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l Ludwig
爱弥儿·路特维格是一个现在侨居美国的德国作家，向被认为世界三大传记家之一。他今年写了一本书，讨论怎样管束德国——一切战后问题中最棘手的问题。路特维格生于德囯布累斯劳，就学于海得尔堡，研究法律，早岁即从事于写作。一九一四年春，他曾为某日报当伦敦通讯员，第一次大战爆发后，继续在德国各盟邦作新闻记者。一九一八年起，他连续发表许多著作，以描写世界人物，讨论政治与历史的题材为主，显出他对德国民族有深刻的了解。所著歌德、贝多芬、俾士麦、德皇威廉、兴登堡诸传，尤为精彩。《怎样管束德国》乃其最新作品，他在此对祖国的民族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且于根除日耳曼军国主义，及纳德国于文明正轨之问题，提出新鲜而耐人深思的建议；尤足为吾国今后对日政策之参考。此项节本原载美国《读者文摘》六月号，题为：《在精神上征服德国》（The Moral Conquest of Germany），兹改译今名以求显豁。
“普鲁士”这个名字不止是地理上一块土地的名称，它代表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方式。在决定德国战败后应受何神待遇之前，必须对这种哲学及其影响认识清楚。
远在三百年前，正当勃兰登堡选侯用铁掌来建立第一支模范日耳曼军队时，普鲁士已有向外侵略的意向。那时普鲁士已经有一个武士阶级，靠着掠夺和遗产，占有了东方广大的土地，住在那边的是操波兰和斯拉夫土语的民族。这批被史家称为“二百大户”的人民，以自己的田产与特权获得保障为交换条件，应允保护他们的诸侯不受外族侵略。选侯威廉·腓特烈便这样地在他的地主群中造就了一批军官；而地主们又强迫农民服军役，把他们当做终身的武装奴隶；一年仅有四个月遣送回家耕田，生育新兵。教员和牧师不过是地主们的仆役。地方上的司法机关也在地主手里，所以当时的公共生活是完全被他们控制的。当王侯和地主运用这批军队去征伐外国时，总说是带些日耳曼文化到蛮子那里去。刀剑和鞭子是这种文化的赠品。普鲁士历代的王侯还用奴隶方法来扩充军队。外国庶民被绑架，购买，像牲口一样；有时被转租出去，替外国战争当佣兵，这种方法在文明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反之，美国与法国却早接受了人权。在华盛顿当总统的任内，普鲁士不订宪法而制成了一份军费预算。内阁的全体阁员一律称为“战争部长”，所有的税吏称为“战争委员”。
一八七一年，俾士麦提出普鲁士为其他各邦的统治者，普鲁士王改称德意志皇帝时，地主们把整个日耳曼都抓住了。迄一九一八年止，地主们占据了各部和所有的政府机关——虽然这些以战争为业的人对于政洽并无丝毫训练。地主的子弟所受的教育，大抵只限于参谋学校；即使偶然进大学，也不过浪费光阴于纵饮啤酒和决斗而已。
唯有在德国，一个学者而兼行动家的人才会令人惊讶。美国第一任大总统曾留下三十七册著作。杰弗逊，法兰格林，威尔逊等全是学者。可是普鲁士和以后的德意志，三百年间的统治者，大半是不学无术的贵族。历来普鲁士认为理想界的领袖所发表的言论，是这样的：——化学家奥斯瓦特，一九〇九年诺贝尔奖金的得奖者，曾经在一八九四年宣称：“除了强权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公理的根据。”史家特赖什开在一八九六年声言：“凡是宣传永久和平的谬论的人，对于国民生活简直毫无观念。我们的军队是日耳曼理想主义的光荣的化身。”正统的军国主义者柏恩哈第曾谓：“战争能唤起人性中最髙的力量。在整个事业的理想主义之前，个人的残忍便会消失。”阿道夫·希特勒说过：“人道不过是愚蠢与懦怯的混合品。”
普鲁士参谋本部对每一代人民都要颁发一纸非发不可的动员令，至少一代一次；而人民每次都兴高彩烈地接受。几世纪以来，日耳曼人的公共生活只是颁发命令和接受命令罢了。这种态度未必无法更改，而且必须更改，假如欧洲与世界想要和平的话。
美国人把社会看做一个平面，人的社会水准和政治水准大致相差不远，虽然最能干的人可能在声望、金钱、或艺术造就方面超过旁人。德国人把社会看做一座金字塔。他本身不过是塔身上的一块砖，一边支持着另一块砖，一边压着在下的砖。对上面的人卑躬屈膝，他很髙兴；对下面的人发号施令，他也很高兴。
