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

澹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

【译文】

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事情本来是一种美德，如果过于认真，把自己弄得太苦，就无助于调适自己的性情而使生活失去乐趣；淡泊寡欲本来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如果过分逃避社会，就无法对他人有所帮助。

【例解】

“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澹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做人不要抱过分的想法，不要过高或过低地估计自己，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才是每个人应当重视思考的。人活着，首先懂得生活，如何使自己丰衣足食，行止自如。如果过分苦待自己，则是毫不足取的。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种豆南山，精神上是够幸福的。但他作为理智的性情中人，更应考虑他的物质需求。

陶渊明几次出仕，当的都是小官吏。以他的个性来说，绝不可能巧取豪夺。既然打算要隐退，总得要为日后的衣食作打算，作些物质的准备才行。因此，陶渊明费尽周折，谋取到了彭泽令的职务。这次做官的目的就是“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他还打算将公田全部种上粳米，用来酿酒备饮。但是，他的妻子反对全部田地种上粳米，劝他也要种些粮食，陶渊明才决定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米，以实现他“吾尝醉于酒足矣”的美好打算。这次赴任正好赶上岁末，有位督邮前来视察，旁人提醒他应该穿戴好官服，毕恭毕敬。陶渊明一听就心里不满，督邮算什么东西？我怎么能为五斗米折腰呢？恰在这时，他妹妹病故了，借此机会，他就奔丧去了，彭泽县便成了他仕途中的最后一站。他从二十九岁起出仕，到四十一岁归隐田间，前后共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仕与隐的矛盾贯穿始终，而且越往后斗争越激烈，东篱采菊，种豆南山，一个“猛志逸四海”的有理想、有抱负、慷慨激昂的青年，最后还是痛苦地“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虽然向往林泉之趣的淡泊生活，但也要考虑到生计温饱问题，“吾尝醉于酒足矣”，可见艺术同生活的矛盾确实需要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