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爱党、爱祖国、爱人民，也爱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在邓小平的领导交往活动中，接触最多、结交最深的莫过于同他一起战斗、工作的战友和同志。邓小平在与党内同志、战友的交往中，总是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视为兄长，对他们加以敬重和推崇，对彭德怀、刘伯承等德高望重的老帅们总是尊重、理解、同情和支持，对部属、下级和同事给予极大的信任、关怀、爱护和帮助，从邓小平同党内同志、战友的工作交往、思想交流、合作共事、人际往来等活动中，我们将学到的是**的感召、情操的熏陶、灵魂的净化和忘我的境界。
一 志同道合，以诚相待
党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两代领导集体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领导活动中，邓小平与人交往的原则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的。在这个基础上他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忠诚坦率，毫无个人私利，在交往中以诚相待，忠心耿耿，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之间的交往，首先是工作上的交往。因为志同道合，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工作上的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堪称全党的楷模。刘伯承主管军事，邓小平主管政治工作，这是他们的职责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分工不分家。邓小平除了做好政治工作外，还主动参与军事决策，协助刘伯承共同指挥作战，有时也单独指挥打仗。邓小平经常在一些作战会议上，提出许多作战方案的意见。例如，渡江战役时，邓小平亲自执笔撰写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电报中央，毛泽东很快复电批准这个纲要。又如，在逐鹿中原、挺进大别山时期，渡汝河前夕，邓小平建议：刘伯承先过河指挥部队，他同李达参谋长指挥过河，他暂留下阻击追敌。刘伯承十分赞同地说：政委的决定就是指示，按政委说的立即行动。
事实上，许多重大作战方案是“刘邓”一起商定的，各种命令是以“刘邓”署名签发的，多次重大战役是“刘邓”共同指挥的。杨国宇曾这样写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十几年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刘邓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129师和第二野战军，共同经略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区，亲密无间。在这个意义上说，刘邓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而在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这种漫长而又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在这种极度耗费脑力和体力的战场生活中，刘邓又是互相把挑在对方肩头上的重担换到自己肩头上来，或分成两副担子来分担，在这个意义来说，刘邓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以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邓小平的历程》上，第243~244页）
在与刘伯承共事中，邓小平总是想到刘伯承年高体弱，尽可能减轻刘伯承身上的担子和压力，自己多挑重担。1947年8月，“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后，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跟，一方面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另一方面决定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求彻底撕破敌人的阵势。“刘邓”命令南下的后续部队“十纵”和“十二纵”分别向桐柏区和江汉区挺进，同时命令“一纵”由大别山内线向北转出，前进500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展开。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刘邓”二人需要暂时分开，成立两个指挥所，分别实施指挥。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当晚，“刘邓”分开了。他们两个人，一人率一部，一个里，一个外一个在重敌围攻中坚守大别山，一个在外线实施运动展开。
邓小平对刘伯承要求，“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邓小平是为了把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留给自己，替下刘伯承多挑些重担。一是因为大别山的敌情空前严重，我军处于重敌围攻之中。当时敌人依据绝对优势的兵力，用密集靠拢的队形，从南向北对大别山实施压缩堵击，迅速占领我腹心地区，并到处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摧毁我建立的民主政权，捕杀我地方干部，掠抢民财，抓人抓丁，甚至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大别山敌重情险，危机重重。二是因为大别山的条件十分艰苦。冬天气候严寒，地面潮湿，常常在山野林莽中露宿，在雨水泥泞中行军；并且大别山与其他解放区有很大不同，共产党曾四次从这里撤走，是敌我拉锯的地区，群众疑虑较多，社情民情很复杂。部队的生活供给相当困难，粮食极缺，穿着单薄。鉴于此，邓小平考虑刘伯承年高体弱，自己比他年轻，便自告奋勇地提出“我留在大别山指挥”。
在领导活动中，由于人的生活经验不同，领导之间认识能力不同，思想水平不同，以致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领导者之间有时难免出现一些分歧、意见，闹出一些矛盾。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处理不当，久而久之，就会产生隔阂，形成“痼症”，以至给相互间投下感情上的阴影，造成友谊上的裂缝，最终断送革命团结。邓小平在谈到他与刘伯承的关系时说：“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页）事实上也是这样。邓小平在与刘伯承长达13年的搭档中，两人之间并不是没有过分歧、意见，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及时地、主动地向对方交心，以诚相见。他们经常互通情况，交换看法，疏通思想，把问题摆在桌面，分清是非，统一认识，增进了解，消除误会，谁的意见正确，就按谁的意见去做，使他们更加深了感情，增强了友谊和团结。
