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很早就开始编书了。真的，那一年我只有十四岁，上初二。
记得是个暑假，我将自己平时自认为写得优秀的作文，一篇一篇整齐地抄写在用白纸装订的本子上，严肃认真地设计了封面——一个很简单的封面，用彩笔一笔一画地写上了“张斌文选”几个核桃般大的字，还郑重其事地加上了书名号——我人生最初编著的书，就这样隆重地诞生了。
这件事情若放在现在，恐怕会被家长、邻居大加表扬和吹嘘，毕竟这是一种认真学习的态度。然而在那个年代，得到的不过是些讽刺和挖苦：有人说，你们老张家祖坟炸裂冒青烟了；有人说，伟人才出文选，你以为你是谁、与伟人齐名啊？这本个人“文选”，被众多人热烈地关注、津津有味地评论。好在我这个人很坚强，内心无比强大，也根本没有在乎他们的冷嘲热讽。我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一群麻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上了高中，我又有一次编书的经历——这次不是编“文选”，而是编科学著作。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当然这个发现最初是听老师说的，就是平面几何中有边的定理，在立体几何中同样有面的定理，只不过“边边边定理”变成了“面面面定理”。于是我就找出这些定理，把它们一一对应起来。比如先写出平面几何中的斜边直角边定理，再写出立体几何中斜面直角面定理，分别证明，然后举出几个运用的实例，这样就构成了一节。接下来如法炮制，一个定理一节，就可编成一本粗具规模的“数学参考书”。可这本书最后没有编完，当然更不可能出版。但我至今仍固执地认为，若按照我的构思编辑出版这样一本书，一定很有意义，即使放在当下也是一个创举。
但是这次编书给我带来的后果，比第一次编书引来的冷嘲热讽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把我带偏了。
刚进入高中的时候，我的理科还是很可以的。我记得我的学号是二号，那是依据入学成绩排的。重点班的二号，综合成绩还不错，如果不偏科，如果不误入歧途，继续保持那样的成绩，说不定我会考上一所像模像样的大学。往事不堪回首！就因为编书这件事啊，我成了个偏科的人，成了个不务正业的人……直到2012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写作功底好，被县档案局邀请去参与编写党史读本，就这样开始了我真正的编书生涯。
也许是因为少年时代练就了结构图书的能力和写作能力，我感觉工作很轻松，就如同玩一样。参与编写的第一本书，是地方党史读本《红色记忆》，我一边写一边构思全书的框架结构，而且白天在单位写，晚上在家里写，所以我们编写的速度很快，半年就出色完成了。尽管经费紧张，原本打算印五百册，最后坚持印了一千册。这本书一出来就被一抢而空，接着又再版印刷，同样如紧俏楼盘一样秒售罄，算是一炮打响。我们接着又编辑出版了第二本党史读本《砥砺前行》，同样被一抢而空。因为编书而有了点虚名，其他部门编书也会找我。后来又参与编撰地方旅游丛书，这部书编撰得很苦：我撰写了全书约三分之一的章节，半年时间跑遍了全县，年底累得睡了好几天，结果只得到三千元的稿费，虽感觉与付出不成正比，但并没有影响我编书的热情。兴趣指引人生，而热爱却赋予人一种坚守的力量；热爱似乎是一位魔术师，能把别人难以忍受的工作变成一种享受，督促你总想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尽善尽美；热爱是最好的天赋，你所热爱的事，才是能让你成功的事。
有时候编书也会遇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曾经应邀给一个单位编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籍，参与编写的人都惧怕困难，纷纷往后退。我却迎难而上，自掏腰包买了专业书，认真攻读，积极组织，终于编成了一本还算不错的有学术味的图书。而此时，当初逃避的人又冲到前面来了——整盘子给我接走。人家就成了主编、责编，最后我竟连编辑的署名都没落上。虽然有些郁闷，然而总算是编成了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挑战了自我。成功的喜悦，冲走了那些郁闷和不快，我的内心仍然是沉甸甸的收获，如同一棵秋收时饱满的麦穗——有时完善自我、挑战自我比那些虚名更有价值，相信那些抢了我果实的人，虽然满足了虚荣，或者获得了利益，但他们的内心不一定比我快乐。
有时候编书会和其他编撰者产生分歧，甚至为了一处小问题、一幅图片的用与不用，都要讨论半天。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拍桌子摔板凳。编书是多种能力的综合运用，是最为复杂的脑力加体力劳动，不仅要有好的文字功底、强大的结构图书的能力，更要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其辛苦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很多时候，编书就是以苦为乐、苦中作乐，然而我乐此不疲。
我热爱编书。因为编书是立功，也是立言，是在做文化传播和赓续文化血脉的工作，是太阳底下无比崇高的发光发热的事业。同时，编书需不断学习创新，能够使自己不断进步，实现自我价值。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说：“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我想，编书就是这样一种工作，为他人的幸福而工作，同时也完善和完美着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