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钟，开水房就有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已经摸准了它作息的人们，带着热水瓶或脸盆陆续从房间里出来，动作是统一了的悄然无声，经过光线有些幽暗的过道和宽阔的楼梯，去打水，或洗脸。

这是一天里开水房第一次开放的时间，要再次打到开水的时间是下午的五点钟。

而现在，再过半小时，从楼下上来的餐车便会在过道里推动，轮子滑动大理石地面，那悠长的招呼打粥的声音便会响起来了。

再之后，新的一天里医生的第一次晨检便要开始了。

阿会起来的时候，探头从十四楼的窗口往外望了一眼，天灰蒙蒙的，太阳还没有出来，远处的建筑还隐藏在晨雾里，若隐若现。

她在储物柜里取出热水瓶，想了想，又从另一个柜子里取出了一个盆底印着两条大红鲤鱼的半成新的脸盆，将挂在一根细绳上的毛巾取下来拦腰对折，放在了脸盆里。她看了一眼躺在**的男人，他还是似睡非睡的样子。

昨晚的吊袋早已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挂完了。

每天早晨的时间总是忙碌的。阿会在开水房的水龙头那里洗漱完毕，还要给男人带回来浸泡着毛巾的半盆热水。

等服侍他上好厕所，洗好了脸，回到**躺下，她还要下到楼下买早饭。男人这几天喜欢上了这里的豆浆和米粥。

他会呼呼地喝着米粥，并且津津有味地吃上两根阿会从楼下早餐店里带上来的酱黄瓜，然后捧着盛豆浆的杯子一边慢慢地喝着，一边和阿会聊天。

当然这情形在两个月以前，他是没有这口福的。那时候，他每天靠点滴到静脉里的养料维持着身体的机能。

这男人姓邵，阿会称他为邵先生。他是上海出来旅游的。

在游玩了安徽的黄山和浙江的千岛湖之后，在返回上海的高速路上身体内部出了问题。

昨天晚上，男人说要尿尿。他总是这么称小便为尿尿。像往常一样，阿会扶着他。但这一次，他竟然不要她扶。阿会目视着他一步步进了卫生间。

过了好一阵子，男人惊叫起来：“血！我怎么又尿血了？！”

阿会赶忙进了卫生间。

她看到男人抖成一团的身体，他的睡裤耷拉到了膝盖以下，下.身的阴.毛一团乌黑。在他身体前的抽水马桶里，积了一股暗红的**。

还在卫生间里，他就用手机给他儿子打电话，话还没说就哭了起来：“尿……尿出来的还是血。”

尽管医生随即给男人分析了尿血的几种可能，然后给出了一个足以安慰的答案。医生走出病房前，甚至还取了尿液样品带去化验。

但他还是再次在电话里要求儿子将生意暂时放一放，尽快赶来。

男人的儿子在越洋电话里答应他将在今天上午专程飞到上海，并且很快赶到这边的医院，他这已经是第七次这么答复了。

前几次也是这么说的。

已经近两个月了，自从动好手术的第三天走了之后，儿子再也没有来过，到来的是源源不断的汇款。汇款是直接汇在了医院的账户上的。

市第一人民医院座落在老市区的朝阳街。原来的老市中心，就在现在的恒隆广场这边，而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在恒隆广场的马路对面。

在马路这边的高层建筑里，除了市第一人民医院，便是紧靠着医院住院部大楼，曾经被誉为中国最大、远东地区排名第二的圣母教堂。

去医院斜对面的超市里买生活用品时，阿会总是会抬起头望一眼圣母教堂。教堂大门左右那两座高耸的钟楼，那上面的浮雕，可真美啊。有时候，阿会会想：当初它是全新的时候，一定吸引了不少人的，它怎么就颓败了呢？

据说这圣母教堂是一个叫作鲁塞勒的意大利人建起来的。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士，也是个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

他从1918年来到本市，亲自督率施工，事无巨细，无不亲与其役。直到1930年春天，他亲手完成了钟楼上的最后一个火舌式盘花的浮雕。

这时他已年近六十岁了，这位意大利神父兼建筑师输出了他的全部心智和才华。

圣母大教堂据说当时极为宏丽壮观，堂前两座钟楼拔地而起，高达五十七米；堂内的穹顶则给人以高不可及的感觉。合抱的厅柱顶部镂刻花纹，每一根厅柱上都雕塑一位天使。中央祭台上供奉着显灵圣牌和圣母像。整座大堂占地一千平方米，许多建材如水泥，钢筋、松木、彩色玻璃和彩色地砖都是从法国进口的。

圣母教堂落成后，天主教法国巴黎遣使会曾运来合金铸铁钟一口，悬于钟楼上。这口铁钟高四米，底部直径两米，重一千五百多斤。击之，声闻数十里。

抗战时期，日本人的战机入侵，圣母教堂的教徒多次登上钟楼，撞响大钟，作为防空警报。

抗战刚胜利的那一年，鲁塞勒神父病逝，葬在了教堂内。

文革中，圣母教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但毕竟太高了，即使底下的建筑毁坏再多，它高大的拱形券门上那些历经岁月侵蚀的浮雕却依旧恍如当初的美丽。

