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见到了格雷和伊莎贝尔，告诉他们我见到了莱雷。他们和我一样惊讶。
“能见到他太好了！”伊莎贝尔说，“我们要马上给他打电话。”
这时我才记起，我当时忘了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伊莎贝尔把我好一通埋怨。
“即使我问了他，也很难说他会告诉我，”我笑着为自己辩解，“或许是我的下意识让我没有问他。难道你忘了他从来不喜欢把住址告诉别人吗？这是他的怪癖之一。他可能会在任何时候走进来的。”
“他倒是这样的人，”格雷说，“哪怕是在从前，也总是算不到他会不会在你希望他去的地方。他今天在这里，明天去了别处。你看见他在一个房间里，想过一会儿去跟他打个招呼，可是当你转过身来时，他已经不见了。”
“他总是要把人气死，”伊莎贝尔说，“这点不承认也不行。我想我们只好等着，等到他适合露面的时候。”
那天他没来，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还没来。伊莎贝尔指责我编故事拿他们开心。我向她担保没说瞎话，并设法解释莱雷为什么还不露面。但他们难以置信。在我内心，我也担心莱雷经过深思熟虑，可能已打定主意不想见格雷和伊莎贝尔，又离开巴黎去什么地方漫游去了。我已经有一种感觉，他不会在任何地方扎根，却总是准备为了他感到恰当的原因而立即出发。
他终于来了。那天下着雨，格雷没去蒙特丰泰因。我们三人在一起，伊莎贝尔和我在喝茶，格雷呷着威士忌和梨酒，这时管家把门打开，莱雷走了进来。伊莎贝尔大叫一声，跳起身来，投入他的怀抱，亲他的双颊。格雷那又胖又红的脸变得更红了，他激动地绞着双手。
“嘿！见到你真高兴，莱雷！”格雷说，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卡住了。
伊莎贝尔咬着嘴唇，我看得出她是在克制自己不哭出来。
“喝一杯，老伙计。”格雷颤声说道。
我被他们看到这位游子时的欣喜而感动了。莱雷发觉自己在他们心目中如此重要，一定很愉快。他高兴地笑了。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完全能够自制。他留意到了茶具。
“我喝茶吧。”他说。
“噢，天哪，你别喝茶，”格雷嚷道，“咱们喝一瓶香槟吧。”
“我宁愿喝茶。”莱雷笑着说。
他的镇静在其他人身上产生了可能是他所期望的效果。他们平静下来，但仍然以疼爱的目光看着他。我并不是暗示莱雷是以无礼的冷漠态度来回应他们自然的感情流露；相反，他的亲切可爱尽如人意；但我意识到他的态度中有一种东西，我只能将之描述为保持距离，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你为什么不马上来看我们，你这可恨的家伙？”伊莎贝尔假装生气地喊道，“五天来我老是把身子探出窗外看你来没来，每次门铃一响，我的心就跳到了嘴里，我还得想尽办法把它咽回去。”
莱雷嘿嘿一笑，说道：“毛姆先生告诉我，我的模样太吓人，你家的用人决不会放我进门。我飞去伦敦买了几件衣服。”
“你没必要那么做，”我笑道，“可以到普兰当商店或贝尔·雅尔丹尼埃商店去买成衣。”
“我想既然要办这件事，最好还是办得漂亮一点。我有十年没有买过欧洲服装了。我找到了你的那位裁缝，说我三天内要有一套衣服，他说需要两个星期，于是我们妥协为四天。我一小时前才从伦敦回来。”
