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采访“盲流”、“民工潮”，向梦学乘坐南下打工的长途汽车，进行了一次艰辛的体验。途中出了车祸，二人死亡，多人受不同程度的轻重伤。梦学有惊无险面部受伤挂彩，仍然坚持跟随参与处理二人的后事。死去的二人碰巧是同生产队的人，又是同年生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这次又同被送上了不归路。然而，两人的经济补偿、安慰费却相差甚大，就因为一个是国家干部，一个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梦学亲眼见到“同命不同价”的现实，打心底里感叹：人们千方百计要跳出农门，就在于渴望人格的平等、生命价值的平等！
处在两种呼声、两种认识夹击之中的向梦学，接到电台领导的指示，要求他深入前沿，深入民工的输出地和输入地，深入用工单位，倾听了解各方面意见，了解务工人员的心声，了解解决民工潮的典型和经验，总结和思考问题，客观公正地写出报道，为领导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内参。
在给梦学布置任务的最后，台领导还不忘特别提醒：“向梦学同志，你来自农村基层，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过去的报道任务都完成得很好，这是你的优势。但这也有可能成为你的劣势——注意不要感情用事，一味同情农民。我们媒体人，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做到疏导不点火，帮忙不添乱，鼓励不泄气，为时代的大潮鼓与呼。”
领导的希望，让梦学感到沉重的压力，觉得自己也被推进了这汹涌的潮水之中，害怕完不成这重大的采访任务，更害怕写出导向不准确的报道，造成负面影响。但他转而回头想，压力就是动力，何况采写的报道或内参，还要经过台领导审查把关，不会出大娄子，更何况领导没有给自己下定额任务，让自己有认真调查采访和学习思考的时间——他对完成任务又有了几分把握。
梦学接到新任务后，马上开始做南下的准备工作。他首先做的就是查阅资料。当时查阅资料有两个重要途径，一是翻阅各种报刊登载的新闻报道——记者站的报纸不齐全，他专门到地委宣传阅览室去查找。第二个途径是到地区劳动局、农委和劳务输出办去查找资料，采访“活材料”。从统计已遣返的“盲流”数量中，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外出的务工情况，作为新闻背景的材料运用，努力写出实实在在的报道。
出发前，梦学对新闻报道和社会上流传的“盲流”一词，不甚了解，特地向劳务部门请教，弄清了它的内涵和形成过程、原因。
“盲流”，是才冒出来的新名词，是专门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盲目行动而出现的。它一是指部分外出务工人员，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干什么、能干什么，盲目从众，盲目地无序流动。第二是指那些外出务工的人员缺乏必备的证件。他们有的不是没有外出务工证，就是没有计划生育证，甚至没有身份证。三证不齐的、外出目的不明确的外来务工人员，就被称为“盲流”。梦学还了解到，从去年开始，沿海地区已经陆续劝退和遣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盲流回乡务农。
资料准备好后，梦学联系到响水公社劳务办，希望同这批民工同行，体验民工出门的艰辛，了解民工们的生活状况、内心想法和今后打算。第二天清晨，八十个民工，加公社带队的武装部长郑明和梦学，共乘两辆包车，从响水公社向南进发。一路上，有的人比较兴奋，东张西望看沿途风景；有的一上车就昏睡，显得很疲乏；有的半睁半闭双眼，陷入沉思，似乎在思考如何能抱财归家，打工挣回的一笔钱怎么用……车行三个小时，到了湖北恩施的齐岳山上，公路旁有一家小店，南来北往的车辆都要在此稍作停留，以让司机乘客解便松包袱。恰在此时，梦学他们遇到了三辆从南方送遣返人员回乡的车。
世上的事，往往就这么巧，这五辆车的司机都是省汽车五十队的人。五辆车的乘客，许多是互相认识的，他们聚在一起，七嘴八舌的拉起了家常。往北开的是被遣返回家的，是“三证”不全的或者是找不到活干的，是地地道道的盲流人员。往南走的是刚出发，有组织的，证件也齐全的新军，且个个都信心十足。无论被遣返者怎样的诅咒，怎么的声讨，都动摇不了南下这批人的决心。
