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作为隋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雄有大略。试看隋初的国家昌盛，可知并非溢美之辞。隋文帝一生的历史功绩在于结束分裂，统一中国；立章建制，兴盛国家。事实表明，隋文帝于开皇年间为隋王朝所建树的一切，确实在中华文明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伟大作用。
勤政爱民，崇尚节俭
杨坚是历史上有名的勤政爱民、崇尚俭朴的皇帝。隋文帝的躬行节俭，见于《隋书·高祖纪》以及《隋书·食货志》的约略记载。他的“躬履俭约”，是同他的勤于政务浑为一体、互为补充的，这就是《高祖纪》中所说的“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不难理解，一个每日天明便临朝听政，直到日落时仍忘记疲倦的皇帝，他在生活上务存节俭与不事奢华，是合乎逻辑的。或者说，一个务存节俭的皇帝，他往往是勤于政务的。隋文帝便是如此。他深知“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长久者”，因而自奉俭省，反对浮华。而且，他的俭朴程度甚至被认为是吝啬。
不谈其他的，仅从国库粮仓而论，隋文帝杨坚积财的本领已为后代世人公认。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积储了大量的粮食，成为历史上储粮最多的王朝之一。他建立的一整套完善的积谷制度，使全国的粮食储备仓迅速爆满；于是，又设立了义仓。储备粮食原是为灾荒之年使用的，遇有水旱灾年，便应取仓粮赈济百姓。可是，隋文帝杨坚如同一位吝啬的守财奴，一味大量囤积财富，却从不动用一点仓粮。
1-1汉隋唐关中漕渠线路及沿线仓库示意图
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各粮仓除非皇帝有令，任何人不许随便开仓。经过他千方百计所积蓄的财富不但逐渐成为他执政期间王朝的重负，而且成为其继承者--他的儿子--隋炀帝穷奢极欲的资源。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嘲笑杨坚“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富足本是好事，积财也是很必要的，但如果忘记财富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一味地积财爱财，成为一个吝啬鬼，那最终必将促使天下人起而自取，成为众矢之的。而后代子孙据财为非，挥霍无度，更是败亡的关键所在。杨坚积财而不适时地去用财，自己厉行节俭，却又因过于吝财，终于埋下了亡国的祸根，世人多为之叹息。
然而，隋文帝杨坚毕竟不像历代横征暴敛的贪君，他还能因人民吃豆屑杂糠而流泪、他还能在国库充实的时候实行轻徭薄赋。杨坚在位的开皇年间，为了取悦民心，他对百姓的赋役负担是比较轻的。又如兵役，北周实行“二十丁兵制”，按照这种制度，每个18岁以上、64岁以下的男丁每年要服一个月兵役。隋文帝开皇年间，将军人成丁的年龄提高到21岁，将十二丁兵制改为每年20日役。开皇九年，隋灭陈，杨坚下令，因江南初定，免征这个地区10年赋税。开皇十年，又因“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开皇十二年又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正是杨坚的轻徭薄赋，给劳动人民提供了安居的前提，也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于是造就了隋朝开皇年间社会稳定、农业发展的繁荣盛世。
杨坚崇尚俭朴，能以身作则，然后倡导天下。他本人的饮食，除了祭祀、宴会之外，每餐不得重荤。他的乘舆用具，破了又补，修了再修。他的后宫服装从不奢侈豪华，他也不佩戴珠玉之类的首饰。地方官用布袋装着干姜，用毡袋包裹香料，他认为浪费了棉布和毡料，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传说杨坚曾经想要配制止泻的药，须用胡粉一两。
这种东西平常宫中不用，经多方寻求，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又有一次，杨坚想要赏赐给柱国刘嵩的妻子一件织成的衣领，没想到宫中连此物都没有，只好作罢。在杨坚称帝的初期，他下令，全国上下任何人不得献犬马之玩，珍奇之味。有一次，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献了一匹绫纹布，杨坚非常生气，他当众下令在朝堂上焚毁，并宣布下不为例。
他还教导儿子生活务必从俭。有一次，他的儿子杨勇在朝见杨坚时，把铠甲装饰得特别漂亮，杨坚看了很不高兴，唯恐他逐渐养成奢侈的作风，便告诫他说：“历观前代帝王，没有奢华而能够长久的。你现在身为太子(此时杨勇还未被废)，如果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怎能继承宗庙作万民之主呢？我将过去的衣物各留一件给你，你要常看看它，用来告诫自己。现在再赐给你一把刀，希望你能理解为父的心意。”又有一次，他的儿子杨俊因不遵从训导，生活奢侈，被杨坚一气之下免去官职。很多人都为杨俊讲情，杨坚一概不允；并且斥责杨俊说：“我戮力关塞，创此大业。作训垂范，希望臣下遵守它不犯有过失。你是我的儿子，却在败坏我的训导，我真不知该怎样责罚你！现在，先免掉你的官职，希望你能够醒悟自悔。”杨俊死后，杨坚立即下令将他生前置办的奢侈之物全部焚毁，丧事务从节俭。王府的僚佐请求为杨俊立块碑，杨坚却说：“要想留名，只需一卷史书就足够了，用石碑干什么？如果子孙不能保家，石碑白白的让人拿去做镇石。”
杨坚不但在物质生活上崇尚俭朴，在精神生活上，同样也抑黜浮华。开皇四年(584年)，他接受了治书侍御史李谔的建议：“魏之三祖，崇尚文词，遂成风俗。江左齐、梁，甚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为古拙、以词赋为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规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于是诏令天下公私文书都要写得符合实际情况。泗州刺史司马幼之的奏表文章浮华艳丽，杨坚因此竟把他交付给有关部门治罪。不久，李谔又上书说：“有些士大夫炫耀功绩、出身以谋求进身做官，没有廉耻之心，请求明示其罪，加以黜退，以矫正社会风气。”他的奏章文风朴素、平实，于是，隋文帝杨坚立即诏令将李谔前后的奏章颁布天下。这对于扭转当时浮艳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2隋文帝杨坚雕像
隋文帝杨坚似乎不好虚名，惟务实际。他不许封禅，以表彰自己的功德；他制订雅乐，以抑制**靡之音。贺若弼撰写了《御授平陈七策》送给杨坚，他连看也不看，便说：“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这一席颇为幽默而又语带讥讽的话，表现了杨坚不尚虚浮的性格。
