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大城市都有一些对外封闭的团体，互不往来，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大世界中的小世界，团体内的成员相互依赖为伴，好像他们居住在由无法通航的海峡所隔离的海岛上。根据我的经历，这种现象在巴黎比任何城市都要明显。这里的上流社会很少容许局外人插足其中，政客生活在他们自己腐败的圈子里，大大小小的布尔乔亚互相交往，作家跟作家聚会（从安德烈·纪德的日记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和他交往密切的人几乎都会响应他的号召），画家和画家对酌，音乐家和音乐家共饮。同样的情况在伦敦也存在，但不如巴黎显著；这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少得多，有一打餐馆你可以在其中的同一张餐桌上遇见公爵夫人、女演员、画家、议员、律师、裁缝和作家。
我的生活经历时常引导我短暂地存在于巴黎的几乎所有界别，甚至（通过埃略特）进入过圣日尔曼街这个封闭的世界；但我最喜欢的是以蒙帕纳斯大街为干线的那个区域，它胜过以现名为福煦大道的那条街为中心的那个拘谨的圈子，胜过惠顾拉律饭店和巴黎咖啡馆的那帮四海为家的船员，也胜过蒙马特尔喧闹肮脏的寻欢作乐。我年轻时曾在利翁·德·贝尔福附近一套小公寓房里住过一年，是在第五层，从那里可以一眼望尽公墓。蒙帕纳斯现在对我来说仍然有外省城镇静谧的氛围，那是它当时的特点。当我穿过幽暗狭窄的奥德萨路时，我痛苦地记起了我们常常邂逅相遇并一起进餐的那家寒酸的餐馆，我们当中有油画家、插图画家和雕刻家，还有我，除了间或出现的阿诺德·本涅特以外，我是唯一的作家，我们坐到很晚，兴奋地、荒谬地、愤怒地讨论绘画与文学。沿着那条林荫大道散步，看着那些和我当年一样年轻的人，为我自己构思有关他们的故事，对我而言仍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当我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干时，我便乘出租车去古老的圆顶咖啡馆坐一坐。这里已是今非昔比，不再是清一色**文化人的天下；附近的小商贩常来这里，塞纳河对岸的外地人来到这里，想来见识一下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
大学生仍然到这里来，当然还有画家和作家，但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当你坐在那里时，你会听到周围讲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的人，和讲法语的人一样多。但我觉得他们谈的事情和我们四十年前谈的没什么不同，只是他们谈的不是莫奈而是毕加索；不是纪尧姆·阿波里耐，而是安德烈·布雷东。我的心飞向他们了。
当我在巴黎住了两周左右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坐在圆顶咖啡馆，由于露台拥挤，我不得不占了前排的一张桌子。天气晴朗而暖和。法国梧桐新叶初长，空气中散发着巴黎所特有的那种悠闲爽快、自由自在的气息。我感到安详自若，但并非昏昏欲睡，倒还有点兴奋。突然一个人走过我身边，停下，咧着嘴冲我直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说：“你好！” 我茫然地看着他。他又高又瘦。他没戴帽子，一头蓬松的深棕色头发，非剪一剪不可了。他的上唇和下巴被浓密的棕色胡须遮住了。他的额头和脖子晒得很黑。他身穿一件领口磨损了的衬衣，没打领带，棕色的上衣也已磨得露了线，下身穿一条破旧的灰色宽腿裤。他像个流浪汉，我完全肯定自己从未见过他。我估计他是个失败者，在巴黎堕落了，我猜想他会编出一段命运不济的故事，骗取我的几个法郎去吃顿饭、租张床。他站在我的面前，两手插在口袋里，露出洁白的牙，深色的眼睛里显出顽皮的神色。
他说：“你不记得我了？”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你。”
我已准备给他二十法郎，但我不允许他冒充和我相互认识。
“莱雷。”他说。
“老天爷！快坐下！”他嘿嘿地笑着走向前来，在我桌旁的那个空位上坐下。“喝点什么吧。”我招呼侍者过来，“你长了这满脸胡子，叫我怎么能认出你来？”
侍者来了，莱雷点了一杯桔子水。现在我看着他，便记起他两眼的特点是眼珠与瞳孔一样黑，因此色彩既强烈又不透明。
“你到巴黎多久了？”我问。
“一个月。”
“打算住下去吗？”
“住一阵。”
我问这些问题时，脑子飞快地运转。我留意到他裤腿的翻边已经破了，上衣的两肘部位穿了洞。他显得和我在东方码头上见到的流浪汉一样贫穷。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很难忘记经济萧条，我猜想是不是二九年的经济危机使他一无所有了。我不希望是这样，我不喜欢旁敲侧击，便直接问他。
“你潦倒了吗？”
“不，我很好。你怎么会这样想？”
“瞧，你看起来好像吃不上一顿饱饭，你身上穿的那些东西只能扔到垃圾桶里去。”
“有这么糟糕吗？这我可没想到。其实我一直想给自己买点七七八八的东西，却好像总是闲不下来去置办。”
