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是为人熟知的历史人物，提到他，人们不是赞扬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就是惊叹他敢于独刺秦始皇于千军万马之中的大无畏气魄。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张良那样获得了巨大的功名，而“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功高”而不“震主”，反而深得君王信任，安然无虞，以享天年。
功名富贵是一般人的理想，但一辈子汲汲经营，最终能实现这个理想的人却极少。实现这个理想后，又能视功名如浮云，视富贵如粪土，飘然引退的人，更为稀有。张良就是这少有的视功名如粪土、急流勇退的人。
张良，字子房，战国末年韩国人，他的祖上曾经做过四代韩国的宰相，故史称“五世相韩”。张良一生的活动，约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正式归汉之前，即公元前206年韩王成被诛之前，为第一时期。此期他以反秦复韩为己任，但同时也积极襄赞刘邦。当张良成人后，遭逢韩国被秦国所灭亡，和他相依为命的弟弟也在这场战争中不幸去世的变故。怀着国破家亡的悲痛，张良散尽所有的家财，到处寻访武艺高强的勇士，准备暗杀秦始皇。当时正传来秦始皇要到南方巡行的消息，张良认为时机到了，立刻计划在秦始皇必经之地——博浪沙(今河南省阳武县)埋伏，准备发动突袭，锥击一代暴君。不久，秦始皇巡行的队伍果然到了博浪沙，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张良。迫不及待地展开行动，谁知竟误中秦始皇的随从车辆。这件事情发生后，秦始皇非常震怒，下令全力缉捕凶手，张良只得连夜向东逃亡，到了下邳，隐姓埋名，过着幽居的生活，等待着有利的时机，再来雪耻复仇。
张良在下邳的乡间居住，借着游山玩水来打发时间。有一天，他信步走到圯上桥，正在欣赏着四周的山光水色，突然看见一位衣着朴素、容貌平凡的老人走过来，当他经过张良的身边时，一只鞋子掉到桥下，他就对张良说：“喂，年轻人，下去把我的鞋子捡上来。”张良看这位老人年纪那么大，也就一句话不说，立刻跑下桥去，替他把鞋子捡起来。老人接着又说：“再替我把鞋子穿上。”张良见老人十分不客气，但想想他毕竟上了年纪，也就忍了下来，替他把鞋子穿好。老人临走时，微笑着对张良说：“你这个年轻人，很有耐心，很懂礼貌，将来一定是了不起的人才。五天后的清晨，再来这里一趟，我有话对你说。”原来老人先前是故意在试探张良。
五天后的清晨，张良依约前来，老人故意早到，他很不客气地指责张良说：“和老人家约会，怎么可以迟到?要是你有诚意，五天后再来。”第二次，天刚破晓，张良就赶去了，可是老人还是比他先到。老人家又生气地说：“怎么又来晚了，我们五天后再见。”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张良这次下定决心，在前一天的半夜便摸黑起床，赶到桥上等候老人。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射上桥头，老人才姗姗走来，发现张良早已到了，满意地对张良说：“孺子可教也。”说完从衣袖里掏出一本书，对张良说：“这本书，你应该好好研读，将来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老人还告诫他说：“读是则为王者师。”说完便匆匆走了。张良打开书本一看，原来是《太公阴符经》，他兴奋地跪下来，向着老人远去的背影叩谢。从此使张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行刺的新道路。
十年以后，刘邦带着义军数千人经过下邳遇见张良，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相谈之下非常投合，可以说是英雄惜英雄。当时刘邦的兵力还不能够自立，只是项梁手下的一员部将，但张良慧眼识得刘邦以后定将有所作为，从此以后一心一意跟随刘邦。
正式归汉至项羽败亡为张良的第二时期。公元前206年，自封为西楚霸王的项羽，以韩司徒张良跟从汉王刘邦替其谋划的缘故，不遣韩王成就国，而将他带到彭城诛杀之。这样，就使张良彻底断绝了为故国效力的念头，而一心一意追随刘邦同项羽相抗争。在长达数年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作为刘邦的头号谋士，每逢关键时刻，差不多总是他替刘邦做出正确决策，使其立于不败之地。当时，刘邦一路西进非常顺利，本想以两万兵力直攻蛲关，张良却建议：“目前秦国的兵力尚强，与其力敌，不如改采智取，况且秦国的守将贪财，只要送大批金钱去收买他们，必能不战而取蛲关。”刘邦依计行事，先派人传出风声，说刘邦已派五万大军准备攻关，另外请著名的游说家郦食其，带着大批金银珠宝去结纳秦国守城的将领，并说明利害关系。结果这些将领全部向刘邦投诚，刘邦不费一兵一卒，轻易取得蛲关，接着势如破竹地攻进咸阳。
