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
村庄依山头而建，远远望去，房子像大大小小的火柴盒，高低起伏。一条坑洼的柏油马路穿过，乡政府、邮局、供销社、电影院，依次而立，这条街是旧时乡里最繁华的地方。我小时候物资匮乏，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去供销社购买。
供销社左右前门正对马路，有点儿像房子的眼眶；两个后门，与职工宿舍围成环形封闭院子，紧邻邮局的大门边。木质的长条柜台上摆着日用品，烟、酒、糖、醋、酱油，还有煤油、肥皂、火柴、酱瓜等。白酒、酱油、醋分装在大铁桶内，墙上钉着一排小铁钩，挂着一两、二两、五两的铁戽。瓶装白酒很少有人光顾，只有经济好的贵客才买。散装白酒是县酒厂的“八毛烧”，山芋干子酿的。
那时安徽乡村常停电，煤油家家不可少，蜡烛太贵，费钱，很少买。红糖、白糖拿木杆带托盘的秤称好，抓张晒干的荷叶包裹，细麻线扎好。味道迥异的开胃酱菜也是农忙或有钱人家才会买。
我喜欢在柜台边转，眼巴巴地盯着别人吃着甜脆的麻饼和甩了的糖纸，忍不住低头捡起糖纸捏在手心，藏到无人的角落，偷偷地猛嗅香甜的味道，不停地咽口水，咂吧着嘴，肚子里空****的。抬头望着洁白的云朵自由飘**，想象着柜台里花花绿绿的糖纸包裹的糖果，揣进口袋，一颗颗剥开，尽情地放在嘴里吮吸。回家，小尾巴似的黏在母亲身后，像个蚊子似的不停地小声哼着要钱买糖。母亲忙着做家务，被缠得无奈，双手一摊，皱着眉头，嘴里嘀咕：“小家伙，要懂事，供你念书买纸笔，已很不容易，哪里还有钱买糖？”
另一个大门边的柜台是卖布匹及针头线脑的，妇女及爱美的女孩愿意驻足停留，左看右挑。我平常穿的都是哥哥的旧衣裳、镇上有钱人家穿剩下的，明显不协调，打着补丁，甚至露着小窟窿。只有过年才会买来颜色单调、价格便宜的布头，请裁缝做套新衣裳，走亲戚或喝喜酒时穿。
卖布的营业员，似乎天生对颜色和尺寸敏感，顾客报出所需，她迅速在堆放如小山的布匹中找到合适的，在木柜台上制划尺寸标，量好。色笔轻画，折叠平整，剪出口子，猛地一撕，动作潇洒，声音清脆。响声如清澈的山泉在铺满鹅卵石的溪水中跳动，流淌在我记忆深处好多年。
中间是长长的走廊，两边是柜台，形成“工”字形。一边是水瓶、碗筷、毛巾等日用品，对面是学习用品；玻璃台面抹得干净透明，内侧木架上整齐地摆满货物。
除了买铅笔、橡皮、本子外，小人书是我最喜欢的，有《哪吒闹海》《敌后武工队》《地道战》等。偶尔从奶奶、伯父那里要来零钱，除了买糖解馋，其余的都攒起来兴冲冲地去挑小人书，喜滋滋地看完，再和小朋友换着读，没有小人书的要拿糖或画片哄着求。囫囵吞枣，在上学放学路上，添油加醋地说给同行的伙伴们听，手舞足蹈配上夸张的表情和动作。
平常寡言少语的我，此时却非常健谈，在伙伴们羡慕和敬佩的表情中感受到一点点所谓的尊严。
四年级，班上有的同学买了钢笔，放在文具盒里显摆。
我在母亲身边磨了好多天，哭过，闹过，终于在她接摘茶工钱时，手蘸吐沫，数了几遍，给了我三毛六分钱，买了一支黑色的中华牌钢笔。
我小心翼翼地使用，但炭素墨水杂质多，笔管堵住，找来破了瓷的旧脸盆，舀满清水，仔细清洗。笔头开裂，刮纸，跑去修鞋修笔处，换掉笔头继续使用，一直用到初中，坏到实在不能写字也无法修理，然后放置在抽屉里，沾满灰尘。很多年它安静地躺在那里，默默诉说着我上学时代的一个缩影。
电视剧《聊斋》流行，晚上四处找有电视的人家，趴在窗口，睁大眼睛瞅。演到恐怖夸张的鬼怪在荒山野岭出行，伴随着紧张刺激让人毛骨悚然的音乐，想看，又害怕看，矛盾的心情纠结着。回家路上，风吹树影晃动，或是淘气的猫突然从树上蹿下，直吓得心怦怦地跳。联想到电视里的惊悚场面，怀疑哪个鬼狐在暗中活动，紧捏双手，撒开腿，埋头拼命往家跑，隐隐地感觉后面有脚步声，吓得头上和手心直冒汗。于是对《聊斋》越发好奇，暗暗下定决心买本《聊斋志异》来看看，从牙缝里挤出零散买糖的钱，结攒半年多，去供销社买了本古文版的《聊斋志异》，连蒙带猜，明白了个大概意思。
