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图暴利、追求暴利、一心只求暴利，是让大多数生意人迷失的毒草。
范蠡又更名换姓了，姓陶，名朱，时人即以“陶朱公”称呼起了他。
以“陶”为姓，并非范蠡好驰思遐想，心绪飞扬，赋予其多少寓意，蕴含了什么复杂情感，比如想起以前曾在太湖制陶，烧大缸，即有所触动，“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遂姓了“陶”也，其实不过是“偷懒”、图省事儿——因这次落脚之处是陶地，当地人又多姓陶，范蠡就干脆以“陶”为姓了。
几天前，范蠡一家人离开齐国时走的是水路，从淄河入济水，溯流而上。济水在齐境北面，绵亘蜿蜒，东流入海，平常少有船行。选择这一偏僻线路，齐平公很难想得到。对范蠡来说，则省去了好多麻烦，又正好借此亲近一下这条著名的江河。要知道，济水可是“四渎”之一，有“三隐三现”之德，至清远浊，十分契合范蠡的性情。
范蠡一行走济水，入巨野泽，出南济水，即来至陶地。“陶”甚小，时归宋国，然在上古，却是盛极一时。武王封其弟振铎为曹伯，建曹国，都陶丘。传说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开创了“尧天舜日”。他选此处作为避居之地，自不为追随先人，展什么宏图，创什么大业，而是看中了这儿的“区位优势”。其“扼菏、济之要，据淮、徐、宁、卫、燕、赵之脊”，为当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之处，若要在此地做买卖，实在太通畅、太便利了。
这天下之大，风俗各异，物产多有不同，山西饶材、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江南出姜、桂、丹沙、玳瑁，龙门、碣石北则多马、牛、羊、旃裘。陶地作为天下水陆交通中心，自古又有经商传统，便几乎汇集了天下所有物品，各地商人往来不绝。范蠡位列其中，既合情入理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又能重操旧业，再赚一把。是年，他已七十有四矣。人活七十，古稀之年，他却在这个年龄段“创业”。但范蠡制过陶，有经验，如今也在这“陶地”制陶；倒腾过粮食，“路子熟”，也在这儿倒腾，而且另辟蹊径，与时俱进，从最不起眼的买卖做起，贩卖起了山货。山货者，板栗、松子、榛子、柑橘、柿子、山楂、梨……不一而足，举凡山地出产，皆归此类。这些山货的产地也非集中于一处，东南西北诸山所在多有，只不过品种不一、品质不同罢了。
在当时，果木皆为野生，均无人工栽培，本地人进山即可采得，是故在当地不值一钱。当时商贩亦无专门贩卖山货的，基本上是“捎带脚”——在贩卖其他货物时，顺便捎些山货来卖。然而，“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山货从此地运到彼地，摆在了市井，便有人肯买，有时候有些东西还能卖上高价呢。
刚到陶地的那些日子里，范蠡有事没事总爱到城里市井、乡间集墟上逛逛，逛着逛着，就发现了这一“商机”。市面上山货无多，却挺受欢迎，若来了什么时令果品或是稀罕物，总有人围着，当然也不时有人掏出钱来，买将回去。
买的人中，有老有少，有士有民，有贵有贱，有富有贫，看来喜欢山货的不分尊贵，无论贫富，大有人在。如果专做这项买卖，从各地运来更多便宜的物品，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买，也一定会妥妥地赚钱。范蠡遂从鸱夷里取出钱财，在陶丘城内置下一处大大的山货行。然后，他按惯常识人、用人之原则，选了几位忠实、厚道、方正之人做伙计，让他们分赴四方，依时令收购山货，集中到陶丘城内的山货行里来。然后，他再据货物品质进行分级，或“零售”，或“批发”给“二道贩子”。至于“货款”，则视山民之需而定。他们喜欢钱，就直接付钱；喜欢“以物易物”，就以物相交换，拿些葛布、麻布、粮食、盐换板栗、松子、柑橘之类。总之是投其所好，皆大欢喜。山货行当即从陶地始，逐渐扩散开来。一不留神，范蠡又得了项“第一”。
需要说明的是，范蠡做山货买卖，也跟过去做陶器、粮食买卖一样，秉持质高货真、薄利多销的理念，“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为此，他还特地定下了“逐什一之利”之规：在购货时，价格尽可能比别的商家高一些，以求赢得卖家，购得好货；而不管卖什么货物，价钱有多低，一律取十分之一利润，绝不贪图暴利，以赢得买家。长此以往，各方都对他信任有加，上好的货源不断，销路畅通，他的山货买卖便越做越大。日积月累，细水长流，所聚钱财还能不多乎？
