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步站稳脚跟，邓小平经过短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周密考虑后，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大别山斗争情况的报告，并建议在新区暂缓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过急政策，改为减租减息，以利于扩大反蒋统一战线。报告送上后，毛主席很快就批示，称赞这个报告写得好，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并要各区立即仿效，照此办理。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致力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邓小平不迷信本本，不拘泥教条，不照搬别国模式，而是靠在实践中探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要解决和回答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只能从中国实践中摸索，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和路线。实践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新鲜事物，都不是从哪本经典著作中抄来的或学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本本上，根本找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找不到“乡镇企业”，也找不到“经济特区”，更找不到“三资、合资企业”。
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造了许多经典著作中没有写到的新东西，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 从大局出发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全局和局部两个方面，这是领导工作中应该考虑的两个重要方面。识大体、顾大局，使局部服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原则服从大道理，这是做好领导工作应遵循的一个原则。
有的领导干部常常只在本部门本单位的局部利益上考虑问题，与上级讲条件、讨价还价，或因局部工作影响全局工作，这是不对的。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是遵循大局原则的典范，不仅从大局、全局上考虑问题，积极配合全局工作，而且当自己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敢于舍弃自己的局部利益，甚至牺牲局部利益以顾全大局利益。
为顾全大局，勇于承担重任，不惜任何牺牲，是邓小平革命经历和领导工作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品质。
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为战略进攻全局勇于作出局部的牺牲。经过一年自卫战争，人民解放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迫使国民党军转入重点进攻，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我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我军的战略反攻是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敌人仍占优势的形势下进行的战略反攻。最初只是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首先打出去，承担战略反攻任务的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展开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按最初设想，刘邓准备在进行鲁西南战役后，经豫皖苏边区，稳扎稳打，逐步向南挺进。7月下旬，鲁西南激战正酣，毛泽东指示刘邓跃进大别山，时间定在8月中旬。他要求刘邓抓紧休整，尔后出击。这时，刘邓在鲁西南正面临着重重困难：国民党军各路大军蜂拥而至；天公不作美，暴雨如注，行动困难；黄河水涨，浊流汹涌，波涛连天，蒋介石准备故技重演，阴谋挖掘黄河大堤，水淹刘邓部队和解放区。刘邓大军处于前有重兵，后有黄河，难以动弹的“死地”。一贯镇定自如的刘伯承紧闭的牙关里吐出了四个字：“忧心如焚。”邓小平在四十多年后也说：“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560页）
8月7日，刘邓大军为了中央的安全，为了战略全局，向南跃进，开始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壮举。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邓小平在四十多年后畅谈二野战史时谈到这里也动感情了：“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9、340、341页）
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全局精神和自觉的战略意识。所以毛泽东赞扬邓小平“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邓小平的历程》下，第81页）可谓中肯之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后，他顾全大局的领导品质主要体现在善于从全局出发进行整体决策上。
北京西郊。大厦林立，鳞次栉比，蔚为壮观。在宏伟的军事博物馆对面，有一座外表如今并不算气派但却令世人瞩目的宾馆，这就是著名的“京西宾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层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大决策在这里作出。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正是在这里以他那浓厚而清脆的乡音，向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将领们，宣布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6月1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消息。
一百万！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是新时期军队几次精简整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在当时东西方冷战仍相当激烈、裁军谈判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的情况下，主动裁军一百万，这需要多么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啊！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我国政府决定军队员额减少一百万。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百万裁军决策也是从这一大局出发的。另外，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的表现，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头削减军事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以后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裁军，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建设，同时，对世界和平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领导工作就要考虑全局，它要求领导者从宏观上把握，把所有工作视为一盘棋，看做一个整体。如果从局部或某部门、单位利益出发，强调局部利益必然会导致领导工作的失败。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学习邓小平从全局出发处理问题的领导方法。
五 客观公正，不夸大，不缩小
作为一位领导者，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法，事关工作全局，正确看准问题，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既客观又要公正，尤为重要。领导干部如果看问题不准，或者对问题夸大或缩小，就对问题定性不准，解决不好，就可能使工作走向歧途。
