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本能敦促着他保全自由，
而非奔向婚姻。
一旦结婚，你就被套牢了，它说。
穆尼太太是一个屠夫的女儿。她是一个擅于保守秘密的女人：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她嫁给父亲手下的工头后，在“春园”附近开了一家肉铺。可岳父一死，穆尼先生就学坏了。他酗酒，从收款机里偷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叫他发誓也不管用，因为过不了几天，他就会违背自己的誓言。他当着顾客的面打老婆，还卖已经发臭的肉，店里的生意也被他搞砸了。一天晚上，他提着剁肉刀去找穆尼太太，害她不得不在邻居家借宿了一晚。
那之后他们就分开了。穆尼太太去找神父，争取到了分居令和孩子的监护权。她不给他钱花，不给他饭吃，更不给他房子住；于是他只好去警局干一份杂差。穆尼先生是个穿着破烂衣服、佝偻着身子的小个头酒鬼，白脸、白须、白眉毛，眉毛下方是一双混浊的、布满血丝的小眼睛。他整天都待在法警的办公室里，等人给他派活儿干。穆尼太太是个强势的大块头女人，她用之前做肉铺生意赚的钱，在哈德威克街开了一家寄宿公寓。她的房客流动性较高，多是从利物浦和马恩岛来的游客，偶尔也有音乐厅的“杂耍艺术家”。长期房客则是在城里工作的职员。她对公寓的管理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知道何时可以赊账，何时应当照章办事，何时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年轻的房客们都尊敬地称她一声“夫人”。
穆尼太太的年轻房客们每星期付十五先令住宿费，包含餐食，但啤酒和烈性黑啤需另外付钱。他们有着相近的职业和兴趣爱好，因此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经常讨论赌马和博彩公司的赔率。穆尼太太的儿子杰克·穆尼是弗利特街一家博彩公司的经纪人，大家都说他是个难对付的人。他爱讲兵痞们说的那些下流话，而且经常混到三更半夜才回家。遇见熟人时，杰克总有好段子分享，也总有新鲜事儿要宣布——譬如，一匹赛马有望获奖，或者某位艺人有望走红。他拳头使得不错，还喜欢唱滑稽歌曲。每周日晚上，穆尼太太会在前厅举办联欢会。音乐厅的杂耍艺术家们总是前来义演，谢尔丹负责弹奏华尔兹和波尔卡舞曲，并为大家即兴伴奏。穆尼太太的女儿波莉·穆尼也会唱歌。她唱道：
我是个……淘气的姑娘。
你不必装模作样，
你早已见过我的真实面貌。
波莉身材修长，是个十九岁的妙龄少女。她长着一头柔顺的浅色秀发，嘴唇精巧而饱满。她灰色的眼睛里泛着一抹淡淡的青色，在与人交谈时，她总是习惯性地向上瞥一眼，显得既纯洁又有些任性。起初，穆尼太太把女儿送到一个玉米厂当打字员，但由于一个名声不好的警员隔三岔五就去办公室骚扰她的女儿，非要和她女儿说话不可，穆尼太太便又把女儿领回家，只让她干点儿家务活儿。波莉性格活泼，母亲觉得让她跟同龄人接触一下也好，再说，这些小伙子也乐得身边有个漂亮姑娘。波莉自然是要跟这些小伙子打情骂俏的，但穆尼太太精明得很，她知道，这些年轻人不过是为了消遣，没有谁是当真的。就这样过了好些日子。后来，穆尼太太又说要送女儿回去打字，因为她发现，波莉似乎和一个年轻房客发生了点儿什么关系。她冷静地观察着这对青年，不动声色。
波莉知道自己受着监视，也知道母亲长久以来的沉默有何深意。母女之间既没有公开合谋，也没有**心迹。尽管房客们对这桩韵事议论纷纷，但穆尼太太始终没有插手。波莉的举止变得有些怪异，那个年轻人也多少有些忐忑了。最后，当穆尼太太认为时机成熟时，她便出手了。她处理道德问题就像挥刀剁肉，在这件事儿上，她早已胸有成竹。
那是初夏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天气渐热，却有一阵凉爽的风徐徐吹来。公寓的窗户全都被打开了，在架起的窗框下，带花边的窗帘被风吹动，向街面微微隆起。乔治教堂的钟塔不时传出钟声，信徒们有的独自一人，有的三五成群，穿过教堂前的圆形广场。无论是他们戴着手套的手里捧的小册子，还是他们庄重自持的举止，都表明了他们此行的意图。公寓的早餐时间已过，桌上的餐盘中残留着一条条黄色的碎蛋皮，还有小块的培根肥肉边角。穆尼太太端坐在由麦秆制成的扶手椅上，盯着女佣玛丽收拾餐桌。她叫玛丽把吃剩的面包碎块捡起来，留到星期二做面包布丁。桌子被收拾干净了，面包碎块捡好了，糖和黄油也被锁到了柜子里，穆尼太太这才找到波莉，继续昨天晚上展开的谈话。她问得坦率，波莉也答得明白，情况果然不出她所料。当然，母女俩都有些尴尬。母亲之所以觉得尴尬，是因为不想在接受这个消息时显得太过爽快，也不想让女儿觉得她在默许和纵容这一切；波莉之所以觉得尴尬，是因为这种话题本就让她觉得别扭，还因为她不希望别人发现“天真烂漫”的她其实早已看穿了母亲宽容背后的真正意图。