这么多年，我对古文一直有浓厚的兴趣，“聊斋”应该是最早的启蒙书了。
后门连接职工宿舍，中间空地有个方正的篮球场，很少见人打球。职工的小孩和我在同一所学校念书，周末聚集打弹珠、拍画片。供销社的双职工负担轻，条件好，小孩穿得敞亮；单职工，倘若有老人需要赡养，再有病号，手头就拮据。
职工买了电视机，我和小伙伴晚上跑到窗下，蹭看武打的电视剧，倘若这户心情不好，虎着脸，拉上窗帘，只好悻悻地边骂边往回走。
体制转型，商店、超市如雨后蔓延的春笋，各个大队都有了。供销社生意变得惨淡，发工资都困难，职工也只有自谋出路。承包店面的、开饭店的、偷放录像的，甚至跑到大城市打工的，常为针尖大的事，同事吵，夫妻吵，甚至动手打架。围观的人群议论，有的长叹，揶揄说好日子过惯了，该吃点儿苦头了。
供销社主任姓王，是个魁梧的中年男人，退伍转业军人。
他四方脸，短脖子，一双鹰眼，浓密的钉子眉、八字胡，看人恶狠狠的；不管风衣还是大衣都喜欢披在肩膀上，皮鞋擦得锃亮反光，上班常背着双手在各个柜台溜达、检查。
闲暇时，王主任找乡政府棋艺高超的退休干事下象棋切磋，秋冬季节扛着把崭新的猎枪到农村的树林和竹林里打鸟。
因手中掌管分配供销社物资的权利，所到之处，拍马屁讨好的人觍着脸，赔着笑，小心地跟着他，帮忙捡鸟；热情地拽回家吃饭，烟酒侍奉，满嘴说着恭维的话语。傍晚，他斜扛着猎枪，拎着装了几只死鸟的网兜，满脸红光，嘴里喷着浓烈的酒气，歪叼香烟，迷离着眼睛，摇摇晃晃地往供销社宿舍走去。
供销社解体，王主任和老婆开了一个百货店，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每况愈下，最要紧的是心理落差太大——再也没有在人群中众星捧月的感觉了。王主任没心思下棋，渐渐染上了赌博，开始小赌，最后越赌越大，输光了积蓄，脾气越发暴躁。店也无心经营，常和老婆吵嘴动手，惊得四邻不安，闹得沸沸扬扬，鸡飞狗跳，最后吵到乡政府要离婚。经过亲朋好友的耐心规劝，勉强重归于好。王主任迅速衰老，病恹恹的，胡子也懒得刮，眼袋下垂，头发白了一大半，整天低垂着头，消瘦得像张薄薄的纸，似乎被抽走了主心骨。乡里待不下去了，他们变卖家产，到上海谋生：妻子做钟点工，他在小区干保安，小孩初中毕业后也在工厂打工。这一家子如飞走的鸿雁，再也没有回来。
供销社有对双职工，承包了个门面，卖些服装、小家电什么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大儿子初中毕业，学了无线电，开个修理部，在乡里也算很少的行当。修电视机、收音机，后来的洗衣机、冰箱都修，说话温和，见人乐呵呵的，善于沟通交流，与乡里三教九流混得很熟。小儿子俊皮肤略黑，长得清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安静，话少，比我略大，从小喜欢吹笛子和箫。傍晚，他常站在河堤边，吹起悦耳的笛子或苍凉的箫，乐声在空阔的田野**漾，传得很远，周边的村庄都隐约听见。村人捧着饭碗，在晒谷场上边划饭，边笑着议论这个悠扬的乐声真像那么回事。
学校搞文艺表演，他不怯场，目光清澈，从容淡定，站在台上，吹得自由放松，有模有样。见他兴趣浓厚，父母带他拜访县里数得出来的名师。歌舞团、戏班来乡电影院演出，他便找机会拜访团里的师傅，和团里吹笛子或吹箫的来个互动节目，赢得满堂喝彩。父母节衣缩食，咬着牙送他去音乐学校培训考试，上了大学，毕业后考进知名乐团，在大城市生活，像飞出巢穴的鸟儿，很少回这个故乡的小镇。
他哥哥有次和我们村的好友在一起喝酒，喝得脸上的肌肉放松，话语渐多，朋友打着酒嗝，竖起大拇指夸他弟弟如何优秀。他哥哥放下手中的酒杯，苦笑着摇头说，弟弟在小镇上算个人物，淹没到全国精英如潮水汹涌聚集的大城市，就是一滴普通的水。竞争压力大，高手众多，微弱的光芒被乐团掩盖。