杨坚虽然“素无学术，不达大体”，但他却能接受以文化教化天下的建议。
开皇三年，隋秘书监牛弘上表，说：“官府收藏的典籍屡经战乱，大多散失民间。原北周朝廷收集的典籍，仅有1万多卷。平定北齐时所得到的典籍，除去重复的以外，只增加了5000卷。大规模汇集典籍，理当在圣明之世。治理国家，没有比此事更为重要的了。岂可使典籍长期流落私家，不归官府朝廷所有！因此必须借助陛下的威令，迫令献书，并给予献书者一定的赏赐。这样，各种典籍一定会汇集官府，国家的书库就会收藏丰富。”杨坚立即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下诏在全国各地购求散佚书籍，并规定每献书一卷，赏缣一匹。
杨坚崇尚节俭、厌恶浮华的性格是他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影响而成的。他是在一次次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拼搏取胜的幸运儿，能轻易得天下是各种机遇的巧合。但是，杨坚本人也明白，无论是政治资本，还是威望，都是自己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形成的。而节俭的作风，又是杨坚在积累中发现的治国良策。同时，我们应该理解，杨坚过于节俭以至于吝啬的性格，是因为饥荒和长期的战乱导致的。在他的意识中，永远是饥民的逃荒和亡国的威胁，似乎只有积财才能应付这些可怕的危机。
颁布均田新令
开皇四年(584年)，是杨坚登上帝位的第四个年头。
这一年，关西地区出现了少有的大旱。火红的太阳每天从东面升起，从西方落下。每到它正当午时，便把热滚滚的光芒射向人间，这时，世界便仿佛又回到传说中羿还没将9个太阳射下来的时代。人们多么希望有一块云彩将它遮住，落下几滴雨来。于是，人们不知道杀了多少猪羊，乞求雨神光临人间；不知道烧了多少香火，乞求苍天赐一点甘霖。然而，太阳依然每天火辣辣地照着，雨神迟迟不肯光顾。
河干了、井枯了，田地里裂开了一道道大口子，农民辛辛苦苦种下的禾苗还没长成便夭折在干巴巴的土中。这一年，关西灾区的粮食颗粒无收，饥饿困扰着没有隔年储备粮的灾民。
此刻皇宫中的隋文帝杨坚，尽管没有灼热阳光的烘烤，没有饥饿的煎熬，但不时传来的灾情，也使他坐卧不宁。他吩咐左右出去看看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看看那些灾民靠什么度日。不久，出外巡视的人回来了，带回来一些豆屑杂糠，并告诉他这是灾民赖以活命的食物。
杨坚见到这些，哭了，哭得涕泪纵横。
群臣见到这种情况，感动了，多么富有同情心的仁爱之主啊！
其实，杨坚的哭出于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态。他的眼泪有对灾民的同情，但更多的是委屈、焦虑。
他感到委屈。他当上皇帝刚刚4年，上天就降下这么大的灾难。
1-3隋朝女子服饰
他不由得想起周静帝的禅位诏书中的一段话：
王受天命，叡德在躬，救颓运之艰，匡坠地之业，拯大川之溺。扑燎原之火，除群凶于城社，廓妖氛于远服，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治于天壤。
如今，仅仅受天命4年，上天就这样和自己过不去，降下这么大灾难。自己的叡德何在？洽于天壤之神何在？他不由暗暗说道：天啊，为什么这么和我过不去？
他感到焦虑。他登上帝位仅仅4年，根基未稳。他担心发生天灾--饥饿--饥民--动乱，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他不由得想起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它的直接起因，不正是六镇的军户及镇民饥饿无食吗？后来这些饥民被强送到河北“就食”。但河北诸州也连年遭受水旱之灾，“饥馑积年，户口逃散”，北镇饥民无食可就，又得不到朝廷的救济，走投无路，又引发了河北地区的起义。那时杨坚虽还未出生，但他的岳父独孤信等都曾亲身作为饥民而参加了六镇及河北的起义。这些事杨坚从他们那里听到过不止一次，对此他太熟悉了。
委屈归委屈，焦虑归焦虑。杨坚在天灾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他下令撤去自己膳食中的酒肉，以此向上天谢罪，乞求上天免除对自己的惩罚。又下令严禁在关西地区酿酒卖酒，以避免过多地耗费粮食。同时，下令将关东地区的粮食运往关中，以接济这里的灾民。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旱灾最终没有引起社会的动**。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农业兴，才能有饭吃，人民才安定。兴农才能固本，经过这次天灾，杨坚对这个道理体会得更深了，他加紧实施各项兴农措施。
首先，他在全国加紧推行均田制。均田制开始实行于北魏。魏孝文帝初期，水旱连年成灾，百姓被饥饿所困，四处流散。豪强们乘机兼并土地。主客给事中李安世描写当时土地不均的情况说：“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实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因此，李安世建议：重新均量土地，根据劳力配置相应的土地，使“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有争议的田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魏孝文帝根据这个建议，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十月，下诏实行均田制。
北魏均田制规定：男子年15岁以上，给不栽树的露田40亩；女子给露田20亩。若有奴婢，依照良人授田。若有耕牛，每头牛给田30亩，但只限于4头牛的田数。这种露田只给劳动者耕种，劳动者老了或死了，要将田还给国家。另外，每个成年男子给桑田20亩，这种桑田可世代继承，死后不归还国家，也不得买卖。但要在3年之内在田上种桑树50棵、枣树5棵、榆树3棵。若3年内种不足，则将桑田收回。不适于栽桑养蚕的地区，男子给麻田10亩，妇人给5亩，男子另加1亩以种榆、枣等树。麻田和桑田不同，耕种者死后，田地要退还国家，不得继承。原来有宅基地的，不再分配宅田，若移居新址之人，3口给宅田1亩，以为居室。
北魏实行这个制度，使农民重新得到部分土地，游离的劳动力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这对恢复北方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北魏的均田制实行的不是很彻底，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六镇地区并没有实行均田制。即使在实行均田制的地方，地主豪强的大土地制仍在继续发展，买卖土地，甚至抢夺百姓土地的事时有发生，可见北魏均田制对恢复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到北魏末期，由于社会动**，均田制被彻底破坏，这点有限的积极作用也不复存在。
北魏灭亡后，北齐、北周分别继续实行均田制。