这些，无疑都被梦学看在眼里，听进耳里，记在心里。
大约十分钟左右，两个车队各自继续前进，两支队伍各奔东西，互相之间还向对方挥挥手告别。谁知梦学他们这两辆车重新开出不久，第一辆客车迎面撞上一辆占道货车，嘭的一声，客车被撞出了公路，连翻了两个滚，全车一片惊叫。后面一辆也差点跟前车追尾。待第二辆车停稳后，全车人员马上去抢救伤员，现场一片喊声，一片狼藉。车顶棚上的行李散落一地，麻布口袋，编织蛇皮袋，五花八门的袋子，装着破旧衣物，四处都是。
不幸中的万幸，翻出公路的客车遇到的不是悬崖峭壁，只翻了两个滚便在一面斜坡地里停下。不一会儿，一个个人从开着的车窗爬出来，有的只是脸、头、脚、手碰伤，有两个人腿不能动，有三个人的手可能骨折，不能自己钻出车来。还有两个重伤已是血肉模糊。梦学反应快，在车子两个侧身翻时，他都牢牢抓住前面的扶手，只是脸上被挂了彩，手脚都无大碍。他用纸巾擦了擦血，就投入抢救两个重伤员的行列之中。
两个重伤员，一个是此次带队的公社武装部部长郑明，一个是郑明原来的小学同学周春春。他俩同队同校，一直到高小毕业，又一起回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后来，郑明参军到部队，吃苦耐劳人品好，一路从副班长到班长，再从班长走到“起码官”排长，最后又升成副连长。后来，组织上考虑他已在老家农村结婚，同时又考虑文化程度的限制，安排他转业回到家乡当了响水公社的武装部长。这次领导派他护送务工队南下打工，正好同儿时朋友周春春同行，只不过两人的身份大相悬殊。一个已是按月领着二十四级工资的国家干部，一个还只是凭体力、用汗水换油盐的打工仔。但是，土生土长的友谊，没有让他们疏远。上车后不久，郑明主动提出换座位同周春春同排坐。客车翻车后，两块尖刀般的玻璃，一块插入周春春的太阳穴，一块直穿郑明的颈部。两个都被戳伤要害部位，郑明颈部大概是伤了动脉血管，大股血直往外涌，有人赶上去用手按，却无济于事。
带队的郑明受了重伤，整个队伍群龙无首。闯祸的货车司机停好车后，同两个客车司机商量应急措施。从未经历过这么大的事故的梦学，也慌乱得束手无策。但他想到自己是国家干部，又想到自己是新闻记者，很快冷静下来，投入救援中。他们迅速决定，用第二辆客车，装上两名重伤员和另外几名手脚受伤的民工，火速开到湖北利川县城抢救治疗，同时给老家万县响水公社去电话告急，请求援助。
客车还没开拢利川县人民医院，周春春就停止了呼吸。安顿好郑明的抢救后，梦学才顾上给自己的伤上药，简单包扎。临近傍晚，公社王副书记带上几个人，开了一辆客车赶往出事的齐岳山和利川医院。现场的两辆客车，一辆用于接伤员回家，一辆转运其他人继续南下打工。几位年轻人被车祸吓怕，觉得出师不利，不是好兆头，不敢再前行，决定打道回府，回去老老实实扎根包产地。待王副书记他们赶到医院时，武装部长郑明也已经离世。王副书记做了简单工作交代，派民政干事送务工人员继续南下。他坐在返程的车上，车上坐着的十七八个人，有受伤的，有打退堂鼓的，还有郑明、周春春两个再也不能摆龙门阵的好朋友，直直的，一前一后躺在客车的过道中间，默默无声地回老家。
一路上，除了汽车的马达声和偶尔出现低咽的喇叭声，没有一点其他声息。
一路上，梦学也没有说一句话。开始，王书记征求梦学意见，问他是不是跟大队伍继续南下，好完成单位交给的采访任务，好向领导交差。经过激烈而短暂的考虑，他决定同王书记返回，毕竟人命关天，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他在思考，民工们成批进进出出，一方面是大量的民工从前线遣返，另一方面是千军万马还在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用什么办法才能真正缓解这潮进潮出？而且，梦学还暗暗地想，郑明和周春春这是一对典型的干部、农民，他们在同一起事故中丧生，存不存在同命不同价的问题？王书记不时关注一下周围的人和梦学，但谁也不说话。
凌晨三点多钟，车就开回到了响水公社，但他们没有把两位死者直接送回家，怕黑灯瞎火地送回家会引起混乱。一直等到天明，王书记要求返回的八位未受伤的民工，帮忙把两位送上山、安埋后再回家。有人在私下说，没想到我们出门打工的第一次工作，就是办丧事。但说归说，事还得照样干，因为他们知道公社书记是有权威的，还觉得大家都是苦命人，何况还在车上共同度过了两天——俗话说：“同船过渡就是前世的修炼。”八位民工被两名公社干部分两拨带到附近社员家中，去收购了两副棺材，简单整理一下，分别送到两家。
