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质主要指和思想行为有关的内容，如世界观、人生信念、道德情操、公私界限意识等。它是树立良好领导形象的资源和基础，决定和影响着他的整个形象。所以领导者要想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形象，必须在思想品质上多下功夫，没有坚实的思想基础，领导形象是不会持久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对领导者品格形象的要求就是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正直坦诚，公道正派。还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自身修养。
一 为理想而奋斗
当今世界，是科技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时代。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新一轮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一切，既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又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领导者如果不具备较高的素质和能力，就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领导者的品质和能力最主要的就是领导者现有的基础品质，包括政治品质、理论品质、道德品质、知识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领导活动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其具有社会属性。这是因为，领导行为说到底是一种政治行为，领导行为的发生，客观上总是与“权力为谁所有，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连在一起的。这就要求领导者做到政治上合格，首先解决“为谁掌权，掌权干什么”这个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一位领导者的为官之本。政治品质既是领导者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也是决定领导者行为动力和行为方向的内在因素。因此，它在领导者诸种基本品质中居于核心地位。
领导者的政治素质集中体现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形势，能够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确立坚定的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有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真伪的政治鉴别力；面对涂上各种颜色、戴上各种面具的不正当利益**，能够保持清醒头脑，以坚强的自我约束力，自觉遵纪守法。其中，最关键的是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这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基。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就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正确运用党和人民所给予的权力，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决定着人生的根本态度，集中反映了一个人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人在奋斗和跋涉中永不消沉的动力和精神支柱。没有理想，人的青春就将枯萎衰败；没有理想和信念，人的生命就会暗淡无光；没有理想和信念，人生就如失去罗盘的小舟，在生活的大海里随波逐流，磋跎一生。
作为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邓小平非常重视理想和信念的作用。他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173页）
共产主义理想伴随着邓小平的一生。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便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且积其70多年的历程和岁月，历尽艰难而始终对共产主义坚信不渝。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5月下旬，革命的号角传到了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广安中学堂学生积极响应，5月底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发出了宣传“公启”，组织了游行、罢课，15岁的小平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5月底以后学校一直处于罢课局面。正常的学习、生活无法进行，加上接近暑假，于是小平和其他学生一样离开了学校，回到了自己家中。这次离开广安中学堂就永远结束了他在故乡学习的历史。
随着年龄、知识的增长，眼界的开阔，小平了解到，不但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军阀混战，人民涂炭。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些军阀？年少的小平无力回答，但他对军阀、卖国贼十分痛恨。同时小平在“五四”运动中受“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的影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种科学本领，立志改变国家现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辱的富强国家。于是在年轻的邓小平心中逐渐萌发了一种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15岁的邓小平思考着为国家、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1919年9月邓小平到重庆考上了留法预备学校，次年去法国留学。
1922年6月，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筹备和主持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哥伦布森林中的一个小空场上正式成立。在少共成立后不久，少共成员王若飞、肖朴生、尹宽等都来到了邓小平所在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王若飞也被分到胶鞋车间，他与邓小平一同工作了两个多月。做工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散步交谈，赵世炎、王若飞等较年长的少共成员给邓小平以极大的影响和帮助。就在这一年的夏季，邓小平参加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少共最早的也是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早在1921年春，在旅法华人中，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最初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刘清扬、周恩来和陈公培，负责人是张申府。中共“一大”召开后，中共旅法小组成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2月改名为《赤光》。
《赤光》创办不久，邓小平就来到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内周恩来的狭小房间，成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直接参与革命工作，是他一生革命生涯的开始。在《赤光》编辑部，他得到周恩来等较年长的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同时，由于工作实践使邓小平增长了长干，锻炼了能力。也是在这个岗位上，他以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尊重。
1924年下半年，由于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国内急需大批干部，周恩来等即将回国工作。于是，邓小平等一批年轻的同志补充进入旅欧党团组织，并逐渐成为负责人。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转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把自己伟大的一生紧紧地与共产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此后在旅欧共产主义者中，许多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也有许多人为共产主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也有一些人中途离开了革命队伍，甚至有的人背叛了革命。但邓小平一直坚持了下来，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为这个理想奋斗。无论是“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还是战斗在上海的虎穴刀丛；无论是在百色起义军的危急时刻，还是在中央苏区蒙难含冤的日子里；无论是太行山上煎熬搏战，还是“**”中“两落两起”，他始终充满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充满着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并为共产主义不懈地奋斗着。
邓小平早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即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确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目标。
邓小平感慨地说：“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39页）
1927年的春天，邓小平根据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从苏联莫斯科秘密回国，投入到国民革命的新斗争行列，此时的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景象已经过去，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蓄意破坏，已经处在走向破裂的前夕，政局十分动**。根据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冯玉祥的西北军情况，中共组织决定分配邓小平到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中工作。