刘伯承对邓小平的以诚相待，有着很深的体验，并且他产生了对邓小平充分信任的思想感情，这份感情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以至终身。一位日本学者撰文写道：“在‘四人帮’垮台的1976年10月26日，（邓小平还未复出）两眼均已失明、卧床不起的刘伯承向来看望他的华国锋提出要求说：我同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50多年，我最了解他。以后我死了，希望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转引自（日）竹内实等：《当代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10年后的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14日，邓小平带领全家赶来向老战友刘伯承遗体告别。16日，果真按照刘伯承的遗愿，由邓小平主持追悼会。10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悼伯承》的文章，回忆了与刘伯承半个世纪来共同战斗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了刘伯承的一生。
因为志同道合，邓小平在领导者的交往中，总是那么支持对方的工作，分担对方肩上的担子。
当邓小平第二次重新出来工作后，极力支持周恩来挽回“**”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他尽力分担周恩来的工作，减少周恩来的压力，让他安心养病治疗。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邓小平，谈话中，毛泽东鉴于周恩来病重住院，要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并说不要太长，只需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即应诺毛泽东的重托，主持起草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后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批准。12月下旬，周恩来离开北京305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四届人大开过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为使周恩来安心养病，住院治疗，全面负责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为落实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他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各行各业开始进行全方位的整顿，使国民经济大见成效。邓小平以自己的工作实绩支持了周恩来的工作。
在邓小平的一生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但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忠诚，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对毛泽东的高度忠诚和信任甚至十分推崇，又集中表现在他充分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上。
邓小平曾向外国记者表达了他对毛泽东这样的信任：“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4页）他相信，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的历史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犯错误毕竟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4~345页）他还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页）
邓小平对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做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肯定。他指出：“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296页）“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他还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因为对毛泽东的了解，也因为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所以，邓小平充分相信和肯定毛泽东思想，他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说：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
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有过误解，但是，由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始终没有改变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和敬仰。当有人否定和诽谤毛泽东及他的思想时，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事实证明，邓小平正是因为与毛泽东志同道合，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有着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他们才走在一起，并且成为了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富强而奋斗的战友。
二 热情热心，互相关爱
领导工作事关全局，责任重大，但是作为一位领导人始终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在领导交往中冷若冰霜，必然搞不好工作，也没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更获得不了同志们的友谊。
在领导交往中，邓小平对同志热情热心，关心照顾，对战友始终怀着满腔热情，与他们生死与共，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结下深厚的友谊，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的情怀。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战斗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毛泽东给陈毅发去电报，要他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交代工作，打点行装，踏上奔赴延安的旅途。1944年元旦以后，陈毅一行到达八路军前方总指挥所所在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左权县麻田，在这里与邓小平会合了。
