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
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译文】
文章写到最美妙的境界，没有什么特别奇异之处，只是写得恰到好处；品德修炼到最高尚的境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表现出人最善良的本性。
【例解】
我们常说，文以载道，何为“文道”？除了文章主旨外，我认为这个“道”即人品，奸邪之徒虽然写华美的文字，却因人废文，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所以说，文学即人学，人品即文品；人品高洁，则文品清雅，二者是和谐统一的。
南北朝魏太武帝时，高允和崔浩共修国史。书中详实地记载了鲜卑人先世的事迹，却被鲜卑贵族认为是暴扬国丑。他们向魏太武帝说了许多关于高允和崔浩的坏话。太武帝大怒，把高、崔二人逮捕入狱，准备将之一并处死。做过高允学生的太子想为高允说情，便去见太武帝，对他说：“国史主要是由崔浩撰写的，高允平生小心谨慎，应该赦免他的死罪。”太武帝便召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答道：“太祖纪是前著作郎邓渊写的，我和崔浩一起写了先帝和你的纪传。然而，崔浩只是总领，至于著述，我写的多。”太武帝怒道：“高允罪大于崔浩，不能赦免死罪。”太子在一旁恐惧地说：“是至尊的天威把高允吓得胡言乱语了。”高允却说：“臣罪当灭族，不敢说虚妄之词，殿下是可怜臣，想为我开脱死罪。”太武帝对太子说：“直率！高允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真也；他的死罪应该予以免除，给予表彰。”于是下令赦免了高允。事后，太子对高允说：“我为你说情，而你却不按我的意思去办，结果使主上震怒，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高允说：“史书是用来记人君的善恶、劝诫后人的，因此人君对于史书都有所畏忌，写史书，言国家得失，这是史之大体，崔浩也没有做错。臣与崔浩共同做这件事，生死荣辱，义无独殊，即使蒙陛下再造之恩，违心苟免，但不是臣子所望。”高允这样做，只是回归本来面目，文品反映出他的人品，正直、刚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