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伦敦，起初我们在英国的人没有意识到情形会那么严重，后果会那么悲惨。就我而言，虽然对损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感到懊恼，但是，我损失的多半是账面利润，尘埃落定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现款几乎未少。我知道艾略特投机资金一直很大，我担心他会遭到重创，可是，直到我们两个都回到里维埃拉过圣诞节时，我才见到他。那时他告诉我，亨利·马图林死了，格雷破产了。
我不懂生意上的事，我敢说，我对这些事的叙述是艾略特告诉我的，所以似乎令人困惑。我能弄清楚的是，公司的大灾难一半要怪亨利·马图林任性，一半要怪格雷的急躁。亨利·马图林开头不相信崩盘的严重性，反而自以为这是纽约掮客的一个阴谋，企图乘机一口吞掉其他州的掮客，因此他咬紧牙关倾其所有钱财来支撑市场。他对芝加哥的掮客们非常生气，这些人听任自己被纽约那群坏蛋恐吓。他始终引以为自豪的是，他的小客户、固定收入的寡妇、退休的军官等等，由于听从了他的忠告，还从未损失过一个铜板，现在为了不使他们受到损失，他自己掏腰包来资助他们的账户。他说，他准备破产，他可以重新赚一笔财富，但是，如果让信任他的那些平头百姓倾家**产的话，那他永远也不会再抬起头来。他以为他那是宽宏大量，其实是徒劳。他的巨大财富消失殆尽，而且一天晚上，他患了心脏病。他六十多岁，一直拼命工作，尽情玩乐，超量进食，过度饮酒；经过几个小时的痛苦，他就因冠状动脉血栓死去。
剩下的局面由格雷一个人来处理。他一直在额外做大范围的投机，由于没有父亲的知识，他自己被牢牢套住。他要解套的努力没有成功。银行不肯给他贷款；交易所里老一辈的人告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认输。后来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没法偿还债务，因此宣告了破产，我明白；他自己的房子早已抵押出去，所以毫无怨言地把房子交给了抵押权人；他父亲在湖滨大道的房子和在麻汶的房子也都给钱就卖掉了；伊莎贝尔卖掉了自己的首饰：他们唯一剩下的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农场，过户在伊莎贝尔的名下，也没有找到买主。格雷一无所有了。
“你怎么样，艾略特？”我问。
“噢，我毫无怨言，”他轻松地回答，“上帝体谅不幸者。”
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他的经济情况与我无关，但是，不管他遭受了什么损失，我想他和我们一样也饱尝了痛苦。
最初，大萧条对里维埃拉的打击并不严重。我听说两三个人损失惨重，许多别墅冬天一直没有开放，有几幢被挂牌出售。酒店远没有住满，蒙特卡洛的赌场抱怨这个季节生意不好。但是，没有两年工夫，里维埃拉感受到了困难的处境。这时候，一个房地产掮客告诉我，从土伦到意大利边界的那片沿岸区，大大小小有四万八千处房地产要出售。赌场的股票大幅下跌。大酒店降价，想多吸引顾客，可还是劳而无功。唯一看得见的外国人是那些一直都穷得不能再穷的人，他们没有花钱是因为无钱可花。开店的老板们陷于绝望之中。但是，艾略特不像许多人那样，他既不辞退用人，也不减少他们的工资；他仍然用美味佳肴款待王公贵族。他还给自己买了一辆大的新车，从美国进口的，他为这辆汽车付了很大一笔关税。主教组织的给失业家庭施舍饭菜的善举得到了艾略特的慷慨捐助。事实上，他过得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危机、世界一半的国家也没有被危机影响的动**不安似的。
我偶然发现了原因：至此，艾略特除了一年一次去伦敦待两个星期买衣服外，已经不去英国了，但是他仍旧带着用人去巴黎的自己公寓度过秋季的三个月和五、六月份，这些时节艾略特的朋友不到里维埃拉来；他喜欢那里的夏天，一部分原因是可以洗海水澡，但是，我觉得主要原因是热天气使他有机会享受一下随意穿衣的乐趣，这是他为了恪守礼仪而一直不能穿的。这时候，他会穿上颜色鲜艳的裤子：红的、蓝的、绿的或者黄的；同时穿上色调相反的汗衫：淡紫色、紫罗兰色、紫褐色或者杂色；并且会带着女演员听见人家说她扮演一个新角色非常成功时有的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态，接受人们对他的服装给予的恭维。