邓小平与陈毅都是四川人，早年都在法国勤工俭学。他们留法回国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夏天，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邓小平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在参加听取汇报时重新见面了。之后，邓小平参加长征北上了，陈毅留在南方，十几年之后，两位四川的老乡、留法的同学、党内的战友，在这里又一次见面了，邓小平对远道而来的陈毅给予了十分热情的接待，对生活食宿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
这时，中央得悉陈毅已到麻田，考虑七大还不能马上召开，发来电报，要他不要急于赶路，在太行了解一下整风经验。为此，陈毅需要读中央文件，邓小平对此给予热情的帮助，为他提供了很多文件。陈毅读了邓小平提供的这些文件后，觉得耳目一新。在华中时，虽然是华中局委员、新四军代军长、军分会代理书记，许多文件是他应该读到却未读到的，现在补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考着，邓小平等太行山领导同志对陈毅的学习提供一切方便，邓小平的热情相助使他备感亲切。
时间匆匆而过，这样过了将近10天，邓小平交给陈毅一份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望动身来延，沿途请小平注意安全部署。”邓小平又专门为陈毅赶路选配了好马，再派部队护送，保证了沿途的交通安全，使陈毅一行安全顺利地到达了延安。陈毅对邓小平热情的接待和周密细致的护送安排，十分感动。不久，他以雄浑笔墨抒发了《过太行山书怀》诗一首以示纪念。
邓小平对同志的热情，有很多方面。他不仅对同志、战友在生活上关心、体贴和照顾，而且更在政治上关心和帮助。
陶铸与邓小平的关系也是感人至深的。文革中，陶铸坚定不移地站在刘邓一边，说“保刘邓，我是对的”，被康生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以后，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奔走呼吁，要求为亲人平反昭雪，但四处碰壁，几十万字的申诉材料如石沉大海两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要出山的消息使曾志心中顽强闪烁的火苗燃烧起来，像一股热流迅速发散到全身。她像丈夫生前思考问题时所喜欢的那样踱起步，然后冷静地对女儿说：
“我们只有去找小平同志了，现在就去找！如果等他出山后再去找就困难了。那时他工作忙，要见也难。现在他正在西山休养，空闲多，也好见面，也好谈话。”
曾志带着女儿陶斯亮一同找上西山，见到了邓小平。
这时，邓小平赋闲在家，儿孙绕膝，似乎已经超脱于世外，除了天伦之乐再也别无所求。曾志满怀希冀地向他陈述陶铸的情况，可是邓小平却笑眯眯地将手朝旁边一指，说：“你们听，这是最好的音乐。”
曾志和陶斯亮一怔，很快明白邓小平是指孙子孙女吵得热闹。陶斯亮的心抽缩着打了一个寒噤：他在闪避？他对陶铸是什么态度？要不要管？肯不肯出面说一句公道话？曾志坚持讲完要讲的话，将陶铸的材料递上去。她的神情是那么庄重，仿佛双手托着全部希望和责任。
“哦，陶铸的。”邓小平淡淡地喃一声，或者说是随意地，不经心地，甚至是下意识地喃了这么一声，用一只手接过材料，看也没看一眼，随手放到桌子上，就那么随随便便一丢，像丢一本过了期的毫无保留价值的旧刊物！
陶斯亮的心一下子凉到底。她尽了自己的努力，几次帮助母亲重提父亲的话题。她一心想听听邓小平对父亲的看法，哪怕“唉”一声，给个无言的感情流露也好呀！邓小平偏偏没有表态，不露表情也不接曾志的话题。下了西山，陶斯亮再也无法掩饰那种绝望而痛苦的心情：“他怎么这样子啊？”
但是，曾志却露出了微笑：“耐心等等，主席说他是绵里藏针。你爸爸生前也讲过，党内如果允许拜师，他愿拜邓小平为师……小平同志是有正义感的，并且待同志很关心。”
果不其然，邓小平出山后首先办的几件大事中，就有一件是将陶铸的案子从专案组调出来，交中组部胡耀邦负责审查，并且亲自交待了许多话，表示出少有的重视。陶铸的案子原来就是卡在专案组，邓小平把它从专案组调出来交给中组部，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对陶铸问题亲笔作出指示：“陶铸同志，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和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1969年11月30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邓小平曾与陈毅、贺龙、罗荣桓、聂荣臻等老战友是邻居。由于邓小平的热情，使他们的家庭邻里关系甚为亲密，相安无事。
邓小平在重庆工作时，贺龙一家就住在邓小平一家的楼下，两家的孩子，几乎天天玩在一块儿。他们在单位是好搭档，在家里又是好邻居。
邓小平与陈毅在北京作过十年的邻居，两家人经常在一起散步，一起郊游。那时陈家三个孩子，邓家三个孩子，连同大人，每家五口人。有一天，一时兴至，两家带着孩子们，一齐亲亲热热地照了一张合影相。由于是老乡，又是留法同学，两人在饮食方面也有共同的嗜好。出国归来，如果带点奇珍异果，或外国朋友送点特产，通常也是两家同享一番。
邓小平与罗荣桓两家的关系也十分亲密。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罗荣桓各在一个独立战区或一个方面军担任政治委员，相互接触不多。解放后，他们长期住在北京，一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同为国家栋梁，来往自然多起来，两个家庭也产生了亲密的友谊。
建国以后，罗荣桓夫妇住在南池子18号的一座小四合院内。这时他们已经有4个孩子。罗荣桓在家办公，管理部门在院子里又加盖了秘书的办公室和车库。院子里显得很挤。住处紧靠劳动人民文化宫，每逢节假日，人声嘈杂。邓小平调到中央后不久，经常和卓琳一起去看望罗荣桓。当他发现护城河边游客游玩，划船声音较大，从劳动人民文化宫传出来的广播声很嘈杂时，便对罗荣桓说：这哪行？你是病号，干扰太大。
不久，组织上在北京东交民巷盖了四幢房子，邓小平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罗荣桓说：
“我不去住，让罗帅去住！”
罗荣桓说啥也不肯去住，结果，邓小平限期让罗荣桓搬了进去。
罗邓两家的友谊还表现在许多日常小事上。有一次，邓小平和卓琳去看罗荣桓，还送给他一个从苏联带回来的淋浴用的喷头。对此，在邓小平逝世一周年时，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在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这种喷头现在许多家庭都有，但在当时，却是我们都没有见过的新产品，俗话说：‘礼轻情谊重’。这个小小的淋浴喷头体现的是小平同志对病中战友的一片深情。”（转引自《生活中的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19页）
1955年授元帅军衔时，罗荣桓设家宴请客吃饭，邓小平夫妇都参加了。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邓小平全家悲痛，邓小平和卓琳让自己的小女儿毛毛搬到罗家，陪罗荣桓的女儿一起住了几天。
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约见了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和她的三个孩子。孩子们见到父亲的挚友，历经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激动得流下热泪。邓小平满怀深情地对罗荣桓的孩子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心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至今他们两家人依然十分亲密，卓琳和林月琴两个老太太，还不时地相互探望。
