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奇幻小说叫作《冰与火之歌》，书里有一个关于政治权力的问题，我把它修改了一下：在一个房间里，有好几个权贵。房间的中间站着一个佣兵，手里拿着一把刀。房间里的权贵都想劝说佣兵杀死其他人，如果你也是其中一个权贵，你会怎么做呢？[1]
这个故事比喻的是权贵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军队可以杀人，每个权贵都不希望军队的刀指向自己，怎么做才能如愿呢？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是房间里的权贵，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把那把刀夺过来。我自己掌握武力不就完事儿了嘛！
但这是做不到的。你可能听说过一个概念叫“邓巴数字”，意思是一个人在同一段时间里，能保持亲密关系的伙伴最多不超过150人。人数再多，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就不够用了。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就算再有领导能力，他能直接管理的人也非常有限。领导如果想要管理成百上千的手下，必须把这些人分成一个个150人以下的小单位，让每个小单位由小领导代管。比如一个学校有几千人，校长不可能自己去管理所有的学生，他一定要把学校分成一个一个的班级，每一个班只有几十人，让老师分别管理这些班级。校长平时只管理老师，不管理具体的学生。
管理一支军队也是一样。一个将军可以统率几十万人，但是他真正熟悉的士兵很少很少，他平时只管理几十个高级将领。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怎么管理军队呢？按照古代的习惯，皇帝住在深宫里，保卫皇帝的士兵住在皇宫之外，皇帝和士兵平时根本见不到面。除了几个随身侍卫之外，皇帝和士兵之间就跟陌生人一样，谁也不认识谁。就算皇帝豁出去了，不住在皇宫而住在军营里，平时跟他亲密接触的将领、士兵也不过几百人。相比整个军队的规模，皇帝能直接控制的士兵太少了。
这就是为什么五代的时候总会出现骄兵，因为将军自己能直接管理的士兵人数很少。如果下面的士兵哗变，将军只能束手就擒。
那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对了，骄兵想要的是钱啊。我是权贵我有钱，那我答应给他们很多很多钱，让他们听我的话不就可以了吗？
历史上五代的将军就是这么做的。因为募兵制下的士兵最在乎的是军饷，所以将领们笼络士兵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大肆封赏。下级军官哗变的时候，常用的做法也是对士兵们说：“某某将军那里有钱，跟我一起灭了他，我们分钱！”
那么，手里有钱就可以控制士兵了吗？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大富豪，对面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士兵。我们把钱给他就可以控制他了吗？更大的可能是被他抢劫了吧。
五代十国的时候，有一个皇帝想要派军队去平叛。但是军队不愿意去，皇帝为了讨好士兵，把国库里的钱搬空了来赏赐他们。赏赐完了，皇帝还怕士兵不满意，对士兵们说：“只要你们获胜归来，我还有好多钱赏你们，虽然国库空了，但是我可以把皇宫里面的衣服、宝物都拿出来赏你们！”结果士兵并不领情，一路上互相说：“到时候咱们还得找他多要！”[2]他们拿了钱后根本没有打仗，还没走到前线就跑光了。[3]
士兵跑光了，造反的将军打到首都，当上了新皇帝。等他当上皇帝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国库拿钱。因为他也许诺他的士兵打赢了要大肆封赏。可是国库里的钱都被上一个皇帝赏赐光了啊。这个新皇帝发现国库没钱就急了，命令大臣在全城搜刮老百姓，搜刮完了数量不够，又去拷打百姓索要钱财，结果还不够，又跑到后宫，拿出衣服首饰变卖。这么一番折腾后发现钱数还是不够，他手下的士兵就不乐意了，在城里骂：“没想到这个皇帝这么抠门儿，早知道不换皇帝了，还是原来那个皇帝好！”[4]
所以您看，权贵手里有钱也没用啊。没有武力保护的交易不是交易，是勒索。权贵手上的钱再多，也不过是骄兵眼中的待宰羔羊。
让我们回到那个房间。假设我们现在是房间里的国王，可以暂时指挥面前那个手里拿刀的佣兵，但是他随时都有可能翻脸不认人，对我们拔刀相向。我们再好好想一想，怎么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呢？
只要佣兵手里拿着刀，他就可以随时用刀来威胁我们。所以唯一安全的办法是不让他拿刀。我们把刀拆成两半，再找一个佣兵，两个佣兵一人拿着一半。只有两个佣兵凑在一起，把刀拼好了，这把刀才能够伤人。如果我故意找两个关系不好的佣兵一人拿一半，那我不就安全了吗？