在美国，国家是一个民众的集团，委托一部分同国人管理政府的行政。在德国，国家是一个神，高高坐在云端里。每个公务人员都是平民的上司；为表示这种优势起见，他们都穿著制服。美国人老是批评他的总统，参议员，军事领袖；要德国人作这种批评却是违反天性的。
过去德国民族所有的领袖，恰是他们愿望的那一种。当希特勒执政时，世人惊奇的是，德国大学教授对这个强权与无法无天的新时代的诞生，居然大事庆祝。一九一四年，九十三位文化界领袖人物联名发表宣言，对侵入比利时之举一致拥护。一九三三年，有一千二百位德国教授，以欢呼来迎接希特勒野蛮主义上台。由此，德国民族在危急之秋完全得不到精神领袖的支持。他们相信统治者是贤明的，因为眼见他的决定受着德国文化界领袖拥护。倘使在一九一四、一九三三、一九三九等成败关头，德国教授起而抗议的话，至少必有一部分人民在参加统治者的暴行之前要踌躇一番。可是教授们的行为恰恰相反。
世界上只有德国，既没有一个为自由而奋斗的英雄，也没有一座献给自由的纪念碑。反抗专制的诸侯，在历史上和世界上精神不死的人，在日耳曼的历史与文献上是不存在的。在日耳曼受人欢迎的永远是秩序而非革命，服从而非自由。
并且，近代独裁者中间，只有一个希特勒用合法手段取得政权。其余的几位都是用武力攫取的。—九三二年德国人在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有八个主要政党可以选举，他们却对纳粹党投了一千二百万票，对社会党只投七百万票。希特勒的政纲是早已公布的，所以这一千二百万票明明白白表示愿意他上台。的确，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身入白宫的时候，比一九三三年正月三十日希特勒的踱进威廉大街更合法。兴登堡根据希特勒政党在国会占有多数这一点，才任命他当总理的。因此，负此次大战之责而应受严厉谴责的是德国民众，而非仅仅是疯狂的纳粹党徒。因为希特勒不止是德国人合法的首领，抑且是他们精神上的领袖。而他们也从未有过一个更合式的领袖。在毫无光彩的共和时代，他们瞧不见制服与会操，听不到军乐，不胜痛惜；希特勒却把他们念念不忘的这些东西给了他们，他并且恢复了“威权”，——那是比责任更受欢迎的。这才是一个投合民众心理的人物：他代替大家思想，代替大家投票，正如王侯和地主从不知多么久远的时代起为大家代庖一样。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作者在无线电收音机中听到希特勒对上万的人演讲，大叫“服从！”并且重复二遍，把群众听得兴奋若狂。旁的民族正在髙呼自由，德国人却高呼服从；新领袖找到了开启他们心扉的宝钥。但给民众的印象最深的，莫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那次大批的屠杀，他一次干掉了一千一百名他自己的党徒；他们这才瞻仰到以铁腕来贯彻一件事情的伟大的行动者。
秘密重整军备的事，所有的德国人都知道而且认可。在希特勒登台之前，全国的学校教室内已张挂地图，把一九一八年的德国边疆和他们希望恢复的边疆对比。在国会所要求的一切改组事宜中，唯有军队一部门坚持反对了十四年。
在希特勒执政的十二年间，没有一个政党，倶乐部，或大学学院，对那时的情形提过抗议。对于彰明昭著的备战，纳粹党人的虐害犹太人，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遭受纳粹政权的全盘统制，没有一个团体哼过一声。旧教的主教和新教的教会，只抗议政府干涉宗教，并不抗议罪恶的政制本身。
并且德国的战争犯不是一百万S.S.团，而是一千五百万德国士兵。在留下的像片上，狞笑的唇间衔着纸烟，在波兰某地驾着一辆由十个长须老犹太人拖着的车子，这些兵士是谁呢？一九四〇年轰炸法国公路上逃难的妇孺，那些空军又是谁呢？谁把里第斯城烧成焦土，把全城的居民屠杀干净的？谁把成万的犹太人在货车中闷死？把成万的人在勒令自掘的坟墓前面杀死？他们不是武装的德国人民是谁呢？这批民众便是二十年前退出法境时焚毁城镇森林，趁着威权在手的最后一刻以图快意的同一民众。他们就是原班人马，或是他们的儿子。犯着这罪恶的时候，每个德国人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具器官。在他们心中，成为国家的一具精巧的器官，比着做一个真正慈悲的个人，意义广大得多。为了祖国的光荣，德国人可以杀掉他认为比他低下的任何邻居。他们这种作风不是在希特勒治下才开始的，在中古的帝皇时代即已如此。