邓小平对聂荣臻元帅的热情关心，也是让人感怀不已的。
毛毛曾这样写道：“聂荣臻，又是一个四川人，又是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父亲称他为老兄。50年代初刚到北京时，我们就住在聂伯伯家隔壁，我们小孩儿们一有空就跑到聂伯伯家要糖吃。聂伯伯常请我们家去他家吃四川小吃。父亲也不客气，一带就带上七口八口一大家人去吃‘冤枉’。”（《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41页）邓小平与聂荣臻元帅是何等的融洽、友好。
晚年聂荣臻虽身患重病，但始终为党为国操劳思虑不已。邓小平退休后，已不大外出。但是热情待人的性格仍没有变，时不时地还是去聂荣臻家走动一下，探望一下，凡有要事都去通报一下。
每当他们坐在一起，邓小平总是亲热地高喊“老兄”；每当他们坐在一起，话长话短，总还是离不开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每当他们坐在一起，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好像一下子就会浓缩变醇；每当他们坐在一起，那些历史巨变和艰苦岁月都好像顿失其色，而化为可以弹指一挥的刹那瞬间。
1990年10月，86岁的邓小平还登门探望91岁的老兄聂荣臻。
邓小平乐观而幽默地说：
“过了90岁，就是胜利。”
1991年12月29日，聂荣臻92岁大寿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代表邓小平去向聂荣臻祝贺生日。
在领导交往中，不管是身在高位还是处在逆境，对敌人横眉冷对，对同志热情如火，是邓小平人际交往的一大风格。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当了官，就处处看人不起，高人一等，对同志、对朋友冷冷淡淡，漠不关心，甚至连朋友都不认，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可取了。
三 坚持原则，决不迁就
在人际关系中，领导者之间的交往，讲友谊，不可失去原则，交朋友，不可不分是非。建立同志式友谊，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情操。这样建立起来的友谊才有坚实的基础。否则，凭一时的个人私利和义气，去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即使建立了友谊，最终还是要崩溃的。
在领导活动中，邓小平历来主张在党内的同志之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搞团结。他反对那种重义气而不重原则，重友情而不重法制，重团伙而不重组织的倾向。邓小平在处理同志关系中，不论是对上级、同级，还是对下级、部属，都有很强的原则性，对其缺点、错误给予严肃的批评，不因是老同事、老熟人、老部下而放任迁就。发生在战争年代“不握手会议”的小故事，就是邓小平与领导同志交往讲究原则，不迁就的一个范例。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从邯郸出发，几个月的战斗，连传捷报，胜利一个接一个，战果一个比一个辉煌，由于打胜仗，在部队中开始滋长起一种骄傲情绪，有的干部也开始不检点，少数干部的斗志有些松懈，有的违反群众纪律，影响了军民和官兵之间的团结，尤其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心里也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思想。
1946年秋的一天，部队接到通知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
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和七纵队司令员杨勇，几乎同时收到通知，要纵队司令员们到二野司令部去开会。当时，陈锡联想，这次我们一出陇海，活捉赵锡田，仗打得很辛苦，战果也不小，开会又逢中秋节，刘邓首长一定是请到“野司”吃月饼去。
可是，陈锡联到了二野司令部开会的地方，就有一种异常的感觉，觉得十分严肃，不像“野司”首长请我们吃月饼的气氛。
纵队司令员们进屋后刚刚坐下，邓小平就宣布了开会的宗旨：
“今天，开个不握手会议，不要刚打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更多地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做得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内外的团结搞得好不好？部队的指挥、战斗作风都存在着哪些问题？现在发言吧！”
随即，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依次发言，指出部队中大量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会议开到中午，又从饭后开到下午两点，听说敌人5军和11师逼近了，但就是不散会。趁着会间休息，陈锡联凑拢到了杨勇身边。
陈锡联对杨勇说：“今天咱俩不作自我批评，恐怕就散不了会！”
“是啊！”杨勇也敏感地这样说。
陈、杨两人都知道，六纵王近山司令员也到了会，他大小杨湖作战打得挺出色，是这次会议上受表扬的。杨勇自然非常明白陈锡联的意思，便对陈锡联说：
“回去我先检讨。”
陈、杨一回到开会的地方，杨勇头一个发言，他说：
“七纵军民、军政关系不好，仗也打得不好，所有这些，我全部负责，我回去后好好进行整顿，提高斗志。”
陈锡联接着杨勇的话，在会上检查道：
“三纵所发生的问题；全部由我来负责。”
听到这里，邓小平站起来宣布：
“会议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尽管平时邓小平与其他指挥员亲密无间，知心同志，但是，当出现原则性的问题时他就与平时不一样了。这次本来是中秋节，刘邓首长与其他同志“吃月饼”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是融洽上下级关系的一个好机会，但是，部队指挥员出现骄傲自满情绪时，邓小平却不管这些事，开了个“不握手会议”给大家敲响警钟。事后，纵队司令员们每每回忆起这次“不握手会议”的情形，常对人们说：邓小平对高级干部要求更加严格，尤其在重大是非原则问题上，他是决不迁就的。
邓小平与高级干部，不管是工作上的交往，还是私人的交往都是极讲原则的，他与各级领导干部建立的相互信任、相互团结的亲密关系，是他坚持用革命原则培养起来的。他对同志的批评，是出于干部的真诚爱护和关心，他的原则性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大局的利益，因此，他不仅没有因为坚持原则而失去同志的友谊，相反他更加赢得了广大干部对他的尊重和信赖。正因为如此，他在战争环境中，对各种力量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不断在战场上爆发出奇光异彩的战绩，铸成他的得意之笔，他在屡次逆境中，各级干部挺身而出，站到他一边，为其平冤平反，最终使他得以复出。