那年春天，我在返回弗拉特角途中，正好在巴黎待了一天，并且约了艾略特和我一同吃午饭。我们在里兹酒店的酒吧见了面，那里不再挤满来自美国、寻欢作乐的大学生，而是像一个戏剧家在第一天晚上没有演出成功后所受到的冷落一样。我们喝了一杯鸡尾酒——这个大西洋彼岸的习惯，艾略特终于还是顺从了——然后要了午饭。吃完饭后，他建议我们逛逛古玩店，虽然我告诉他我没钱买，但非常乐意陪他去。我们走过旺多姆广场，他问我是否介意到夏尔凡服装店去一下；他定做了一些服装，想知道做好没有。他好像定做了几件汗衫和衬裤，并且把自己姓名的缩写字母绣在上面。汗衫还没有做好，可是衬裤做好了，店员问他要不要看看做好的衬裤。
“我看看，”他说，就在店员去取衬裤时，他补充说，“我叫他们按我的图案定制的。”
衬裤拿来了，除了质地是绸子的，看上去和我经常在梅西百货买的一个样子；但是，吸引我眼球的是E.T.两个缠在一起的首字母上面是一个伯爵的冠。我一句话也没说。
“很好，很好，”艾略特说，“好吧，汗衫做好后，一起送来。”
我们离开了店铺；在艾略特走开时，他面带微笑向我说。
“你注意到那个冠了吗？说实话，我叫你来夏尔凡时，已经忘了这事。我以为我没机会告诉你了呢，教皇陛下已经仁慈地恢复了我偏爱的老家族头衔。”
“你的什么？”我问，礼貌中带有震惊。
艾略特不太赞许地扬了一下眉毛。
“你不知道吗？我是母系德·劳里亚男爵的后代，他跟随菲力普二世来到英国，并且娶了玛丽王后的一个嫔妃。”
“我们的老朋友血腥玛丽吗？”
“我认为这是异教徒对她的称呼，”艾略特生硬地回答，“我想我没有告诉过你，一九二九年九月我是在罗马过的。我原以为不得不去罗马是件头疼的事，因为在那时候罗马的人都走空了，幸亏我的责任感战胜了我追求世俗享乐的欲望。我在梵蒂冈的朋友告诉我，股票行情暴跌正在来临，强烈劝我把所有的美国股票卖掉。天主教会具有两千年的智慧，所以我毫不迟疑。我给亨利·马图林拍电报让他卖掉我所有的股票，买进金子，我还给路易莎拍了电报叫她也那样做。亨利·马图林回电问我是不是疯了，并且说在我确认我的指示之前，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立刻用绝对的口气回电给他，叫他立即照办，并在办完后打电报告诉我。可怜的路易莎没有理会我的忠告，遭受了损失。”
“原来股票大跌时，你的处境可羡呢。”
“一种美国腔，老兄，我看你没有机会用它，不过，这句话倒很精确地表达了我的情形。我没有一点损失；事实上，我还赚了你可能称为的一大笔钱。一段时期后，我用很少的原始价买回了我卖掉的那些股票，这一切我只能说成是上帝的直接干预，所以我觉得我做点事情来报答上帝这才是合情合理的。”
“噢，你是怎样做的呢？”
“嗯，你知道领袖[23]一直要求收回在蓬蒂内沼泽的大片土地，人们告诉我，教皇陛下对那边的居民缺少一个做礼拜的地方甚感焦虑。因此，简言之，我就造了一座罗马风格的小教堂，完全按照我知道的在普罗旺斯那里的教堂复制的，每个细节都非常完美，就算我自己说，就是一块宝石。它是献给圣马丁的，因为我非常走运，发现一扇古老的彩色玻璃窗，上面呈现有圣马丁把自己的披风剪成两半，送给赤身**的乞丐，这种象征似乎非常恰当，所以我买下来，装在了高祭坛上面。”
我没有打断艾略特的话，想问他在圣马丁的著名行动和他要给上帝的佣金之间有什么关系，佣金是按照他及时卖掉股票赚了一大笔钱的比例付出的，如同经纪人的佣金。不过，对我这样的凡人来说，象征手法时常是费解的。艾略特继续说：
“当我有幸把这些照片呈献给教皇看时，他非常亲切地告诉我说他一眼就看出我是个审美顶尖高手，还说，他很荣幸在这个世风日下的时代找到一个既忠于教会又具有如此难得的艺术天赋的人。老兄，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难忘的经历啊。但在这之后不久，当教会通知我，教皇非常愿意授予我一个称谓时，我比谁都感到惊讶。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觉得不用这个头衔更谦虚些，当然在梵蒂冈例外，所以我一直不让约瑟夫叫我伯爵先生，我相信你也会尊重我对你的信任的。我不想把这件事情散布出去。但是，我不想让教皇觉得我不重视他给我的这项荣誉，所以我把伯爵冠绣在我个人的衬衣上，这完全是出于对他的尊敬。我不妨告诉你，我把头衔掩饰在一位美国绅士的素净衬衣上面，那是一种适度的骄傲。”