供销社的房子早已拆掉重建，职工随着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冲刷，变得老态龙钟或已故去，子女像泼出去的水一样，各自散开，各谋生计。
而我，仍然记着故园供销社不远的旧时岁月，虽然它的影像渐渐模糊。
以粮为纲
旧时的乡下，粮站是让人敬畏的神圣地方，人的生命延续繁衍都依赖粮食。
同学萍，发育早，才上小学五年级，已经出落得像个大姑娘。她念书稀松平常，长相普通，但穿得鲜艳，时髦新潮；五官周正，个子高挑、圆脸。因为父母都是粮站正式工，她口袋里常装有零食和几张分票，一帮嘴馋的女生像蜜蜂似的嗡嗡地围着她转。男同学们嫉妒却吃不到，私下给她起了个绰号“好吃婆”。
我性格木讷、自卑，穿着破旧褴褛的衣裳，平常很少和女同学说话。我和萍上小学同路好长一段，偶尔见她在前面独自走，故意放慢脚步，我不想离得太近，但愿意远远地盯着她，仿佛有个伴儿温暖着蹦跳的心，前行的路上不再孤单。
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话少，安静。
小学快毕业时，一次上学路上，萍在后面大声叫我，笑嘻嘻地强塞了两个糖果给我。我摆摆手，结结巴巴地说不要。
她噘着嘴，瞪大眼睛，扔下糖，生气地跺脚走开。我只好默默地捡起糖，尴尬地跟在她身后，声音如蚊子哼：“谢谢。”她回头捂住想笑的嘴，快速地跑了，丢下一串灿烂清脆的笑声，剩下我独自在路上浮想联翩很久，忍不住自己也傻呵呵地乐。
上了初中，我们同届不同班，不同路，没有再说过话。
每年夏秋是粮站一年最忙碌的季节。天刚蒙蒙亮，交公粮的板车队伍就从各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四面八方地赶来，像无数溪流汇聚到乡镇的粮站。一辆接一辆，从粮站延伸到两边的下坡，近一公里，浩浩****像条长龙。这段时间，我家来客最频繁。偏远的亲戚起早拖着板车赶来排队，中午做客，当天若交不掉，晚上还得在我家吃饭借宿。
负责检粮的是萍的父亲，姓汤，绰号“糖鸡屎”。他长得敦实，像堵墙，挺着大肚子，浓密的一字眉，眨巴着眼，暗红的酒糟鼻子，厚嘴唇，皮肤晒得黝黑中夹着微红，满脸胖嘟嘟的横肉，从早到晚站在地秤边。交粮的好不容易排到门口，“糖鸡屎”像铁面包公，面无表情，左手抓住木托盘，右手握根铁钎子，扎进麻袋他认为必要的位置，抽出成排的稻子，放进托盘，捏捏稻粒的饱满度，瞧瞧有没有风干净的稻穗和瘪谷。一颗颗稻子认真地放在嘴边磕，仿佛在细细品味佳肴，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眼里没有人，只有稻子。他呆呆地望着石灰水刷得灰白的天花板，判断潮干。倘若不达标，就皱着眉头，吐出稻粒，手一挥，仿佛吃了一个让他恶心的东西，挥挥手，不耐烦地吼：“不干”或“太糟”，任凭卖稻的如何求情，再没别的话，只喊：“下一个！”稻主只好摇摇头，自认倒霉，拖着板车去粮站后面偌大的晒谷场上晒，或找风车把稻谷反复地吹干净，边干边小声嘀咕，把“糖鸡屎”
祖宗八代骂了一遍，望见粮站的其他工作人员，赶紧低下头，不再作声，怕传到“糖鸡屎”的耳朵里，明天刁难，依旧交不掉。
父亲常被叫去粮站装粮扛包，干些粗重活，挣个辛苦钱，从不偷懒耍滑。我家上交的粮食，晒得干，风得净，都一次性通过。“糖鸡屎”平常站在粮站门口，背着手，四处晃悠。
人少空闲的时候，见了我父亲，主动过来打招呼，递上一根过滤嘴香烟，边抽边闲聊几句，感叹：“老三（父亲的排行）干事实在！”
秋后，下午，天气依旧燥热，母亲拿红糖炒米开水打几个荷包蛋，装在掉了瓷片的搪瓷缸里，叫我送到粮站，给扛包的父亲吃个点心，垫垫肚子。我赤着脚，踩在晒得发烫、散发阵阵热浪的柏油马路上，兜里装着炒熟的糯米，戴着顶破草帽，边走边嚼口袋里香喷喷的炒米。
走到粮仓口，看门的是位精瘦佝偻的老人，戴着一副厚厚的老花眼镜，白色的头发稀疏硬直，腿有点儿瘸。他放下手中的报纸，凶巴巴地伸长脖子，盯着我吼道：“小家伙，站住！干什么？里面是粮库！”我嗫嚅着小声说明缘由。他打开搪瓷缸盖看看，又要我把几个口袋翻翻，才挥手让进去。
