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北宋景德年间，在其父韩国华任泉州刺史时，与婢女连理生下了他。后来，他随父亲迁至相州，遂为安阳（今河南）人，其父累官至右谏议大夫。可是在他三岁的时候，父母不幸双双去世，幼小的他便由诸兄扶养，此后他的日子就没有之前那么好过了。可是他自幼就很懂事，当地的人们眼看着他一天天长大，都十分看好他。人们都这样评价他：“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天圣五年（1027年），也就是韩琦在行完弱冠之礼那年，他顺利考中进士，名列榜眼（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他迁开封府推官；第二年十二月，他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第三年八月，他又拜右司谏。在担任谏官的这三年时间里，韩琦从不避讳，总是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的《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
当时，因为灾异的频繁发生，以致出现了严重的流民问题。可是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等人却表现出束手无策的样子，貌似事不关己，这些事情韩琦都看在眼里。然而当时的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根本没有资格对他们指指点点。他容忍了数日，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最后决定上书朝廷，连劾四人，称他们庸碌无能；他甚至还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是，他们四人同日被罢职。此事发生之后，他便名闻京华。
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遭遇了严重的旱灾，贫民饥民逐日增加。这时候，仁宗赵祯任命韩琦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上任后，首先提出了减免赋税的新方案，“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又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那些贫困百姓，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此外，他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其实，自从西夏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西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变得十分紧迫。韩琦从四川回到京城之后，就立即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境的形势，随即他又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达陕西之后，他看到那里苛捐杂税很重，百姓十分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之时，韩琦又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遭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这样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很快，韩琦与范仲淹就一同被仁宗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
庆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机攻打宋军前，向宋军诈和，此举很快就被韩琦识破了。韩琦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随即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听到消息后，急派大将任福率兵前往抵御，并任命桑怿为先锋。出发之前，韩琦特意向任福交代一番，命令他们绕到西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可是任福却是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把韩琦的话放心上，才中了西夏军的计，失败而归。同年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因不听指挥战死沙场。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大败后，韩琦终于开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他们二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之后，边疆就开始流传出这样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
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韩琦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当时的定州因为一直让武将来镇守，培养出来的士兵一个个都骄横无礼，军纪也十分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的办法。对于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他选择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于那些以死攻战的士兵，他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利用空暇时间研究唐朝名将李靖的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夜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觉得实在难以共事，于是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他必依法严惩；仁宗赵祯只好令廖浩然回京，并行之以鞭刑。提及并州这个地方，它所辖地区与辽国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辽国冒占。于是，韩琦派人与辽国头领据理交涉，不仅收回了这些地方，还立石为界。
其实早在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在奉使河东时就曾提出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拦，因此才耽搁了下来。直到至和二年（1055年）春，韩琦等人再次建议，宋廷才正式实行。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他回到久违的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他又被拜枢密使。至和三年（1056年）六月，他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四年（1059年）闰八月，他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到嘉祐七年（1062年）九月，他又被封仪国公。治平元年（1064年）闰五月，他进右仆射，封魏国公。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他再次回到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
韩琦一生，历经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和参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诸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无论在朝中为相，或在地方任职，都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