清晨大早，两副棺材同时抬进了一个生产队，自然引起关注。郑父眼见一副棺材朝着他这独家独户小院走来，心里全然明白结果。郑明的老婆、母亲、父亲一起向棺材方向奔来，喊天哭地，声嘶力竭。老婆不断用手在棺材上扑打，“郑明、郑明、郑明”的哭喊声叫人心碎，母亲几声“儿啦、儿啦、儿啦”就一时缓不过气来，瘫在地上，扶都扶不起来。父亲已经哭不出来，两手不停地捶打胸口，悲痛欲绝！
全家人都明白，这个改变了家庭命运的儿子，一下子没有了，这对今后意味着什么。
当年同意他出去当兵，父母并没有期望他将来有多大出息，只想他出门看看世界。但穷人的孩子既勤劳又懂事。当士兵时每月八元的津贴，他要按月按时寄五元回家。父亲叫他只寄三元就行，可他说他吃穿都是国家开支，自己只需要买些牙膏牙刷，其他不用花钱。对文化程度不高的郑明，父母压根就没想到他会提干，但他还居然从班长当上了排长、副连长，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有了工资后，他又是逐月按时寄二十元回家。二十元不是大数目，可对贫困的农户来讲无异于是极大的帮助——不管刮风下雨，天干地涝，油盐零花钱不再愁了。在邻里社员的眼里，郑家有一小股不断流的“银水”，长年累月往家里流，让人羡慕让人馋。而今，不但儿子没了，亲情不在了，终身的国家俸禄必然切断，家人的生活无疑又从“米箩跳回到糠箩”，还原到过去的境地了。
与郑家悲痛欲绝的情景比较起来，周春春家的反应似乎不合常理。死了丈夫，死了儿子，自然很悲痛，但是周家人显得较为平静，似乎还为死者有种解脱感。
待周父稍微平静下来，梦学向他了解一些情况。
周春春生来就身材高大，劳动力很好。但“力大不养家，力气不值钱”，过去连饭都吃不饱。责任制后，肚子填饱了，但又缺钱花。他羡慕那些外出打工“空手出门，抱财归家”的人。第一次他揣着身份证就出去打工，在深圳一个建筑工地挖基坑，用工单位高兴来了个好劳力。但没过几天，上面派人来查验证件，发现周春春没有计划生育证，必须回家。
周春春同他们申辩：“男人也要计划生育证吗？”
“难道没有男人，女人就能生孩子吗？”
“我的女人又没来！”
“女人没来，难道你不可以偷偷溜回家！”
“我有那个闲钱丢在路上，何必出来打工？”
“计划生育是国家的政策，深圳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全国都是一盘棋，我们没时间同你闲扯。没有证明，就必须回家，我们这里不能收留计划生育的逃兵！”
就这样，他第一次出门打工就被遣送回来。但春春不甘心，还想出去挣钱，就同老婆商量，让老婆采取了节育措施。
他拿着公社和医院开具的节育证明和身份证，第二次到了珠海，结果因没有外出务工许可卡，再次被遣送回家。家里人都劝他，就在家里搞好包产地，再种些蔬菜换油盐，他也勉强同意了。谁知道这次公社有组织地搞劳务输出，他特别高兴地说，这次不会有问题了。还说，我生了这么一副身板骨架，就不信凭力气挣不到钱。
春春父亲叹了一口气，然后有气无力地说，没想到一心想出门挣钱，出去了三次，不但没挣到钱，反而把命都搭上了。这怪谁，谁都怪不上。只能怪自己的命，怪自己命苦，命里该绝。人，早晚都是要死的，我们也是赖一天算一天，实在赖不走了，还不是一死了之。春春这样也好，一死百了，再也不会担心被遣返了，对他也是一种解脱。“早死早投胎”，但愿他来生投胎，不要再投到我们这样的家。
梦学听了春春父亲的讲述，忍不住打了两个寒战。心想：与其说是周父的开通，不如说是一个父亲的无奈；与其说是家人对春春的离去没表现出过度的悲痛，不如说是悲到深处，已无悲可悲的麻木！
当天下午，周父请来两个挖井坑的人，将他原来为自己选好的墓地，让给了儿子。这个墓地，是他在二十多岁时，他的父亲请阴阳先生给他选好的。阴阳先生说，前看风水走向，后看山势龙脉，只要埋准了，至少三代人兴旺，四代富贵有余。想起阴阳先生的话，父亲似乎有点觉得自己活得长了一点——“如果我自己早点去占据了这个龙脉，春春哪会走得这么早。不过，春春去了可荫及他的儿子，反正也是我们周家的后代！”
过一会儿，公社干部领着肇事货车单位和客车单位的代表来到周家，经过简短商量和按照当时的有关政策，达成了三项协议：货车肇事方赔偿三百元的安葬费和一千元的抚恤金，客车方有连带责任，付五百元的安抚费。实际上，客运公司这五百元是“同情费”，大家心照不宣都明白。响水公社负组织责任，承担一百五十元的棺材款和三十元的唢呐锣鼓班的工钱费。签字画押，付款了结。
