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想看，毛巾是线织成的，拧来拧去很容易拧断。用手挤，水顺着线纹流下去，不是比拧更好吗？”邓小平一边说着，一边还做着示范，“这可是我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哟，不信你试试，保准能延长毛巾的寿命。”
小吴这才明白，原来邓小平这么做，是为了节省毛巾啊！她感到一阵愧疚，自己怎么就没有想过呢？于是，她将这个“窍门”告诉了其他人。从此，大家都照着邓小平的说法去做，果然使毛巾的寿命延长了好多。
在革命老根据地武乡县洪水镇的东部山区有一个偏僻的小山庄——刘家嘴。刘家嘴四周山高路窄，荆草横生，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庄子里住满了八路军，邓小平就是这支部队的政委。由于纪律严明，八路军与老百姓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
有一天，邓小平在镇上开完秘密会议回来，被敌人暗哨发现。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邓小平和战士们绕山路，钻树林，与敌人捉起了迷藏，终于在天亮时安全返回刘家嘴。
一进庄，邓小平与战士们互相望望，松了一口气，却都忍不住笑了出来。原来山上荆棘遍地，他们身上的衣服好多地方都被剐破了，尤其是裤脚，破破烂烂的。
大家正簇拥着邓小平往驻地走，邓小平见路边一位大嫂正在打水，就走上前，口气温和地问：“大嫂，借个针线补补衣服，可以吗？”大嫂不认识邓小平，但见是八路军，忙应着：“行，行，怎么不行呢？”大嫂刚提起打满水的桶，就被身边的战士接了过去。
到了大嫂家，她忙着从炕上取下针线包，又拿出针线。邓小平说：“还是我自己来吧！”“这活计我们女人家在行！”大嫂让邓小平坐下等着，自己穿好针，细针密线地帮邓小平补起裤腿来。
邓小平道了声谢，就与大嫂闲谈起来。大嫂名叫陈磨兰，丈夫参加了庄上的民兵队伍。不一会儿，裤子补好了，大嫂用牙咬断线，“行了！那几个战士呢？”邓小平笑着说：“让他们自己动手缝吧！”大嫂一听不高兴了：“怎么，嫌我手艺不好？”说着，大嫂到屋外把几个战士叫进屋来，一一帮他们缝裤腿。
这当儿，邓小平走到院子里拿起扫帚扫起院子来，补好裤腿的战士又帮忙挑水劈柴。临走前，邓小平和战士们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缺也打满了水，劈好的柴被整整齐齐地放好。邓小平感谢过大嫂，又借了几根针和一绺线准备带回去补衣服，并从口袋里掏出3角钱递给大嫂。大嫂一看急了，忙推回去，说什么也不要。邓小平把钱放在炕上，劝说着：“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其中就有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大嫂一听，拿起炕上的钱往邓小平手里一拍，大声说：“可你别忘了，军队和人民是鱼和水不能分，也好比这针和线一样！”邓小平见大嫂一再推辞，没有办法，只好拿上针线，再道了声谢谢就和战士们走了。
几个月后，邓小平就要离开这个小山庄。临行前，他派一名战士把放着针和线的小纸包送到陈磨兰大嫂家中去。战士亲手把纸包交给大嫂：“这是邓小平让我交给你的！”
“邓小平？”大嫂莫名其妙地打开纸包一看，“什么！他就是邓小平，邓小平！”纸包上写着：“针线连着军民情——邓小平。”
1943年，还是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驻扎在太行山上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
那时，太行山东因为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为了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八路军总部号召所属部队的指战员每人每天从口粮中节省一两粮食，救济当地群众。
邓小平工作繁忙，整日抓生产又忙战斗，体力消耗很大，但每天的饭菜简朴单调，又少油水。伙食科的同志想给他改善伙食，他坚决拒绝。邓小平还时常督促警卫员别忘了也从自己的口粮中每日节约一两粮食。他还常常在村干部给群众分粮食时去看一看，要求他们秤平斗满，公平合理。
一天，邓小平检查战备工作回到镇上，看到镇前小广场上站满了老乡，原来老乡们正排队领粮。邓小平便让其他同志先回去，自己走进人群，站到分粮的司务长的身后，没有作声，仔细地看起司务长的秤杆子来。司务长业务熟练，只见他利索地用袋装上小米，挂在称钩上，用手转移秤砣，多退少补，十分公正。邓小平看着，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时，轮到邓小平的妻子领工资粮了。司务长把小米装好袋挂在称钩上，但刚用手一掂，秤杆就“嗖”地一下子翘起来。司务长一见称得多了，却没有倒回多出的米。邓小平正疑惑着，只见司务长用手将秤砣向外扒了一下，秤平了，随后就把半袋米递给她。周围的人摇摇头，但没有作声。突然，司务长身后传来质问声：“给多了吧？”司务长正接过下一位老乡的布袋，头也没回地说：“没有错！你管哪门子事。”说罢，好似意识到了什么，猛一回头，原来是邓小平。
邓小平从人群中走出来，叫住正要离开的妻子，从她手中取过米袋，又走上前拿过司务长手中的秤，上了秤砣，仔细一称，竟多了半斤。邓小平手里拿着秤和米袋，脸色一沉，司务长不敢抬头，只好望着地面。邓小平走了几步，猛一转身，面对着司务长严肃地说：“这些小米是人民的血汗，是我们八路军吃糠咽菜，一粒米一粒米节省下来的。你知道它的分量有多重吧？你的秤能称得出来吧？”
停了一下，邓小平转过身去，面对群众大声说道：“咱们八路军官兵一致，办事认真，谁也不能搞半点特殊！”说罢，他解开布袋，亲手从里面称出半斤小米，又小心翼翼地把米倒回仓里，不让一粒米撒在地上。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乡亲们无不交口称赞。
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带着一纵队转移出淮西，邓小平则留在大别山。邓小平率部留在大别山的那段时日，是极其艰苦的一段时期。他同大家一样，忍饥挨饿，不顾疲劳，在山野林莽中露宿，在雨水泥泞中行军。到了十冬腊月，邓小平也是穿着自制的单薄棉袄。有一次，因室内天气阴冷，警卫员拿点稻草想给首长烧堆火烤烤手，邓小平一边制止一边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呀！”
邓小平知道，大别山穷，大别山的人民更穷，他不忍动用群众的一草一木。
在大别山，还有这样一件事：
1948年除夕的那一天，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还有鄂豫军区的段君毅，带着很少部队来到金寨县的一个村，小村紧临一条小河，住在一家地主的大院里。没住多久，隔着这条小河的金寨县的县委书记知道邓小平到了，便领着工作人员，带着慰问品来看望首长。县委书记和工作人员把湖北麻糖、花生、羊肉和一只鸡等慰问品拿出来，要首长收下。