四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邓小平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他的社会交往活动中，接触最多最频繁的是党内高层领导人。但是邓小平结识过不少志同道合的党外各方人士，同他们有过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情谊，他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始终一贯地尊重、关心党外民主人士，真诚地同他们结交朋友，团结他们一道工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因此，邓小平在党外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得非党人士的信任、拥护和爱戴。
1949年5月，中共华东局书记邓小平在“三井花园”住下。此时，上海已完全解放，歼敌15.3万人。当捷报传来时，极其庞杂的接管工作便开始了。邓小平日理万机，在他的工作计划里，有一项是和一些著名人士会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和上海市长陈毅等人一起去拜望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
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的老朋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是巨大的。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联名向宋庆龄发出电文致意，并盛情邀请她到华北去共商建国大计。宋庆龄接到此电文后，因健康情况，未能成行。但她亲笔回信给中共中央，表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她深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5月29日，上海解放后，毛泽东亲自委托陈毅和邓小平前往宋庆龄寓所表示慰问，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以保证安全。
为了拜访宋庆龄，邓小平和陈毅等同另一位知名人士、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商量。因为史良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就看望过宋庆龄。她俩重逢时，宋庆龄曾欢快地拉着她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5月31日，邓小平、陈毅和史良偕同长期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优秀干部文义、吴克坚等一同去拜望宋庆龄。6月1日，他们用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报告：
“孙夫人宋庆龄处，我们到后即决定首先拜访。因她有点病，故迟了3天才见面。在此3天内，我们部队因找房子（因她现住宅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另拨的）曾进去麻烦了两次，引起她一些误会。昨日陈、饶、邓与吴克坚、史良同往拜访道歉，已检讨问题责任，我们已派卫兵在其住宅警卫。又据史良说，她现在经济困难，决定由潘汉年先送100万人民票给她，以后当陆续供给。”
华东局的报告刚刚发出，上海市委便收到中央的指示：要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从优供给宋庆龄的日常费用及实物。邓、陈对此事的处理正同中共中央的指示完全一致，体现了我党和老朋友荣辱与共、生死不渝的真挚感情。
1949年11月30日，大西南的心脏——重庆解放。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机关进入重庆。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开始在这里全面主持大西南的工作，时年45岁。
29年前，邓小平还是一个16岁的青年，在重庆顺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长江，走出了四川，走出了国门，开始了旅法勤工俭学的生活。29年后，邓小平作为共和国的“封疆”大员回到了四川，回到了重庆，回到了故乡。
29年过去了，多少事烟消云散。但是，29年间，邓小平心中一直记着培养他出国深造的汪云松先生。汪云松，字德薰。他曾经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50年代有一年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时途经四川，见了汪云松问起他的这个官是实缺还是候补？汪云松答，是实缺。他虽然做过清朝的官员，但也具有维新思想。他看到西方国家实业发达、国力强盛，看到中国实业落后，国力衰弱，主张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汪云松担任重庆商会会长时，筹办了留法勤工俭学学会重庆分会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汪云松从筹办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都亲力亲为，极其热心，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聂荣臻就是1919年暑期在重庆通过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馆办了护照，于1919年12月9日乘“凤凰”号赴法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可以说是邓小平在法勤工俭学的学长。
1919年9月，邓小平经过严格的考试后，进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就读，一年后毕业。1920年8月28日，他告别了故乡，赴法勤工俭学，这一别就是29年。
1949年12月的一天，西南军区派了几个人到汪云松家，汪云松不知吉凶祸福，没敢见面。第二天来了辆吉普车，把汪云松接到军区，原来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请他吃饭，汪云松回来十分高兴，逢人就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1950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应邀前去北京列席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宴会上，头一桌的主人是毛泽东，第二桌有邓小平，汪云松也坐在第二桌。当时，邓小平和陈毅还分了工，邓小平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汪云松回招待所。
汪云松通过邓小平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他由热爱祖国而发展到热爱中国共产党。他把自己珍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汪云松有一对心爱的古瓷瓶，装瓶子的是珍贵的楠木盒子，他把这个盒子刻上“东方红”三个字，送给毛泽东作为祝寿之用。按一般规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不祝寿、不收寿礼的。当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把这一情况汇报给邓小平时，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要了解汪云松”。于是，作为特例，收下了这份礼物。后来，邓小平还说过，“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就是聂荣臻。
