中国人民求解放先锋队中的一员。
但是，1931年10月，李明瑞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不幸惨遭杀害，时年35岁。他含冤而死，直到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党中央才为李明瑞公开昭雪平反，恢复名誉，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邓小平对李明瑞一直是很怀念的，70年代的时候，他还曾几次对毛泽东说过：“李明瑞是错杀的！”
邓小平对李明瑞看法、起用和处理都是很公道的。
在战争年代，刘邓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疾恶如仇，但是，对同一革命阵容中的同志都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偏见。
1945年11月，刘邓首长约曾克和另一位同志到他们那里去。
这是曾克第一次见刘邓。当时曾克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问题”的干部。
曾克一进来，刘邓首长身着半新不旧的军装，很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并特意叮咛他们不要摘帽子。这时已是严冬了，刘邓首长的屋里还没生火。
邓小平把茶杯递过来：“喝点茶，暖和暖和吧！”
“在延安，这时候都烧火盆啦，可在前方还不行，你们习惯吗？”刘伯承问他们。邓小平递过一支外国三五牌香烟：“抽支战利品，也是增加热力的！”
“你们到这儿快两月了，我和邓小平今天才见大家。怠慢了！”刘伯承负疚地说。
这么客气，曾克他们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们这儿缺少文化人，是个贫瘠的地方。欢迎你们来这里垦荒。”邓小平恳切地说，“现在好了，你们来了。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只要能办到。”
“我想先到可以看的地方……”曾克话没说完，邓小平皱了下眉：“可以看的地方？”他重复着，“难道还有不可以去的地方吗？”邓小平问。
“政委，我的抢救结论还有保留问题。”曾克为难地说。
刘邓哈哈大笑。刘伯承朝邓小平说：“我们真是官僚主义，请来的客人心上带着枷锁，先给他们松绑！”
邓小平说：“你还没听说吧？我和司令员8月25日从延安一回来，就出了安民告示。蒋介石要打内战，咱们得准备打仗。整风、‘抢救’弄错的问题一风吹了。”说完，邓小平站起身，拍了下曾克的肩膀：“把包袱丢掉，轻装上阵！”
对于一个“有问题”的干部，邓小平和刘伯承把他当作同志和战友，不带有色眼镜，这使曾克很受感动。这番谈话之后，放下了思想包袱，他觉得十分的轻快。
要搞好工作，一位领导者非得有许多人协同配合，共同推进不可，只有领导人讲究党性原则，公道正派，豁达大度，不徇私情，待人处事不带偏见，就能获得同志和下属的信任，才能团结带领大多数人一道努力，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作为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学习邓小平公道正派，没有偏见看人待人的领导用人艺术。
八 严于自责，宽以待人
邓小平一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他对自己的功绩和业绩看得很轻，尤其在处理上下左右关系中，他从不表功，不诿过，甚至推功揽过，多做自我批评。严于自责，宽以待人是邓小平领导用人艺术的重要方面。
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谈到“**”前党所犯过的一些错误时说：“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7页）
1980年8月，邓小平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到对自己怎样评价时，又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3页）
邓小平一旦发现自己有缺点或错误，就高姿态地作自我批评。他对高级干部要求很严，但是，他首先从自己严起。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邓小平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和反省。他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楚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07页）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肯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从来没有回避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
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1989年4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说，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执行几年，发展顺利。但接着经济发展过热，带来一系列供求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对这一现象，哪怕三年前，如果警醒一下，能够注意到，现在情况就要好得多。
伟人的伟大与高明之处，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能够及时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邓小平严格要求自己，有了缺点或错误，能够开诚布公地作自我批评，做到有误必纠，知错必改。这既是他的自谦品质，也是他的领导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严于自责，邓小平的自我批评不但不影响他的伟大，反而更加获得人民崇敬和爱戴。毛泽东曾经就称赞邓小平“他犯了错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2页）。