邓小平对事情看得准，能够透过现象抓住其本质，因此，他处理起问题来很客观，能够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例如，邓小平不主张把党内错误都说成路线错误。他认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但是究竟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邓小平指出：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有三个月。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对“**”，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性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
邓小平在领导和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始终坚持了这种对历史负责的客观态度。比如，有的人把毛泽东晚年犯的一些错误，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但是，邓小平并不这样认为，他十分中肯地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得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301页）
邓小平认为，对“**”这样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也不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就主观来说，毛泽东晚年一是不大谨慎了，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搞家长作风，听不进大多数人的意见了；二是接触实际少了，违背了他自己重调查研究的正确主张，脱离实际，对党内、国内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三是脑子发热，对社会主义怎么搞缺乏经验，违背了客观规律；四是发动“**”的本意是出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好心办了错事。关于“**”中不少老干部受迫害的问题，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所以，邓小平认为，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个人品质上。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的这些看法，是很客观的，恰如其分的。既没有夸大毛泽东的错误，也没有回避或缩小毛泽东的错误，是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是他客观公正品质的体现。
六 有才干，会办事
一个领导者能力的高低，往往是领导成功与否的关键。
邓小平具有党的领袖、国家元首、大军统帅的领导才能。邓小平治理国家和军队的能力表现在诸多方面，但最能体现他自身特色的是：他举重若轻，具有潜心抓大事的能力；他高瞻远瞩，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他精明强干，具有解决问题的办事能力；他足智多谋，具有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能力。总的一句话，毛泽东所说就是“有才干，会办事”（引自《中外名人看邓小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邓小平的办事能力在他早年的革命生涯中就显露无遗。
1925年，邓小平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其他同志共同组织领导旅法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浪潮。
邓小平是1925年夏这场轰轰烈烈的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尽管他没有被逮捕和驱逐，但一直同样受到法国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政府共同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篆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显然，这次会议是几个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它说明，旅法华人的反帝斗争，在中国旅欧党团组织下仍在继续着。
在上述活动中，邓小平表现出极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以及政治策略能力。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上，邓小平的能力和才干更加突出。
解放战争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杰出才能的一次精彩展现。
1947年8月，刘邓大军12万余人，从鲁西南直插蒋介石的心腹地区大别山。10月6日，“刘邓”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的报告》。报告说，我军逐渐适应南方环境“已学会吃大米饭，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战，一切均可克服。”并表示，我们决心以现有兵力在大别山南部。“调动敌人打一仗”。10月8日，“刘邓”收到毛泽东的复电，热情赞扬“刘邓”的“计划很好”，半叮嘱说：“你们手里只有7个旅，不要再分散，请你们按自己的情况，逐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1947年10月，“刘邓”到大别山以后，决定调整原来计划，先歼灭来敌，后解决棉衣，经过侦察，决心把来犯之敌消灭在高山铺地区。27日上午，“刘邓”发出总攻命令，在战斗中，刘邓指挥若定，敌全线崩溃，仓皇逃命，至下午2点，共毙伤俘敌副师长以下官兵12600余人，其中俘敌7500余人。当晚，“刘邓”向中央军委电告战况，报告此次歼灭战颇顺利，经此战我军过了山地战一关。10月29日，毛泽东亲自拟稿，以中央名义致电“刘邓”：“庆祝你们歼灭敌四十师及八个旅之大胜利。”
1950年西南大部分地区解放后，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作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了和平的天平上。当时西藏情况复杂，矛盾交错，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完成进军西藏任务，是前无古人的，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他指示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起草进军守则。在西南局向中央报告解决西藏问题4条方针的基础上，他又亲自主持起草了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10项政策。邓小平起草的这份历史性的文件，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决西藏办法17条协议，就是以邓小平提出的10条为基础，在这个大的框架上发展起来的。
在进军西南开展的剿匪工作中，邓小平还特别注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促成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团结，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建立了各级政权，加强了各级政权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从1949年到1952年，在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西南几省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地回春，欣欣向荣，人民安乐，社会稳定，祖国的西南边陲得到巩固和发展。邓小平在西南的出色工作和卓越的才干，受到毛泽东的多次称赞。
