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的刘基，在中国历史上应称得上是一位奇人。关于他的传说十分丰富多彩，什么能掐会算，什么呼风唤雨，简直有些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军师公孙胜，至于冒他的名而出的风水勘舆之作以及预测祸福的《推背图》之类，更加比比皆是。如果剥去这些虚幻迷离的色彩，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出，刘基作为一位学者、军事家、政治家和独立特行的智达之士的另类生存之道。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生于至大四年(1311)，其家庭为一耕读传家的正统地主家庭。刘基的祖先原是丰沛人氏，在宋为官，后随南宋南迁，落脚浙江青田，到刘基的祖父这一代，还做南宋的太学上舍，并且博学多智，通晓天文地理，为人正直仗义，曾经组织过反元起义。刘基出身于这样一个较有名望的家族，自小耳濡目染，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据载，刘基才华出众，自幼就显露出来，尤其他的博闻强记，实在令人吃惊。

刘基的住处附近有一家书店，刘基上下学经常路过。一天，他看到一本天文方面的书，随手翻阅了一遍，第二天再来读书时，竟能将前一天读过的那本天文书背诵下来。书店主人十分钦佩，就想把那本书送给他，刘基说：“书已在我胸中矣，书本已对我无用了!”他的老师对他也十分器重，因为他不仅过目成诵，还能根据所学的经文，阐发自己的见解，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他的老师断言他将来必成大材。在十七岁时，刘基离开了府学，到括苍山的石门洞去师从当时的名士郑复初学习“二程”的理学，在这一时期，他更进一步地博览群书，尤其注意正统、经、史子集之外的杂家著作，医农术数、天文地理均深有心得。这样，刘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打下了极为宽厚扎实的知识功底，为他以后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驰聘纵横作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但刘基的青年时期是十分坎坷曲折的。他于至顺四年(1333)考中了进士，其后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当时，元朝的政局动**不定，一方面是统治者横征暴敛，醉生梦死；一方面是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多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极少有人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刘基也是这样，他虽在做一个辅佐县令的小官，但他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为元朝着想，而是十分注意搜集风土人情，了解社会时事。当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他也不能不例行公事，做一些应付门面的事，但他决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去伸张正义。在当高安县丞时，他曾受命复审过一桩人命案，初审裁定者是一个极有权势的蒙古贵族，但原告一直不服，连连上诉，经过勘查，刘基认为初审有误，应定为蓄意谋杀。经过刘基的努力争取，终于使冤情大白。这件事为普通百姓所赞扬，但却为当权者所不容，不久，刘基就因别人的诬陷而另调他任。刘基实在看不惯官场的贪赃枉法、阿谀奉承，一气之下，弃官回家，于至元六年(1340)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

但刘基的学问品才广为人知，浙江行省又让他担任儒学副提举的官职，刘基觉得也许这一官职比较适合于自己的特点，便即到任，谁知到任一看，天下官场一片黑暗，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对一些不法现象仍是愤加指责，其结果当然是得罪了许多人，很多人弹劾他超越职责范围，多管闲事。于是，刘基又一次愤然辞官。

至正十一年(1351)前后，方国珍兄弟时降时反，占据着温州、台州、庆元等路，在海上出没无常，很难剿灭，也更加深了沿海一带百姓的灾难。元朝官吏无能，就又想起刘基是一人才，便把他任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让他想法剿灭方国珍。刘基两次辞官，本不愿再去与贪官污吏为伍，但又想只是剿灭匪寇，也就勉强应允。一到任上，刘基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方国珍兄弟反降无常，目的无非是为了向朝廷要挟，索取高官厚禄。刘基反对招安的政策，坚决主张消灭。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主张实行分化瓦解之策，即只拿方国珍兄弟，余者不问，此布告一出，方国珍的军心立刻不稳。原来，方国珍多行不义，其部下多是被他胁迫，本不愿为他卖命，见了布告，就想离之而去。方国珍十分惊慌，便托人给刘基送去了许多财物，请求他改变策略，刘基坚决不从。方国珍无法，只好转而贿赂别的高级官员，没想到一举成功，方国珍再次接受了招安。这也罢了，气人的是刘基挨了一顿训斥，说他是擅作威福，伤了朝廷爱民好仁之心。刘基这次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对元朝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再也不愿在官场混下去，哪怕是借此为民做些好事他也不干了。至正十八年(1358)，他第三次辞官，又回到了青田老家。