汪云松先生当年筹办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培养了栋梁之材，值得敬重，也应该受到敬重。但是，邓小平敬重汪云松先生不仅仅是只念旧故，而且是更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人与党外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品质。
1979年元旦刚过不久，邓小平在邀见工商界五位元老的谈话中，直接点将，希望荣毅仁“出山”，要他摆脱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围绕开放、创汇，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希望能创出一条新路来。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还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荣毅仁具体联系。当时，荣毅仁的“小集团”冤案还没有平反，邓小平这样直接点将，对他充分地信任和起用，使63岁的荣毅仁感奋不已，多年未酬的壮志终于可以实现。
荣毅仁反复考虑邓小平在谈话中所讲的“可以利用外资和技术”，“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围绕开放、创汇，创出一条新路来”的精神，根据自己熟悉商品经济的经验，选择了创办带有风险性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便能够为国家创汇，争取弥补经济建设中的资金不足。一个月以后，荣毅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荣毅仁创办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自始至终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和关心。邓小平在荣毅仁的报告上作了“同意”的批示。在几次大会上，邓小平见到荣毅仁时，经常关切地问道：“公司筹备得如何？”当荣毅仁又一次见到邓小平时，邓小平对他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197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成立，举行第一次董事会时，叶剑英、王震、谷牧等领导同志都到了会。从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兴行业——国际信托投资事业，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
1984年10月，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时，邓小平又亲笔以“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题字鼓励荣毅仁。同时，为纪念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邓小平在会见中外代表时说：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荣毅仁不负邓小于和党中央的期望，他把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中信公司，发展成近3万人、总资产达数百亿的大企业集团。他创办和领导的中信公司为我国最早树立了一个上佳的对外开放形象。
荣毅仁以他熟悉商品经济之长和非凡的胆识才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党外人士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在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召开的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接替了由原来周恩来总理兼任的这一职务。全国政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多党派人士组成的政治协商组织。邓小平担任政协主席，使他有了更多的条件结交党外各方人士。
邓小平多次参加由政协和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士的座谈会、茶话会和宴会。他把参加、出席这些会议，保持同党外民主人士经常见面、接触和交谈，当做他社会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一是随时听取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二是利用这些机会，进一步阐明党在新时期，对党外人士的方针政策，以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以鼓舞、团结和调动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界人士同全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五 无私无畏，勇于斗争
在领导工作中并不总是没有矛盾和冲突，领导之间的交往有时也贯穿着这种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是风和细雨的方法解决不了的。必须经过斗争才能坚持真理，捍卫自我。
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富强而奋斗的领导生涯中，邓小平是一位富有斗争精神的人，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无畏。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遵照毛泽东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民运部长傅钟和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率总部一部分同志来到孝义县，开辟晋西的地方工作。
太原失守前夕，日军由榆次南下进攻平遥，平遥县长一枪未发，便带县政府、县公道团和县牺盟会三四百人，携带物资、枪支，弃城而逃。一到孝义兑九峪镇，随同的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立即到八路军随营学校找韦国清，请示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邓小平得到这个消息后，一早便从驻地下堡赶到兑九峪。一踏进韦国清的住房，就让韦国清赶快去找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看着邓小平风风火火的神态，韦国清笑了，顺手一指李文炯说：“他就是李文炯同志！”一见李文炯，邓小平也笑了，握着李文炯的手，说：“听说你们来了，连早饭也没顾得吃就往这跑。这下子就放心了！”
听了李文炯的汇报，邓小平果断地说：“我赞成你回平遥去打游击的想法。在民族危急关头，反对逃亡，理所当然，要理直气壮，敢于领导群众进行反逃亡斗争。让县长当游击司令，你当副司令。带出来的人愿打游击的留下，不愿意的就让回去。”李文炯当即表示：“阎锡山早有电报，让我们牺盟会和县政府、公道团互相牵制，守土抗战。我很愿意回平遥去‘守土抗战’。可就怕县长不同意。”
