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艾略特在把马图林一家安顿在左岸自己那所宽大的公寓里之后，于年底回到了里维埃拉。他这幢房子是为了适应自己的方便而设计的，容不下一个四口之家，所以，即使他想那么做，也没法留他们和自己住在一起。我想他也不会遗憾的。他完全意识到，受人邀请时单独一个人总比必须有个外甥女和外甥女婿陪着更令人满意，而他要摆个高贵的小宴会（这是一件他极其费劲要办的事），也不希望还得算上两位房客。
“对他们来说，在巴黎住下，习惯文明生活要好多了。此外，两个女孩的年龄也该上学了，我已经找到一所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学校，我肯定，绝对一流。”
由于他们移居巴黎的缘故，直到次年春天我才见到伊莎贝尔。那时候，我有些要做的工作得需要我在巴黎待上几个星期，所以我去了巴黎，在刚出旺多姆广场的一家旅馆租了两间房间。这是我常住的一家旅馆，不仅因为它的环境方便，还因为它有一种传统的韵味。那是一所古老的大房子，围在一个庭院中，它成为客栈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浴室根本谈不上奢侈，抽水马桶也谈不上满意；卧室里都是铁床，刷的白漆，老式的白床罩和有镜子的大衣橱，看上去非常寒酸；但是，客厅的家具是精美的古家具。长沙发和扶手椅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拿破仑三世的浮华统治，尽管谈不上舒适，但有着迷人的绚丽色彩。住在那个房间里仿佛生活在法国小说家的时代。当我看着玻璃罩子里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流行的时钟时，想到了一位梳着小发卷、穿荷叶边连衣裙的美丽女子，可能一面注视着时钟分针的移动，一面等候着拉斯蒂涅的来访。拉斯蒂涅是个名门出身的冒险家，他的生涯在巴尔扎克的一部又一部小说中被描述的从微贱的出身开始一直到最后的荣华富贵。还有比安松医生——他对巴尔扎克来说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人物，以至于巴尔扎克临死时还说“只有比安松医生能够救我”——可能也会走进这个房间，替一位外省来的贵妇把脉、看舌苔；这位贵妇来巴黎是见一位律师商议一件诉讼案子，临时有病而请医生的。在那张写字台前，可能坐着一个穿衬裙的相思女子，头发中间分开，可能在给她的负心情人写一封**洋溢的信，或者一个性情暴躁的老先生，穿一件绿色礼服大衣，戴一个硬领圈，给他挥霍无度的儿子写了一封愤怒的信。
我到达的第二天，就打电话给伊莎贝尔，问她如果我五点钟来，能不能请我喝杯茶。我已经十年没有见到她了。我被一个严肃庄重的管家领进客厅时，她正在看一本法国小说，她立刻站起来，握住我的双手，热情而妩媚地微笑着向我问好。我和她见面最多不过十几次，单独相见只有两次，可她使我立刻感觉到我们不是泛泛的点头之交而是老朋友。过去的十年岁月，已经缩小了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中年男子相隔的鸿沟，我不再觉得我们之间年龄的悬殊。她用见过世面女子的那种微妙的恭维态度对待我，好像我和她是同龄人，五分钟后，我们就谈得坦诚、随意，仿佛我们是从小在一起玩的伙伴，总见面，从来没有间断过。她已经学会了轻松安逸、泰然自若和落落大方。
但是，最令我吃惊的是她外表的变化。我记得，她是一个美丽、活泼的女孩，令人担心会发胖。我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采取了勇敢的措施来减轻自己的体重，还是生育孩子碰巧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可喜效果。不管怎样说，她现在苗条得无可挑剔。流行的服装款式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她穿了一身黑，我一眼便看出她的丝绸连衣裙，既不太朴素也不太奢华，是由巴黎一家最好的服装店制作的，她穿在身上展示出一个生来就是穿高档衣服的女人具有的那种无忧无虑的自信。十年前，尽管有艾略特给她建议，她的连衬裙也是有点艳丽得俗气，她穿起来好像不那么舒适自如。玛丽·路易丝·德·弗洛里蒙现在不可能再说她不时髦了。她十足的时尚，指甲涂上了玫瑰红。她的五官更清秀了，而且我一下子觉得她的鼻子是我在女人脸上看到的最直、最美的。在她的前额和她淡褐色的眼睛下面，没有一道皱纹，虽然皮肤已经失去了少女鲜嫩的绽放，但是皮肤的质地仍然细腻如初；很明显这是多亏了润肤液、面霜和按摩的作用，不过使用了这些东西和方法使她的皮肤柔软滋润，楚楚动人。