乔治教堂的钟声已经停止，穆尼太太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壁炉台上的镀金小闹钟。现在是十一点十七分，她有的是时间把这件事儿跟多兰先生讲清楚，然后在十二点前赶到马尔波罗街。她确信自己能在这场谈话中占上风。首先，社会舆论都站在她这边：她是一位受到伤害的母亲。她同意让他住在自己的屋檐下，是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可他竟然辜负了她的一片好心。他已经三十四五岁了，再怎么说也见过些世面了，所以不能拿年轻气盛来作借口，懵懂无知也不能成为他的托词。他利用了波莉的纯真和善良，占了她的便宜：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他该拿什么来补偿？
他犯了这样的错误，必须付出代价。对于男人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儿，甜头尝到了，便可以一走了之，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但女人就要开始遭罪了。有些做母亲的，只要讨到一笔钱，便不会再追究。这种事儿，她听说过，但她绝不会这样做。在她看来，女儿的清白名声已经毁于一旦，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结婚。
她又将自己手上的底牌数了一遍，然后吩咐玛丽上楼，让她去告诉多兰先生，说她有话要跟他讲。她胜券在握。他是个老实规矩的年轻人，不像其他小伙子那样**，也没有那么高调。假如对方是谢尔丹先生、米德先生，或者是班塔姆·莱昂斯，那她的任务就要艰巨多了。她知道，他绝对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撕破脸皮。公寓的房客们都对这件事儿有所耳闻，有些人甚至还在细节上添油加醋。再说了，他在一家信奉天主教的酒商那里干了十三年，这件事儿要是让外面的人知道了，他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不过，只要他同意迎娶波莉，那么一切都好说。她知道他的薪水不低，而且应该是有些积蓄的。
已经快半个小时了!她站起身，对着穿衣镜将自己上下打量了一番。她那张大脸盘儿气色红润，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可以看出来，她对自己的状态很是满意。她想到了那些母亲——那些尝试过各种办法，却依旧没能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的母亲。
对多兰先生来说，这个礼拜天上午也出乎意料地难熬。他曾两次试图刮胡子，但双手总是哆嗦，最后只得作罢。三天未经修剪的红胡子像流苏一样挂在下巴上。每隔两三分钟，他的镜片就会积上一层薄薄的水汽，逼着他不得不摘下眼镜，用口袋里的手帕擦拭干净。他回想起前一晚的忏悔，只觉得心如刀绞；神父引导着他，从他的口中套出了这桩丑闻里的每一个荒谬的细节。他的罪过被无限放大，以至于神父为他提供或可赎罪的机会时，他几乎是涕泗横流，千恩万谢也不为过。然而，罪过已经犯下。现在要么结婚，要么逃跑，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件事儿肯定会被人议论，他的雇主也肯定会听到流言蜚语，他不可能厚着脸皮留在这里。都柏林就是这么一个小地方：每一个人都了解对方的底细。在他狂热而不安的想象中，他仿佛听见了老莱昂纳德用他粗哑的声音喊道：“多兰先生，请到这里来。”他感觉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
这么多年的工作都白干了!一切辛劳都将化为乌有!当然，他年轻时也潇洒过，他曾鼓吹自己的自由思想，还在酒馆当着朋友的面否认上帝的存在。但这些都过去了……差不多快要过去了。尽管他每周还买一份《雷纳德新闻报》[1]，但他时刻牢记着自己作为教徒的责任和义务。一年中有十分之九的时间，他都过着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他有足够的钱成家；这倒不是问题。问题是家里人会瞧不起她。首先，波莉有个名誉扫地的父亲；其次，她母亲的寄宿公寓也开始有了不好的名声。他有一种被讹了的感觉。他可以想象朋友们在谈论这件事儿的时候会如何嘲笑他。她没什么文化，有时甚至会说出“我会见到过了”和“我早就先知道就好了”这样的话。但如果他真的爱她，这点儿语法错误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于她做的那种事儿，他究竟是喜欢还是鄙夷，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毕竟那种事儿，他自己也参与了。他的本能敦促着他保全自由，而非奔向婚姻。一旦结婚，你就被套牢了，它说。