1952年邓小平调中央后，直接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办事能力和才干有了更直接更具体的感受，以至他最后形成了对邓小平“比较有才干，会办事”、“人才难得”的高度评价。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专门讲了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重点是向与会同志推举和介绍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同志。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当毛泽东提名邓小平为总书记时，以赞扬的口吻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你说他样样事办得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不满意他的人也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毛泽东在这里，既肯定了邓小平的人品，说他公道、厚道、顾全大局、对自己要求严格，又赞扬了邓小平具有多方面的能力，称他有才干、会办事、比较周到。毫无疑问，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些评价是建立在对邓小平才华的深切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如果邓小平不是一个真正有才干的人，毛泽东决不会把他重用到党的总书记这个位置上。
毛泽东曾对我们党内许多杰出领导人都有一些评价，例如，他评价叶剑英元帅是：“诸葛一生有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评价彭德怀元帅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说陈云有治国理财之能等。但是，像对邓小平这样多次、全面、综合性的高度评价是为数不多的。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能力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不是平白无故的，邓小平的智慧、才能在他担任各个领导职务的岗位上所干出的工作实绩，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完全证明了邓小平是一位才能出众、智慧超群的卓越领导人。
邓小平精明强干，办事能力很强，就在于他遇到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碰到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时，能够顺时而谋，抓住问题的结症，善于找到解决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并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每一位领导者都希望自己能在工作过程中实现领导工作的目标，并且能有众多的追随者，在群众中有声望和信誉，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威信。没有威信，领导就不能实行真正的领导。威信的获得，靠权力压不出来，靠上级封不出来，只能靠个人的能力与魅力建立起来。领导者的能力，是搞好领导工作的前提条件，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只有具有较强的能力和才干，才能带领人民建功立业，兴国兴民。为此，必须以邓小平为榜样，努力学习他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七 具有坚强的意志
一个人，无论如何有勇有谋，但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就决不会有大成就。意志是人们在实践中有意识、有目的、能动的心理过程，它贯穿于人的认识、情感、行为过程之中，并通过自我调节来实现支配、调节行为的目的。坚强的意志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品质。
因为任何复杂的工作总是和一定的困难联系在一起，领导工作更是如此。任何一位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不利因素，不会一帆风顺。在逆境和挫折面前，领导者能不退缩、不畏惧，一如既往地带领大家沿着目标前进，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那种平时口号喊得最响，满口宏图大志，一遇困难就先退却，未曾尝试就言放弃的领导者，是难以担任领导重任的。对于一位领导者来说，缺少意志力，或意志不坚强，遇到困难和挫折轻言放弃所导致的不仅仅是工作的失败，更是人格的失败。
邓小平是一位罕见的意志力极强的人。坚强的意志既是他的人格品质，也是他作为一位杰出领导者不断战胜困难和挫折，带领人民实现自身的解放，踏上富裕大道的奥秘之一。
1930年夏，在广西右江，一天，26岁的邓斌（即邓小平，时任红七军政委）在摆脱一个连白匪的追赶中，不小心把腿摔伤了。在这紧急关头，正巧我地下党一个外号叫“金钢锥”的交通员经过这里。“金钢锥”赶紧背起邓斌，渡过布柳河（在百色附近）钻进离河不远的一个旧瓦窑里。
追赶邓斌的白匪搜索到了窑洞口。邓斌和“金钢锥”一动不动地蹲在洞底，任蚊子在身上咬，尽管腿伤也疼痛得不行，邓斌咬紧牙关，坚忍着。洞内漆黑一片，连长便命一个排长进去瞧瞧。排长害怕，推班长，班长又推士兵。一个士兵无奈，走向洞口发现了有许多蜘蛛网。于是，赶紧回来，对连长说：“蜘蛛网都没破，哪有什么人进去啊！”连长听了觉得有道理，带了队伍又去别处搜查了。当邓小平和“金钢锥”出来时全身都被蚊子咬得红肿肿，但是，邓斌的人蚊大战这个故事很快在红军中传开了。
1930年1月，邓小平受命回到上海，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工广西的工作。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他的妻子张锡瑗。此时，张锡瑗正在上海宝隆医院待产。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可是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邓小平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在医院日夜陪伴着妻子。但因医院条件差，张锡瑗不幸去世。孩子生下来后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张锡瑗的妹妹）家里，可能因为难产的关系，没几天也死了。这是一个女孩儿。
这时，广西形势逼人，军情如火。邓小平连妻子也未来得及掩埋，便又匆匆赶去广西。
共产党人不是没有感情，不是没有眼泪。但是，在失掉了妻子和女儿之后，强忍悲痛把感情深深埋藏在心中，把眼泪强吞进肚里。把革命利益高于自己的一切。
经受磨难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但是，邓小平都咬紧牙关忍住了。这种意志力不能不说是巨大的。但是，在种种磨难之中，邓小平都没有丧失一位革命家的追求和信念，他的意志力的伟大之处是当生活的不幸降落时他更加投身工作，更加坚定对理想的信念，对事业的追求。
在事业的奋进之中，邓小平的道路也不是风平浪静，平平坦坦，他那传奇般的三起三落经历更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意志力的体现。邓小平的意志使他在领导工作中，能够经受战争的各种艰难困苦，能够在失败时不气馁，不丧气，在胜利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进取。
在抗战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华北的战略要地，是侵华日军必欲争夺和控制的地方。国民党顽固派也无时不想从八路军手中“收复”这块“失地”，从1939年起，指挥“摩擦专家”张荫梧、朱怀冰、石友三诸部围攻一二九师，使之蒙受了很大损失。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分文粒米只弹未发，继续陷我军于困境。日军在我发起百团大战前后，对晋冀鲁豫根据地频繁扫**，并竭力推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政策”，而且还制定了在华北“征米”2000万石的计划，疯狂掠夺根据地的粮食。
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又连续遭受了旱灾、水灾、雹灾和虫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大片土地荒芜，群众饿死和外逃的现象十分严重。
一二九师部队面临着经济上的极大困难，服装、给养来源日益本竭，有时连野菜都吃不上。战士们衣不挡寒，食不果腹，经常饿着肚子同敌人战斗。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依然节衣缩食，支援子弟兵，其负担是十分沉重的。在这种局面下，能否渡过难关，促使根据地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就成为我党我军能不能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关键问题之一。
但是，邓小平没有为这罕见的经济困难所吓倒，久经磨难的邓小平对眼前的困难不是畏缩，而是迎难而上，积极想办法克服这天灾人祸。1942年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出训令，要求所属部队险助民春耕外，自身也要完成如下指标：旅以上每人每年生产百元，团以下60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比较一下部队的供给情况就清楚了。当时，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有一元五角至五元的津贴费（而且并不能保证），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有一角二分。按当时的物价，一元五角钱只够买一把牙刷和一袋牙粉而已。再如，一个连队每月的办公费、杂支费和学习经费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元，尚不够买擦枪油和灯油之用。
