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过误宜恕，而在己则不可恕；
己之困辱宜忍，而在人则不可忍。
【译文】
对于别人的过失应该采取宽恕的态度，而如果错误在自己就不能宽恕；自己遇到困境和屈辱应当尽量忍受，如果困境和屈辱在别人身上就不能置之不问。
【例解】
要宽恕待人，对人家的失误要容忍，而对自己则严格，这是个人心性修为的高境界。只有这样，才能面对困境。律己宜严，待人从宽，为人处世、治国治家都受用无穷啊。唐太宗李世民律己于严、待人于宽，广开言路，形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安定、富庶的局面。在亲历亡隋兴唐的八年征战后，唐太宗深知为君的不易，尤其是他认识到，君主独断专行，不听属下大臣的意见，更容易造成“乖谬”，甚至亡国。
太宗心里十分清楚，改朝换代的事不断出现，其原因“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太宗即位后，不止一次鼓励大臣：“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陷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进而，他授权中书、门下等“机要之司”，对于诏敕认为有不合适者，“皆应执论”，不得“阿旨顺情，唯唯苟过”。要求臣下敢于提出自己的建议。把好“诏敕”关，使政令更加切实可行。
唐太宗为使臣下进谏，十分重视引导的方法。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命在京职事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这样可以及时询问“百姓利害，政教得失”。贞观八年，太宗见写奏章之人，大都心怀恐惧，不敢直言，便对周围的臣子说：“平常奏事，尚且如此，如欲谏诤，必当畏犯龙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太宗体谅谏臣心理，虚怀若谷，从不以忤旨加罪大臣，对贞观年间的谏诤之风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