我认为他是不好意思，或者是出于自尊，但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要忍受这种胡说八道。
“别傻了，莱雷。我不是百万富翁，可我并不穷。你要是没钱用，我可以借给你几千法郎。那不会让我破产。”
他大笑起来，说道：“非常感谢你，可我并不缺钱。我的钱花不完。”
“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
“噢，那对我没有影响。我的钱都买了政府公债。我不知道那些债券是否已经贬值，我没打听过，但我确实知道山姆大叔像老派的体面人一样继续按支票如数付款。其实我在过去几年极少花钱，一定攒了不少。”
“那你是从哪里来的？”
“印度。”
“噢，我听说你到过那里。伊莎贝尔告诉我的。听说她认识你在芝加哥存款那家银行的经理。”
“伊莎贝尔？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昨天呀。”
“她不会是在巴黎吧？”
“她就在巴黎。她住在埃略特·坦普尔顿的公寓里。”
“太好了！我真想去看她。”
虽然在我们说这些话时我密切地观察他的眼睛，但我只看出了一种自然的惊讶和愉快，却没有更复杂的感情。
“格雷也在那里呢。他们结婚你知道吧？”
“知道，鲍勃叔叔——尼尔森博士，我的监护人，写信告诉我了，可他在几年前去世了。”
我突然想到，这样一来，他和芝加哥以及那里的朋友之间的仅有的联系就断了，他大概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告诉他伊莎贝尔生了两个女儿，告诉他亨利·马图林和路易莎·布莱德雷去世了，告诉他格雷破产了，而埃略特对他们慷慨相助。
“埃略特也在这里？”
“不在。”
四十年来第一次，埃略特没在巴黎过春天。尽管他看上去还不到七十岁，但现在确实有这把年纪了，和这个年纪的人常有的情况一样，有些日子他会感到疲惫和不适。他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各种运动，只剩下散步。他担心自己的健康，他的医生每星期来看他两次，在两个屁股蛋上轮流插入皮下注射针，注入当时的时髦注射剂。每当吃饭时，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外边，他总要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金盒，从里面取出一片药，如同举行宗教仪式一般，先吸一口气，再把药咽下去。他的医生曾建议他去蒙特卡提尼治疗，那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矿泉疗养地。后来他提出去威尼斯找一个在设计上适合于他那罗马式教堂的圣洗池。他没来巴黎，已不如过去那么遗憾，因为他觉得巴黎的社交一年比一年使他更加不满。他不喜欢老年人，他应邀赴宴时见到的人都和他年纪相仿，他就会生气。而年轻人他又觉得乏味。他建的那座教堂的装修现在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兴趣。在这里，他能充分发挥根深蒂固的热情购买艺术品，充分相信这么做是为了上帝的荣光。他已在罗马发现了一座蜂蜜色石头制造的早期祭坛，又在佛罗伦萨用半年时间讨价还价，想要买下锡耶尼斯画派的三幅套画，以铺在祭坛之上。
接着莱雷又问我格雷是否喜欢巴黎。
“我恐怕他在这里会有点失落感。”
我试图向他解释格雷为什么会令我吃惊。他听我讲的时候，眼睛盯着我的脸，陷入沉思，那种一动不动的凝视，使我不知为何会觉得他不是用耳朵听我讲话，而是用内在的某种更敏感的听觉器官倾听。这很古怪，但令人不很舒服。
“不过你会亲眼见到的。”我说。
“是的，我很想见他们。我想我会从电话簿里找到住址。”
“不过，如果你不想把他们吓得灵魂出窍，不想把孩子吓得大哭大叫，我想你最好还是
先去剪剪头发，把胡子刮掉。”
他笑着说：“我想到了这一点。没必要让我自己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你也得买套新衣。”
“我想我穿得有点破旧了。我离开印度时发现只剩下身上穿的这套衣服了。”
他望着我身上的服装，问我是谁做的，我告诉了他，但又补充说，此人在伦敦，所以对他没多大用处。我们放下这个问题，他又开始谈到格雷和伊莎贝尔。
“我见他们很多次了，”我说，“他们在一起很快活。我还没机会跟格雷单独交谈，反正我敢说他不会跟我谈伊莎贝尔，但我知道他对伊莎贝尔倾注了全部感情。平静时他的脸色有点阴沉，眼光疲惫，但他望着伊莎贝尔的时候，眼里就有一种非常温柔体贴的神情，有点令人感动。我觉得在整个困难时期，伊莎贝尔都像巨石一样站在他身边，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欠了伊莎贝尔多大的恩情。你会发现伊莎贝尔变了。”我没有告诉莱雷，伊莎贝尔变得前所未有的漂亮了。我不确定他是否具有洞察力，看出从前那个高大结实的漂亮女孩，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极为优雅、娴熟而精致的妇人。有些男人认为艺术对女人天性提供的帮助是一种冒犯。“她对格雷很好。她煞费苦心地让格雷恢复自信心。”
可是天色渐渐黑下来，我问莱雷愿不愿和我沿着那条大道走一走，并和我共进晚餐。
“不，我想还是不去了，谢谢！”他答道，“我得走了。”
他站起身来，友好地点了点头，走出去上了人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