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部队广大指战员为改变这一困难局面，努力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饲养家禽，结果给太行山区带来了一派生机，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坚强的意志力给予邓小平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和胆略，使他在各种艰难曲折和压力下不屈从，不退缩，一往无前，无往而不胜。
经济制裁，是西方超级大国推行强权政治的一张王牌。西方大国集团，依仗自己财大气粗，对不听他们的话的弱小国家实行经济制裁，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首脑在巴黎召开会议，宣布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公布对华贸易报复清单，冻结对华贷款援助，终止经济合作协议，停止对华最惠国待遇，限制对华投资，减少官方往来，等等。
对此，邓小平指出：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5页）并且带领中国人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积极推进国内改革开放事业。
中国人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世界正义人们的支持。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实行制裁时，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我国访问。邓小平很高兴地会见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赞扬他们在这个时候来华访问，“这是真正友情的表现”。会见中，他对日本朋友说：“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邓小平这一番话表现出了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大无畏的精神。
坚强意志力是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的心理条件。只有不怕失败，具有坚强意志力的领导者才能对公众产生吸引力，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尽管多次遭受迫害和打击。但是，因为具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才表现出了一种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怕压力的大无畏精神。这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去学习。
八 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没有原则性，成不了一位领导；没有灵活性也成不了一位好领导。
邓小平认为，合格的领导干部，必须既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一方面，在重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坚定不移，始终如一，不能妥协退让；另一方面，在坚持总原则、大方向的前提下，又必须非常重视策略、方式、办法、措施的多样性和灵活性。邓小平说：“总的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他认为，领导者应该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地制定、完善和调整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以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在原则问题上，采取“钢铁公司”的态度；在策略问题上，采取“绵里藏针”的办法，才能极大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领导工作。邓小平在大是大非前是很有原则性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于是，在邓小平由西南局调任中央工作后不久，高岗、饶漱石也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先后从东北和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的岗位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此时，党中央正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和饶漱石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到了。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高岗及其极少数追随者四处煽风点火，制造党内纠纷，散播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吹嘘高岗自己。随后在九十月份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配合高岗行动，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对此，党中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停止了组织工作会议的进行，批评了饶漱石的错误做法。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来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起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拉拢一部分负责人跟他们走。他们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接着，高岗又找到邓小平，以高官厚禄相利诱，企图取得邓小平的支持。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时隔20多年后，邓小平谈及高岗拉拢他的全过程时讲道：“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听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毛泽东开始对高、饶的活动提高了警惕。1953年12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离京休假期间由刘少奇负责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且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兼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副总理的人选。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和批评，同时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都发了言，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揭露了高、饶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要求全党对野心家、阴谋家提高警惕，希望高、饶深刻检讨，改正错误。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受中央之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会上，大家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等待他们觉悟，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邓小平主持的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共开了7次，最后一次由饶漱石做自我检查。邓小平、陈毅在会议最后做了总结发言。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高岗仍不悔改，拒绝党的教育，终于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受中央之托，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这场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中，充分反映出邓小平不拿原则作交易的坚定立场。1954年4月，邓小平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