邓小平问道：“哪来的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县委书记说：“今天是除夕，是群众慰问的。”
“嘿，真是‘山中无日历，寒尽不知年’哪！”邓小平仍然那样严肃地说，“群众生活够苦的了，这些东西要送还他们。”
听说要退回慰问品，在场的同志都有点着急了，告诉首长这个村的地主和群众跑光了，生活上的必需品，连花钱买也买不到，要不要把这些东西留下，作价还给群众行不行？
“不行，正因为要过除夕，群众也需要这些东西，要全部退还群众，不要留下。”邓小平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段君毅连忙说：“就这么办，送还这些东西，还要顺便到群众家里，给他们拜年。”
县委书记和工作人员告别了首长。卫士长有点不高兴，抱怨地说：“不拿群众的东西，买总可以吧！不留下东西，除夕你们连晚饭都没有。”
邓小平笑着说：“不要撅嘴嘛！哪有花钱买慰问品的事，你一定还有什么，拿出来吃嘛！”
卫士长说：“只有几个麦饼，又冷又硬！还有一些枣子。”
邓小平说：“快拿来吃，麦饼烤烤，红枣当菜，蛮好的一顿大年夜饭嘛！”
在到开餐时，邓小平边吃着麦饼边回忆他当年从苏联回国那段路上的艰苦情景，他说：“这比我在1926年的年底，骑着骆驼穿过毛乌素大沙漠要好过得多。大沙漠都是春季通过，一到九月，朔风呼啸，商旅不行。我跟着最后一个商队，迎着暴风雪，穿过大沙漠，一路上，只有靠在帐逢休息时，烤点黄羊肉吃……”
邓小平就是这样处处想着群众，而他自己围着炉火，吃着一点烤得又糊又硬的麦饼，度过了难忘的1948年除夕之夜。
邓小平在战争年代这种清廉安苦的精神和模范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代风范。但是，全国解放后，尤其是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之后，更加注重以身作则，清正廉洁。
邓小平还经常查自己家里人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邓小平对子女的要求也特别严格，经常教育子女要模范地遵纪守法，不能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搞特权、谋私利。邓小平从来不让子女参与他的政事，从来不向孩子们透露党和国家的重大机密或正在议论而尚未出台的重大措施，也不让子女向他打听。并且，他要求子女加强组织纪律观念，不能乱说乱讲。同子女相处，邓小平总是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聊天或摆龙门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教育，他向孩子讲最多的话题是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共产党员要先苦后甜、革命成功要靠理想和信念、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领导者是否勤于政事，廉洁奉公，历来是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领导得道德品质、人格素质在执政用权上的集中反映。领导者应如邓小平那样把勤政廉洁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奋斗目标，并且将其内化成自己的品德素质。这样，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中，抵御住消极方面的影响，切实做到过好权力关，摆正义务与权力的位置；过好名位关，摆正职责与职务的位置；过好人情关，摆正“大家”与“小我”的位置；过好金钱关，摆正“义”与“利”的位置；过好美色关，摆正奋斗与享受的位置。这样，定会受到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也一定会事业有成。
四 领导就是服务
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1页）这是对社会主义领导本质最精辟的揭示和概括。
“领导就是服务”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也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只是为群众多做些好事。邓小平所讲的“领导就是服务”有着丰富的内涵，包含着服务对象、服务目的、服务内容及如何服务等。
邓小平明确指出，领导服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页），服务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强盛起来，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为了实现服务目标，领导者就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好领导工作。邓小平说：“执了政，党的责任就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要负担什么责任呢？在过去我们无非是闹革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页）。建国后，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巩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为总结经验，纠正失误，调整政策，克服主要由于“左”的错误而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担负起繁重的任务，提出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结束后，他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选择，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政治勇气，担负起历史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创造性地履行了总设计师的职责，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他直到晚年，仍在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运筹帷幄。以实际行动体现了服务与职责的统一，实现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做“中国人民的儿子”的诺言。