邓小平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河南、陕西的国民军也开始了反共的“清党”活动。在此形势下，邓小平与刘伯坚、李林等商量，认为最好去武汉找中央，这样，于当年6月底，邓小平离开西安，很快到达武汉。
邓小平到武汉后，并没有被大革命的血腥吓倒。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党中央，并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工作。此时周恩来也到了武汉，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事部长。邓小平主要是管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项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做记录和起草一些文件。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继续恶化。7月15日，一贯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实行大屠杀，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党的组织被迫由公开转入秘密，党的活动也由公开转入地下。但是邓小平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为适应秘书工作的需要，邓小平将用了20多年的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前往了上海，不久受命来到广西百色，发动起义。
以后，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岁月，尽管道路坎坷，艰苦非常，为了心中的理想，邓小平吃苦耐劳，在困难前面不低头，在艰难之中愈挫愈奋，乐观向上，表现出了一种生命不息，为理想奋斗不止的信念和决心。
长征千回百转，艰苦备尝，是中国人民军队奋斗史上三大最为艰苦的史实之一（其他两大史实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斗争）。每一个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都有许许多多的关于长征的回忆，都有说不完的关于长征的故事。但在问到邓小平在长征时候都干了些什么的时候，他只有三个字：“跟党走！”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期，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批高级干部调往延安学习，邓小平独撑太行山抗战局面，在艰难困苦中，领导晋冀鲁豫全区军民奋斗不息。他的女儿问他：“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淡淡一笑，回答说：“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496页）这些是怎样的艰难困苦呵，可是到了他的嘴里，只有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两句话。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纵有再多的乐观精神，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也是如此，多少年后，他仍然深情地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理想伴随着邓小平的一生。共产主义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因此有人说：邓小平是属于未来的，他的心中充满理想。即使在90高龄时，他的眼睛仍然盯着未来。
1986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面对邓小平，以西方记者特有的直率提问道：“您说过，您要活到100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邓小平也以他特有的风格回答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为此，直到晚年，他还孜孜不倦地为理想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为理想而奋斗是邓小平的政治品质。强调理想，重视理想教育，是他领导方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这个优势要发扬光大，就应当让现在的青年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他坚定地指出：“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为此邓小平非常赞赏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新人的做法，他多次强调要用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把人民团结起来。
邓小平指出：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后来他又强调说：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强调有理想，既是邓小平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战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从他自己成长的经历中得出的体会。理想在前，理想鼓舞着人们前进。作为一位新时代的领导者，必须具有远大的理想，并为之奋斗不止，才能不负于伟大的时代和人民，才能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
二 马克思主义不能丢
伟大的人生需要有信仰作支柱。
惠特曼说过：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活；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理想和信仰是领导者的生命，它在领导干部的成长中起着方向性的作用，是实现领导目标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这是邓小平的政治信念。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认为这条发展规律就是，“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0页）。
每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都是从低到高，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
邓小平在留法的几年时间里，曾经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通过一些中国国内和法国、苏联的报刊接触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旅法青年团小组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学习讨论。但所有这些学习都不够系统和深入。
1926年初，邓小平从法国来到他向往已久的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所当时条件相当优越的学校里，邓小平除了学习俄语、经济学、历史等必修课外，还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全称是“中国孙中山劳动大学。”这所学校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联俄、联共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代伟人，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它创办于1925年9月。这是一所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国共两党都深感革命干部力量不足，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对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国共两党都迅速选派了一批党团员和优秀青年到这所学校学习。
邓小平到这所学校来学习之前的几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时间，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确立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深入系统地研究共产主义理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有邓文仪、谷正纲、谷正鼎兄弟二人、汪精卫的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当时中山大学的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傅钟。在中山大学不到一年的学习生活中，他第一次较系统、较全面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邓小平以前从未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就学，在中山大学可以算作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共产党员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良好的机会。他是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的。他说：“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51页）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必修课为：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具体的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学习《资本论》）、经济地理学、列宁主义（主要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党和政府也为中山大学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生活条件，这与邓小平在法国那种居无定所，衣食难保，参加革命活动还被警察监视的情况有了天壤之别。邓小平利用中山大学优越的学习条件专心致志地学习，课堂上认真听讲、思索，课后阅读大量的书籍。通过学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头脑更加充实，信仰愈益坚定。为信仰而斗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成了他的天职。以后的历史证明，邓小平以其在中山大学系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926年底，邓小平奉命回国，参加国内的大革命活动，以后他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进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他一会儿白区，一会儿苏区，真可谓戎马倥偬，席不暇暖。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他终身的精神支柱并且最终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历程中，邓小平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作风是从来不屈服，用生命和个人幸福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邓小平坚持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而是作为行动的指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