周春春这条命，就这样以不到两千元钱做了了结。谁都知道，钱买不来命。可一旦无可避免时，钱也可以作为对生命的一种补偿和安慰。近两千元的补偿，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最高的了。
春春父亲拿出二十元作为鼓手们的红包，希望他们热热闹闹送儿子最后一程。乡土乐队特别卖力，唢呐、锣鼓交替登场。山那边郑明家的锣鼓队，以为这边要同他们打擂，毫不示弱地竞赛起来，唢呐声、锣鼓声，此起彼伏，震得地皮发抖，整整闹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人们发现周家的新坟已从墓地长出，纸标纸旗，已在有气无力地飘。按照春春父亲的想法，人死了不能复生，再怎么闹也闹不活，应该是尽快入土为安。让死人安，让亲人安，让邻居安，免得讨人嫌。再说，死了一个农民有什么不得了，这个世界上来了一个周春春不嫌多，走了一个周春春不会少，闹得出个什么名堂？用不着搞得那么复杂。
安埋好周春春，父亲想到要去看看郑明的父母。周父同郑明父亲是老庚，两人关系也比较好。他既为自己失去儿子悲痛，更为失去有出息儿子的父亲感到可惜。他要去看望他，安慰他。
处理一个国家干部的丧事，肯定不像处理一个农民的丧事那么简单，埋了就完事。郑明是国家干部，一切要依政策条款和程序办事。郑明是干部，又是党员，组织要给他的死下结论，起码要定个因公殉职。他是刚转业的部队干部，意外身亡还要向县复退军人安置办备案。他是在任的公社武装部长，还得向县武装部报告和听候指示。因此，郑明丧事的各项补贴及抚恤金额，比较复杂，需要专门解决和计算。
直到当天中午，县人事劳动部门、民政部门，两家车队的人都到齐了，各自翻阅文件条款，累计应付郑明家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元。数字一出来，让在场的人一片震惊——农村人什么时候见到过这么多钱的？
郑明的父亲仍然无比悲痛，但他知道周春春的死亡，只拿到近两千元的安抚金，也觉得自己应该知足了。他反过来又同情起周春春一家来。
感到一丝安慰的周父，见到眼前的这一切，突然觉得不公起来。儿子春春与郑明同年生，同在农村长，就因为后来人家有了出息，当了干部，而今一起遇车祸丧命，赔偿差距竟然这么大。过去就知道农民的命贱，农民的命不值钱，现在才知道，七条农民的命，都顶不上一个干部的命值钱！
向来谨慎的梦学，自然是一言不发。但他心想，过去只知道城乡人“同命不同价”，万万没想到差别是如此大，难怪那么多的农民要拼死拼活当干部，当工人，当城里人啊！
向梦学亲眼见证了这起意外事故处理的全部过程，心里有许多感慨，但他要抓紧去完成领导安排的主要采访任务，尽快赶到南方。他没有再选择乘客车出行，倒不是因为被车祸吓怕了，而是想要沿水路走一遭，感受一下水路上的民工潮。再说，改革开放后，不少文章、报道都在说“走出夔门天地宽”。梦学的家在开州县，离三峡夔门不远，但就是没去过。这次，他要去感受一下锁住四川盆地的夔门，是怎样的险峻和神秘，体验一下走出夔门后的心境和天地。梦学买了一张“渝州”小客轮船票，这种小客轮是绝大多数民工们乘坐的，便于接触更多的采访对象。到了武汉，梦学改乘火车南下。在这列普通列车上，人山人海。可以说，坐汽车，遇到最多的是民工；走水路坐船，最多的是民工；坐火车，最多的依然是民工。称之为“民工潮”，一点也不夸张。
一到广州，梦学在广州火车站停留了一下，他看见，车站候车大厅里外那黑压压的人群，乱哄哄的秩序，人们喊的喊，吼的吼。细心观察，这里聚集着两股主要的人流：一股是“三无”人员或“三证”不全的人员，是要被当作盲流遣送回乡的。还有一批人，“三证”齐全，各种手续都无漏洞可挑。但他们要么暂时没有找到工作，要么不是自己喜欢或者能胜任的工作。因此，他们来到火车站等公共场所，这些地方人多相对安全，既能遮风避雨，晚上还能免费落脚，省去住宿钱。
看到这场景，梦学感到似曾相识——十八年前的“**”大串联，他在重庆、西安就曾见过。只不过眼前队伍里的人，不再是年轻的红卫兵。
梦学到了深圳，发现这里的公共场所也是人山人海，同广州大同小异。
随后，梦学一头扎进用工单位，倾听他们的需求，征询他们对民工的有序流动的意见和建议，探讨解决眼下这丛生乱象的办法。梦学还到施工现场，同民工一起蹲在搅拌机旁吃午饭，他还同民工一起，钻进路边录像放映室，花一两元钱买张票，同民工一起看香港片《霍元甲》《陈真传》《李小龙》。还同民工一起摸扑克牌，打百分，成为民工的朋友。尤其是他同家乡川主公社和响水公社的川军民工，混得烂熟。响水公社的民工称赞梦学不愧是农民出身的记者，不嫌弃农民工，所有的农民工都能成为他的朋友。民工还风趣地说，除了女厕所、女宿舍，只要有农民工的地方，梦学都去过。