后来，听村里老人说，他年轻时强壮、机灵，但是脾气急躁，眼里容不得沙子。曾参加过当地新四军民兵组织，对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当时日本兵分散驻扎在各个集镇，他和另一位民兵装成贩卖茶叶的小商人，抓住他们想私吞新鲜上等茶叶的贪念，把其中的一个日本兵引到偏僻处。
在配合日本兵低头检查茶叶成色时，他瞅准机会，把准备好的厚麻袋套在日本兵头上，另一个民兵迅速拽下枪，抓住日本兵的两条腿塞进麻袋，扎紧袋口，背在肩上，撒开脚丫拼命奔跑。进入荒山野岭，把日本兵乱棍打死，边打边骂，总算长长地出了心口的一股恶气，然后用石头沉到河道。日本兵无故失踪，驻扎在县城的日本人勃然大怒，四处寻找，最后尸体被发现。日本兵报复性地抓了很多人，其中也有他，被严刑拷打，没有叛变，却被打得精神异常，一条腿打瘸了。
他回到老家，头脑清醒时主动退掉了订过婚的未婚妻——怕自己连累她，耽误终身大事。新中国成立，政府照顾，安排他在粮站上班，分配了一间房子。他在看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从未有过闪失，一辈子没成家。
两边墙壁上刷了醒目的印刷体红字“粮库重地”“防潮防火”，穿过空阔的晒谷场，到了父亲扛包的粮仓。高高深深的房间是稻子的世界，除了白墙和高耸的屋顶，黄灿灿的稻谷堆积如山。站在包裹着厚厚铁皮的木门口，淡淡的泥灰和稻子的干硬散发出的燥热气浪扑冲喉咙。我猛地咳嗽了好几声，热气像海水从四面八方汹涌挤压，让我浑身冒汗，有点儿眩晕，站立不住。我赶紧退出来，站在旁边的大棚阴凉地，深深地抬头吸一口气，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粮仓内两根十几米长的窄木跳板，斜伸屋顶。父亲和其他扛包的肩扛一百多斤重的麻袋，弯着腰，像个佝偻的大虾，沿着跳板，艰难缓慢地往上攀，站到顶端，扯开袋口，倒掉稻子，从另一条跳板走下来，这样循环往复。我望着父亲步履艰难的样子，心悬吊在半空中，手心捏着汗，怕他有个闪失，只得赶紧低下头，不忍看。
父亲望见我，缓缓走出来，屁股坐在阴凉地，抽出塞在腰间的毛巾擦擦汗，掀起衣角扇扇风。他长舒口气，缓缓劲，大口吃着喝着搪瓷缸里的点心和糖水，享受着这难得的片刻悠闲。
“糖鸡屎”和我们村的一位远房堂叔关系处得不错，常待在一起喝酒聊天。亲戚怕粮食过不了关，特地叫堂叔提前跟“糖鸡屎”打招呼，希望抬抬手，睁只眼闭只眼放过去，但还是被扣了下来，晒了一整天，第二天才交掉。堂叔气得脸色铁青，把“糖鸡屎”骂得狗屁不是，恨自己瞎了眼。在大街上迎面撞见，堂叔侧过脸、仰着头，不理他。“糖鸡屎”
赶紧快步跑过来，拽住堂叔，拉到僻静的地方，赔着笑脸，不停地拍手叫屈，小声解释：“兄弟，你是打招呼了，可总得差不多吧？稻子是战备粮，不干会发芽发热。要是有个闪失，查出来，我吃不了兜着走！别认为这个活好干，我是一辈子小心谨慎。走，走，干酒去！”堂叔被他驳得没话说，摇摇头，关系又恢复了往常。
考上中专那年，粮食收购已渐渐放开，但为了转户口，父母拉了一板车稻子去粮站，帮我转换粮油关系。“糖鸡屎”
手里夹根点着的烟，递给我父亲一根，羡慕地望着我父母，咧嘴露出烟熏的黄牙，说：“老三夫妻俩，有福哟，养个儿子争气，考了个铁饭碗！”他特意慢慢地踱到我旁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眨巴着眼睛，柔声细语地说：“听港和我姑娘同学，从没见你到家玩嘛！”
我呆站在原地，嘴巴张了张，不知道说什么话合适，不知所措地傻笑。
面坊
旧时整个乡只有一家正规面坊，是我未出五服的堂叔开的。堂叔手艺精湛，对来客态度和蔼，说话低声细语，做的面条柔韧白净，粗细均匀，口感爽滑。
