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在国民党中也是一个资历较老，威望较高的成员，曾任孙中山秘书，备受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左派的赏识。他生性耿直、刚正不阿。1912年南北议和后，袁世凯政府力邀他加盟做官，但是他却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斥资白银 80余万两兴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掌握极大的决定权。当工程招标时，许多建筑公司纷纷送礼贿赂，杨杏佛照单全收，却将礼品存放在陈列室中，供人参观。这种魄力和胆识让想要进行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不由得忌惮三分。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同盟办公地设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 331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物交换处（今陕西南路 235号），杨杏佛任同盟的总干事，成为自由与人权的坚决维护和实践者。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蒋介石拿着登有杨杏佛言论的报纸，双手是微微发抖。他把戴笠叫到了自己办公室，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养了你们这一群废物何用？一天到晚什么事都干不好，到现在交不出一点像样的成绩。我恨不得把你们都给枪毙了！”

戴笠平日也听惯了蒋介石的痛骂，还深感“打是亲，骂是爱”，越是挨批评越是觉得领袖看重自己，自然也就更加感恩戴德。此时他连忙哈腰说：“校长教训得是，学生不能替校长分忧，真是罪该万死。校长如果有什么吩咐，学生自当舍生忘死，效犬马之力。”

蒋介石重重地敲着桌面说：“你说得好听，那我问你，杨杏佛四处活动，和共产党串通一气，反对我的统治。你们特务处是不是毫不知情？是不是打算就这样置之不理？”

戴笠眼睛一转，立刻明白了蒋介石此时已经起了杀心。他连忙说：“上海区的同志一直在监视杨杏佛的活动。如果校长需要，我立刻可以下命令。”

蒋介石瞥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地说：“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以杨杏佛在党内威望地位，特别是以他和宋庆龄的关系来说，目前还不能立即有所行动。”

戴笠马上说：“如果能够对杨杏佛加以警告，让他知难而退，或许不用大费周章。”

蒋介石皱着眉头说：“你不是都想好了吗？那还不去做？非得让我事必躬亲吗？”

戴笠马上低头说：“学生知错，学生这就去执行。”

没过几天，杨杏佛收到了一个沉甸甸的信封，打开一看，里头竟然掉出了两个黄澄澄的子弹。他的侍从很担忧地说：“杨先生，您要小心一些，这是有人要取您的性命啊。”杨杏佛轻蔑地笑了一下，随手把子弹丢进字纸篓，铿锵有力地说：“我知道是谁想要我的脑袋。可是他们越是要这么做，越暴露了他们的胆小和心虚。让他们来吧，我无所畏惧。”

这番话传到了戴笠耳朵里，他阴险地一笑，用一块枣红色的绒布擦拭着自己心爱的外国手枪，对手下的特务冷冷地说：“姓杨的不知好歹，咱们就让他尝尝挨枪子儿的滋味。”

很快杨杏佛的作息规律就被呈递到戴笠案头。他就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业余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他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戴笠根据这个情况，特意制定了在大西路对杨杏佛进行狙击的计划。可是当他把这个计划上报给蒋介石批准时，却遇到了反对。蒋介石把计划扔回戴笠面前，又是一堆臭骂：“你有没有脑子啊？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要杀死杨杏佛，光消灭他一个对我们的革命没有用处。你应该杀鸡儆猴。”

戴笠恍然大悟：“校长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给宋……”

蒋介石立刻示意他噤声，眼露凶光：“此事最好要在法租界办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不成功，便成仁。”

戴笠欣然受命：“是！”

1933年 6月初，戴笠亲自前往上海指挥布置暗杀行动。而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若干人，事前统一宣誓，保证“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

17日早晨，便有一群身穿长衫，行动鬼祟的男人出没在中研院大门外。此处离宋庆龄的府邸不远，一旦动手，所引起的喧闹必然能够引起宋的关注。杨杏佛是日还没有出门，正当赵理君布置好各人所站的位置后，一辆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正巧经过。不一会儿，另一队巡捕沿马斯南路经过。几个人商量了一番后，坐上汽车离开中研院。

第二天早上才 6点多，昨天那台小汽车再次停在了中研院门口。四人下车，看似漫不经心地走开，一人仍留在车里。到了 8点多，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登车时，他们已经做好狙击的准备。不料两人又从车上下来。特务们以为自己的行动败露，正欲冲入相搏，没想到他们只是换了一台有司机的车子。等到车子开到中研院大门口，等待了许久的特务们便靠近车身，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杏佛听到枪声，立刻知道这是冲他而来。生死关头，他扑到儿子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替儿子挡去了子弹。丧心病狂的特务们连开了十几枪，将手无寸铁的杨杏佛和司机打死。而杨小佛在父亲的保护下，仅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

听到枪声后，正在附近的法巡逻队赶到。几个杀手匆忙上车逃跑。而过得诚因为紧张，跑错了方向，而误了逃跑的最佳时机。赵理君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法租界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机密，立刻向他开了一枪，便开车逃遁。可是这一枪打偏了，过得诚只是腿部受伤，更无反抗的能力。过得诚愚忠思想作祟，他又自己朝自己开了两枪。子弹从胸侧穿过，他倒在了血泊中，被赶到的巡逻队送入了医院。

谋杀杨杏佛成功的消息传到戴笠那里，他还顾不得高兴，而是更加地惶恐紧张。他很担心过得诚会泄露出暗杀的内幕。于是又辗转派人打探。

次日，报上登出消息，称谋杀杨杏佛的凶犯“已醒转，自称高德臣，山东人，来沪访友……”全篇只字未提真实情况。可是戴笠依然大怒，因为蒋介石要是兴师问罪下来，他还是要负责任。他立刻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探长的军统特务范广珍，要他带上一包毒药去向过得诚“慰问”。当天晚上，过得诚便因为“伤重不治”死在了医院。

杨杏佛去世后，社会各界群情激昂，举行了一系列悼念活动。而鲁迅也写下了传诵一时的悼诗《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和绝妙讽刺的是戴笠对过得诚之死又假仁假义地表现悲痛。不仅赠其家属大笔的抚恤金，而且把他作为特务学习的榜样，大肆宣传。在重庆修建中美所时，他特意将其中一条马路命名为“过得诚路”，表彰其“舍身取义”的伟大精神，对其他特务进行毒化教育和精神灌输。

纸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等人的谎言经不起推敲，不攻自破。声讨蒋介石独裁统治和暴力迫害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宋庆龄等民主斗士也走上了抗争的道路。全国发行量最大、也是读者最多的《申报》连篇累牍发表的报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泪水和愤慨，而在此时更是掀起了又一阵的舆论批判狂潮。在这样内外交迫的压力之下，蒋介石没有收手，而是做出了更残忍的决定：派戴笠进行新的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