他穿了一套蓝色毛哔叽服装，非常适合他那瘦长的身材，里面穿了一件软领白衬衣，打了一条蓝色的丝绸领带，脚穿一双棕色皮鞋。他把头发剪短了，剃掉了脸上的须毛。胡子也刮了。他不仅显得整洁，而且衣着入时。他完全变了样。他很瘦；他的颧骨更突出了，他的太阳穴更凹陷了，他那深陷于眼窝的眼睛比我记忆中的还要大；但尽管如此，他看起来很帅；的确，由于他那晒得很黑的没有皱纹的脸，他显得惊人地年轻。他比格雷小一岁，两人都是三十出头，但格雷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大了十岁，而莱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十岁。格雷的动作由于身躯庞大显得迟缓而有点笨拙，但莱雷的动作却轻快而从容。他的态度有点孩子气，快乐而自信，欢欣、喜悦，但依然有一种安详，那是我特别有感触的，而且是在我对少年莱雷的记忆中所没有的。他们的谈话毫无阻碍地滔滔而出，这在拥有那么多共同回忆的老朋友之间是很自然的。随着谈话的进行，由于格雷和伊莎贝尔时而讲出一些芝加哥的消息，加上天南海北的琐碎闲谈，轻快的笑声，我印象中存留的是，在莱雷身上，尽管他的笑声是坦率的，尽管他以明显的愉悦听着伊莎贝尔叽叽喳喳的闲聊，但他的态度中有一种奇怪的超然。我并非觉得他是在表演，他的态度很自然，不可能是演戏，他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我只是感到他有一种内在的东西，总是奇怪地保持着距离，我不知道究竟是应该称之为意识，称之为情感，还是称之为力量。
两个女孩被带了进来，被介绍给莱雷，她们礼貌地微微屈膝，给莱雷行礼。他伸出手来，以迷人的亲切温柔的眼光看着她们。她们握住他的手，严肃地盯着他。伊莎贝尔快活地告诉莱雷，说她们的功课学得很好，然后给了她们每人一块曲奇饼，叫她们出去，并说：“你们上床后，我会来给你们读十分钟书。”
伊莎贝尔在那一刻不想有人打断她见到莱雷的愉悦。两个小女孩走到父亲那里道晚安。看到那个大汉的红脸上闪耀着爱的光辉，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亲吻，真是令人陶醉。谁都忍不住要看着他自豪地宠爱两个女儿，当她们走开之后，他转向莱雷，嘴上挂着甜蜜温和的笑容，说道：“她们不是坏孩子，对吧？”
伊莎贝尔投给他深情的一瞥，说道：“如果我由着格雷，他会把她们惯坏的。那头大兽会给孩子们喂鱼子酱和鹅肝饼，却让我挨饿。”
格雷笑吟吟地看着她，说：“你撒谎，你心知肚明。我崇拜你踩过的土地。”
伊莎贝尔眼里又回报以笑意。她知道格雷崇拜她，并为此而高兴。幸福的一对！
伊莎贝尔坚持要我们留下进餐。我认为他们三个人宁愿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一起吃饭，便找借口要走，但伊莎贝尔充耳不闻。
“我会让玛丽往汤里再加一根胡萝卜，就够四个人吃了。做了一只鸡，你和格雷可以吃鸡腿，莱雷和我吃鸡翅，玛丽可以把蛋奶酥做得足够大，够我们所有的人吃。”
格雷似乎也要我留下来，于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在我们等待吃饭的时间里，伊莎贝尔把我已经对莱雷简介过的情况又从头到尾给他讲了一遍。尽管她尽可能快活地讲述那段可悲的故事，格雷的脸上还是显出了郁闷的阴沉。伊莎贝尔设法让他振作起来。
“反正现在都已经过去啦。我们站稳了脚跟，我们还有前途。情况一旦好转，格雷会找份极好的工作，赚他几百万！”
鸡尾酒送来了，两杯酒下肚起了些作用，让那可怜的家伙提起了精神。我看到莱雷虽然取了一杯酒，却几乎没碰。格雷不善于观察，又递给他一杯，他拒绝了。我们洗了手，坐下吃饭。格雷叫人上一瓶香槟，可是当管家要给莱雷斟酒时，莱雷对管家说他不要酒。
“噢，你一定要喝一点！”伊莎贝尔嚷道，“这是埃略特舅舅最好的酒，他只让非常特殊的客人喝这种酒。”
“实话对你说，我宁愿喝水。在东方住了那么长时间之后，喝到安全的水真是一种享受。”“今天是个好日子嘛。”
“那好，我喝一杯。”
正餐做得很好，但伊莎贝尔和我都留意到莱雷吃得很少。我想伊莎贝尔觉察到了话都是她自己在说，莱雷只能听，没机会插嘴，所以现在她开始询问莱雷，他在他俩分手之后的十年里都干了些什么。莱雷以他热诚的坦率回答问题，却说得那么含糊，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内容。