面坊是长条形的三间瓦房，弯如曲尺，门口伸出一个石棉瓦搭建的凉棚，摆两条长凳和几个矮竹椅，供来客歇脚聊天。大门正对乡镇街道，只要不下雨落雪，换麦子的、买面条的，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后门朝着村晒谷场，方便晾晒麦子、面条。
堂叔好客，开面坊手头宽裕，活钱多。亲戚朋友来乡里办事、买东西，路过面坊，他就热情地打招呼，邀去家里做客，桌上总要弄几个像样的下酒菜，递上过滤嘴香烟，吞云吐雾，推杯换盏间喝得舌头打曲。我父亲为人老实，和堂叔关系处得融洽，两家距离近，常被亲切地喊作陪喝酒。堂婶从小家境贫苦，姊妹多，为了活命，被父母抛弃，别人领养，缺少亲情温暖，在白眼歧视中长大。堂婶性格憨厚，见人都面带笑容，话少，卑微，烧一手好菜，来客时却很少坐上桌子吃饭，客人吃得差不多了，端碗饭，夹一些剩菜坐在厨房锅灶旁的矮凳上吃。
堂叔念过几年私塾，认得不少字。怎奈少年丧父，家境变得困顿，只好和姐姐随母亲改嫁同村一个脾气暴躁的光棍，像个让人嫌弃的拖油瓶。生养了个异姓弟弟后，堂叔更不受继父待见。经济条件本就不宽裕，饱一餐饥一顿是常有的事。
堂叔十几岁的年纪，面黄肌瘦，整个人像一张被挤压成的薄面饼，高高的个子像细长的电线杆，整天被继父指派干活，忙得晕头转向，累得直不起腰。吃不饱，手脚没力气，干重活自然比较吃力，常常招来继父劈头盖脸地骂，倘若出点儿小差错，更是被一顿棍棒教训。堂叔委屈，当面咬牙低头不出声，默默承受，心里窝火，捏紧拳头恨不得暴揍继父。
但想想母亲和自己的处境，只好咽下气，偷偷地躲在僻静处流泪，偶尔私下里找母亲诉苦，希望逃离这个火坑一样的家。
母亲是裹着小脚的女人，从没出过县城，更没见过啥世面。
胆小懦弱的母亲抱着年幼的弟弟，默默地陪着流泪，劝他忍耐，做事上点心，少惹继父生气。
堂叔患上了很严重的肾病，农村俗称“腰子病”，在那个医疗水平低下的年代，经济条件贫困，母亲带他去看了周边几家郎中，熬了不少中草药喝，都没有治好，只好听命等死。
继父则整天铁青着脸，骂骂咧咧，嫌弃他是个药罐子，光知道花钱，挣不了工分，每天还要赶他出门放牛。堂叔牵着牛，佝偻着腰，像个体弱的小老头，蹒跚地慢慢晃，躺在荒山避风的地方，晒晒太阳，想想这样也好，总比在家看继父拉得很长的苦瓜脸强。
恰好一个远方的亲戚过来，见堂叔病恹恹的样子，介绍了邻县一位祖传的老中医，专治肾病，在周围很有名。母亲喜出望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着堂叔去看病。
医生是个白发老头，体态略胖，精神矍铄，满脸慈祥。他认真地帮堂叔把脉看病，了解他的家庭实际情况后，减免了一半药费。见堂叔聪明诚实，长得瘦弱，待在家里憋屈难受，治好后，推荐给了开面坊的朋友去学徒，起码能吃饱饭健康成人。
堂叔去师傅家做学徒，人生掀开了另一页篇章。学徒三年，勤快嘴甜，挑水扫地，小活抢着干，深受师傅一家的喜爱，把他当成自家小孩对待。堂叔在师傅家干活辛苦，不仅做家务，也忙田地活，还要学手艺，但心情舒坦，很少被打骂训斥，即使有个闪失，师傅瞪眼狠骂几句，心慈的师母总是出面解围说好话，说他从小身世可怜，少人疼爱。
堂叔吃得饱，且比在继父家伙食好得多，身体渐渐长得强健有力，没事哼着小曲，渐渐忘记了远方还有一个所谓的家，只是梦里偶尔见到面容愁苦的母亲，在村口眼巴巴地一遍遍呼唤他的小名。
师傅倾尽毕生的经验，手把手传授，堂叔不仅学会了做面，也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堂叔一直挂在嘴边说帮他看病的老医生和传授做面手艺的师傅是命中的贵人，是上天派来帮助和拯救自己的，过年过节都带了礼品登门，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