消瘦的脸颊抹上淡淡的胭脂，唇膏也涂得恰到好处。亮棕色的头发剪成短发恰逢时尚，而且烫成了波浪鬈发。手指上没有戒指，我记得艾略特告诉过我，她把首饰都卖掉了；她的双手，虽然不特别小，但是形状很美。那时，女人白天都穿短连衣裙，我看到她腿上穿着香槟酒色的长筒袜，形状美观，修长苗条。许多标致的女人就毁在了腿长得不好看；伊莎贝尔的腿，做姑娘时，是她最不幸的特征，现在却变得极其好看了。事实上，她是由一个靠生机勃勃、神采飞扬、容光满面来吸引人的漂亮女孩子变成一个美妇人了。至于她的美貌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对皮肤的艺术处理、身体的锻炼和欲望的戒禁，似乎都不重要了，结果令人非常满意就行了。或许她的绰约风姿——得体的举止——是花费了一番心思而致，但看上去十分自然。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在巴黎度过的这四个月给予了伊莎贝尔这个多年来形成的一件艺术品画龙点睛之笔。艾略特，即便以他最挑剔的态度，也不得不赞赏她；我，一个不难取悦的人，感觉她非常迷人。
格雷去莫特方丹打高尔夫去了，但伊莎贝尔告诉我，他马上就会回来。
“而且你得看看我的两个女儿。她们去杜伊勒里公园了，不过她们早该回来了。她们很可爱。”
我们一件件地谈了许多事情。她喜欢在巴黎，他们住在艾略特的公寓里感到很舒服。艾略特在离开他们之前，曾让他们结识了一些他的朋友，因为他认为他们会喜欢，所以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令人愉快的熟人圈。艾略特总是逼着他们像他过去那样尽量多地搞招待。
“你知道，虽然我们真的彻底破了产，但我们活得像很有钱人似的，我一想到这点就极为高兴。”
“那么糟糕吗？”
她咯咯笑了，这使我想起了那种轻松愉快的笑，十年前我就在她的脸上发现了，非常讨人喜欢。
“格雷现在是不名一文，我的收入几乎完全同那个时候要和我结婚的拉里的收入相等，那时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靠这点钱无法生活下去，而现在我还有了两个孩子。相当可笑，是不是？”
“我很高兴你能把这事看作一个笑话。”
“你知道拉里的消息吗？”
“我？没有。自你上一次离开巴黎以来，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他以前认识的一些人中，我还算认识几个，我确实问过他们拉里的情况，不过，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似乎没有人知道他的任何事情。他就这样消失了。”
“我们认识芝加哥银行的经理，拉里在那里有存款，他告诉我们，他不时会收到拉里从某个怪地方开来的一张汇票。中国、缅甸、印度。他好像一直在周游。”
我毫不犹豫地把到了嘴边的那个问题说了出去。毕竟，当你想要知道什么事情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问。
“你现在希望你当时嫁给他吗？”
她动人地微笑了一下。
“我跟格雷结婚一直很幸福。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丈夫。你知道，一直到经济崩溃到来之前，我们一起过得开心之至。我们喜欢同样的人，喜欢做同样的事。他对我很亲。而且受人爱慕总是好事，他现在爱我就像我们刚结婚似的。他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女孩。你无法想象他是多么的和蔼体贴。他为我花钱大方，到了相当荒唐的程度；你是知道的，他认为没有我不配享用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刻薄或者严厉的话。哦，我一直都很幸运。”
我问我自己，她是不是认为这就是她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我换了话题。
“谈谈你的两个小女儿吧。”
我说话时，门铃响了。
“她们来了。你自己看吧。”