正是从这一原理出发，邓小平看问题，也总是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邓小平投身革命后，总是坚持在具体工作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进入中央苏区后，他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正确代表，因而，他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左”倾错误，因而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视为“毛派”而残酷打击，受到撤职处分和党内最严重的警告。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然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于是，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等帽子。
1933年3月21日，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4月16日，江西省委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召开了为期5天的江西党组织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左”倾领导人的蛮横面前，邓小平没有妥协，他正气凛然，“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引自《邓小平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120页）。于是，“左”倾领导人便强行撤销了邓小平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解送到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瑞金隔离审查，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房子里。
这年，邓小平仅29岁，年轻气盛，血气方刚。
“左”倾领导者之所以紧紧抓住邓小平大做文章，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邓小平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决心在“检查”上阐述自己的意见。他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至“寻乌事件”，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阐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阐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性。同时，他尖锐地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楚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检查”送上去了。在“左”倾领导者看来这哪是什么“检查”，分明是一份“抗议书”。他们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引自《邓小平的历程》，第121页）。
但是，邓小平仍不妥协，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将第一次“检查”中的观点写得更加明确具体，以敲醒“左”倾同志发热的头脑。显然，这样是不能使“左”倾领导者满意的，他们又责令邓小平：必须向党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
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这样的态度，把“左”倾领导者彻底激恼了。他们将邓小平带到临时“审讯室”，挥舞着拳头，拍打着桌子，大声叫喊：“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说完，摔过去几张纸，要邓小平就地将“问题”交代清楚。邓小平铁青着脸，强压住心中燃起的闷火，站起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说完，转身往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此后，隔几天被“提审”一次，但是，每次提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逐渐，看守人员送来的饭菜也降质减量。邓小平仍顽强地坚持着。
“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能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更加执著、顽强。
在毕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学习和实践中，邓小平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他退休以后，仍然以一个共产党人的经验告诫大家：“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一句发自内心的“老祖宗不能丢啊”！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始终不渝信念的充分反映。他从年轻的热血男儿到九十高龄的老人，整个一生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永恒的信念，并执著地为之奋斗。他曾问心无愧地说，在革命斗争中，“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
“老祖宗不能丢”，是邓小平毕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后得出的结论，是发自肺腑的感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不了。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浊流的时候，以苏联为首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旗易帜，但是他仍然满怀信心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这充分表现了一名老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信念。
针对国际上出现的社会主义大倒退，他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因为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而且是科学的真理。在邓小平晚年，经过“**”中的几上几下，对这一点他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真理，所以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顺着这个思路，他指出说：“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他作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始终没有丢弃马克思主义。
但是，邓小平又指出，坚持老祖宗不能丢，最主要的就是要坚持老祖宗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丢。“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8页）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各级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不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在实践中创新，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坚定地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是全国少有几个在各项工作中一直受到毛泽东好评的战略区负责人之一。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过程中，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旗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具体相结合的产物。1993年10月，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阶段，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标志着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在成功地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之后，又一次实现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展现出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广阔道路和光辉前景。
三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实事求是是事业成功的保证。早年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页）。实事求是是领导品质中应有之义。群众所拥戴的领导者必定是一个敢讲真话、坚持真理、具有求实精神的人。在领导工作中，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做到主观与客观一致，达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目的。