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下令：每个成年男子给露田80亩，妇女给40亩。奴婢比照良人给田。耕牛一头给田60亩，限止4牛。另外每个男丁给永业田20亩。永业田不还给国家，此外的田地都按规定退还。同时还规定了给田奴婢的数额：亲王300人，嗣王200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150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100人，七品以上官80人，八品以下官至庶人60人。这个均田制度，显然对官僚富人有利。高官不说，仅以一个八品以下的小官为例，如果他有60个奴婢，4头耕牛，就可以分到3840亩土地。所以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说：在北齐，“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正说明北齐均田制是多么不彻底。
1-4隋唐饰品
西魏、北周的均田制规定：已娶妻者，给田140亩，未娶者给田100亩。另外，10口以上人家给宅田5亩，9口以下给宅田4亩，5口以下给宅田3亩。18岁成丁受田，64岁年老还田。但由于关中地区地少人多，有资料表明，当时普遍存在受田不足额的现象。
杨坚登帝即位后，立即重新颁布了均田法。规定男丁受露田、永业田皆遵北齐之制，园宅3口人给1亩，奴婢则5口人给1亩。官吏受田，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多者100顷，少者40亩。此外又给职分田，一品官给田5顷，以下每品减少50亩，至九品为l顷。外官也给职分田。此外还有公廨田，以充公用。开皇十二年(592年)，在统一南北3年后，杨坚又派使四出。均天下之田，把均田制在全国推行。当然，不能指望隋文帝的均田与前代有什么本质区别，杨坚实行均田，同样是照顾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杨坚实行均田，在当时至少起了两个作用：第一，均田令关于受田数额的规定，是对诸色人等占田的最高限额，这种限额对地主贵族的土地兼并多少有些限制作用。第二，杨坚所行的均田与赋税紧密结合。
北周的租调相当重，均田户每户纳调麻10斤；田租因户受田140亩，纳粟也增至5斛。如前所述，均田户尽管规定给田140亩，但实际给田往往不足额，而田租并不因为授田数额不足而有所削减。杨坚所行均田规定，均田户交租粟3斛，并明文规定未受地者不课租调。农民的租调负担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减轻。
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杨坚又下令实行“大索貌阅”、“输籍定样”等办法。
“大索貌阅”
北魏在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的同时，又颁行“五家设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的所谓“三长制度”。三长的职责除了推行均田、功课农桑、催督租课外，另一项重要职责便是建立户籍，检查户口。很显然，户籍制度如不健全，国家的均田和征收赋役都是难以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隋文帝的均田诏令中，首先便谈到“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
可见，隋文帝是把建立新的三长制度作为推行均田法令的前提条件的。而“相检察”的含义，除了推行均田和征收赋役之外，建立户籍、检括户口便成了一项重要的内容。事实上，设置三长、检括户口、推行均田、征收赋役，可谓是“四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如不设置三长。由何人代表国家在乡里来检括户口、推行均田、征收赋役？同样，如不建立和检括户口，均田和征赋又怎会有着落？可见，检括户口是推行均田和征调赋役的前提条件。
对于隋文帝来说，重视检括户口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与隋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自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各地豪强地主的势力一直很强大。在豪强地主势力之下，很多依附农民即所谓“荫庇”农民是不在国家编制的户籍之中的，封建国家政权也无法向这些荫庇户征调赋役，使国家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调蒙受重大的损失。隋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四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因而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已是势在必行。
1-5隋朝陶瓷青釉虎子
《通典》卷七《食货典·丁中》对于隋初这一形势有概括的论述：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高颎睹流冗之弊，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泯。奉公蒙轻减之征。杜佑原注解释说：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
《通典》中的上述一段文字，深刻地揭示了大量农民荫庇于豪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西魏丧乱周齐分据的历史条件下，暴君污吏将繁重的赋役负担强加在农民的头上，农民不堪承受，才不得不依附于豪室，求得荫庇，以图活命。在法制紊乱败坏的年代，这种大批农民荫庇于豪强的情况，呈现出愈发严重的趋势。高颎于隋文帝建国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他目睹这一弊端的流行和严重危害，为此而建立“输籍法”。于是，对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从法律上逐一作出详细的规定，地方官吏不得在法规之外再征调任何其他赋役，使农民所承担的赋税和徭役的数额，比过去大为减轻。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在于使农民知道充当豪强的佃家，虽然可以逃避军家的赋役．但收获物的一多半却被豪强剥夺去了；而作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却可以从国家所减轻的赋役负担下得到较多的实惠。两相对比之下，正如杜佑所解释的那样，在高颎为隋文帝所制定的“轻税之法”下，原先荫庇于豪强的“浮客”，全部都自行脱离豪强，甘愿重归于国家的编户齐民。杜佑所说的“隋代之盛，实由于斯”，是有一定道理的。