“噢，你们知道，我一直到处游**。我在德国过了一年，有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我还在东方漫游过一阵。”
“你这次是从什么地方回来？”
“印度。”
“你在那里呆了多久？”
“五年。”
“你过得有意思吗？”格雷问，“打过老虎吗？”
“没有。”莱雷笑着回答。
“那么五年时间你一个人究竟在印度干什么？”伊莎贝尔说。
“到处玩嘛。”莱雷回答时，嘴上浮出善意的嘲笑。
“绳技魔术怎么样？”格雷问，“你见过吗？”
“没有，我没见过。”
“那你看过什么？”
“看过很多。”
这时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瑜伽修士真的获得了在我们看来是超自然的力量吗？”
“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印度人都相信这一点。不过大智者并不重视这种力量；他们认为这可能会妨碍修行。我记得有位智者告诉我，一名瑜伽修士来到河边；他交不起过河的渡船费，渡船夫不让他免费坐船，于是他走到水上，从水面上走过河去了。给我讲这件事的那位瑜伽修士颇为轻蔑地耸耸肩膀说：‘像这样的奇迹，最多就值乘渡船过河的那一便士花费。'”
“可你认为那个瑜伽修士真的在水面上行走了吗？”格雷问道。
“对我讲这件事的那位瑜伽修士对此深信不疑。”
听莱雷讲话令人愉快，因为他的声音非常悦耳，轻快、浑厚但不低沉，语调的变化异乎寻常。我们吃过饭，回到客厅喝咖啡。我没有去过印度，急于再听一些印度的情况。
“你接触过作家和思想家吗？”我问道。
“我注意到你把两者区别开了。”伊莎贝尔取笑我。
“我是特地去接触他们的。”莱雷回答。
“你跟他们怎样交流？讲英语？”
“那些最有趣的人，如果肯讲英语的话，那也讲得不怎么好，理解力就更差了。我学了印度斯坦语。我去南方时又学了泰米尔语，足够和那里的人很好地相处了。”
“你现在懂多少种语言，莱雷?”
“噢，我不知道。半打左右吧。”
“我想多了解一点瑜伽修士的情况，”伊莎贝尔说，“你有没有跟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混得很熟？”
“有啊，我尽可能地熟悉了那些大部分时间都在太虚中度过的人。”莱雷笑着说，“我在一位瑜伽修士的阿什拉玛住过两年。”
“两年？阿什拉玛是什么？”
“嗯，我想你会把它叫做修道院。有些圣人独居于寺庙、森林里或喜马拉雅山的山坡上。另有一些人招引徒弟。有慈善者想积德，修建或大或小的房子，供他钦佩其虔诚的一名瑜伽修士居住，而徒弟就跟修士住在一起，睡在阳台上，如果树底下搭建了户外厨房，也可以睡在厨房里。我在院子里搭了间小茅屋，刚好能放下我的行军床，外加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还有一个书架。”
“这是什么地方？”我询问。
“在特拉凡哥尔，一个山清水秀峡谷幽深的美丽乡野。山上有老虎、豹子、大象和野牛，不过那座阿什拉玛是在环礁湖边，周围长满了椰子树和槟榔树。它离最近的镇子也有三四英里，但是人们往往会从镇上来到这里，有的人甚至来得更远，有的步行，有的坐水牛车，当瑜伽修士讲道时，镇上的人以及更远处的人步行或者坐犊车来听瑜伽讲座，跟瑜伽修士点头招呼，或者索性坐在他的脚边，沐浴着晚香玉散发到空气里的芬芳，相互分享他身上辐射出来的宁谧与幸福。”
格雷在椅子里不安地扭动。我猜想是因为谈话发生了令他不安的转折。
“喝一杯吧？”他对我说。
“不喝，谢谢。”
“哎呀，我要喝一杯。你呢，伊莎贝尔？”
他从椅子里抬起他那沉重的身躯，走向放着威士忌、梨酒和玻璃杯的桌边。
“那里还有别的白种人吗？”
“没有。我是仅有的一个。”
“在那里呆两年你怎么受得了？”伊莎贝尔嚷道。
“两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有时觉得几天的时间似乎比那两年都长很多。”