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刘基的机会终于来了。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建议，避开了蒙古人的锋芒，迅速壮大起来。朱元璋十分注意军队的纪律，建立了良好的威望，而且每到一处，十分重视访求当地的贤达，罗致帐下，以为己所用。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访得刘基正在青田老家隐居，便专使往请。刘基虽也早已听说朱元璋的名声，但毕竟缺乏了解，再加上他二十年做官的坎坷经历，似乎不愿再出山了，所以，他拒绝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请。朱元璋并未气馁，再派总制孙炎前往邀请，朱元璋备以聘礼书信，极言求贤若渴之情，再加上孙炎对朱元璋的雄才大略、鸿鹄之志的一番描述，刘基终于被感动。于是，刘基说：“我过去曾经辞官在西湖闲住，见西北方向有异样云气，我曾说那是天子之气，十年之后应当在金陵。现在朱氏创业兴旺，又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恐怕将有大成。”就这样，刘基经过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和朱元璋的三次邀请，终于答应出山。刘基在见朱元璋之前，就已经对天下大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针对朱元璋的情况，思考了十八条建议。在见到朱元璋之后，他立刻提出了他的所谓“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听了，兴奋不已，认为刘基未到军中，就已把天下大势看透，实在是不世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礼贤馆，把他待为上宾，引为心腹知己。

当时，朱元璋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想合力消灭朱元璋。因此，朱元璋的军队虽生气勃勃，但仍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中。怎样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就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朱元璋就可能继续发展，弄不好，就会象包饺子一样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请教了刘基，朱元璋说：“我为天下麻烦先生，把您请了出来，真是委屈您了，希望先生不要抛弃我!如果您有什么指教，请直言不讳，我一定虚心接受。”

刘基说：“明公占据了金陵，甚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当务之急，先除此二人!”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却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这两人势力强大，怎样才能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敌人，应当权衡缓急，用兵应当有先后次序，如今应当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朱元璋说：“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诸将多认为应当先除弱者，剪除陈友谅的羽翼，而且先弱后强，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

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张士诚只是一自守汉罢了，他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击陈友谅，他也不会乘虚攻金陵，不敢轻举妄动。而陈友谅劫主称帝，没有一时一刻忘记金陵，且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图扫**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对付张士诚，陈友谅趁虚而入，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则张士诚的存亡全操于我手，还有何惧呢?先灭陈，后扫张，继而西攻陕西，北上大都，天下岂不可定了吗?”

这一番话，实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把朱元璋说出了一身汗。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刘基在明朝的开国中立有三件大功：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在登基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感到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就向刘基请教，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对于吏治的腐败，他深恶痛绝，建议朱元璋严加治理。

刘基极有知人之明，他深知朱元璋生性多疑。外宽内急，所以不去致身仕途，而是尽量洁身远引。一次，朱元璋想把李善长换掉，让他当丞相，刘基说：“李善长是功臣勋旧，能够调和众臣。”朱元璋奇怪地问：“李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为什么总说他的长处呢?我想让您当丞相，不知意下如何?”刘基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易相犹如殿之换柱，如用小柱，非折即仆，我就是这样的小柱，怎么可以换上去呢?”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器量更浅，胸怀更小。”朱元璋最后说：“胡惟庸怎么样?”刘基答道：“万万不可。当丞相好比驾车，胡惟庸不仅驾不好车，还会弄得辕断轮摧。”但是朱元璋还是让这几个人当了丞相，结局如何呢?杨宪因犯律被杀，汪广洋被赐死，胡惟庸谋反，其案株连之多，被杀三万人，连李善长也被连累灭族!刘基可算有知人之明了!

[点评]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曾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归隐生活。然而，历史上有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隐士，而是假隐士，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做官。像刘基这样不为功名利禄所**而能及时隐退的人在历史上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