史书记载表明，《通典·食货典》所概括隋初面临户口隐漏情况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例如北齐时，“阳翟一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户至数万，籍多无妻”。迨至隋初，“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同上)问题既然如此严重，隋文帝决定利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通过“三长”即保长、阎正和族正(在畿外为保长、里正和党长)进行大规模的检查户口工作。于是，“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同上)隋文帝“大索貌阅”即大规模地检察户口的诏令，以其十分坚决而得力的姿态和措施，责令基层组织中的“三长”检察户口；检察过后仍发现有“户口不实者”，具体负责检户口的“三长”要处以流放远方边地的刑罚。与此同时，又特设负责受理揭发检举隐瞒户口的专门机构，以清查隐瞒户口的现象。再次，凡属于堂兄弟以下的，一律令其分家，另立户籍，以防止隐瞒户口现象的发生。可见，隋文帝检察户口的诏令，是坚决而得力的。
《隋书·食货志》又记载：“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即输籍法)，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高颎为隋文帝所制定的输籍法，从实际出发，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把每个农户应当负担的赋役数额以簿籍的方式确定下来，使农户免受贪官污吏的额外勒索，又使国家征调的赋役得以如数地征收上来。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建议，收到了“自是奸无所容”的效果。
开皇初年所实行的“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效果十分显著，共检出443000丁，计1641500口。据《隋书·令狐熙传》记载，令狐熙任沧州1(治所在今河北沧县)刺史，在沧州大索貌阅，检出1万户荫庇于豪强的“浮客”。使之成为编入国家户籍的编户齐民。
检括户口的结果，隋朝的户口数增加得很快。据《通典》卷七《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杜佑注说：“后周静帝末授隋祥，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干九百三十二。”《隋书。地理志》又载，隋文帝平定江南后，“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隋炀帝即位后，随着平定林邑、平定吐谷浑以后州I郡的增加，已达到“户八百九十万七干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干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以上户口和垦田数字。并非完全可靠，但隋朝户口数的迅速增加，则是不容否认为事实。
检括户口使许多逃亡灰民从豪强地主的荫庇下摆脱出来，这不仅使国家赋税收入大为增加，也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发展，仓储激增
隋朝的农业是在南北朝时期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北朝时期冶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农具。据北魏贾思勰所著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的记载，当时的农具已有20余种，其中有不少农具在此前的史籍中是不见记载的。《齐民要术》对当时农业科技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均有详细的记载。当时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瓜果等品种空前增多。此外，牛耕的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和设施的大量兴建等等，标志着同秦汉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隋王朝建立后，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的推行，检括户口工作的开展，为隋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开辟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隋王朝存在的时间短，有关隋朝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形，史书记载甚少。可以想见的是，农业生产力在动**的南北朝时期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在隋初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关系之下，使得隋朝的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则是合乎逻辑的。就现有资料来看，最能说明隋朝农业经济发展的，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人口的增加和粮食产量的激增。而国家的广设仓窖和粮食储备的空前增加，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隋朝农业经济的发展。
1-6隋朝发明的水利筒车
据《隋书·食货志》的记载，隋王朝建立后，调入京师长安的粮食布帛等物，大量增加，即所谓“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食货志》又载：
“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陕(治所在今河南陕县)、虢(治所在今河南省西部)、熊、伊、洛、郑(治所在今河南郑州市)、怀(治所在今河南沁阳)、邵、卫(治所在今河南淇县)、汴(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许(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汝(治所在今河南临汝)等水次13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治所在今山西)、晋(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40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