屋外冰天雪地，待在屋里无聊，我和小伙伴跑到面坊玩耍。堂婶和堂姐坐在面坊门口的凉棚底下，捧着细篾筛子筛麦子，捡拾小石子、稗子、碎麦粒。堂叔推拉架着长长横杆的石磨，有节奏地晃动着肩膀磨粉，石磨啮合发出唧唧的响声。细腻洁白的面粉堆放在长条案板上，揉捏，撒粉，拉伸，切成一根根长条，再拉伸、撑拽。堂叔玩魔术似的变出细如发丝的面条，动作时而如高明的厨师精心雕琢一道菜肴，时而如晨练打太极拳的招式大开大合，动作姿势自然和谐，如小溪流水般不紧不慢。
圆溜溜光滑的面条杆挑起来，插在木架上如蜂巢似的圆孔里。挂面做得精细，大都是定制的，价格贵，过年或家里办大事时吃。我站在堂叔旁边，咬着嘴唇，歪着脑袋，好奇地盯着他动作潇洒的双手。堂叔瞥了我一眼，摇摇头，叹息苦笑说：“不要学，手艺人太累，挣个辛苦钱，你好好念书，才有出息。”
面坊的灯光常熬到深夜，堂叔独自在空****的房间里，磨粉、揉面，寂寞地干活，为家人的生计努力。天气晴好，未干透的面条连木架轻轻搬出，摆放在屋后偌大的晒谷场上，一字儿排开，阳光洒下网状细密的影子，随微风轻轻摇曳，仿佛白色的柳条舞动，散发出麦子淡淡的清香，四周漫溢，浸润了村民苦涩干枯的胃口。
堂叔叫女儿在晒谷场的面架边守着，防鸡鸭鹅偷吃，防飞来的成群麻雀掠食，更防莽撞的猪闻面香而拱倒面架。堂妹蹲在地上，低头玩挑来的圆溜石子，不时扫视四周，生怕被父亲察觉，招来责骂。
我和小伙伴们在不远处的空地上玩耍，拍画片、跳房子、扮演老鹰捉小鸡，招手喊堂妹一起玩。她瞅瞅面架，嘟着嘴，摇头。玩得起劲，大呼小叫，堂妹不知啥时加入队伍，快乐的笑声、叫喊声响彻了整个安静的村庄。她玩得疯，两只辫子像活泼的小兔子上下翻跳，额头冒汗，眉头的刘海耷拉下来，遮住眼睛，也顾不上整理，随手一撩，咧着嘴笑，露出两个可爱的小虎牙。
堂叔忙累了，出来透透风，伸个懒腰，蹲在地上，抽根烟，没见自家的小孩，扯开嗓子就喊。堂妹听到叫喊，慌忙答应，声音里拖着哭腔，跌跌撞撞地往回跑。倘若面条被鸡鸭偷吃，堂叔则阴沉着脸向堂妹吼：“就晓得玩，玩能当饭吃？”板着脸，一顿责骂，甚至在屁股上打几巴掌。堂妹吓得边小声哭泣抹泪边捡起地上的石子，掷向尚未跑远的鸡鸭泄恨。
堂叔思想封建，重男轻女观念严重。前几个小孩都是女的，每次堂婶生完小孩，堂叔就脸色铁青，像僵硬的面条挂得好长，噘着嘴巴，不办满月酒。一个人忙完手里的活，独自深夜坐在面坊，拼命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难过叹息好多天。
堂婶则像做错什么事情似的，躺在**不敢出大气，生怕惹得堂叔发火，半夜偷偷抹泪，叹自己命苦，生不了个带把子的男娃。堂叔做梦都想生个男娃续家族香火，吃遍各种偏方草药，四处烧香拜佛，请算命先生掐指想办法。
堂叔人到中年终于生了男孩小五，现在腰板直挺，走路如风，嗓门洪亮，说话底气足了很多，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灿烂的笑容。苍天开眼，让他有了香火继承人，办了风风光光的满月酒。
桶装面条上市，对面坊生意冲击巨大，生意与日俱下。
恰好乡镇改造，堂叔的面坊是租生产队的，被拆掉盖起了楼房。堂叔干脆改小门庭，定制挂面和手工面。
堂叔在喝得醉醺醺的时候，炫耀自己的面坊曾经的辉煌，斜着眼，不屑地数落筒装面条的种种不是：仅仅是填饱肚子，远没有手工面条筋道有味，缺少麦子的清香。
子女都已成家，几个女儿都算孝顺，每次回来从不空手，塞点钱，捎带礼品。堂叔闲时打打小麻将、带带孙子，整天笑呵呵的，功德圆满的样子。
油坊
母亲搀着我的手，攥住皱巴巴的油票，拎着硕大的陶罐去油坊。快到了，我撒开母亲的手，跨过木门槛，冲进空阔的场地，找油坊内的小朋友玩耍，清贫的生活好像不是我烦的神。
母亲炒菜，铁锅烧烫，小心倒油，点滴洒在锅铲上，抓住木柄，沿锅心快速画圆圈，油渍均匀只润了大半个锅面，就下菜了，这是她多年养成的节俭习惯。遇上姐姐烧菜油放多了点儿，母亲就皱着眉头，不停地唠叨：一年的菜油就这么多，省着点用，日子长呢！
旧时全乡一个榨油厂，用油户的菜籽晒干风净送来，折换成油票，吃油凭票来取，也有少数人家田里收的菜籽多，直接挑来卖钱。