法式的建筑群，域外的情调，每当经过此处的人们无不为之倾倒。

而今八十多年过去了，圣母教堂所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间，长出来的不知名的小树都有胳膊粗了。枝枝叶叶间，天使的雕塑更显得神圣、纯洁。

在教堂的大门口，阿会曾看到过一个修女，年纪和她不相上下，一身洁白色的长袍，腰里系着白腰带，头上戴的头套一直往脑后垂下去的，像极了一墙之隔的市一院里的护士。

她在用破旧木板阻挡的大门边的一扇小门进出，总是孤单单一个人影。

据说市里的教徒已经不再到这里来了。在离市中心六公里外的西郊，有一座全新的教堂，他们在那里望弥撒、作祈祷。这曾经辉煌的教堂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历史了。

但阿会不同。阿会对这教堂的熟悉不亚于对医院的熟悉。

那是哪一年呢，记忆有时候真是个奇怪的精灵。

一些事当初是那么的刻骨铭心，但最终还是在记忆里逐渐地模糊了。许多年前，阿会的男人就是市第一人民医院里的医生。

他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为他赢得了“一把刀”的美誉。那些内脏器官出了问题、甚至得了肿瘤的人们慕名而来，特别是在别处被判断为绝症的病人，到了市一院，在他男人的手术刀下便可起死回生。

在那个医疗条件普遍不足以满足开肠破肚的年代里，“一把刀”的技术足以使其名扬市内外。

但这背后，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有个农村的老婆，她就是阿会。阿会在远离市区三十公里远的广丰镇乡下做着村妇女主任的工作，还管着几亩水田，育有一双儿女。

那时候的阿会，当然不是现在的阿会，她年轻、漂亮。

今天她走路的姿势和弯弯的眉角还依旧得到很多男人的欣赏，可想当初年轻的阿会是怎么地迷人。年轻的阿会最大的愿望是到城里和他男人生活在一起。

这事现在看来并不是难事，可放在当时就不同了。事情就这么拖着，一拖就拖了八年，直到他男人出事，阿会的愿望彻底落空。

阿会的男人是和他手下的一个护士发生了生活作风的问题出的事。他们两人一丝不挂，被同一个科室的另一名医生堵在了护士值班间的**。

这事放到现在也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竟成了轰动全市的新闻。阿会的男人需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正碰着全国第二次“严打”，人们对事情的关注程度一度超出了事情本身。阿会的男人后来去了很远的一个地方服刑。阿会再次为他足足等了八年。

八年之后，阿会曾收到了男人的一封来信，说他已经在另一个更遥远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不需要等他了。

从信封的邮戳上判断，男人所言不假，确实是一个阿会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地方。阿会怎么也想象不出，男人会这么地绝情。

那时候，他们的儿子已经十六岁，小的女儿也已经十四岁了。

在阿会的男人出事不久，同一科室的那位医生很快就顺理成章顶替了他成了市一院最有名气的主刀医生。

除了阿会的男人出的事他没出外，他继承了阿会男人所有的名誉、权利、爱好、习惯，他甚至和阿会的男人一样，养成了每个月到隔壁的圣母教堂做礼拜的习惯。

阿会知道她男人每个礼拜都会到隔壁的圣母教堂去忏悔，他对这着迷得很。这是个喜欢干净的男人，衣服的领子总是熨得挺挺括括的，手指修长而苍白，走路时步子慢悠悠的。

许多年后，当阿会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住院部的电梯里上上下下的时候，脑子里还偶尔会想起她的男人，她的男人在几十年前在这医院里工作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情形。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住院部都是三个床位的房间。

三张床，并排着，无论是手术前还是手术后，都在病人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由住院部安排随机住在了一起。

这是普通病房。这些年，医院的床位都是爆满的，能住上普通病房已经很不错了，单人病房那是需要预约登记排队很久才能住上的。

被阿会称为邵先生的，本来住的是市中医院。他出事之后，从高速路口下来直奔本市，他们在市中医院那里作了全身的检查之后，住了二十小时的院，却不能动手术，才转到这边来的。

那天晚上，阿会原来的雇主，一个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老太太出院了。

那天，阿会她到第一医院住院部，想看看是不是有新的病人需要护工。她在医院大门进来的花坛边，见到了呼啸而来的120急救车。

随后，就见到了几个男人七手八脚地将一个躺着人的担架往车下抬，他们走错了方向，竟奔向了对面的妇保楼。

出于护工的本能，阿会提醒他们内科手术在住院部的十四楼。

在他们往电梯里抬担架的时候，她想都没想就跟上去，帮助他们打理随身的物品。而那担架上躺着的就是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