由于“渭水多沙，流有深浅”，不便于向京师漕运粮食，隋文帝“命宇文凯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市)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给。”
隋文帝诏令在各地修建的储粮仓窖，规模甚大。据《通典》卷七《食货典·丁中》记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喜仓、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未有。”
上述著名大型仓窖，有的为隋炀帝初年所建。例如建于巩(今河南巩县)东南原的洛仓，筑仓城周回20里，穿3000窖，窖容8000石，可见仓窖容积之大。上世纪70年代在洛阳发掘的、建于隋炀帝大业初年的含嘉仓，已探出的粮窖有259个，大窖可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可储粮数千石。在一个仓窖中，发现了距今1300余年的碳化谷子达50万斤。
《贞观政要·论贡赋》记载，据唐初人的估计，在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可见，隋王朝于建国后20年间所储备的粮食，竟如此之多！至于“得供五六十年”，有人理解为可供全国人民食用五六十年，这可能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可能是说封建国家的皇室、官吏、军需等用粮，可供五六十年费用，而不包括生产粮食的广大农民用粮在内。即或如此，这样庞大的储粮数字，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贞观政要·论奢纵》又载马周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对唐太宗李世民说的一段话：“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两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可见隋王朝的储备粮食，其数量确属惊人。
除国家设立的大型仓窖外，隋文帝还采纳了长孙平关于设置义仓的上奏。他说：“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丽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但经国之理，须存定式。”(《隋书·食货志》)于是，长孙平奏请诏令各如陌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于“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同上)《隋书·长孙平传》亦记载：“开皇三年，征拜度支尚书。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闯巷，以备凶年，名日义仓。”
由度支尚书长孙平建议，经隋文帝诏令天下各地所设立的义仓，后来果然在灾年发挥作用。当青、兖、汴、许、曹、毫、陈、仁谯、豫、郑、洛、伊、颎、邳等州发生大水，百姓饥馑之时，隋文帝命令苏威等人，“分道开仓赈给”，发挥了义仓的救灾作用。
隋文帝对于义仓的管理，非常关心。开皇十五年，隋文帝到东方视察，发现义仓的储粮“多有费损”。于二月下诏书说：本置义仓，止防7卜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同上)开皇十六年正月，隋文帝又诏令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同年二月，又诏令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后来，当各州发生灾荒时，无不充分发挥义仓的救灾作用。
隋文帝时国家储粮仓窖和各地义仓的普遍设置，致使储粮数量空前增加。储粮数额的空前增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说，仓窖的广设和储粮的遽增，是隋朝农业生产获得较大恢复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各业并举，商业繁荣
隋朝的手工业是在南北朝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不安和广大农民沦为豪强地主的荫庇户，民间商业和民间手工业均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与此同时，同民间手工业衰退趋势相反，官府手工业却有较大的发展。由于官府手工业主要是满足宫廷和贵族的需要，加之统治阶级的奢侈成风，这就刺激了宫廷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战争的频繁，与兵器制造业相关的军用手工业亦有较大的发展，这也是宫营手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隋王朝的统一中国，社会的安定，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开创了有利的条件。隋文帝沿用前朝制度，在主管全国官府手工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太府寺中，下设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9个官署，掌管全国诸多的手工业部门。在各个官署之下，工匠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的主力大军。由于手工业生产任务的繁重，隋初农民每年为国家服役一个月，而工匠则必须服役两个月，即“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
就手工业部门而言，隋朝的丝织业和造船业是较为发达的部门。北齐时，在定州(今河北定县)曾设置纳绫局，是当时著名丝织业中心。隋朝时，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所生产的绫文细布，十分精美。此外，蜀郡(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所生产的“绫绵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隋书·地理志》)。当时，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所出产的“鸡鸣布”，据载，这里“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关于造船业，平陈前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县)所监造的特大级“五牙”战舰，于船上建五层楼，高100余尺，全舰可载800名战士。