各类油品买卖，有花钱买香油的，也有来买菜籽榨干的空壳挤压成油饼的，埋在果树或菜地下，是上好的肥料。我小时候曾经和堂弟央求伯父买了一小块油饼，挖坑埋在竹林高细的枣树下，第二年秋天满树的枣子结得又大又甜。
油坊榨油是在一间高高深深的房间里，墙壁建筑厚实，十几个榨油工人光着上身或套着贴身小褂，粗壮的胳膊肌肉隆起，额头上微微冒着汗。屋梁吊下来根粗麻绳，系着光溜溜的圆木，依序握着把手，四人一组，喊着单调高昂的号子，步调一致，猛地撞向绑在墙壁上的油子袋，“轰”的一声沉闷响声，房屋似乎颤抖着哆嗦了一下，声音通过墙壁传出很远，几里外空旷的田地都能隐隐听到；反过来时，撞向另一侧。挤榨出的香油，撞上光滑的墙壁飞溅，袋子里的油粒如屋檐下的雨水“哗哗”滴落，渗聚油槽，缓缓流向油缸。
油坊浓郁扑鼻的香气，熏得我和小伙伴晕了头，仿佛施了魔法，喝醉酒似的跌撞，又像游进无边的汪洋大湖，分不清方向。多年以后这个壮观的场景常在我脑海中闪现。
机械榨油渐渐兴起，远没有手工木榨的油味香醇厚，但出油率高。老油坊生意慢慢没落关闭，榨油工人各自谋生。
油坊在冬天客串改作加工年糕的场所。
每年腊月，怕麻烦的不用磨米、蒸粉、包团子，提前按比例掺和糯米、粳米，泡透，板车拖到老油坊，付点费用磨成米粉，蒸好的白花花的年糕切成一截截，在竹制的篾垫上晾干，装进稻箩，拉回家去，让荒芜长草的废弃油坊多了些生机。
油坊停止运营，那些油工如树枝上的鸟儿失去了庇护，四散开来。
我认得一位榨油工，姓王，老家住在偏僻闭塞的山脚下，榨油厂倒闭了，不甘心也不愿意再回老家种地种田，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无趣的日子。田地继续包给别人种植，自己在乡镇边的路口租了两间房子，把老婆孩子接过来，让儿子在附近上学。
过了些时日，他买了一架小型机械，雇了几个劳力，打水砂砖卖，自己亲力亲为，联系买主。他老婆长得面容清秀，干事麻利，把家里打扫得干净，收拾得整洁，负责伙食和家务。
日子过得红火，儿子渐渐大了，东挪西借，还在县城按揭买了一套商品房。
后来，他渐渐感觉浑身没有了力气，饭没少吃人却越发消瘦，硬撑着干活。最后实在干不动了，干点活就累得气喘吁吁，满头满脸的汗，妻子劝他去医院好好查一查，他不屑地挥挥手：这点小活比起榨油厂的劳动强度简直是小菜一碟，榨油的圆木多沉，你们晓得吗？一天撞到晚都没有事，歇几天就好了！
几天过后，身子越来越轻飘，被老婆强拽去医院抽血检查，原来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整个家庭发生了强烈地震，正常的运行轨迹被迫发生转变，四处借钱，去各种医院治疗，中药西药和偏方吃了不少，但收效甚微，需要长期吃药调理。
打水砂砖的厂越来越多，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价格压得越来越低，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他家的砂砖卖不出去，堆积在晒谷场上很久。
劝退工人了，但还是得吃药治病，经济情况捉襟见肘。
他整天唉声叹气，坐在门口的长椅上抽着闷烟发呆，瘦得脱了形，只剩下个骨架。老婆虽没读过几年书，也不认得几个字，但很贤惠，从不说埋怨丧气的话，也不在家里发火泄气，不停地安慰他，劝他想开点儿，变着法子做几个可口的饭菜哄着他吃下去。
老婆劝他振作起来，在家帮他想办法、出点子、鼓气，坚信天无绝人之路，老天一定会赏给自己一家饭吃。
他在家里苦想了几天几夜，十几岁的时候，跟人学过一阵子扎烧给死人的纸糊灵屋、清明冬至手剪的白色纸幡纸人的手艺。这手艺重新捡起来，这个市口不错，现在讲究烧这些东西。他买来多张白纸，几瓶墨汁，几支毛笔，砍来一小捆细水竹竿，埋头在家反复操作了好多天，边做边想，废了好多次，终于扎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灵屋。他仔细瞅了瞅手上磨破的皮和灵屋，苦笑着长叹说，自己死了还不知道谁帮我扎灵屋烧纸钱。老婆罕见地嗔怪他，瞎说什么，净不讲吉利的话。