邓小平略一沉思，说：“好！就用阎锡山‘守土抗战’的指令去说服他。如果他不听，我再说服他。反正不能让他把物资、枪支带走。”
县长很顽固，李文炯始终说服不了他。
邓小平就把平遥县长和李文炯一起“请”到随营学校商谈，动员他们回平遥去“守土抗战”。李文炯表示同意，县长仍坚持要去大麦郊面见阎锡山。邓小平委婉地对他说：“好吧，你们回去再考虑考虑，也可以和我们带来的人一块商量，最好是一同回平遥去打游击、守平遥。”邓小平的话即是让县长下台阶，又暗示李文炯要发动群众同县长斗争。李文炯心领神会。
回去后，李文炯先把邓小平的意见和打日本不当亡国奴的道理跟大家讲了，说服了大多数，然后，请县长给大家讲话。县长坚持要继续西行，不少人便站起来反对，要回去抗日，并且故意气势汹汹地指名要特派员也表态。李文炯装出左右为难的样子，说：“我们带大家出来，就应该和大家在一起。你们要回，我也同意。不过，我还是请县长和我们一起行动！”县长一看自己孤立了，众怒难犯，只好把物资、枪支留给大家，自己气狠狠地去了大麦郊。李文炯则率领大家跟随邓小平来到下堡镇八路军总部驻地。
就在同一天，孝义县长刘怀伟听到日军进逼平遥的消息，也慌了手脚，发了通知，准备撤离县城。县牺盟会特派员曹诚面见县长，要他给游击队发枪，以抗击来犯之敌。刘认为：日军势如破竹，几个游击队员抗击日军，岂不是以卵击石！因此不仅不答应曹诚要求，动身之前还把背不走的枪支、手榴弹扔到井里。曹诚一方面向他提出抗议，一方面又及时报告了已经来到县城的八路军总部民运部长傅钟。
第二天，曹诚带领牺盟会的人员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十几名游击队员尾随刘怀伟带的县政府、公安局的人马来到下堡。按照邓小平、傅钟的指示，曹诚等牺盟会的同志首先和县长刘怀伟“谈判”，请他把公款和枪支留下，用以武装游击队，抗击侵略者。刘不答应。这时，邓小平派随营学校学员加强岗哨，在附近撒下了警戒，以防刘乘夜逃走。
是夜，按照邓小平的部署，孝义游击队在总部人员的配合下“包围”了公安局，用开会的方式和平地缴了他们的枪。公安局长尹闲邪是总部在孝义县直接发展的隐蔽党员，他向游击队交了所有的武器、公款，然后向刘怀伟作了“汇报”。
刘怀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偷偷地给阎锡山去了电话，声称八路军扣留了他们。
大麦郊离下堡只有70里路，驻有阎军的一个旅。阎锡山接到电话，又听了平遥县长的报告，大发雷霆，准备派兵报复。
在此之前，邓小平已经派曹诚、李文炯赶赴大麦郊向牺盟会总会会长阎锡山报告事情经过。当得知刘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一事后，邓小平当机立断，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方面派人追回了已走至半路的曹、李，免得造成无谓的损失；另一方面亲自帮助孝义牺盟会起草了一份给牺盟总会的电报，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让他们转致阎锡山。同时将刘释放，并且加强了侦察、警戒，做好了战斗准备。
正当阎锡山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连夜商量“报复”八路军时，牺盟总会牛荫冠拿着电报来见阎锡山。电报的内容是孝义县长刘怀伟擅离职守，在日军尚未侵入孝义之前就惊慌逃走，并把枪支武器扔到井里，不让我们武装迎敌。虽几经劝说，仍不肯留下。为响应阎司令长官“守土抗战”的号召，我们不得已将枪支、公款留下，放走了刘怀伟……阎锡山看完电报，一声不吭了。牛荫冠等趁势解释：牺盟会特派员留下枪支武器，坚持“守土抗战”是对的。事情不是八路军干的，和人家无关，闹起来反而缺了理。
那时候，阎锡山的县、区长，闻到日军快打来的风声就逃跑，使军队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因此，军队骂他们是“逃跑政府”。阎锡山对此也很痛恨，恨他们不争气，不给他“守土抗战”。现在碰到的又是这种事，他又能怎么办呢？阎锡山只好不再提枪支问题，但仍要牺盟会上交公款，主要是大烟土。曹诚赶着牛车亲自送去，阎也就不再纠缠了。
通过与投降派的斗争，邓小平巧收了平遥、孝义县政府的枪支后，立即由总部抽派干部组建了“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并且发了军旗、臂章。这是孝义县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邓小平不仅敢于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且在与野心家、阴谋家斗争中同样无私无畏。
197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第二天，“四人帮”按捺不住，指使《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上发表文章，借欢迎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恶意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国产万吨轮，1974年5月首次远航欧洲，并于“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这回被“四人帮”大肆渲染，就是江青一伙要借题发挥，影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东西的假洋鬼子”，是百般“崇洋媚外”的“当代的李鸿章”。他们竭力施展“**”中打倒老干部的故伎，企图把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打倒并取而代之。
邓小平是一位胸怀世界的政治家，对江青一伙只知用论战整人，而不知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的短浅见识是蔑视的。他完全赞同周恩来在70年代初进口先进设备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开放战略。当他听说江青一伙大吹风庆轮时就轻蔑地说；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邓小平的言论传到江青一伙耳朵里，江青一伙于是肆无忌惮地突然以风庆轮为题向邓小平发难。
1974年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突然袭击，挑起冲突。她拿出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是什么意见，逼邓小平表态。
邓小平是个绵里藏针的人，他回答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江青一听，知道邓小平要压下这件事，心中十分不满。她得寸进尺地逼问邓小平：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可不吃江青这一套气势汹汹的逼问。他严厉地反击江青：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在原则问题上，邓小平决不让步，硬是顶住了江青的逼问。
江青一伙一看，一拥而上地叫嚷：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