隋朝造船业所达到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隋朝手工业的其他部门，在瓷器制造业方面，于陕西西安李静川墓发现了隋炀帝大业四年人葬的白瓷螭把双手鸡首瓶，于陕西西安姬威墓发现了大业六年人葬的白瓷罐。在李静川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碧色玻璃瓶。这些精美的白瓷器皿的出土，表明隋朝的瓷器业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玻璃瓶的发现，表明隋朝确已能够制造玻璃器皿。在雕刻业方面，蜀郡的精巧雕刻，还有魏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的“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在造纸业方面，隋代造纸业由于选用优质原料和造纸技术的提高，已出现了加工加料染色的纸张，标志着造纸业的技术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的写经卷子，便是用麻和楮皮混合加工而成，为竖帘密螺纹，纸面纯洁细微，略带白色。
1-7隋朝的商业发展
除此之外，在制茶业、制盐业以及漆器业等方面，隋朝时期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隋朝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里，首先介绍一下隋文帝为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方面所做的工作。隋建国之初，各地流通的货币相当紊乱，如关东地区所流通的常平钱，关中地区所流通的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钱币，不仅在形制、轻重上极不划一，而且劣质钱币数量很多。这种状况，对于商品交换是极不便利的。隋文帝即位后，下令改铸新的五铢钱，每枚铜钱重为五铢。这种新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日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即是说这种新币正反两面的边缘和方孔，都有凸出的圆郭和方郭以防磨损毁坏。“肉”指圆钱的周边，“好”指圆钱方孔。钱的正面在方孔两边分别铸有“五”、“铢”二字，钱的重量与圆钱上铸有的五铢字样相一致。每1000枚铜钱，重4斤2两，即每枚铜钱重0．042两。
新钱的样钱铸成后，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年)诏令“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开皇五年，隋文帝“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从此，隋王朝流通的钱币统一起来了。
在统一钱币的同时，隋文帝又下令统一度量衡制，在度、量、衡三个方面，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斗为一斗，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当时，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刺史赵煲制作铜斗铁尺，并在市场上作为标准器以统一度量，百姓们认为很是便利。隋文帝“闻而嘉焉，颁告天下，以为常法”。
隋文帝即位后在统一钱币和度量衡方面所做的工作，适应了中国南北统一后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的需要，这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之一，唐王朝建立后的度量衡制度，大体上是沿袭了隋朝的度量衡制度。
隋朝商业的发展，集中地表现在工商城市的繁荣上。据《隋书·地理志》、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以及《大业杂记》记载：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密迩京圻，古称繁剧，兼以西通河陇，舟车辐辏，内多豪族，外引名商”。
蜀郡(治所在今四川城都市)、临邛、眉山、隆山、资阳、庐川、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甾、样柯、黔安，“得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
河南的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地接荆郢，商旅殷繁”。
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南控岷峨，东连吴会，五方枕隋，四民昌阜。”
位于长江以南的宣城、毗陵(今江苏常州市)、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丹阳郡(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
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
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官僚地主“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竟分、铢(二十四分之一两为一铢)以给其夫”。
南海(今广东广州市)亦是一大都会，“所处近海，多犀象碡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隋朝的东西二京，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
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由于是国都的所在地，因而“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戍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
东京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洛阳的商业十分发达，其中通远市周围6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平齐，遥望一加，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