临了，德国人竟相信生命只包括两件事情：一件是他的统治者控制世界的梦想，另一件是他自己勇于服从的热忱。战争的失败暂时把上帝注定的局面推翻了；但归根结蒂，战败不过是停战休战而已。所以他想着**的念头：二十年后儿子一辈就可再来一次。
所以要改革德国，必须希望这个民族放弃他自命为不可征服的信念。
一般美国作家讨论如何对待战后的德国时，大半不出于两个极端，而我认为都是错误的：——有的主张完全消灭德国民族，——强迫男子到旁的国家去服劳役，工业设施全部消灭，分裂德国领土为十二小邦。有的主张用德国最优秀的分子来重建德国，支持优良的少数派，举行民主选举，建立自治政府。在此两极端间的第三个计划，才是我认为唯一可能的解决。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不但要使德国人明白他们业已战败，同时更要他们懂得理当战败。
首先，凡是酝酿此次大战，和在战时犯残杀之罪的战争犯，应当实实在在受到惩罚。而且我们不可忘记银行巨子，实业家，与文化界领袖，应该和纳粹首领及军人同样包括在战争罪犯之内。审判应当公开举行，并用无线电及新闻片，尽可能的传播给广大的德国民众。听到从前的领袖哀泣，在银幕上从他们的脸上看到真相，听到谎言，这样才能使德国人对于昨日的偶像改变意见。
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假作裁军的丑剧，决不许重演。唯有全部解除武装，方能解决德国穷兵黩武的精神，因为我们最后的任务是要使德国人摒弃穿著制服的习惯，不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另一方面，我们要教德国人看惯外国制服在他们中间出现。既然在德国一套制服还是威权的独一无二的标识，那末就用外国制服来使他们把战败的事实深印脑际。
分裂德国为若于小邦的办法，并不能保障稳固的和平。的确，不用分裂之法，我们倒更易获致世界和平。假定美国被胜利的日本分为五六个不同的国家，那末，今日各地方对立的现象可以立刻消灭，全国上下的民族意识都会突然觉醒；共同的历史，言语，风俗，突然显得重要无比。从那个时候起，人民为政治统一的斗争永远不会休止。
虽然如此，大部分德国人因为上一世纪普鲁士征服了其他各邦之故，一直怀恨着普鲁士。这一点就指出了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方式：把德国分做一个“德意志联邦”（以哀尔培河为东疆）和一个“普鲁士共和国”。凡是德国人令人深恶痛绝的地方，都渊源于普鲁士。一朝分离之后，德国人好战的头脑和四肢就会瘫痪。
普鲁士地主们依旧保有他们权势的基础，——广大的田产。把这些土地分散给农民（他们之中有数十万人过着牛马生活），无异一箭双雕。普鲁士与其余各邦的分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纵然造成了许多独立的小国，却并不同时引起民族主义者的反感。倘使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话，大多数非普鲁士的德国人，毫无疑问会赞成隶属于德意志联邦，而不愿归向普鲁士。
我的计划中预料有三个讲德语的国家接壤而处：普鲁士，德意志联邦，奥地利。这个办法的优点是：（一）民族运动的不可能，（二）地主势力的消灭，（三）将来不致再有什么普鲁士王或“元首”把整个德国来建立一支军队。
此次我们不应该教德国偿付赔款（上一次的也从未收到）。主要是消灭德国人的自大狂，从而教育他们。这件事业的成功比任何巨额的赔款更有价值。并且赔款的偿付，需要让德国保持它工业的完整，或者重建。工业设施一朝恢复之后，地球上可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德国重整军备。德国人只要一看见鼓风炉与马达，就会觉得自己有一股新生的力量。他们将再来大声呼冤，愤愤地说：一个这样强有力的民族居然“被人奴使”。