后周世宗柴荣就是这么想的。
在古代，军事政变的关键是驻扎在首都的中央军。只要中央军一造反，皇帝就完蛋了。于是柴荣把中央军拆成了两支部队，任命了两个将军，这两个将军之间的关系还不太好，这样谁都不能造反了。
后来柴荣去世，继位的皇帝岁数很小，其中一支中央军的将领赵匡胤开始动歪脑筋了。赵匡胤先找人散布假消息，说敌人大军入侵。朝廷当然很慌啊，赵匡胤就对朝中大臣们说：“大家不用怕啊，多大的担子我来担！我带领中央军保卫国家。但是一支部队力量不够，两支中央军我都得带走抗敌。”
柴荣为了防止武将造反，规定武将出兵必须有朝廷的批准，负责批准的是文官。可这时朝廷里的一些文官已经被赵匡胤买通了。当时一众大臣听说大敌当前已经慌了神，再加上被买通的文官一撺掇，于是宰相拍了板，允许赵匡胤带着两支中央军去前线抗敌，跟赵匡胤关系不好的那个将军还留在了首都镇守后方。
于是赵匡胤带着部队离开了首都，没走多远，军队里的士兵就把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拥戴赵匡胤当皇帝。赵匡胤带着军队杀回首都，当上皇帝，建立了宋朝。
对柴荣来说，“把刀拆成两半”的办法还是失败了。因为如果只把刀拆成两半，那有太多的机会把刀重新拼在一起了。因为军队是由人指挥的，只要是人就会有各种弱点。花言巧语也好，狡诈欺骗也好，今天搞不定明天继续搞，阴谋家总有得逞的一天。
赵匡胤是靠交朋友搞定这一切的。他刚刚进入军队的时候，就结交了很多“义兄弟”[5]，后来把其中一些人提拔到自己的军队里当中层军官。当上中央军的将领后，赵匡胤刻意结交其他将领，两支中央军中的很多中层将领都跟他关系很好。[6]他也尽量笼络普通士兵。[7]因为搞定了军中的人事，所以赵匡胤造反很顺利地成功了。
等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他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他这么容易就能把拆成两半的刀合在一起，那别人照猫画虎怎么办呢？
更安全的办法，是把这把刀拆得再零碎一点儿。我们把刀拆成好多份，每份归不同的人管，每个人动用零件还需要上级批准。刀拆得越零碎，别有用心的人想要把刀拼在一起的难度就越高，高到某个限度，就很难有人再造反了。
就比如说指挥军队这件事，在宋朝，这件事是怎么办的呢？
首先，有一个武装部门负责军队平时的训练、生活，但是这个部门不能把军队带出营地。要想调动军队，需要有枢密院的命令。[8]但是枢密院的长官都由文官担任，他们和武将利益不一样，平时也不在一起工作。其次，指挥军队需要粮食和军饷，这些东西存在另外的仓库里，要想调用还需要额外的命令。[9]即便把军队调动出来了，平时管理他们的武将也不能跟着去打仗，需要朝廷安排另一个武将指挥。[10]武将带着军队去打仗了，仗还不能随便打，得按照朝廷制定的作战方案去打。[11]等仗打完了，武将把士兵们送回来，这些士兵就不再归他管理了。以上所有这些事情，还要受到监察部门的监督。这些监察部门每天不干别的事，就负责挑错。他们凭借毫无根据的传言就可以检举大臣，就算是诬告也不能被治罪。如果皇帝要他们说出消息来源，他们还可以拒绝回答。[12]
您看，在宋朝想要调动一支军队，中间需要经过多少人？如果现在有人想要发动军事政变，他必须收买国家所有的重要部门，此外还要笼络武将和士兵。可如果一个人真有能力把这些部门都搞定，那也不用搞什么政变，他直接就可以控制朝廷了。
“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从历史的角度看，人心是不可靠的。精心设计的制度可以把个人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宋朝就靠着这些制度维持了稳定。甚至某些时期，连皇帝本人都要受到制度的约束。
宋代皇帝的嫔妃也有等级，不同等级有不同的俸禄。宋仁宗的时候，很多嫔妃好久都没有提高等级了，她们缠着宋仁宗，让宋仁宗给她们升一下级别。按说这纯粹是皇帝的私事，可宋仁宗却回答说这事儿办不成，因为没有先例。嫔妃们不信，说：“你是皇上啊，你一句话不就是圣旨吗？”宋仁宗笑着说：“不信咱们就试试。”于是他写了一道命令交给政府部门。结果这道命令被官员退回来了，说没这规矩，执行不了。
这些嫔妃还没完，又缠着仁宗说：“那您别把命令交给政府部门，您直接给我们写一张任命书吧。”于是仁宗就拿纸写了一道升迁的命令，交给这些嫔妃。嫔妃们开心坏了，到了领俸禄的时候，她们拿着条子找到发俸禄的部门，要求多发点儿俸禄。结果这个部门根本不认，把条子退回来了——哪怕是皇上亲笔写的东西，不合规矩也不能执行。[13]
这个故事是宋代文人讲的段子，未必是真事。但是段子会反映时代背景。至少在宋仁宗时期，制度会对皇帝有一定的约束。如果连皇帝办一件小事都不能随心所欲，那武将、权臣想要越过制度当然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宋代几乎没有武将造反，后来的明清继承了宋朝的经验，武将造反的事也少之又少了。