为了对工商城市的市场进行管理，隋朝在内地都市设有市署，长官为市令。关于边境同少数民族以及对国外的贸易，由国家专门设置的机构互市监(长官为监与副监)进行管理，操纵在同家和官僚手中，私人从事对外贸易是违法的，而贵族、官僚却往往同官商勾结，从事对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贸易。例如大贵族宇文述同西域商人相勾结，“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隋书·宇文述传》)。他的儿子宇文化及，不仅“与屠者游，以规其利”，而且“违禁与突厥互市(《隋书·宇文化及传》)。
至于大贵族杨素，在全国一些大都会设立的牟利店铺，更是数不胜数。隋王朝本有工商子弟不得做官的制度，然而”西州大商“的儿子何妥，却官至国子祭酒；王世充本是商胡儿子，亦官至江都通守。可见，官僚与豪商二者是相互勾结、盘剥人民的。
隋朝的境内外贸易，陆路主要是西北经西域的所谓”丝绸之路“，海上主要经南海(今广州市)的对外贸易。长安、洛阳、南海不仅是国内的大商业都市，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大商业都市。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客商云集上述三大都市之中，盛况空前。《资治通鉴》曾记载隋炀帝于洛阳丰都市以豪华排场接待外国商人的一则故事：
一些境外商人请求进入洛阳丰都市进行贸易，隋炀帝特令允许。
为向外商显示隋王朝的富庶与繁华。隋炀帝事先命令丰都市的各家店铺装饰一新，檐宇要整齐划一，多设帷帐，店内珍宝奇货满架，琳琅满目，人物华盛。市场出售蔬菜的小贩，也都将新鲜菜果摆放在龙须席上。当外商进入丰都市后，如有在市上小酒店饮酒就食者，店主人按预先接到的命令，用接待外宾的热情和礼貌，以丰盛的菜肴款待他们。当外商酒足饭饱之后，任他们随意离去，不收酒菜费用，并且诓骗外商说：“中国财物丰盛富饶，酒食照例都不收费。”外商无不为此而惊讶感叹。可是，外商中毕竟有聪明的人，很快便发现了其中的奥秘，面对着满街路旁树上都缠绕的缯帛，便向市上的商人问道：“中国也有贫穷的人，衣不蔽体，怎么不把这些缯帛送给他们遮体御寒，为什么将缯帛缠绕在树上？”商人羞愧得无言回答。
这则故事，暴露隋炀帝的奢侈和虚伪，而大批外商进入洛阳等大商业城市进行贸易，城市的繁华于此亦可见一斑。
安抚四夷，和睦邻邦
靺鞨地处高丽以北，邑落各有酋长，不相统一，共有粟末部、伯咄部、安车骨部、靺鞨部、黑水部、自山部，而黑水部尤为劲健，即古代的肃慎氏，居住多依山水。
开皇初年，靺鞨相继派使者向隋天子贡献，隋文帝诏令靺鞨使者说：
“朕闻听你们那里的士著居民勇敢敏捷，今特前来相见，实与朕意相符。朕视你等如子，你等应敬朕如父。”
使臣答对说：“臣等地处偏僻一方，道路遥远，闻知中国有圣人，所以前来朝拜。既已承蒙慰劳赏赐，有幸亲见圣上尊颜，心中不胜欢喜，愿长久得为奴仆。”
靺鞨国北与契丹相接壤，经常相互劫掠。后来，靺鞨来使至京，隋文帝告诫使者说：
“我对于契丹的怜爱和思念，与对你等没有差异，应各守自己的领土边境，如此岂不安乐？为什么动辄相互攻击，很是违背我意！”
使者向隋文帝谢罪，文帝因而慰劳使者，令他宴饮于殿前。使者乘着酒兴，与一同前来的同伴离席起舞，多是表现战斗的场面。隋文帝观看靺鞨使者等人舞蹈，回首对待臣们说：“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
靺鞨与隋朝相距遥远，惟有粟末部、白山部距隋朝较近。
契丹的祖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居于黄龙(今吉林省农安县)，其风俗与靺鞨很类似，好为寇盗。北魏时期，靺鞨遭受高丽的侵掠，部落中有万余人请求归附隋朝，止于白貔河。后来又遭受突厥的逼迫，又有万余家寄居高丽。
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靺鞨的莫贺弗部来长安拜见隋文帝。开皇五年，莫贺弗部众归顺隋朝，隋文帝予以接纳，听任他们居住于故地。开皇六年，契丹内部的诸部之间相互攻击，久而不止，同时又与突厥相互侵夺。隋文帝派使臣对契丹内部的相互攻战予以谴责，契丹派使臣至长安叩头谢罪。后来，契丹的别部出伏等背叛高丽，率部众归顺隋朝，隋文帝予以接纳，安置在谒奚那颉的北面。开皇末年，其别部4000余家背离突厥前来向隋朝投降。当时，隋文帝刚刚同突厥和好，以不失远人之心为重，给予他们粮食，令他们回归故地，并敕令突厥安抚接纳前来归降的契丹别部。然而，契丹别部坚持不肯离去。部落逐渐众多，于是逐水草北徙，当辽西正北200余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东西500里，南北300里，分为l0部。各部兵多者3000人，少者千余人。
1-8隋朝武士
靺鞨、契丹是居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于隋文帝在位期间臣属于隋王朝，隋文帝对他们亦采取友好政策，对于他们内部各部之间的攻伐予以谴责，劝他们同突厥友好相处，主张靺鞨与契丹之间实行睦邻政策。隋文帝的这一政策对于安定隋王朝边境、密切隋王朝同靺鞨、契丹的经济文化联系，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高丽、百济、新罗是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历史悠久。隋文帝在位期间同上述三国的关系，现分述如下。
北周时期，高丽国王汤曾派使臣朝贡，周武帝宇文邕拜汤为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即位后，高丽王汤派使臣至长安，隋文帝进授汤为大将军，改封高丽王。
据《隋书·东夷·高丽传》记载，高丽国东西2000里，南北千余里，国都平壤，亦日长安城。城东西6里，随山而筑，南临贝水（今朝鲜大同江)。又有国内城、汉城，与平壤并列为都会，国人称为“三京”。高丽与南方的邻国新罗，经常相互侵夺，战争不息。
开皇初年，高丽王频频派使者入朝。待到平定南陈之后，隋朝国势日强，高丽王汤大为恐惧，在国内整治兵器军械，积蓄粮草，作据险守城的准备。
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闻知高丽王“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特赐给高丽王长篇玺书一封，书中指责高丽王：“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骋奸谋，动作邪说，心实不宾”。同时，晓谕高丽王：“王若无罪，朕忽加兵，自余藩国谓朕何也！王必虚心纳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怀异图。”玺书的结尾，隋文帝以南陈的灭亡警告高丽王：“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
事实上，隋文帝在平定南陈后，国势日强，对于高丽王的“治兵积谷”是不能坐视的。他的大臣们也有向高丽用兵的意图，即所谓“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不过，隋文帝对于高丽，如同他对待突厥、吐谷浑一样，不主张轻易用兵，更不肯首先用兵，而是采用晓谕和威慑的政策，谋求边境上的安宁。
隋文帝的一道玺书，有指责，有晓谕，但结尾却是严重警告。高丽王汤得书后不由得诚惶诚恐，将要奉表陈述并向隋文帝谢罪，适逢患病而死。