刘邦进入咸阳，立刻被豪华的宫殿、美貌的宫女，一些国宝级的珍品所迷惑了。其他的人劝刘邦都没有用，张良只好进言：“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言。”刘邦这才及时省悟，还军坝上。这样，不仅使刘邦保住了为民伐虐的形象，也使即将到来的项羽找不到攻杀刘邦的借口，对于以后刘邦战胜项羽关系至为重大。
果然，项羽一到关中，立刻摆下鸿门宴，准备对付刘邦。项羽的叔叔项伯，为了感谢张良曾经救过他一命，紧急通知张良要他先行离去，以免受牵连。张良道：“今事有急，亡去不义。”张良遂与刘邦竭力讨好项伯，刘邦甚至与项伯约为婚姻，项伯回去后为刘邦向项羽说情，羽怒始解。次日，刘邦来到鸿门向项羽请罪，并表示乐于服从。宴会时，项羽谋臣范增使项庄舞剑，意欲杀邦，项伯亦拔剑起舞，以身遮蔽刘邦。张良见事急，便出去招呼大将樊哙，樊哙进来，替刘邦责备项羽，不宜加罪于先入关立有大功的刘邦。项羽也让樊哙就坐。刘邦在项伯、张良、樊哙的护佑下终于脱险。后来项羽主持分封诸侯，令刘邦领巴蜀之地，刘邦又令张良厚赂项伯，项伯又为刘邦请得汉中地，从而为刘邦打下了还定三秦及东进中原的基础。后来刘邦被封为汉王，封地在汉中、巴蜀，张良建议烧毁栈道，表示不再东还，使项羽失去戒心。鸿沟界约签订后，张良又劝刘邦把握最佳时机，击溃强敌，甚至背信毁约也在所不惜。刘邦除赖有萧何从关中源源供应援军，始得在荥阳一带占住脚跟外，张良向刘邦献争取彭越、英布及重用韩信共同对付项羽之策，也是刘邦终能战胜项羽的重要因素。张良不仅善于运筹料敌，而且也擅长知人荐能，故其兴汉功业能与萧何、韩信并列。
当韩信立下了灭齐大功而遣使要刘邦封他为齐假王时，刘邦当着使者的面骂韩信，在场的张良、陈平劝刘邦暂且容忍之。刘邦方有所悟，遂借题发挥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遂派张良往齐地，拜韩信为齐王。如此避免了一场内变，使韩信继续甘心为刘邦效力。后来，刘邦与韩信、彭越约期会攻项羽，二人却按兵不动，导致刘邦又为项羽所败。张良知道韩、彭二人是要挟增加封地，于是劝刘邦满足他们的要求，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建议，韩信、彭越二人才引兵与汉军共败项羽于垓下。灭掉项羽之后，诸将争功喧哗，刘邦为此事而忧心忡忡。张良劝刘邦先封和自己素来有怨恨的雍齿为侯，诸将都说：“雍齿且侯，吾属无患矣。”于是众心大安。经过垓下一战，刘邦打败了项羽，统一全国，建立了汉朝。
鸿门宴的战斗，不仅显示了张良的智谋，同时也表现了张良的“义”，即对刘邦的忠诚和笃信；“烧绝栈道”，是以屈求伸、以守为攻的战略决策；“归汗荐将”，体现了张良知人善任、打败项羽的正确措施。张良作为“王者师”，为刘邦的统一天下竭尽全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实现统一后为张良的第三时期。此期张良虽继续为新建的西汉帝国献计献策，但却抱定功成身退的决心，逐渐远离政治，道引辟谷，从赤松子游。刘邦即位后，大封功臣，张良虽未尝有战功，但刘邦却替他请功道：“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地三万户。这个数目远远超过第一功臣萧何所食户口之上。张良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刘邦遂封张良为留侯，食万户。不仅如此，张良赞同刘敬定都之说，劝刘邦定都关中，张良对刘邦说：“洛阳虽东有成皋，西有黾之险，然其中小，……四面受敌，不如关中，左函淆，右陇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刘敬说是。”刘邦始决定西都长安。后吴楚七国反汉时，都得关中之利，更得到证实。此后张良“杜门不出”。在太子刘盈将废之时，他谏而无效，就“因疾不视事”。后来干脆自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并“乃学辟，道隐轻身”。这一系列的“急流勇退”行为，与其前期辅佐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从此，张良忘掉了以前的丰功伟业，过着隐逸恬淡的生活。