在陶地，范蠡除了开山货行，买东卖西，“度远近，辨贵贱，调余缺”，还搞畜养，繁殖家畜，成了养殖大户。且凭此“治生之术”，范蠡获利更多，没过几年，家资又累巨万矣。
这畜养之事由来已久，非当时才有，更非范蠡之首创。天下动物，飞禽走兽之属，“家养谓之畜，野生谓之兽”。相传太昊伏羲氏教民驯养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以充庖厨，并做牺牲、享神祇之用。周王也令在季春之月，“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一直是平民百姓之美好祈愿。
拘泥于当地条件，以及个人精力，范蠡并没有六畜全养，只选了牛和猪两种，开始了养殖业。
“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牛能耕田拉车，又为太牢之首，用于大祀，更是美味佳肴。因此，在六畜中，牛被奉为上品，价钱甚高，若卖出一头，所获就有好大一笔。然牛也不甚好养，即便喂得好好的，没病没灾，从小牛长成大牛也需要两年时间，一般人家没有这个耐心，何况还需要投入成本，成本不小。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范蠡才决定大力养殖牛。别人没耐心，他有；别人不舍得投入成本，他投；别人想不到或者想到了却不去做的事情，他想，他做。
当地牛为黄牛，体大，力壮，品种优良。范蠡倒是无须去外地购买良种，只养本地牛即可，但也须好好挑选，爬罗剔抉，尤其这回选的是种牛以及专事生养的母牛，更要严挑细选，马虎不得。这就需要“相牛”了。
后世都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极言相马乃至识人之重要，相牛亦同样有术也。作过《相牛经》的齐人甯戚，不就凭着“相牛”成了大夫嘛。为了选好几头种牛和母牛，范蠡请来当地有名的相牛师，好好学习了一番。“上看一张皮，下看四只蹄；前看龙关广，后看屁股齐。”“眼圆且大，眼白与瞳仁相通，脖长脚大股阔毛短者为佳。”“母牛毛白乳红则多子，乳疏而黑则无子。母牛一夜粪三堆，一年生一子；一夜只有一堆粪，三年生一子。”
依照《相牛经》和相牛师之指点，范蠡挑中了一头公牛并九头母牛，放在早已围好的陶丘城外、南济水边的牛圈里。
第二年，九头母牛相继产下小牛犊子，总共九头，牡七牝二也。过两年，小牛犊长成了大牛，范蠡便把其中的七头公牛卖掉，留下牝牛，继续繁殖。
再过一年，十一头母牛就可产下十一头小牛犊了。如此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范蠡每年都能坐赢牛犊，卖出公牛，他家中的牛即满圈，钱源源不断。
再说养猪，也很顺遂。从挑选种猪和母猪，到生猪崽，再到卖公留母，这养猪发财之过程与养牛类似。不过，母猪可是一窝能下六崽以上，且一年两窝，繁殖力甚强。好在猪不用等到长大，即可卖出。
农人将小猪崽买回去，养好后，“言私其豵，献豣于公”，自家还能攒点粪肥，用之于庄稼地里，此所谓“养猪积肥”是也。
大户人家或直接购买成猪，或买来猪崽圈养，或“执豕于牢，酌之用匏”，直接杀掉吃肉了。若是猪出栏量太大，一时卖不出去，杀猪卖肉亦卖不及，范蠡还搞起了“深加工”，将猪肉制成“醓醢”（肉酱）来卖，“醓醢以荐，或燔或炙”。
对于这畜养，虽是范蠡的主意，做起来也颇用心，但具体事主要还是他大儿子干的。他家老大一向勤快，肯下气力，无论以前在齐垦荒种地、临淄城里做买卖，还是之后来陶地开山货行，他都肯干而又勤干，“黾勉从事，不敢告劳”。现在养了猪、牛，他似乎更加能干、更不惜力了。
牛爱吃嫩草，猪爱吃鲜菜，大儿子便每天出去割草、挖野菜回来。“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特别是当他听说牛、猪都爱吃田字草和水藻后，他不惜远远跑至荷水之滨，或是南济水边，蹚进水里采将起来。此等粗活本由下人们来干，他却抢先，且乐此不疲。
后世传范蠡说过这么一句话：“子欲速富，当畜五牸。”这话究竟说没说过，是不是原话，并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畜养生意若非范蠡父子用心，躬体力行，苦心经营，是成不了的。
做事再怎么有条件，有何好时运，如果不用心，不用力，偷懒耍滑，也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