邓小平指出，领导之所以起领导作用，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他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归根结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共产党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领导作用，正因为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如何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主体地位，从而自觉地、始终地成为人民群众的服务者，这是领导者是否坚定树立唯物史观的根本标志。
早在党的八大，邓小平就对群众路线作了系统的阐释。他指出：“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群众路线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也就是说，实践“领导就是服务”，其前提是承认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后领导者自觉地成为服务者，既有服务意识、服务态度，同时又掌握服务的方法。
1.坚决反对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是唯心史观的表现，它把领导者置于神、救世主的地位，视群众为群氓，这同“领导就是服务”是根本不相容的。
60年代初，邓小平同林彪搞个人崇拜作过斗争。粉碎“四人帮”之后，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无所畏惧，以超乎寻常的政治勇气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率先纠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坚决抵制和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把反对个人崇拜同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历史地位科学、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为了抵制和纠正“两个凡是”，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促成党中央及时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党内指示，指出过于突出个人，其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特地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禁止对领导人无原则的歌功倾德，作为政治纪律规定下来。
邓小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他一再严肃地告诫全党：“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并身体力行，从制度上革除一系列突出个人、带有封建残余色彩的东西，如废除终身制等等。他以极其纯真的情感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同一些人以“父母官”自恃，成了鲜明对照。
2.坚持反对权力过分集中。
邓小平总结了我们党和国家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实践经验，深刻地指出，由于共产国际时期就存在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我国历史上又长期存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我们党长期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因而变成了个人领导。领导人个人专断，凌驾于党的领导集体之上，党组织之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因此遭到削弱和破坏，以致“**”这样严重的事件的发动和发展，党和国家都不能防止和制止。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就是服务，就难以做到。
为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之一”。“集体领导”作为党的最高领导原则，它体现着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基本要求。
（1）坚持集体领导，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上级领导机关规定应由党委集体决定的问题，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
（2）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是“四个服从”的基础，是坚持集体领导的核心问题。离开少数服从多数，那就不是集体领导而是少数人专断了，这样民主集中制也就名存实亡了。在党委会内部，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决定问题时只有一票的权利。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3）要严格遵循决议一经形成必须坚决执行的要求。这是集体领导的最终体现，防止执行党委决议的随意性。为此，要处理好五种关系：拥护决议与执行决议的关系，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执行决议与保留意见的关系，有意见允许保留，但行动上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执行决议与临机处置的关系，临机处置问题，必须对党委负责；执行决议与创造性工作关系，我们提倡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创造性工作，但不允许违背党委集体决议的精神；执行决议与修正决议的关系，当决议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与客观实际不相一致时，要及时向党委汇报并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供党委参考，由党委重新讨论决定是否修正决议，个人不能擅自更改决议，否则要追究个人的责任。