“那么长的时间，你一个人干些什么？”
“我读书。我长途跋涉。我在湖上划小船出外。我冥想。冥想是很艰苦的工作；冥想两三个小时以后，你会精疲力竭，好像驾车走了五百英里，你想要的只是休息。”
伊莎贝尔眉头微锁。她迷惑不解，我想她还可能有点害怕。我认为她开始意识到，几个小时前走进这个房间的这个莱雷，尽管外表没变，尽管看上去如同以前那么爽朗和友好，但已经不是她过去所认识的那个莱雷了。过去的那个莱雷那么率直，那么悠闲，那么欢快，虽然不大听她的话，却讨人喜欢。伊莎贝尔过去失去了他，这一次和他重逢，仍把他当作过去的莱雷，伊莎贝尔有一种感觉，不管环境怎样改变，他仍然是属于自己的；而现在，仿佛她是在捕捉手上的一缕阳光，她一抓，阳光便从指缝里溜掉了，她感到有点沮丧。那天晚上我老是看着伊莎贝尔，这对我来说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看到她的目光落在莱雷那修剪整齐的头上时，盯着那对紧贴头颅的小耳，她的双眼充满了疼爱。我还看到，当她的目光停留于莱雷低陷的太阳穴和清瘦的双颊时，她的眼神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她朝莱雷瘦长的双手投去一瞥，那双手尽管干瘦，却是强劲而刚健。接着她的目光凝注于莱雷灵巧而好看的嘴唇，它们丰满而不性感。她又凝视莱雷沉静的眉毛和轮廓鲜明的鼻子。莱雷身穿的新衣，不如埃略特那样笔挺高雅，而是散漫洒脱，好像他已穿了一年，而且天天都穿。我感到莱雷唤起了伊莎贝尔身上的母性本能，我在伊莎贝尔跟自己两个孩子的关系中未曾感到这种母性。她是个有阅历的女人，而莱雷还是个男孩；我从她的神态里读出了一个母亲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感到的自豪，因为她的儿子言谈聪颖，而别人在倾听，把他的话当成明智之言。我认为他讲话的意义并未渗入伊莎贝尔的意识。
不过我的问题还没问完。
“你那位瑜伽修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说长相吗？嗯，他个子高，不瘦也不胖，皮肤是浅棕色，没留胡须，一头短发。他从来是什么也不穿，只围一条缠腰布，但收拾得和布鲁克斯兄弟广告里的年轻人一样整洁，并且经过了精心的打扮。”
“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格外吸引你呢？”
莱雷足足看了我一分钟才回答。他那深陷于眼窝的双眼好像刺进我灵魂的深处。
“圣洁。”
他的回答使我有点不安。在那个房间里，在那个家具精美、墙上挂着可爱绘画的房间里，这两个字仿佛从楼上浴盆溢出来的水，渗过天花板，啪嗒一声滴下来。
“我们都读过圣人的事迹，圣弗朗西斯，圣十字约翰，但那是几百年以前的事情。我从没想到现在还能见到在世的圣人。从我第一次见到他起，我就深信不疑他是个圣人。这是一段绝妙的经历。”
“这段经历给了你什么？”
“平静。”他微笑着脱口而出。接着，突然之间，他站起身来说：“我得走了。”
“噢，别急着走，莱雷，”伊莎贝尔嚷道，“还早得很呢。”
“晚安。”莱雷仍然笑着说，没有理会她的劝告。他吻了伊莎贝尔的面颊，“一两天内我会再来看你们。”
“你住在哪里？我会给你打电话。”
“噢，别找那份麻烦了。你知道在巴黎打通一个电话有多难，而且我们的电话机老是出毛病。”
我暗自发笑，莱雷如此摆脱说出地址的要求做得真是漂亮。对自己的住址保密，这是他的古怪习惯。我提议他们后天晚上都和我一起在布伦园林共进正餐。在那温暖的春天气候里，在户外树阴下吃饭，是非常惬意的，格雷可以开车把我载到那里。我和莱雷一起离开，我愿意跟他一起步行一段，可是我们一到街上，他就跟我握手，匆匆走开了。我上了一辆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