当然，这么干会有代价。制度要遏制人心，但是事在人为。现在制度是稳定了，但办事的效率低了。本来一个有能力的人就可以干成的事，现在必须拉上八个庸才、六个浑水摸鱼的、两个想徇私枉法的凑在一起才能干，办事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宋朝在“稳定”这件事上做得很成功，但代价是行政效率严重下降。宋朝最终要为这个问题付出沉重的代价。
本章尾注
[1] 《冰与火之歌·列王的纷争》书中的故事是：“三位地位显赫之人坐在一个房间，一位是国王，一位是僧侣，最后一位则是富翁。有个佣兵站在他们中间，此人出身寒微，亦无甚才具。每位显赫之人都命令他杀死另外两人。国王说：‘我是你合法的君王，我命令你杀了他们。’僧侣说：‘我以天上诸神之名，要求你杀了他们。’富翁则说：‘杀了他们，我所有的金银珠宝都给你。’请告诉我——究竟谁会死，谁会活呢？”
[2] 《资治通鉴·后唐纪八》：“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将兵拒之。义诚固请自行，帝乃召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府库不足，当以宫中服玩继之。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旧五代史·唐书·闵帝纪》：“乃出银绢钱厚赐于诸军。是时方事山陵，复有此赐，府藏为之一空，军士犹负赏物扬言于路曰：‘到凤翔更请一分。’其骄诞无畏如是。”
[3] 《资治通鉴·后唐纪八》：“康义诚军至新安，所部将士自相结，百什为群，弃甲兵，争先诣陕降，累累不绝。义诚至干壕，麾下才数十人；遇潞王候骑十余人，义诚解所佩弓剑为信，因候骑请降于潞王。”《旧五代史·唐书·康义诚传》：“及义诚率军至新安，诸军争先趋陕，解甲迎降，义诚以部下数十人见潞王请罪。”
[4] 《资治通鉴·后唐纪八》：“帝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问三司使王玫以府库之实，对有数百万在。既而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而赏军之费计应用五十万缗。帝怒，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数日，仅得数万缗，……执政请据屋为率，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从之。……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壬辰，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
[5] 《宋史·李琼传》：“挟策诣太原，会唐庄宗属募勇士，即应募，与周祖等十人约为兄弟。”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上雅与延钊友善，常兄事之，及即位，犹呼为兄。”卷九：“彦徽与上同事周世宗，上尝拜为兄。”《宋史·韩令坤传》：“令坤有才略，识治道，与太祖同事周室，情好亲密。”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自殿前都虞侯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荐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
[8]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九十九：“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兵，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六十四：“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
[9] 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第420页。
[10] 《宋史·职官志》：“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
[13] 《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引《清波杂志》《庶斋老学丛谈》：“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降敕。’政府果奏无法，命遂寝。后又有请降御笔进官者，上取彩笺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喜谢而退。至给俸日，各出御笔乞增禄，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诸嫔群诉，且对上毁所得御笔，曰：‘元来使不得！’上但笑而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