毛泽东称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是在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讲的。这种虽然有中共与苏共的分歧、斗争这种背景，但是确实是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一领导品质深刻了解之后的中肯之言。在中共与苏共的60年代初斗争中，作为这一系列事件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邓小平用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正确地把握和处理了中苏关系，堪称典范。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50年代末就开始了，到60年代，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并公开化。这样，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把中苏谈判的重担交给了邓小平。1963年，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会谈。在谈判中，邓小平既毫不示弱，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彬彬有礼，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阐明了中国党的原则立场和态度，顶住了苏共的无理要求和对中国的压力，揭露了苏共以“老子党”压制兄弟党的不平等的做法，维护了中国党的尊严，有一些具体细节上又表现中共力求改善与苏共关系的态度。
在莫斯科机场，邓小平遇到了老对手苏斯洛夫。苏斯洛夫边握手边说：“欢迎你们的到来，祝你们在莫斯科期间一切都顺利圆满。”
“谢谢，我们是抱着真诚的愿望而来的，愿我们的会谈能收到成效。”邓小平也客气地回答说。
第一次会议安排苏方发言。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在他的长篇发言中，对中共横加指责。邓小平稳如泰山，不动声色，静静地听苏斯洛夫的发言。接着，在第二次会议上，由邓小平发言。他毫不含糊地批驳了苏斯洛夫对中共的攻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回顾历史，中苏之间这场大辩论的发展和起因，其责任不该由中国承担……”在发言的结尾，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整个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是歪曲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在中苏双方紧张激烈的辩论期间，苏共中央竟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结束之前双方不得公开发布消息的协定，7月14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7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并加了编者按。指出：“苏共中央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封信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编者按语列举了在核战争问题上、在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上、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等，苏共中央公开歪曲事实，并指出，类似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苏共的做法激起了中共代表的极大义愤。在接下来的双方会谈中，我方严肃地批评了苏方不守协议的做法。
苏斯洛夫也一反常态，对我方提出了“最坚决的抗议”。他对邓小平说：“我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中共代表团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邓小平义正辞严地批驳说：“你们还提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
“你们抗议什么？”苏斯洛夫问。“苏斯洛夫同志，这不是明摆在眼皮底下的吗？”邓小平一句反问，使心虚的苏斯洛夫不再多嘴了。接着，邓小平说道：“鉴于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建议今天的会谈暂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外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再商量。”
这一轮的中苏会谈结束后，发表了双方达成的例行公报。
7月19日晚，苏共中央在列宁山举行宴会，给中共代表团饯行。宴会开始前，赫鲁晓夫走近邓小平身边举起酒杯和邓小平互致祝酒词。
这时，邓小平没有了以前严厉的语气，说：“我们打了九年交道，往后机会不多了。我再到这个地方来，怕是要见不到你了。”
赫鲁晓夫未解其中味，说：“我是不会走的。”
“许多事情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赫鲁晓夫终于尝到了邓小平话中之味，心中一阵慌乱，在台上还能呆多久？这正是自己日夜担心的啊！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邓小平的话果真应验了。
在如何对待重大原则问题的态度，是对一位政治家的考验。对于一位领导者来说，如果没有原则的坚定性，遇事就会随风摆、两头摇，这与做好领导工作的品质要求相悖的。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定不移，寸步不让的。因此，对于那些政治对手来说，一旦涉及重大原则性问题，他就是一位很难对付的人物，但是在具体工作中在，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他处理事情往往又很灵活。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
邓小平身上这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组织领导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得到了充分发挥和高度表现。
例如，在处理和解决我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矛盾和关系上，用什么方式和办法实现统一，是多年来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邓小平也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他构想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即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岸社会制度维持现状，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但对外是一个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一个国家”这就是原则性，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这就是灵活性。这是从历史、现实出发的、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一种统一方式。事实证明，“一国两制”的主张深受两岸人民的拥护，到目前为止，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一国两制”的方式，也引起了国际上的极大关注，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
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是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表现，难以实现领导目的；只有灵活性而没有原则性，就会变成风吹两边倒的草，这也搞不好工作，作为一位领导干部，要胜任工作，担当领导责任，必须像邓小平那样坚持原则性，讲求灵活性，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