邓小平为错怪黄华公开道歉的事，更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1984年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正在北京出席六届二次全国人大和政协的港澳代表，当时中英双方正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邓小平就香港问题对在场的港澳代表和记者说：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他本人和负责具体问题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他人的发言都无效。
邓小平此时很激动，继续说：“我要辟个谣，黄华、耿飚讲的香港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豪和我会谈时，他也承认，他也说：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用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香港主权，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难道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吗？那还叫中国领土？”
引致邓小平批评黄华、耿飚的导火线是一份香港报纸刊登的一条消息。报载前国防部长耿飚在出席人大代表小组会议时说：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在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邓小平还听说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也曾接受过香港记者的采访，谈了香港问题。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黄华所谈具体内容。盛怒之下，邓小平把他们两人点名批评了。
黄华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他并没有就驻军问题发言。
3天后，即5月28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谈到香港驻军问题时，邓小平满怀内疚地说：黄华同志没有说过驻军问题，我不该错怪他。
孔夫子说过：君子之过，如明之蚀，知过能改，善莫大焉。邓小平公开道歉和自我批评，正表现了他一贯严于自责，宽以待人的大家风范，令人肃然起敬。但是，邓小平对自己严格又是与他人宽容联系在一起的。
抗战时期，一天，苟元书在作战室值班。
刘伯承一份给三八六旅的密令，要求送三八六旅长陈赓。
作为急件，苟元书命令两个骑兵通信员，火速送往三八六旅。
通信员领命，即刻启程。途经营头村，这里有供给部的采购站。两个通信员下马要了些烟吸，吸完后又驱马狂奔。
采购站的张科长无意走进两名通信员休息过的房间，不禁大惊失色，文件却丢在这里了，但两名通信员已无影无踪。
第二天上午八点，两名通信员准时赶到三八六旅驻地。但是，文件不翼而飞。十万火急！陈赓立即通过电话把此事报告了刘伯承。
“文件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邓小平指示：“要参谋带上通信员沿路查找，要通信员想想可能丢在什么地方。”
李达参谋长立即命令苟元书带两名通信员出发，并交代说：“到营头村时，到供给部的采购站看看。”一路上他们认真寻找。苟元书的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到了营头村的采购站。一进门张科长就说：“你们可来了！”他手里拿着文件：“昨天我发现了这密件就去追，可人早没影儿了。”
苟元书接过文件仔细察看，见原封未动。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向张科长道过谢，就飞马赶向三八六旅部。
陈赓接过文件，瞪着苟书元他们：“你们耽误了我们七八个小时。”
苟元书没敢言语，也不敢休息，马上带着那两个通信员赶往师部。晚上八点，苟元书赶回了师部。
“看你出了多大的乱子！这样重要的绝密文件，你为什么不亲自送？”刘伯承师长严厉的目光直射苟元书。屋里静得连掉根针也听得见，苟元书笔直地站着，低着头，好像连气也不敢出。刘伯承和邓小平交换下眼色，语气缓和了一些：“没有泄密是幸事。找回文件你也出力了，处分可以免了，但教训是严重的。”
“参谋同志年轻，缺乏经验，这事对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最主要的教训是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他又转身对李达参谋长说：“这事你也有责任，平时检查督促不严。”
李达点了点头。“叫通信连长，把那两个通信员禁闭一天！”
邓小平笑了笑，用商量的口气说：“这样的事还是头一次，是不是以批评教育为主？”
李达点头笑道：“既然政委讲情，那就算了。”
同样是工作中出现差错，但是邓小平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战士却比较宽容，使苟书元和其他人终生难忘。
据心理学研究表明，领导者的威望包括威严和威信两个方面。邓小平融威严与威信于一体，既有权威，也有崇高的人格。邓小平人格的崇高和伟大，表现在诸多方面，如不居功、不为名、虚怀若谷的自谦品格，不谋私、不图利、艰苦奋斗的廉洁品行，不争权、不要官的博大胸怀，不结帮、不拉派、光明正大的磊落作风等等，而他的严于自责、宽厚待人作用既是他人格威信的来源之一，又是他杰出领导者品行中的鲜明特点，还是他之所以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能协调相处的黏合剂。跟邓小平学领导，就要学习他的这一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