梦学没日没夜地采访了十来天，都比较顺。轮到爬格子、写稿子时，内心却有些翻江倒海，难以平静，难以理出个头绪。他心里始终觉得，这么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不是他这一个毛头小伙子能够讲清楚，讲准确的。最后，他反复考虑，认为他的报道既要写出民工潮的现状、贡献和遇到的问题，也要有个人的思考。这个思考，也可能正确，也可能片面，但能够引起人们重视就算达到了一些目的。他决定写出一组“民工潮”的现状与思考的系列报道，共五篇，反映这一历史大变革。
于是梦学整理好思路，写出《民工潮的现状与思考》深度系列报道：
之一：
《开放改革逐浪高不见头尾民工潮》
之二：
《农门难锁富余工走出夔门天地宽》
之三：
《城门何须拒农门工农携手利城乡》
之四：
《抽刀断水水更流有序流动社会安》
之五：
《流动大潮关不住城乡联姻万事兴》
写完稿子，他总算松了一口气。然后又花了一天多的时间，把报道抄写在电报稿纸上，在深圳邮局通过电报把稿子传回去。回到旅馆，梦学又写下南下采访日记。
没想到当记者不久，就摊上了采访民工潮这样重要的任务。
这场民工潮，来得汹涌澎湃，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难以见到潮起潮落。
包产到户的农村土地责任制的起火点、发源地，全国公认始于安徽小岗村和四川广汉向阳人民公社。然而，以农村责任制后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民工潮，却很难找到发源地、着火点，但它却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挡不住，扑不灭。
是什么力量这样巨大？
民工们说得质朴：责任制后农民有了自主权，积极性和效率都提高了，空闲时间多得很，一年是“三个月种田，七个月休闲，两个月过年”，不如把休闲时间用来挣钱。有了大量的剩余时间，加上开放政策允许流动，就像打开的水闸，**，再也关不住。
农门锁不住剩余劳动力，走出夔门天地宽。走出四川盆地的农民工，不但凭着劳力“空手出门，抱财归家”，挣了票子，还能见到外面的精彩世界，丰富自己的思想。
农门锁不住，城门关不住。民工潮席卷全国，公路、铁路、空中路、水上路，条条道路拥堵，四方八面告急，惊动各级，乃至国务院。一时间，输入地堵，输出地堵，四面八方设关卡，上上下下忙于遣返盲流。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大江东流不复返。
城门何须拒农门，工农携手利城乡。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不仅支援了城市建设，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全面服务，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在为城市提供服务中实现了自身价值，也为自己获得了应有的报酬。在民工潮的流动中，农村、城市，各得其所，谁也离不开谁，实现了双赢。靠堵，是无法堵得住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抽刀断水水更流。合理疏导，有序流动，才是上策。就像万县响水公社的周春春一样，不少人是被堵、被遣返过的，然而依然要往城里走。后来，当地领导提出响亮的口号：“盲流不可取，流动大有益”，采取有组织、有秩序的分期分批流动，得到了输入地欢迎，也有效地克服了流动的盲目性。响水公社、川主公社的有益经验，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学习，所以整个民工流动大潮正在平稳回落，而不是大起大落，也有利于城乡的发展。
在采访中发现，有的农民外出务工的目的和目标在慢慢改变，一些人由开初的“挣票子，饱肚子，然后回家盖房子，办厂子”，渐渐地变为想在城里租铺子，做生意，赚票子，买房子，争取当个城里人……
从整个民工潮的流动声中，我似乎听到了城市化的脚步声，但我说不准，能不能变成现实。但愿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