没有德国的输出，欧洲经济就得崩溃：这种言论纯粹是宣传。五年以来，没有德国工业，世界也能自给自足；为何将来不能照样继续下去呢？德国所生长、开采、生产的东西，并非在世界上旁的地方不能生长、开采、生产的。我们只许德国输出相当的物资来交换若干主要的输入品，例如羊毛与棉花之类；但决不许它超出限度。如果让德国人保全它完整的经济力，它在工业方面的潜伏力可以使它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这种力量，加上时间较长的劳动和有名的倾销政策，势必直接促成美国大规模的失业。德国靠了经济压力，可以绰有余裕地准备再作征服世界的竞争。
德国人挨饿的事情是决计不会有的。减少他们的工业生产，可以增加他们农产物的收获。一九三〇年代，德国七千万人民的粮食生产，达到他们需要总额的百分之九十。据专家的意见，倘使在农业方面加紧生产，再均分那些大地主们的田产，可以使八千万人靠了田地过活。在经济方面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项目：令德国劳动者到外国去修复德国人所造成的损害。这件工作只须几百万人即能应付。一个犯了史无前例的罪恶的民族，现在强迫它亲手去补救它在旁的国家造成的灾害，实在是公平的，合乎道德的。
然而必须让德国人存有希望：联合国应当预先答应他们，当他们把破坏的完全修复了的时候，仍可享受完满的自由与自治政府。照现代生产方法计算，大概二十年的时间，很可完成这种工作了。完成以后，外国的统治应当放宽，可是监督仍须继续。
改革德国教育的工作，当从五岁的儿童开始。今日的希特勒青年团，十四岁的少年，已经无可挽救。但从五岁起，十五年的教育当可济事。教员不能用外国人充任；他们的口音会使幼年人发笑，——而且对于德国民族性也没有深刻的认识，不足当此重任。我认为，只要由联合国严密监督，这批教员仍可在德国当地罗致。
德国学校中强烈的军事色彩必须消灭。制服，尚武的歌曲，宣传德国“万能”的课程，一律禁止。学生的体育，过去五十年中一直线走着军事化的路，现在应当灌输“公平交易”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德文里目前即没有相当于“公平”，也没有相当于“君子”的字眼。德国人的游戏中必须恢复游戏精神。尤其是德国青年，要学会尊重他们在游戏中击败的对手，把他们自己也有被击败的可能牢记在心。
历史一科当在德国的新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德国历史的黑暗面，当与光明面一样的给学生看到。第一次大战失败后，德国人教他们的儿童把逊位的德王看作一个英雄，一个被物质占优势的世界卑鄙地击败的牺牲者。这一回必须让他们明白，是他们的父亲向世界挑战的，奴使欧洲大陆的，且犯下亘古未闻的罪恶，污辱了德国民族。德国人的羞耻必须深深地种在他们心里。
在各级学校里，舞台上，银幕上，德国人在两次大战中所犯的暴行，应当对后起的一代尽量揭露；他们应当目击他们民族所以遭到惨祸的原因。这样，他们可以问问自己，盲目地服从现成的权势，结果是不是要付代价。
百余年来在傲慢与崇拜威权中教养长大的民族，是不能用柔和的方法驯服的。吾人决不可把德国人作为奴隶，但对付他们的时候，精神方面的约束必不可少。联合国必须以主人翁自居，方能影响德国人，使他们改变态度。一方面用强硬的手段统治，一方面用柔和的手段宣传“宽容”与“自由主义”，唯有这种空气，才能使几百万德国青年终于觉悟他们在国际上所演的角色。他们将开始发问，怎样才能获得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我们要告诉这些青年男女，当他们把父亲一辈肆无忌惮地摧毁的大陆重建之后，才能恢复他们的自治政府，和别的民族站在平等地位。那时，社会的观念可以濡染到下一代的人。今日五岁左右的儿童，将来成为青年男女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民族带着固有的德性和才能，自由地回到世界上来。
然而这一次回来是没有武装的。
——原载一九四五年十月《新语》半月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