我们分手了。艾略特告诉我，他将于六月底到里维埃拉来。他没有来。他刚刚安排好让用人从巴黎转乘过来，打算自己悠然地驾车前往，以便在到达时一切井井有条，就在这时，他接到伊莎贝尔的电报，说她母亲病情突然加重。艾略特，除了像我说过的爱他姐姐外，还有强烈的家族血统观念。他搭乘从瑟堡港开出的第一艘船出发到纽约，然后再到芝加哥。他写信告诉我，布兰得利太太病得很重，瘦得使他震惊。她可能再活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但无论如何，他觉得自己要担负起这个痛苦的责任一直陪伴她到生命的终点。他说，芝加哥的高温比他预期的更难忍耐，但是，缺少情投意合的社交活动也只能容忍了，因为他在这种时刻不论怎样都没心情参加。他说，自己的同胞对大萧条的反应令他感到失望；他期望他们能更镇定地对待自己的不幸。让别人坚强地忍受他们自己的灾难，犹如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我觉得艾略特，这个有生以来没有比现在更富的人，也许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要求得那么苛刻。最后，他请我给他的几个朋友捎信，叫我切勿忘了向我见到的每个人解释，为什么他的房子今年夏天一直关着的缘故。
差不多一个月后，我又接到他的信，告诉我布兰得利太太死了。他是用真挚的情感写的这封信。要不是我早就知道，尽管他势利和荒唐做作，但他还是个仁慈、亲热和诚实的人，我绝想不到他能表现得这样庄重体面、情真意切和朴素无华。他在这封信中告诉我，布兰得利太太的后事好像有点凌乱。她的大儿子是个外交官，由于驻日大使离任，正在东京担任代办，当然不能离开岗位。二儿子坦普尔顿，在我最初认识布兰得利家时，在菲律宾，后来什么时候被调回华盛顿，并在国务院担任了一个要职。他在母亲被确诊病危时，曾带着妻子来到芝加哥，但是，不得不在出殡以后立刻返回首都。在这种情况下，艾略特觉得他必须留在美国直到事情料理完毕。布兰得利太太把自己的财富平均分给了三个孩子，可是，她在一九二九年的股票暴跌中，好像损失很大。幸运的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购买他们在麻汶的那个农场的人。艾略特在信中把这个农场说成是“亲爱的路易莎的乡间住宅”。
他写道，“一个家庭不得不卖掉自己祖传的住宅，始终是伤心的，不过，近年来，我已经看见了我的许多英国朋友被逼得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我的两个外甥和伊莎贝尔必须以同样的勇气和认命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位高则任重。”
他们还很幸运地处理掉了布兰得利太太在芝加哥的房子。很早就有人酝酿要把布兰得利太太的住房也在其中的那排房子拆掉，改建一座公寓大楼，但是，布兰得利太太倔强之至，非要死在自己住的房子里，所以，这个计划一直受到阻碍。布兰得利太太一断气，经销商马上提出了报价，布兰得利家立刻接受了。尽管如此，伊莎贝尔还是捉襟见肘，非常拮据。
经济崩溃之后，格雷曾设法找工作，即使在那种渡过难关的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当个职员也行，可是，这样的差事也没有。他向他的老朋友们要点事情做，不管地位多么卑贱，薪水多么低微，但是还是徒劳。他为避免最终压垮他的灾难做出的丧失理智的努力、他承受的焦虑的压力以及蒙受的耻辱，最后导致了他神经的崩溃。他开始患一种剧烈的头痛病，二十四小时一点不能动弹。头痛过后，人就像块湿抹布一样瘫了。伊莎贝尔觉得他们最好是带着孩子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农场上去住，直到格雷健康恢复。当初，这个农场靠种稻子一年就收益十万美元，但是，现在很长时间只是茫茫一片沼泽地和胶树的荒野，只对想打野鸭的人有用，根本找不到买主。从经济崩溃以来，他们就断断续续地住在那边，现在他们还打算回去，直到经济状况好转，格雷能找到工作为止。