一会儿，两个孩子进来了，后面跟着保姆。伊莎贝尔先给我介绍了大的——琼，然后介绍小的——普丽西拉。每个人和我握手时都行屈膝礼，表示礼貌。她们一个八岁，一个六岁，个子按照她们的年龄来看都不矮；当然，伊莎贝尔个头高，我记得格雷也是个大块头；不过两个孩子只是如同所有的儿童那样可爱。她们看上去很孱弱；长了父亲的黑头发，母亲的淡褐色眼睛；在生人面前并不害羞，都兴冲冲地告诉母亲在公园里做的事情。伊莎贝尔的厨师为下午茶准备了些美味糕点，我们两个大人还没动手，而她们已经眼巴巴地在盯着了。当允许她们挑一块时，在选择哪一块上，她们还一下子不知所措起来。看见孩子对自己母亲表露的那种喜爱之情使人感到温馨，三个人聚到一起组成了一幅迷人的图画。她们吃完自己选择的那小块糕点后，伊莎贝尔便打发她们走，两个孩子没吭一声就出去了。我的印象是，伊莎贝尔把孩子教育得很听话。
孩子们走后，我说了些有关她孩子的恭维话，一般是对当妈的人说的，伊莎贝尔听了显然很高兴，不过，没当回事。我问她格雷是否喜欢巴黎。
“相当喜欢。艾略特舅舅给我们留下一辆车，所以他几乎每天都能去打高尔夫球，而且他已经加入了旅行者俱乐部，在那边打桥牌。当然，艾略特舅舅主动让出这所公寓来帮助我们，这已经是雪中送炭了。格雷的精神崩溃了，而且现在还患有可怕的头痛病；他现在即使得到一个工作也干不了；这自然使他焦虑。他想要工作，觉得自己应当工作，要是找不到，他会感到丢脸。你知道，他认为工作是男人的事，如果不能工作，索性死了算了。他不能容忍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我劝他，说休息和变换环境会使他恢复正常，这才把他弄到这来。可是，我知道，在他重新回去工作之前，是不会快乐的。”
“恐怕你们在过去这两年半时间里过得很艰难。”
“嗯，你知道，经济崩溃刚开始时，我根本就不信。说我们会破败，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别人会破败我还能够理解，但是，说我们也会——哼，似乎绝不可能。我仍然认为，在最后时刻，总会发生点什么使我们得救。于是，最终的打击来了，我觉得再活下去没有什么价值了，觉得不能面对未来；世界太黑暗了。有两个星期，我简直是苦不堪言。天哪，太恐怖了，不得不舍弃一切，再没有什么欢乐可言，我喜欢的一切也得和我绝缘——后来两个星期过去了，我说‘哦，让这一切见鬼去吧，我不会再去想它了’，我敢说，我再也没有想过。我现在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当时我是活一天就要高高兴兴一天，现在一切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很显然，住在上流社会住宅区的一座豪华公寓里，有一个能干的管家，一个出色的厨师，衣食无忧而不用自己去花一分钱，而且还穿着香奈儿定制的服装，在这种条件下受到打击是更容易毁灭的，不是吗？”
“朗万，”她咯咯地笑着说，“我看得出你十年来没怎么变。我想，你也不会相信我的话，因为你是个玩世不恭的狂人，但是，我敢保证我接受艾略特舅舅的帮助是为了格雷和两个孩子。我每年有两千八百美元的收入，我们在种植园完全可以过得很好，我们会种稻子、黑麦、玉米和养猪。毕竟，我是生在伊利诺斯的一个农场并且在那里长大的。”
“也可以这样讲。”我微笑说，明知道她实际上是出生在纽约的一家昂贵的诊所里的。
这时候格雷走进来了。十二年前，我确实只和他见过两三面，可是，我看见过一张他和新娘子的照片（艾略特把这张照片装上漂亮的镜架，和有瑞典国王、西班牙王后、德·吉斯公爵签名的那些照片一同放在他的钢琴上面），他的模样我记得很清楚。可一见面，我吓了一跳。他的头发已经退落到了太阳穴，头顶上有一小块秃顶，脸又肥又红，还有个双下巴。多年来讲究吃喝的生活以及大量的饮酒已经使他的体重大大增加，只是他的个儿高大，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十足的胖子。可是，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眼神。我完全记得，在他前途无量、不需要操一点心的时候，从这双蓝色眼睛里透出的无忧无虑的坦率和真诚；如今我好像在这双眼睛里看见一种茫然的沮丧，即使我不知道事实，我想我也会猜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摧毁了他对自己和对事物发展秩序的信心。我觉得他有一种自卑感，好像做错了事，尽管不是故意的，但是感到羞愧。显然，他的神经受到了惊吓。他真诚地欣然向我问好，而且确实像老朋友见面那样，显得很高兴，但是，我有这样的印象，他的这种热心倒像是惯用的逢场作戏，表象和内心的感受大相径庭。
酒送上来之后，他给我们调了鸡尾酒。他打了两局高尔夫球，对自己的成绩很满意。他开始讲述在一个洞前他是如何克服困难打进的细节，虽然有点啰唆，可伊莎贝尔好像听得津津有味。几分钟后，我约好了一个日子请他们吃晚饭和看戏，就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