在这段时期，张良具有强烈的功成身退的心态。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每个纪传中人都加上几句评语，他说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智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用意是说张良有克敌制胜的智谋，他只努力谋划军国大事，从来不表现自己，甘心当无名士，也就是说，能置荣利而不顾，视功名于外物(分外之事)。司马迁以寥寥数语，实抓住了张良一生持身行事的精髓与特点。这位毕生为帝出谋划策的人，最后也为自己谋划了一条退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狡兔死，良狗烹”的严峻形势，应该说他的这个选择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他的这种急流勇退的心态，正是文化人追求的理想境界，受到历代人们的称赞。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新王朝确立的时候，开国功臣被罢黜或被杀戮的，史不绝书。究其原因，是帝王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和地位，是封建的专制与宗法制的产物。儒家文化的“为王者师”的圣王情节给帝王形成一种受约束和有取而代之的感觉。因此，在夺取天下创立基业时要依靠这些文臣武将，而天下安定后，就要消除他们对皇权机制的潜在威胁。然而，知识分子出身并跻于仕途的官吏们，他们有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着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其参与意识、忧患意识、批评意识非常强烈。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皇权专制发生尖锐的矛盾。“敌国灭，谋臣亡”，这正是中国封建专制下谋臣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封建历史王朝变更时的规律。
张良从历史和现实中清楚地意识到作为“王者师”的利害关系。尽管他与刘邦之间，不仅是君臣关系，而且也存在着知遇之恩，即使天下安定之后，刘邦还采纳其言，宽厚善待。然而，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声名、利益，已经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巅峰，如果再去追求更多更大的名利，不仅有违自己的自我本性与人格理想，而且也会招致祸患。“三杰”中，韩信被诛，萧何系狱，不正是名利所累吗?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相互残害，不正是人性扭曲、物欲横流的表现吗?因此，功成名就之后，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摆脱名利的羁绊，超出世俗的纷扰，保全自我的生命，求得与自然、社会的和谐无争，达到“以快吾志”、贵生全性的目的。这是急流勇退之人的明智之举，是智慧的选择。
张良的一生，深受儒道文化的影响，在积极用世建立功业的同时，又能超然世外，全身养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仁德”人格与道家“顺天”人格的有机融合，并以达到现实人生的完美。这种文化人格理想的追求，不仅避免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定数，而且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精英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因而受到了后世文人士大夫的高度赞扬。张良一生恩怨分明，毁家以报国仇，竭尽谋略以报答刘邦助韩的恩惠。刘邦之所以成功，得力于张良的贡献甚多，张良毫不居功，这种“功成、名遂、身退”的高风亮节，不仅避免了杀身之祸，而且实在值得世人敬佩。
[点评]
也许有的时候学会放弃也是一种生存之道。表面上看，放弃自己所拥有的是一种消极的生存方式，但从张良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不难看出，他不仅保住了自家的身家性命，还开创了人生新的起点，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正所谓“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