邓小平在1987年曾两次对外宾讲到他自己是“实事求是派”。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的谈话中说：“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页）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又谈道：“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做人的一条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的人格所在，又是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无论对人还是对事，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指导建设，无论是观察事物还是处理问题等，都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贯穿在他的整个人生历程、革命生涯中。他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名副其实的、当之无愧的“实事求是派”。在中央苏区他抵制王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被打成“毛派”；在十年内乱中他是“**”的反对派；在对待“两个凡是”问题上他是否定派；在面临僵化体制问题上他是改革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他又是保守派。总之，邓小平确实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实事求是派”。
在领导工作中，邓小平最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指挥战争过程中，他从战争实际出发，从战场实际出发；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建设的进程中，他立足实际，立足国情，不头脑发热，突击冒进，也不胆小害怕，见狼是虎，而且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现代化建设的才略。
在为中国人民求解放事业而奋斗，邓小平一向提倡治军要“慈不掌兵”，打仗要敢打硬仗恶仗。但他并不是指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硬干。只有在全局需要时，他才提倡打硬仗恶仗。
1930年夏，为贯彻立三路线，“左”倾中央南方局派人到右江。9月，在红七军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是否北上攻打大城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邓小平根据红七军的实际情况，对攻打柳州等大中城市的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几千人的红七军，在百色起义后，都未能守住百色。现在怎么有能力去攻打柳州等中心城市呢？这是没有把握的，也是困难的。遗憾的是，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当年11月，邓小平等率红七军北上转战时，他也不同意三攻坚城。打下怀远后，许多人主张攻庆远，然后直下柳州。当邓小平得知庆远驻有敌重兵，已有准备后，就坚决反对攻庆远，同时也不赞成攻打庆远附近的融县。后来前委主张进军融县，结果部队不到融县即与强敌遭遇，激战3天之后，红军伤亡300余人，损失惨重。
1932年底，邓小平在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根据实际情况，部署军事行动。在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作战方针上，面对强大粤军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拼消耗”，仍然坚持过去反“围剿”作战的方法，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较好的苏区来消灭。他不同意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而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同时，扫清地主“土围子”，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和敌人作长期斗争。由于采取了这些正确的方针，使得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红色政权始终没有被摧毁。这也是他后来受到“左”倾路线残酷打击的原因之一。
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邓小平领导品质中最重要的方面。在战争年代如此，在和平年代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彻底的实事求是派，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做了完整全面的表述。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结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方针政策”。“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摆摆的。邓小平还强调，“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整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同代化建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
“**”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当时面临的形势正是错综复杂，百业待举，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千头万绪抓什么？邓小平从全局的高度，突出抓的不是别的，而正是实事求是的问题。邓小平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眼光首先抓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在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
批判“两个凡是”、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始终是围绕着最为基本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的。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冲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思想禁锢，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扭转了全党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作风、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为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引向改革开放的新路线、新方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和积极探索，是邓小平实施路线领导的成功之作，是邓小平创造性领导实践的卓越范例。
邓小平在1992年初到南方视察同当地负责同志谈话时讲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邓小平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和对“实事求是”的深刻理解，完全出自他的内心深处，他对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比一般人的理解要深刻得多，透彻得多。邓小平与毛泽东不仅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同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对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背景、理论创造和进行的实践，特别是对毛泽东为坚持实事求是而对党内教条主义所作的批判和斗争，他有直接的感受和亲身的体验。
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就是无论办何种事情，都要从实际存在的事实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而真正从实际出发，就要正确处理本本与实践、上头与下头、别国别处与己国己处的关系，切实做到像毛泽东那样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邓小平不管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从来都不是靠本本、唯上头干出卓越成就的，而是着眼于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决策，开创了工作的新局面。
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同刘伯承一起，依照实际情况，确定作战方案，打了许多漂亮仗，取得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其中有不少战役的作战方案就是从实际出发得以产生和形成的。
挺进大别山后，邓小平曾指出，我大兵团在敌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到敌战略心脏创建根据地，这是一个创举。他认为，大部队到一个新区，为了打开局面，鼓舞群众情绪，打击敌人的气焰，最好能迅速打一两个胜仗，但没有比较稳定的后方，则困难很大。因此，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不久在商城地区打了一仗，歼灭敌五十八师一部。同时，刘伯承和邓小平为了正确解决到新区后打胜仗和占地盘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正确灵活地运用将主力部队适时地分遣与集中，以野战军主力一部分分散成立军区，建立后方，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打小仗，而野战军的主力也采取适时分遣与集中的办法，分遣以分散敌人和解决部队的供应，造成敌人的弱点，尔后则适时地集中主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样就解决了大部队在新区迅速立足生根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