（4）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指出：我们主张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没有个人分工负责，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复杂的工作，就将陷入无人负责的灾难。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因此，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集体领导是个人分工负责的前提，个人分工负责是集体领导的必要保证。没有集体领导就无所谓个人分工负责，那只能是个人独断或是家长制；而没有个人分工负责，集体领导就会成为空话，集体讨论作出的决定，就会因为没有分工负责而成为一纸空文。
在实践中邓小平也是坚持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五 反对官僚主义，反腐败
腐败和官僚主义是人民的大敌，腐败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干部是难以取信于民，使人民放心的。
邓小平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他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对此，他一再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
在全国解放以后，邓小平曾先后两次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一次是在党的八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另一次是在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上述讲话中，他对官僚主义的现实表现和危害，作了透彻的概括和揭露：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对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表现，邓小平的反对态度是一贯的。
1957年3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轻车简从地来到西安，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
邓小平稍事休息后，召开了关于西安城市基本建设的座谈会。市委书记冯直主持会议。他简要地汇报了西安城市建设情况后，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说：“还是先请大家讲，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开始，在座的还有些拘谨，纷纷小声议论。邓小平鼓励大家：大点声讲，放开讲。于是，有人便站起来大声发言了，随后会场内就活跃起来，发言争先恐后，气氛热烈。在发言中，建筑材料要不要预制、工程建筑实报实销浪费大、计划外开支无法解决、甚至连19块钱也解决不了等等当时建筑业中存在的问题都提出来了。等大家发言告一段落后，邓小平说：美国建筑材料70%～80%是预制品，苏联只有20%多一点，美国最高，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可是我们有的是人，要认真地研究一下，预制合算就预制，不合算，那就没有什么优越性了。
接着，邓小平又说：“我们现在的缺点是只此一家（国营建筑企业），别无分店，你要包也得包（包工包料），不包也得包，没有竞争，反正是国家的钱，浪费了也毫不心痛……你们连19块钱的权力都没有，不像话！前一次武汉的同志讲，他们要用30块钱请苏联专家吃一顿饭，不给开支。没有办法，只好打电报到北京请示。花了300块钱电报费，才解决了30元招待费，真是个可笑的故事。他们是30块，你们是19块，你们顶好也多打几次电报，电报费报销没问题，这个办法好！”
但是，邓小平严肃地说：“你们告诉他们，为了19块钱，你们打了几次电话，发了多少电报，连这次电报费算在一起是多少钱！”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有些部门负责人就机械地执行某些政策条文，出现了不应有的问题。人若被官僚主义制度束缚住手脚时，是会陷入非常荒唐可笑的境地的。
邓小平指出了浪费现象存在的原因，对造成浪费现象的根源——官僚主义做了深刻的批评。
1961年5月16日，邓小平来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展出内容。那天，邓小平腿伤初愈，他是拄着拐杖看完了全部陈列，并谈了许多重要意见。
他听说周恩来来审查，用了两个半天才看完。对此他明确指示：“必须3小时看完，无论国内观众或国外观众，都不能住在这里看展览，平方米要缩小，剩下的地方可以摆专馆。”
他看到陈列中表现烈士的场面和图片不多，便语重心长地指出：“活着的人标出来了，死了的就不算数了吗？”
走着看着，邓小平又说话了：“李大钊是建党人之一，直到死才有一张照片怎么行？”他觉得这不仅是认识的问题，而且是工作作风的问题。又说：“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要不得啊！中国革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批突出的同志，有创建党的，有工运的、农运的，他们斗争很英勇……革命史陈列要很好地突出一批烈士。不仅党内的，党的同情者也不能忘掉。”
邓小平重视革命烈士的纪念和事迹陈列，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邓小平还认为，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既是官僚主义的基本特征，又是它的认识根源。官僚主义一方面大量表现于命令主义，滥用权力，搞特权，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主人，把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机关变成旧式官衙门，凌驾于群众之上、党之上、法律之上。他们恣意超越组织赋予的权力，侵犯集体的和别人的权力，压制甚至剥夺下属和人民群众的公民权利。“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2页）思想僵化，是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的特征。在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2页）他说这是官僚主义者自身修养的个人主义的表现。邓小平对此作过详细的分析，指出：骄傲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03页）在邓小平治党治军治国过程中，有过多次反骄傲自满的事例。