汤的儿子元继承高丽王位，隋文帝奉行对高丽的一贯政策，向高丽派出使臣，拜高丽王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赐衣服一套。元奉表向隋文帝谢恩，并以祥瑞向隋天子祝贺，乘机请求受封为王。隋文帝特予以优待，册封元为高丽王。
开皇十八年(598年)，高丽王元率领靺鞨族万余名骑兵入寇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闻知此事后大怒，任命汉王杨谅为元帅，总领水陆兵马进军讨伐，下诏令废除高丽王元的爵位。当时，由于粮草供给不继，六军给养缺乏，隋军师出山海关，又遇到疾疫，士气不振。待到隋军进驻辽河，高丽王元也感到恐慌惊惧，派使臣向隋文帝谢罪，在上表中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文帝下令罢兵，待之一如当初，高丽王元也每年派使臣向隋天子朝贡。
百济国的祖先，出自高丽国，汉代时已成为朝鲜半岛上的强国之一。隋开皇初年，百济王余昌派使臣向隋贡献特产，隋文帝拜余昌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
百济国东西450里，南北900余里，南接新罗，北距高丽，其都城日居拔城。官分文武，有16品，居民为新罗人、百济人、汉人和日本人。“俗尚骑射，读书史，能吏事，亦知医药、蓍龟、占相之术”，“有僧尼，多寺塔”，行南朝宋的《元嘉历》法，以建寅月为岁首。国中大姓有8族。“婚娶之礼，略同于华，丧制如高丽。”可见，百济国的文化较为发达，受中国影响较大。
隋文帝平定南陈的那一年，有一战船漂流至海东射牟罗国。该船在归还途中，经过百济国，国王余昌资送很丰盛，并派使臣奉表祝贺平定南陈。隋文帝为此很高兴，下诏书说：“百济王闻知平定南陈，从远方奉表而至，旅途往返，甚为艰辛，如遇风浪，便有危险。百济王的心意和行迹淳厚，朕已全然知悉。相距虽远，事同言面，何必屡次派来使臣相聘问。自今以后，不需一年中再次人贡，联也不派使前往，望(余昌)王知悉。”开皇十八年（598年)，百济王派长史王辩那前来贡献特产，当时隋军正出师辽东。百济王派使臣奉表，请求为隋军担任向导，隋文帝下诏书说：
“往年高丽不按时朝贡，无人臣之礼，所以命令将帅讨伐。高丽君臣恐惧，畏服认罪，朕已赦免其罪，不可再兴兵讨伐。”
高丽对百济王奉表为隋军充当向导的消息颇有微词，十分恼怒，发兵侵掠百济国的边境。
新罗国在高丽国东南，即西汉乐浪郡的故地，或称斯罗。国内居民杂有汉人、高丽人、百济人。其国王本是百济人，自海上逃入新罗，称王于新罗国。
开皇十四年(594年)，新罗王金真平派使臣向隋天子贡献特产，隋文帝拜金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新罗国先附庸于百济国，后来因百济征伐高丽，高丽人不堪忍受百济王的兵役和徭役，相继归附新罗，新罗因此而逐渐强盛。后来，新罗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新罗地多山险，虽然与百济嫌隙颇深，百济也无力图谋新罗。
隋朝与朝鲜半岛三国的关系，同高丽虽然有过一次战争，但也以和平相处为主，至于同百济、新罗两国，则堪称友好关系，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日益密切。
日本在古代亦称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3000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汉光武帝时，曾派使臣入洛阳朝见汉天子，自称大夫，接受光武帝册封。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世代与中国相通。
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派使臣至长安朝贡，隋文帝令有关部门派人考察倭国风俗。其国设有职官、法律，有兵器而无征战。其民信佛法，从百济国求得从中国传去的佛经，开始使用汉人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
新罗，百济皆以倭国为大国，多有珍宝，因而敬畏，经常通使往来。
隋炀帝期间，隋与倭国的友好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隋王朝时期同东南亚交往较多的国家有林邑(今越南中部)、赤土(今马六甲)、真腊(柬埔寨)、婆利(今北婆罗洲)等国。
林邑其国延袤数千里，多香木、金宝，物产大抵与交阯相同。南北朝时期，曾与南朝通使往来。乐器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相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为准备投入战斗的信号。居民都信仰佛教，文字与天竺国相同。
隋文帝平定南陈后，林邑派使臣向隋天子进献特产，后来朝贡断绝。平定南陈后，隋王朝境内天下平定，群臣中有人向隋文帝进言，说林邑多有奇宝。于是，隋文帝于仁寿末年，派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率领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刺史宁长真、驩州（治所在今越南荣市)刺史李晕、开府秦雄等步骑兵万余人以及犯罪者数千人出击。林邑王率领徒众乘大象与隋军交战，刘方出师不利。刘方施用计谋，于丛林中挖掘很多深坑，上面覆盖杂草，伪装起来，然后率兵挑战。林邑王梵志率全军布阵，交战后，刘方率军佯败逃走，梵志率兵追击，兵众多陷入坑中，转相惊骇，林邑军大乱。刘方乘机纵兵反击，大败林邑军队。梵志屡战屡败，不得不弃城逃走。刘方率军入林邑都城。刘方获胜后班师回国，梵志又恢复原有的故地。经过这次战争后，林邑王梵志派使臣向隋朝谢罪，从此林邑向隋朝朝贡不断，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赤土即今马六甲。在隋炀帝即位后，与隋王朝有密切的往来。
真腊即今柬埔寨。据文献记载，真腊同隋王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主要在隋炀帝即位以后。
隋文帝在位期间，陆路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海路由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同中亚、东南亚、西亚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有商业和文化往来。
早在隋文帝即位之初，他向汾州刺史韦冲询问安定胡人的计策，韦冲对他说：“夷狄之性，易被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臣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资治通鉴》)隋文帝深以为然。隋文帝在位25年的实践表明，他在处理同周边民族的关系上，基本上执行了“以理绥静”的既定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