从此，门口打水砂砖的木牌子，翻过来，换成了扎灵屋丧事一条龙告示牌。
他与那些专门帮人办丧事的吹打唢呐乐队联系，相互照应彼此的生意。店门里面装了木柜台玻璃柜面，卖爆竹、草纸、白色的挂幡。我清明、冬至回老家，来店里买祭扫祖宗的物品，在他店门口等回市里的公交车。他很和蔼，忙着手里的活，眼睛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视力下降得厉害，戴着厚厚的老花镜，瞅在纸边小心地描画。烧给死人的用品，也画得很仔细，尺寸大小和颜色搭配合适，虽是半路重操旧业，毕竟有过童子功，乍一看真像那么回事。
我有次主动和他打招呼，他扶着眼镜仔细瞅，看清了是我，急忙端来长条板凳，递上香烟，客气地问长问短。
店里堆满了纸扎的电视机、空调、电脑，我摸了摸脑袋，惊诧地问：“这个也有人要？”他笑着说：“现在人家要做什么，我就给他做什么，不然没生意啊！也就是活人烧给亡人，图个心安吧！”我客气地说：“小店生意不错啊！”他停下手里的活，苦笑着摆摆手，摇摇头说：“挣不了多少钱，就糊个嘴和日常开销，给自己解个闷，不然天天在家歇着还不憋疯了！
挣钱主要靠老婆在城市大医院辛苦做护工，她也不容易，服侍病人受累也受气。”说完，浑浊的眼角湿润了。儿子也大了，念书不行，也出门打工学手艺挣点钱。
他羡慕地望了望我说：“干了十几年榨油工，流的汗都能汇满村口的大塘，也没捞个医保！还是你们单位福利好，没有后顾之忧。”
参加工作不久，村人给我介绍女朋友，一打听，才知道是小学同学婷。她父亲是老师，教过我数学，母亲曾在老油坊当会计，她住在老油坊宿舍。
多年没见，听说她考了师范，在乡村小学教书。回想当年她上学时，圆圆的脸蛋，两个漂亮的小酒窝，娇小可爱的样子，我点头答应。
第一次见面，彼此有些害羞。相互打量了对方，不知道说啥，毕竟多年没见，生活的轨迹又没交集。婷不停地拂拭着乌黑的短发，咬着嘴唇，红着脸，低着头不说话，玩捏自己的手指；我努力憋着笑，保持矜持。婷的家人对我很热情，婷说先处处再说，我经常下班辗转几趟车去她家，闲聊彼此的工作环境和生活中的趣事。
一次下班，匆匆赶回老家，特意理了头发，还喷了摩丝，擦亮皮鞋，穿了套干净整洁的衣服，披个青灰色围巾，还难得地在镜子前照了好一阵子，哼着流行歌曲，第一次去婷教书的偏僻乡村学校，想给她个意外的惊喜。
婷上完课，回到办公室，见我坐在她的桌前，一脸惊诧。
她皱着眉头，噘着嘴，和同事说话聊天，把我晾在一边，弄得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尴尬了好一会儿。
过了好一阵，她似乎消了气，勉强挤出笑容，陪我在学校周围转了一圈。处了好几个月，不知道啥原因，婷没有中意，叫彼此熟悉的同学把送她的礼物还回来。我心一揪，仿佛背后突然被猛踹了几脚，头脑发蒙，心隐隐地抽搐，脑子没有反应过来，想当面问个究竟挽回这段感情，至少要给个说法，被同学硬拽着坐下，发了一通火，情绪渐渐平静。同学拍了拍我肩膀，劝阻说，还是算了吧，估计她觉得不适合，要留点念想，不要撕破脸皮，同学的友谊都保不住。
我长叹了口气，摇摇头，再也没去过油坊。婷后来嫁给了一个乡镇普通的公务员。
时间过去了十几年，一次回老家，在乡镇下坡的坎子迎面撞见婷，对视了几秒，我苦笑，她也抿嘴露出笑容，嘴巴撇了一下。但是没有说话，各自朝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我回头停了下来，转身轻轻地喊了她一声，不知道她听到了没有，没有回头，继续慢慢地往前走。
我默默地盯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直到模糊，再也看不见。
油坊故人，很多也这样渐渐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