1949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第二野战军解放祖国大西南的战斗任务即将胜利结束。当时，在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面前，人们都感到无比喜悦和自豪，部队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胜利归功于谁？”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所在的部队吃苦最多，功劳最大。在胜利和荣誉面前，有的讲：“全国几个战略区，我们在四个地区打过仗，流过血。现在战争结束了，该好好休息了，享受一点了。”
如此等等的想法和说法，都反映出在胜利面前，部队中居功自傲的思想开始滋长。
邓小平及时发现了二野中这些不健康的思想苗头，他和刘伯承司令员研究后决定，由他亲自起草一份《第二野战军首长率全体同志致各战略区感谢支援电》。这份感谢电于1950年元旦，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
这个电报的文字虽不长，但指导思想十分明确，通篇体现着真挚的感情和对各战略区的深切谢意。电报指出：一切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我们前面的任务还很艰巨，困难还很多，还要虚心学习全国先进地区的经验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胜利。
这个感谢电由新华社广播并经各大区报纸刊登后，引起了二野干部战士的强烈反响。许多同志说，我们的想法常常跟不上刘邓首长。胜利了，我们想的都是自己的贡献和今后的前途，刘邓首长想的是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抚育爱护、兄弟部队的支援配合。电报感谢的是各大战略区，教育的却是我们。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官僚主义的问题看得更加重了。针对人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邓小平特别指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腐败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各类政治丑闻大都与“腐败”如影伴形。腐败这个“幽灵”也困扰着当今中国。部分干部和一些公职人员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等丑恶事件和不法行为不断被曝光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中。它既是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又是民众不满和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再一次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
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腐败与反腐败斗争也尖锐起来，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国内外有些人据此断言：腐败是世界“通病”，不易根治，中国恐也难例其外。部分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也以“腐败”为题，大做文章，作为其搞颠覆活动的借口。形势是严峻的。
为防止和惩治腐败，纯洁党和政府，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反腐败，他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为了坚持不懈地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由100人组成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为此指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以加强行政监督。
在反腐败的同时，邓小平领导党中央先后重申和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31条，省部级干部政治纪律7条，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8条和领导申报、礼品登记、企业招待费向职代会报告等制度。1997年，又公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党内监督五项制度实施办法和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若干规定等，行政监察法也获通过。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
领导者只有清正廉洁，克服官僚主义，率先垂范，才有资格去约束别人，实施有效的领导。古人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地位、权力、责任都非常重要，其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的作风如何，廉洁与否，直接影响到下属机关和干部的作风。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不同的权力，对权力使用得是否合理，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是否成功。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作风建设列入自身建设重要内容，不仅要反对官僚主义、反腐败，而且自己要做到清正廉洁，一心为民办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