“我不许他们这样做，”艾略特在信上写道，“哎呀，老兄，他们就像猪一样生活着，伊莎贝尔没有女佣、孩子没有家庭教师，只有两个黑人女佣照顾她们。所以，我已经把巴黎的公寓让给他们住了，并建议他们待在那里等到这个古怪的国家雨过天晴再说。我要给他们提供个员工，事实上，我的厨房女用人是一位好厨师，所以我要把她留给他们，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找个人来代替她。我要安排由我来负担全部开销，以便伊莎贝尔的微薄收入花在她的衣服和家庭饮食上。这当然意味着我的大部分时间要在里维埃拉过，因此，老兄，我希望能够比过去更多地见到你。伦敦和巴黎现在就这样了，我还真的更愿意住在里维埃拉。这里是我能遇到讲我自己语言的人的唯一剩下的地方了。我要说，我大概时而会去巴黎住几天，不过，就是去，我也毫不在乎在里兹酒店像猪一样的挤一下。我很高兴地说，我总算说服格雷和伊莎贝尔答应了我的要求，现在只要做好必要的安排，我就把他们都带过来。家具和油画（质量很差，老兄，而且真实性最令人怀疑）大下个星期就要被卖掉，另一方面，我觉得在一处房子住到最后一刻，会令他们感到痛苦的，所以我已经把他们带到德莱克饭店跟我住在一起。等我们到了巴黎之后，我把他们安顿好，再来里维埃拉。别忘记代我向你的皇家邻居问好。”
谁能够否认艾略特——这个最大的势利鬼，也是最仁慈、最体贴和最慷慨的人呢？
[1] 法国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著，是一部开性格小说先河的作品。
[2] 皮尔苏茨基（1867—1935），波兰政治家、军事家。因主张波兰独立，屡次被捕，最后成为波兰的独裁者（1918—1922）。
[3] 贝洛特纸牌，法国流行的一种纸牌。
[4]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作家。
[5] 柏罗丁（205—270），古希腊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始创人。
[6] 丹尼即圣丹尼（？—272 ？），巴黎第一任主教，于公元250年派向巴黎传教，因宣传犹太教义被斩首。
[7] 雅各·波墨（1575—1624），德国哲学家，去世时身份为鞋匠。
[8] 梅斯特·埃克哈特（1260—1327），德国神秘主义者。
[9] 科隆的圣乌尔苏拉教堂相传藏有遭匈奴杀害的11000名童女的遗骸。
[10] 德国辅币单位，1马克等于100芬尼。
[11] 《旧约·创世纪》第39章中叙，约瑟是埃及人管家，遭埃及人的妻子勾引，要和他同寝，约瑟不从；她拉着约瑟的衣服，约瑟丢衣逃去。她以衣服为证，说约瑟勾引她，将约瑟下狱。
[12] 17、18世纪欧洲流行的房屋装饰法。
[13]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
[14] 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15] 英国伦敦豪宅区。
[16] 提香（1490—1576），意大利画家。
[17] 一种近乎绝种的鸟，口语表示完蛋了、死了的意思。
[18]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雕塑家。
[19] 布拉克（1882—1963），法国画家。
[20] 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
[21] 毕沙罗（1830—1903），法国印象派大师。
[22] 雷诺瓦（1841—1919），法国印象画派的著名画家、雕刻家。
[23] 法西斯统治期间对墨索里尼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