当他穿着衬衣和长裤可怜巴巴地坐在床边时，波莉轻轻地敲开了他的房门。她和盘托出，说她对母亲坦白了一切，还说母亲今天上午就会找他谈话。她哭着搂住他的脖子，说：
“哦，鲍勃!鲍勃!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才好？”
她不想活了，她说。
他有气无力地安慰她，叫她别哭，还告诉她一切都会好的，不用害怕。他隔着衬衣感受到她胸脯一起一伏的颤动。
其实发生这件事儿，也并非全是他的过错。长期独身的男人拥有一种细致而持久的记忆力，他仍清楚地记得，她的衣裙、她的气息，以及她手指第一次不经意的触碰。有一天深夜，正当他脱衣服打算上床睡觉时，她怯生生地叩响了他的房门。她说自己屋里的蜡烛被风吹熄了，所以想从他这儿借点儿火，重新点燃那根蜡烛。那天晚上，她刚好沐浴过，身上穿着一件宽松的开襟法兰绒浴袍。她细嫩的脚背在毛绒拖鞋的敞口里白得耀眼，血液在她涂了香水的皮肤下流淌，溢出一种柔和温暖的光。当她将烛火点亮并扶正蜡烛时，双手和手腕间也散发出阵阵幽香。
每逢迟归的夜晚，她都会为他热好饭菜。夜色已深，屋里的人早已熟睡，可只要有她陪在身边，他根本就不在意自己吃了什么。她多么体贴呀!要是晚上天冷了、下雨了、起风了，她准会为他调好一小杯潘趣[2]酒。或许他们在一起会很幸福……
他们经常各自擎着蜡烛，踮着脚尖，一同上楼去，还在第三层的楼梯口依依不舍地互道晚安。他们也经常接吻。他清楚地记得她的眼神，她的手的触感，还有自己的意乱情迷……
但迷惘总是要醒的。他重复着她的话，问自己：“我该怎么办？”独身者的本能警告他回头是岸。然而，错已铸成，就连他的尊严也告诉他，必须为这样一种罪孽付出代价。
当他挨着她坐在床边时，玛丽来到门口，传话说夫人要在客厅里见他。于是，他起身去穿背心和马甲，显得比之前还要可怜了。穿好衣服后，他走上前去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不用担心。他离开了，留她在床边哭泣，只听她轻声呻吟着：“哦，我的上帝。”
下楼的时候，他的镜片因水汽而变得模糊，他不得不摘下眼镜，将它擦拭干净。他渴望冲破屋顶的束缚，飞往另一个国度，如此便不必再处理当下的麻烦，然而一股无形的力量却将他一步步推下了楼。他的雇主和夫人都板着脸，冷眼盯着他的窘态。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他与杰克·穆尼擦肩而过；杰克正揣着两瓶巴斯啤酒从储藏间走出来。两人冷冷地打了声招呼。这位“大情种”的目光，在那张宽厚的牛头脸和粗壮的短胳膊上，停留了一两秒钟。到了楼底下，他抬头看了一眼，发现杰克正站在入墙式的小房间门前回头张望。
他突然想起有一天晚上，一个从音乐厅来的“杂耍艺术家”，一个黄发碧眼、身材矮小的伦敦人，曾相当放肆地谈到过波莉。杰克大发雷霆，差点儿把整场联欢会都给搅黄了。大伙儿都劝他不要动气。那位艺术家的脸色霎时苍白了许多，他一直赔着笑脸，说自己并无恶意。但杰克仍不断冲他咆哮，说谁要是敢跟他妹妹玩这种把戏，他就会打碎那人的牙齿，再逼他咽下去；他会这么做的。
波莉坐在床边哭了一会儿，然后她抹掉眼泪，走到镜子跟前。她把毛巾的一角浸在水罐里，用凉水擦了擦眼睛。她侧过身照照自己，还重新别好了耳朵上的发卡。接着，她又回到床边，在床尾坐下。她盯着枕头看了许久，眼前浮现出那些隐秘而美好的回忆。她把颈背靠在冰冷的铁床架上，沉醉在幻梦之中。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出一丝烦恼的神色。
耐心等待的她不再忧虑，甚至还有几分欣喜，她的回忆逐渐变成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这些幻象变得越发真实，以至于她已经看不见眼前的白色枕头，也忘记了自己在期待些什么。
她终于听见母亲呼唤她的声音。她一跃而起，朝楼梯的扶手栏杆奔去。
“波莉!波莉!”
“怎么了，妈妈？”
“下来，亲爱的。多兰先生有话要跟你说。”
那一刻，她才想起自己期待的是什么。
[1] 《雷纳德新闻报》由乔治·威廉·麦克阿瑟·雷纳德在1850年创办，是一份激进派报纸，诞生于19世纪中期英国报业摆脱政府监管的浪潮中。
[2] 潘趣(punches)，一种由威士忌与水、糖和柠檬汁混合而成的烈性饮品，通常还会加入薄荷或丁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