见此情景，邓小平非常愤慨，他含着蔑视的眼光怒视着靠整人起家的“四人帮”，然后愤然离开了会场。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对于“四人帮”一伙，邓小平从不附和，而是以自己的党性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体现出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的原则性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对党内野心家、阴谋家是如此，在国际交往中，邓小平也是有名的铁腕政治家。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一位铁腕人物——邓小平与英国一位具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在中国首都北京，就香港问题举行了非同寻常的谈判。邓小平和“铁娘子”两位人物都具有“铁”的性格，同时又都是世界上很有影响的政治家。这次谈判，是一场以硬对硬的较量。
1982年9月24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撒切尔夫人。
对于这次谈判，双方都感到了这是一次摊牌的接触，一开始气氛就令人紧张。这天上午，撒切尔夫人身着蓝底红星丝质西装裙，脚踏黑色高跟鞋，挽黑色手袋，戴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千。她是先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晤邓颖超，然后再往与之隔邻的福建厅和邓小平会谈的。撒切尔夫人从新疆厅那一头走向福建厅时，走到一半还未看到邓小平的身影，而福建厅亦大门紧闭，与刚才邓颖超早就在门外伫立恭候的情况截然不同。她一路走来，面带犹豫之色，内心忐忑不安：主人怎么不在？正当她惶惑地在到距大门约有20步左右时，门却开了，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迎出来，上前走了五六步，与撒切尔夫人握手问好。撒切尔夫人一见面就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见到你很高兴。”不料，邓小平却说：“是呀，英国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这句大实话，让善于揣摩弦外之音的人不免胡思乱想。接着，宾主双方在福建厅就座。两人的坐姿适成对比，邓小平半靠在沙发上，福态轻松舒怡，“铁娘子”却正襟危坐，双手平放在膝上。
会谈正式开始，撒切尔夫人摆出一副先声夺人的架势，对邓小平说，必须遵守有关香港问题的中英《南京条约》等3个条约。这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邓小平听到这里，表情非常严肃地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邓小平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和全中国人民一样，邓小平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备感耻辱。他坚决地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表示，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但肯定不能延长更长的时间了。邓小平说这番话，表达了中国领导人恢复行使对香港主权的强烈决心。
撒切尔夫人听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接着，撒切尔夫人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
邓小平马上反驳道：是三个问题，第一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1997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15年过渡时期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
原本打算用谈主权问题来迫使中国最终同意以主权换治权的撒切尔夫人，此时在邓小平面前，她不得不承认失败，表示同意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问题。但是，撒切尔夫人不肯善罢甘休，她话锋又转到保持香港繁荣的问题上，认为，香港只有在英国的管辖下才能继续繁荣。说这话时，多少流露出盛气凌人的表情。
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理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撒切尔夫人又用多少带有点要挟的口气说，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将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邓小平十分自信地表示，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面积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最后，撒切尔夫人拿出了她的杀手锏，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坚定地说，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
撒切尔夫人听后，无言以对。
最后，邓小平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撒切尔夫人表示同意。
后来，外电在评述这次会晤时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撒切尔夫人尽管受丘吉尔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尽管她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的面前，她毕竟还太年轻了。
一个半小时的会谈时间已过，场外记者焦急地盼望着邓小平、撒切尔夫人的出现，但是里面的谈判仍在紧张进行。又过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才落寞地从门口走出来，脸色凝重。她快步走下人民大会堂大门石阶，抬眼望见石阶下方的记者，突然绽开笑脸，拧过头来向记者点头示意。也许，她想努力把倒海翻江的内心世界掩饰得像深潭一样平静。然而，当她走到倒数第二级石阶时，其高跟鞋与石阶相绊，使身体顿失平衡，栽倒在石阶下，以致皮鞋、手袋也被摔到了一边，幸好她已将到平地，摔得不重，有惊无险。在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一名军人及一名工作人员见状，马上将撒切尔夫人扶起，另外已有人为她拾起掉在一边的手袋，并拍了拍沾在上边的灰尘。虽然这时撒切尔夫人颇为狼狈，但她不愧为“铁娘子”，起身后神态自若，看不出“惊魂甫定”的迹象，接过别人递过来的手袋时还不忘道谢。随后，她轻挽裙摆钻入停在石阶下的红旗牌小轿车内，坐好后又向记者挥手微笑，似乎叫记者不要为她跌的这一跤担心，充分显露出其处变不惊的“铁娘子”本色。
但是，在这次谈判中，在敢于斗争的邓小平前面，铁娘子还是“跌了一跤。”
领导工作本身就包含着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在领导交往过程中，在大非前要坚持正确的东西，在大是前要否定错误的东西，有时不经过斗争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学习邓小平勇于斗争、无私无畏的精神，在领导活动和人际交往中不做随风草，勇于斗争，善于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